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进：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出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不战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9；E29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11-0036-09
1949年，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之后，人民解放战争由北向南迅速推进，势如破竹。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决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适时将西藏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然而，虽然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对西藏问题，中共中央并没有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而是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对这一过程，一般有关西藏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史的论著都有所涉及，但大多侧重于平面化叙述。历史是复杂的，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面貌。本文试图从历史的本来顺序出发，纵向梳理西藏和平解放的决策过程，剖析影响这一决策的各方面因素，重建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提出的动态场景。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西藏的解放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于1949年开始逐步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的。在这一过程中，解放西藏的方式也在同步酝酿中。
中共中央几乎在刚刚接触西藏问题时就考虑与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正如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所指出的：“中国新政府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打算出兵西藏，虽然按照他们的军事优势是完全可能的。”①
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会见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A.米高扬一行，并进行了座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他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在谈到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指出：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②。就目前所公开的材料来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已开始注意解放西藏的方式，并已有了“和平解放”的朦胧“腹案”。
1949年7月4日，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未解放的地区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③。这是迄今所知的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最早的决策。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考虑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的同时，还开始为这一决策的实施进行战略上的铺垫。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8月6日，正值一野开始解放兰州之际，毛泽东致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求他“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④。据时任一野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后任(西北)西藏工委书记的范明回忆，彭德怀接毛泽东的电报后，说：“这是毛主席关于准备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指示。看来，保护班禅，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不仅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决策，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认真执行，作好调查研究和准备。”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野很快与客居青海香日德的班禅及其行辕取得了联系。经过争取工作，十世班禅决定留在国内。毛泽东指示争取十世班禅留在国内，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一项英明的战略铺垫。对毛泽东此举的意义，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作了这样的评论：“中共当局采取的解放西藏的政治策略的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分化瓦解宗教集团之中的西藏政府支持者。”中共当局“千方百计地争取藏区各地著名大活佛的支持”，“得到班禅喇嘛的支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并且在康区有一大批追随者”。“这些活佛喇嘛的作用不能低估，因为康巴民众很难明白，如果像西藏政府所宣扬的共产党真的打算毁灭宗教，那么像班禅喇嘛……这样的高僧大德为什么还要去支持中国共产党呢？由于赢得了这些活佛的公开支持，从而就增强了康巴民众对共产党所作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诺的信心，这样，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就有了根本保障。”⑥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并不是一种奇思妙想，而是基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解放战争政治解决方式在西藏的具体运用。解放战争后期，特别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孕育、提出了政治解决的方式，并有意识地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开始运用。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放其他地区的可能性。他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⑦三种。”“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种方式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⑧这里，毛泽东把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视为三种主要的斗争方式之一。4月21日，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5月至7月间制定了一个解放全中国的战略规划，其中关于斗争的方式，毛泽东着重指出：在采取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⑩。
毛泽东努力推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放，对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如此。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关于解决西北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而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11)
查阅毛泽东的电报文稿发现，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提到解决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问题时，没有像对其他地区那样直截了当地使用“解放”一词，而是谨慎地使用了“经营”二字，如1949年5月23日制定的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提到：二野准备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一野分兵两路，一路“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经营川北”(12)。10月19日，在关于解放西南地区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电报中提到，人民解放军要准备进占贵阳，“经营贵州”等(13)。据《辞源》解释，“经营”的意思是规划创业，用兵的意味不浓，着重点在规划管理上。毛泽东谨慎地使用了这样一个词，其中颇具深意。虽不能就此断定包含了和平解放的意思，但至少说明对少数民族聚居区毛泽东有淡化用兵、谨慎用兵、倾向和平解决之意。
