恩格斯对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欧洲论文,中世纪论文,史研究论文,杰出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对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史的有关论述和研究成果作了评述。文章重点介绍了恩格斯关于中世纪城市的有关问题、西欧封建化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问题、西欧中世纪的基督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等方面的主要观点。
关键词：恩格斯 中世纪史 研究 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都曾阅读过许多历史书籍，并且对许多历史问题作过认真的思考，有过很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他晚年写就的《历史笔记》一书中（其实，《历史学笔记》的问世，也凝聚着恩格斯的辛劳。因为该书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恩格斯一生在许多著作中，也有不少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论述的内容。本文集中介绍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史有关问题的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恩格斯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为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
一
恩格斯一生中，曾经有两个时期集中精力对历史（尤其是德国历史）进行过研究。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他和马克思的世界观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一时期第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在这部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形成标志的著作中，他们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并且对资本主义以前历史上相继更替的各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作了简短的分析。
关于西欧中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述最多的则是中世纪的城市与行会问题。关于城市的兴起与行会形成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如下分析：“在整个中世纪里，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1 〕“在那些中世纪时代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城市里……。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场所出场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与此相联系的禁止外人入内的规定；各手工行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2〕。在本文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谈及行会内部的生产运作情况：“……这些‘联盟’（即行会——引者注）是由直接需要，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怀所产生的”〔3〕。行会出现后，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原始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工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工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会做；商业的不发达，各城市之间联系的不密切，居民的稀少和需求的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为，市民阶级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形成的。“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知道了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5〕。可见， 市民阶级的产生，是建立在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一部分社会集团反对另一部分社会集团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最初的市民作为“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6〕。
关于西欧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恩格斯在其它著作中也有不少论述。他曾与马克思共同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7 〕恩格斯在1876—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中还指出：“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统治的封建贵族缴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农奴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8〕。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在保护最初的城市手工业和促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传播方面，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及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行会先前的积极作用日趋消失，并且日益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了。从14世纪下半期开始，西欧城市中的行会逐渐开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手工工场。手工工场是在纺织业中最早出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如下阐述：“那一种开始就和机器、即使是最原始的机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很快就显示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自己必需的衣着而顺便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换的扩大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就是工场工业的第一个行业，而且一直是其中的主要行业。”〔9〕。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的另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德国农民战争》。《德国农民战争》发表于《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不久。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革命失败后，他们为了系统、全面地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发表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分工，即马克思侧重写法国，恩格斯侧重写德国。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和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同时完成的。这两篇文章可谓是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教训的一对“姊妹篇”。德国农民战争既是德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欧洲中世纪史上的大事。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根据德国进步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成果（即其著《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对相距300多年之遥的1525 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年的德国革命作了对比研究。在对比研究中，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失败原因、斗争结局、市民阶级的政治态度、马丁·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这两个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等都作了很精辟的论述〔10〕。100 多年前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精湛论述，至今仍被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奉为圭臬。
二
恩格斯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的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从1869年夏天开始，恩格斯为了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制度和方法，准备着手写一部“爱尔兰史”。为了撰写这部著作，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文献和各种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古代和中世纪著作家的著作、年表、古代法律汇编、各种法令、民间传说、古代文学作品、游记以及许多历史、考古、经济、地理和地质方面的著作。1870年5月， 恩格斯正式开始动笔写作这部历史著作〔11〕。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恩格斯刚刚写完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便不得不中止了这部书的写作，其原因是自1870年7月以来，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 如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以及国际浩繁的实际工作，这些事件迫使恩格斯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历史著述工作。尽管如此，恩格斯在以后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仍然得益于他为撰写“爱尔兰史”所作的大量研究工作。例如，他在1884年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部分时，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他在研究古代爱尔兰克尔特人社会制度时所作出的一些科学结论。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入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无产阶级为未来革命战斗积蓄力量的时期。当时，在两个最大的西欧国家——德国和法国，已经出现了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一些有影响的政党。