此后，在席卷全国的军事胜利形势下，和平解决问题成为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方式，全国许多省份和地区，如湖南、宁夏、新疆、云南、西康等地相继以和平方式获得解放。
毛泽东把用“和平方法”、“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提升为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方式，为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提出准备了思想资源；全国许多省份和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和平解放，为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
然而，1949年7月西藏发生的“驱汉事件”，使中共已确立的和平解放西藏方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
1949年夏，人民解放战争横扫大江南北的国民党政权，南京政府逃亡广州，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的胜利攻势，使西藏分裂势力焦虑不安，他们妄图趁中央政权更替之际，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以“防共”为借口，制造了“驱汉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及眷属离开西藏，企图切断和内地的政治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此举，是西方势力多年来怂恿支持西藏独立活动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一直是侵略中国西藏的主角。16、17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上升，经济迅速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了血腥的海外扩张。1849年英国全面侵占印度后，为了保住这颗“英王皇冠上的明珠”，开始向中国西藏扩张，企图割断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实现“西藏独立”，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所以，英国在将锡金、不丹纳入其“保护”之后，又先后于1888年、1903年两次发动了军事入侵，迫使西藏地方签订通商、赔款等“城下之盟”。英政府在竭力对西藏地方实行势力“渗透”的同时，也开始在法理上为“西藏独立”制造依据。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其中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称为“宗主权”(14)，从而开创了在国际文件中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的先例。
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英印殖民当局周旋，一方面在西藏推行“用兵收权、分离政教”的新政改革。十三世达赖喇嘛不甘心权力失落，反身投敌，趁内地辛亥鼎革、无力经营西藏之机，在英印殖民势力的支持下，于1912年制造了第一次“驱汉”事件，并于次年1月发布《水牛年文告》，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定位为“僧施关系”，由此形成了以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封建割据。
1913年下半年，英国政府利用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各国外交承认和国际借款的心理，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地方代表首次公开提出了“西藏独立”的诉求，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划分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并据此达成了一个三方协议，即所谓《西姆拉条约》，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拒绝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会议以破裂告终，但造成的恶果却是极其严重的。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和西藏代表夏扎私下用秘密换文方式，在一张地图上划了一条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将中国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英印版图。这就是遗留至今的“麦克马洪线”。
英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苦心经营”，逐步在西藏上层培植了一批亲英分裂势力。1941年，以达札摄政为首的亲帝分离集团上台把持了西藏的政教大权后，西藏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1942年7月，噶厦设立所谓“外交局”，企图以此表明西藏已是“独立国家”。1946年底，国共内战正紧，噶厦认为“如今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于是派代表扛着“西藏国旗”参加泛亚洲会议(15)。1947年冬天，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地方派出“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去英、法、美等国考察“商务”，实则去各国游说“西藏独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印、美取代英国成为干涉西藏的主力，并加紧了策划“西藏独立”的步伐。
1947年，印度独立，英国势力退出西藏。印度继承了英国的在藏权益和对藏政策。印度在独立前夕，就继承在藏权益与英国达成一致，英驻藏代表处于8月15日印度独立时摇身变为印度代表处，前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H.Richardson)仍任代表，“这次转变几乎觉察不出来。原有人员全部留下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换了国旗”(16)。然而，中国政局的变化使印度领导人深感不安。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何达到维持西藏的缓冲状态和保障印度的安全呢？时任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印度总理尼赫鲁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助手——早在1948年5月就提交了一份关于西藏未来及其在印度政策中作用的文件。他认为西藏对于印度安全极为重要，共产党最终会在中国上台并将全力重建对西藏的统治，但印度仍要支持西藏保持自治。(17)据此，新中国成立前夕，印度一直向西藏地方提供武器，在政治上企图保持西藏孤悬于外的状态。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之际，美国的西藏政策也由此发生显著的改变，开始积极插手西藏事务。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9世纪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后来者，为了与其他列强争夺，在华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美国政府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要求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形式上的完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是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化。在西藏问题上，美国政府长期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反对英国侵占西藏。1949年上半年，中国政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当局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和内政的需要出发，开始重新审视西藏，一改以往明确表示西藏属于中国的传统态度，开始关注“西藏独立”问题。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办公室的露丝·坎培小姐(Miss Ruth E.Bacon)提出备忘录称：“假若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整个中国，或者发生了某些相应的影响深远的事件，我们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对待。”(18)她极力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西藏建立秘密联系。她的分析得到了印度大使和美国政府的首肯。1949年8月，就在被驱逐的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人员返回内地的途中，美国威尔·托马斯(Lowell Tomas)父子便以“哥伦比亚广播评论员”名义进入西藏，同摄政达札进行密谈，鼓励西藏建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他们在西藏活动了两个月后返回美国，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19)。11月19日，美国外交人员在新德里会见了西藏噶厦官员索康等人，鼓励、纵容、策划西藏的分裂活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要员和社会舆论，均把西藏地方称为“国家”，甚至于连英国所说的“宗主权”，美国也希望“完全脱离”。由于美国对“西藏独立”的积极态度，索康等人认为：美国是“最强大和最有力量的国家”，并且是西藏唯一的希望。(20)
在印、美等国的支持下，西藏分裂分子加紧了谋求“西藏独立”的活动。1949年7月的“驱汉事件”即是在印度驻藏代表黎吉生一手策划下，西藏地方政府乘中国政权更迭之机，企图重演1912年驱汉的历史，为造成“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而制造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的设想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就是对帝国主义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判断。1949年2月，毛泽东指出：“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21)
“驱汉事件”后，国内外形势一度严峻。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机构撤离西藏后，国民党完全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而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到达，形成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的真空。西藏分裂势力空前活跃，一方面积极制定抵制祖国统一的“文武策略”，一方面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英国、美国和印度的报刊，也纷纷对中国发出恐吓，英国电讯明确说：“英国可能出现干涉。”(22)
“驱汉事件”中西藏地方当局所表现出来的嚣张气焰及其背后外国干涉的可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考虑军事解决的方式。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出兵西藏”。1949年10月10日，在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进军新疆的途中，毛泽东电示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23)10月13日，为解放云、贵、川、康四省及西藏地方，毛泽东决定调贺龙率18兵团由陕入川，提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24)11月23日，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电文中，毛泽东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25)1950年1月2日，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26)而且，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进军西藏的兵力部署也都是围绕“打西藏”而进行的。在1949年11月23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估计：“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27)。1950年1月2日，随着对西藏情况的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对进军西藏所需兵力进行了调整：“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28)
上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关军事解决西藏的决定，是针对“驱汉事件”及其背后可能的外国干涉的反应。尽管如此，中共并非仅仅考虑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综合考虑国内外各方面因素，中共中央仍然把政治解决的选择放在首位。解放军进藏虽属中国主权之内的事，但却非常敏感，如果和平解放西藏，对稳定东亚和南亚局势，发展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藏民族笃信藏传佛教，同外民族交往较少，加上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朝末年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藏族对汉族的不信任，民族隔阂很深。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西藏高原有很多特殊的自然现象，特别是高海拔地区的空气稀薄缺氧，给部队行动带来诸多不便，加上进军途中高山连绵，江河纵横，交通极为险恶，解放军虽能征善战，但在此自然地理条件下，困难也很大，和平解放能减少进军困难；战争总会有破坏，和平解放西藏有利于保护寺庙和文物古迹等设施，减少生命财产损失。这些因素，决定了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最理想的方式。而且，西藏地方政府虽然在帝国主义支持和怂恿下一心谋求“西藏独立”，但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内部也有一定的主和力量，西藏人民更是希望和平，加上藏军的实力根本不能和解放军相比，和平解放西藏不仅是得人心的，而且是可能的。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接见进藏主力二野第18军师以上领导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多靠政治。”(29)18日，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朱德指出：“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放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30)20日，毛泽东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放西藏方式的最终选择——力争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谈话表示：如果西藏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31)2月25日，中央致电西南局，进一步明确在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这一根本原则之下，具体方式可以谈判“和解”。电文称：你们“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的意见，是对的”。“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32)4月27日，周恩来在藏民研究班上讲话说：“西藏派出代表与我们商谈，我们是欢迎的，但驱除帝国主义出西藏是要坚决执行的。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目的是赶走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保护西藏人民，使其能实行自治。”(33)至此，中央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西藏的方针日益明朗化并公开化。
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作出后，接下来的问题更严峻地考验着新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如何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应提出什么样的和谈政策？如果提不出一个可行的谈判方案，设计不出一个合理的政治构架，和平解放西藏将流于纸上谈兵。