恩格斯为了帮助德国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建立以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为思想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德国与西欧中世纪历史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撰写了《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这两篇文章皆写于1881—1882年）、《马尔克》、（写于1882年）、《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关于“农民战争”》（这两篇文章皆写于1884年底）等系列文章。在上述文章中，恩格斯对《马尔克》一文最为得意。关于这篇著作，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它‘有教养者’”〔12〕。恩格斯在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马尔克》一文中，通过对日耳曼人土地关系发展的一般道路和农民命运的分析，进一步提出，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保证农民能够组织并顺利发展大经济，利用大经济的一切优越性，为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很显然，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了古为今用的原则，力图通过介绍古代日耳曼人的土地公有制来激励当时的德国农民争得土地，并进而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通过《马尔克》一文，我们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生活。“马尔克公社虽然放弃了在各个社员中间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的权利，但对于它在这些土地上的其它权利，却一条也没有放弃。这些权利是很重要的。公社把它的田地交给个人，只是为了把它们作为耕和墓地，而并无其它的目的。除此之外，单个的占有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13〕“其它一切土地，即除去家宅和园地或已经分配的村有地外的一切土地，和古代一样，仍然是公共所有，共同利用。”〔14〕“公共马尔克的用途，是放牧畜和采集橡实来喂猪。此外，森林提供木料和燃料、厩舍的垫草、浆果和蘑菇；如果有沼地，它就提供泥炭。”〔15〕
马尔克内部的生活是十分民主的，这种民主风气对后来德国乃至西欧其它各国历史的发展都有过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尔克社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以外，当初它们在马尔克内部在参加立法、管理和裁判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机会。”〔16〕“这种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中已经扎下了深根，我们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脚印。”〔17〕“后来的一切城市制度，都是从这种最初的城市马尔克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尤其是自由行会的规章，都是模仿马尔克制度的。……在行会里，也跟在马尔克里一样，总是同样的热心，甚至往往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力求每一社员完全同等地或者尽可能同等地享有公共收益。”〔18〕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对远古以来直至民族大迁徙前日耳曼人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科学考察。经过考察，恩格斯认为：“这样看来，从凯撤到塔西陀这段时间，是日耳曼人历史的第一个大段落，在这段时间内，游牧生活最后过渡到了定居生活，……”。〔19〕在此基础上，关于民族大迁徙前日耳曼人的历史，恩格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耳曼人从凯撒到塔西陀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陀到民族大迁徙（公元400 年左右）以前，他们的进步更要快得多。”〔20〕恩格斯关于日耳曼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与特点的这一结论，至今为国内外的世界中世纪史教科书所采用。
恩格斯于1881—1882年成书的《法兰克时代》，为我们研究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过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珍贵的史料。在本文中，恩格斯向我们介绍了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条件、封建大地产形成的过程、封建主阶级与农奴阶级形成的过程、法兰克国家权力的形成及其特点。
恩格斯在本文中指出，在法兰克王国，自主地的出现是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条件。因为“自主地使土地占有的原始平等不但可能而且必须转化为它的对立物。”〔21〕他同时指出，自主地的出现，只有在像法兰克王国这种王权微弱的国家才会成为可能，而在东方专制国家里，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封建大地产的形成，是与自主地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兼并现象相伴随的历史过程。“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22〕在法兰克王国，最初成为大封建主阶级成员的人，一是“仍然留下很多的大土地占有主”，二是在入侵西罗马帝国过程中形成的王室成员，以及通过赏赐土地出现的其它教俗大贵族。
在法兰克，大量的农奴是由原来的马尔克公社的自由农民转化而来的。迫使他们沦为依附农民和农奴的主要原因是沉重的兵役负担。“普通的自由人一年一年地愈来愈无力负起兵役的重担了。……以致他们宁愿做依附农民和农奴，只求不去打仗就行了。”〔23〕
恩格斯在本文中指出，法兰克王国的政权是在逐层进行土地分封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封建等级的特点，“从国王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到它们的自由佃农，最后直到不自由人，这一种身份等级制度，已成为国家组织中被确认的、在行政上正式起作用的要素了。”〔24〕在这种封建等级政权下，各地大封建主在其领地上拥有各方面的大权。“伯爵在他们的伯爵领地内，便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地主了。”〔25〕恩格斯将法兰克王国这种没有中央集权的分裂割据的国家制度，称作“区制度”。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关于“农民战争”》，是恩格斯计划重写的新版本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未完成的著作及提纲。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恩格斯揭示了西欧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制度解体中逐渐发生的过程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他认为，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市民阶级有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26〕“骑士的城堡在被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27〕
恩格斯极为中肯地分析了王权在分裂割据的中世纪西欧所具有的进步作用，对王权与市民结成联盟以对抗大封建主的政治局面持肯定态度。他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28〕
晚年的恩格斯随着对德国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16世纪初期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背景和性质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也是他着手准备重写“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动机。他在《关于“农民战争”》中，修正了原来关于德国在农民战争前夕，“经济的高涨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29〕的观点，认为在15世纪末，“在经济方面，德国完全处于当时各国的水平上”〔30〕。关于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性质，他在《关于“农民战争”》中作了这样的界定：“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它是比英国革命更为欧洲式的革命，它成为欧洲式的革命比法国革命快得多，……。”〔31〕显然，晚年的恩格斯已经不再将德国农民战争看作一般的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而把它看作是“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32〕。恩格斯以如此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并能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堪称史家治学的楷模。
恩格斯晚年写的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写于1884年3—5月）。关于这部著作，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讲，可以说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或者说，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根据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对古代克特人、德意志人和其它民族社会制度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一部关于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著作。恩格斯的这部经典著作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年来形成的关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观点。
在《起源》一书中，涉及世界中世纪史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日耳曼人的早期历史、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和法兰克王国等一些问题。在本书中，恩格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与确立和日耳曼人的入侵密切相关，日耳曼人的“野蛮”与罗马帝国古代文明相互碰撞，会产生一种新的、更富有生气的文明。恩格斯这样写道：“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所努力达到并已经达到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切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33〕我们知道，入侵西罗马帝国前的日耳曼人，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34〕，“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与世系无关”〔35〕，还有“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36〕，“给了妇女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37〕，等等，成了“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的“灵丹妙药”〔38〕。