这一任务历史性地主要落在了承担进藏“第一位”责任的西南局身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南局于1950年2月成立“十八军政策研究室”(34)，专门从事西藏情况的调研工作。3月，18军政策研究室起草了《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认为：无论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还是原西藏地方政权机构均应“暂时保留”(35)。这一思想是符合西藏实际的，为西南局所重视和采纳。5月11日，西南局根据调研情况，参考《初步意见》，拟定了同西藏当局进行谈判的四项条件上报中央。四项条件侧重于西藏主权问题，要求西藏地方当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明确表示，只要西藏地方同意该条款，则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四项条件符合中央精神，但过于简泛。17日，中央复电西南局，在肯定西南局“四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的基本要求与可能的让步，指出：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里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和分化作用。”(36)西南局根据中央指示，对四项条件进行了调整扩充，重点细化了西藏上层关心的“暂维原状”等条款，形成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27日，西南局将这十项条件电示中央。毛泽东审阅后，于29日批复：“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37)
十项条件的核心思想是“和平解放，暂维现状”(38)。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共制定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的始终，在《初步意见》中初露端倪，在“四条”中完善发展，在“十条”中基本形成。“和平解放，暂维现状”集中体现了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思路，即国家必须统一，主权必须收回，而且尽量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为了和平收回西藏的主权，对西藏内部事务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待时机成熟，再徐图渐进改革。
这一思路的形成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西藏社会矛盾的正确分析。“解放前，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实质上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当时，“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农奴和三大领主之间的矛盾也是基本矛盾，但主要矛盾还是包括三大领导(不含亲帝分裂分子)在内的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是西藏人民的共同敌人，是革命的对象，西藏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39)从这一判断出发，按照以“主要矛盾”来决定任务主次和轻重缓急的哲学逻辑，中共制定了先“主权”，后“改革”，以“暂维现状”保证“和平解放”的策略思想。
十项条件为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设计了一套合理可行的谈判方案，为西藏和平解放的最终实现奠定了政策基础。至此，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具体谈判条款完全确定下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毛泽东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以采用和平方式为好，但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解放西藏“不出兵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作出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同时，也在思考由谁来承担“进军及经营西藏”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任务(40)。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即对奉命将要进军新疆的王震司令员嘱咐：“你们要准备将来派一支骑兵部队，进军阿里，配合进军西藏主力的行动。”(41)这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大进军。10月10日，在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进军新疆的途中，毛泽东电示王震，进一步指出：“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42)这表明毛泽东早在1949年初已经开始为解放西藏而调兵遣将。但他此时派一野第1兵团“出兵西藏”，只是意欲让其起“配合”的作用，并非决定由一野第1兵团担任进军西藏的主力。此时，进军西藏的主力，尚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
3天后，毛泽东作出决定，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负。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43)这是毛泽东最早决定由西南局、二野承担解决西藏问题的指示。
后来，由于考虑到“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44)，故毛泽东曾一度设想主要由西北局、一野承担解放西藏的任务。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请西北局讨论一下经营西藏问题，指出“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电报还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45)这一指示说明毛泽东曾设想由西北局、西南局共同出兵解放西藏，由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担负“第二位的责任”，而后再由西南局负责经营管理西藏。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也认为西北战争比西南结束早，而且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平坦好走，因此，解放西藏应由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由西南局担负第二位责任(46)。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后，即派人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12月30日，彭德怀据调查报告致电中央并毛泽东，提出西北入藏困难大，由西南入藏较易。彭德怀在电报中详细说明了由新疆、青海入藏的道路和气候、物产情况，提出：“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且每年只有4个月可以通行，如入藏任务归西北军区担任，“完成入藏准备工作需要两年”，建议由西南入藏(47)。
彭德怀的这份电报，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情况的第一份调查报告。在此之前，由于自身的生存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一直无暇对西藏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因此，对于西藏实际的、具体的情势，一直是不太了解的。正如邓小平1950年所说：“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48)对西藏情况更是如此。当时中共中央的诸多决策，都是在对西藏情况还相对陌生的情况下，基于国际国内的战略需要而制定的，因而随着对西藏情况了解的逐步深入，有一个调整变化的过程。
毛泽东一直担心西藏问题“夜长梦多”，肯定不会愿意两年之后再进藏。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以及成都战役已经消灭了国民党胡宗南、宋希濂两部等新情况(49)，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将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正式赋予西南局。电报明确指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50)电报要求西南局尽快会商以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并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作出部署，确定以第18军为进藏主力。随后，经中央批准，组成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筹划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同意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在18军为主进藏的同时，由青海、云南、新疆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分别下达了命令。
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将原拟由西北局担任进军西藏的任务转交给西南局，也由此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