历史已经证明，处于军事民主制发展阶段的日耳曼人登上欧洲的历史舞台，对近代乃至现代欧洲的历史传统的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言，日耳曼人所具有的“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独有的民主性质，……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39〕。
三
除了在上述两个时期恩格斯曾集中精力撰写过一些历史文章外，在他的其它著作中，也有不少有关中世纪史的论述。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介绍。
我们都知道，农业和地主（农奴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外历史上封建国家社会经济的基础。关于中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这一特点，恩格斯曾给予其高度的总结和概括。他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即中世纪时代——引者注）它更是这样了”。〔40〕“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41〕“在整个中世纪，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徭役租农民的先决条件。”〔42〕
对于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恩格斯曾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变成了封建主义阶级的统治工具。“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43〕早在法兰克王国时期，基督教会的一些首领们便与国王相互勾结，利用其在神学上的权威和主宰信徒灵魂得救与否的“特权”，已经开始了疯狂的搜刮。“国王们彼此竞赛，看谁给教会捐献的土地、金钱、珠宝以及教堂用具等等最多。”“国王怎样，人民也怎样。不论贫富，都无节制地向教会捐献”。〔44〕教会在榨取方面则用尽了种种欺骗手段。“欺骗、魔术、死者，特别是圣者的显灵，都被教会用作欺骗财物的手段”〔45〕。“采用捐献、勒索、欺骗、诈骗、假造证据以及其它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来的教会地产，在短短几世纪间竟然达到了极其庞大的数目，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7世纪未，高卢教会的全部土地， 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土地总面积的1/3”〔46〕。
中世纪基督教会正是基于其雄厚的物质力量，在西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47〕“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它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整个知识活动的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必然结果。”〔48〕正因为如此，罗马天主教会成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1/3。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 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49〕
恩格斯对西欧中世纪晚期重大事件之一的文艺复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巨人”们进行了热情讴歌。关于文艺复兴，恩格斯认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50〕总之，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51〕从此以后，“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52〕至于文艺复兴的性质，恩格斯则认为，它“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53〕。
对于文艺复兴时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巨人”，恩格斯同样也激扬文字，一一点评。“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大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54〕
“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55〕
对于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恩格斯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时候，自然科学也发布了自己的独立宣言，……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56〕
恩格斯对英国医生威廉·哈维的《论心脏与血液的运动》的评价是这样的：“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57〕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恩格斯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58〕在高度评价培根唯物主义学说的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般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59〕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另外两个新哲学的代表人物，恩格斯也同样给予热情赞扬。他称赞斯宾诺莎是“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60〕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马克思又称赞道：“笛卡尔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61〕
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代表人物，恩格斯也一一作了评价。他对马丁·路德与托马斯·闵采尔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兹不赘述。另外，对瑞士宗教改革家的约翰·加尔文，恩格斯也曾有过中肯的分析：“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共和的；……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政党。”〔62〕
对于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另外一件大事——“地理大发现”，恩格斯也极为关注。对于“地理大发现”给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63〕他和马克思一致认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64〕“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现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转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它们根本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65〕
恩格斯在其它著作中，对世界中世纪史的其它许多问题，诸如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伊斯兰教问题、东欧“农奴制再版”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与原始积累问题、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等问题也曾有过不少论述，限于篇幅，这里只顺便提及一、二。
结束语
本文仅仅对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史的论述作了些简单的、轮廓性的介绍。即使如此，一幅生动且有说服力的中世纪史的历史画卷便可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足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何等丰富，历史眼光是何等敏锐，对历史研究所做的贡献又是何等卓越。甚或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如此博大而精深的史学素养，才使他们共同构筑的理论大厦益发稳固，也使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恒具活力。
（收稿日期：1995年7月25日）
注释：
〔1〕〔2〕〔3〕〔4〕〔5〕〔6〕〔9〕〔65〕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下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57—58、58、59、60、60、62 、64页。
〔7〕〔54〕〔6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下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52、249、252页。
〔8〕〔42〕〔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225、313页。
〔10〕参见拙作：《历史比较研究的典范一读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汉文版）1994年第1期。
〔11〕现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为写作这部书面拟定的写作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0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416页。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44〕〔45〕〔46〕《马克思恩格斯》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359、359、359、360、361、490-491、522、541、541、560、556、553、544、545、546页。
〔26〕〔27〕〔28〕〔30〕〔31〕〔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9、450、453、460、459、450页。
〔29〕〔48〕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33-34页。
〔32〕《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7页。
〔33〕〔34〕〔35〕〔36〕〔37〕〔38〕〔39〕〔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152、140、135、152、152、148、145页。
〔43〕〔47〕〔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382、383、391页。
〔50〕〔51〕〔52〕〔55〕〔56〕〔57〕〔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61、533、361、361-362、533-534、524、365页。
〔61〕《马克思恩格斯》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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