综上所述，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实现西藏统一最为理想的方式。这一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及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为立足点的民族政策精神。当年的进藏干部、后曾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的阴法唐指出：“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注重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的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特别是从西藏人民的利益出发，对于西藏这样一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51)为保证这一决策的成功实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现实出发，洞察西藏上层担心失去其“政教特权”的心态，策略地形成了以“民主改革”的“暂时让步”换取“西藏主权”的“和平收回”的政策思路，使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有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立足于“和”，以“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自古以来，有文事必有武备，成功的和平行动必须有武力作后盾，有实力作基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谁以为和平可以轻易获得，谁认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托着和平奉献给我们，谁就是一个过于天真的人。”(52)毛泽东是战略家、军事家，深谙“战”与“和”的辩证关系，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放，与进军西藏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53)。据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努力争取和谈的同时，积极部署进军。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坚持与让步的有机结合，是“文”与“武”、“战”与“和”的辩证统一。这一决策是从西藏实际出发，立足全局，着眼于历史的长远发展，充分考量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因时、因地、因势而作出的，其复杂过程及所蕴涵的政治智慧和军事韬略，如果不深入其中，显然是很难了解的。
注释：
①[加拿大]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②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③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99页。
④《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⑤范明著，郝瑞整理：《西藏内部之争》，(香港)明镜出版社，2009年，第95页；范明：《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⑥[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591、594页。
⑦天津方式，指“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指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绥远方式，指暂维现状而后解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4～142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142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1页。
⑩《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66页。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44页。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4)“宗主权”一词本指封建社会中君主对其诸侯行使的支配权力，后扩大到国与国之间，指一国使他国从属于自己，而干预其内政外交的权力。
(15)桑颇·单增顿珠、贡噶坚赞：《“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真相》，《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I)，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46～149页。
(16)Richardson,HughE.,Tibet and its History,London:Shambahala Publications,Rev.ed.,1984,pp.173～174.
(17)A.Lamb,Tibet,India and Chin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1989,pp.517～519.
(18)《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9)《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2页。
(20)[加拿大]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第137页。
(21)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81页。
(22)《和平解放西藏》(内部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23)《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4页。
(2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页。
(25)《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6)《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页。
(27)《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4页。
(28)《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7页。
(29)《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30)《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10页。
(31)《和平解放西藏》(内部本)，第151页。
(32)《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18页。
(33)《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34)起初，这个机构不叫政策研究室，而称为“西藏问题研究室”，3月改称“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室有20多人，后发展到40多人，其中有著名的藏学专家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
(35)赵慎应：《张国华将军在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
(36)《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18页。
(37)《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6页。
(38)王小彬：《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5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2页。
(39)《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下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2009年，第590～591页。
(40)《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7页。
(41)转引自张向明《伟大胸怀，英明决策——对毛主席解决西藏问题的回顾》(《中国藏学》2001年第2期)。
(42)《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4页。
(4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页。
(44)《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4页。
(45)《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4页。
(46)周爱明、袁莎：《金钥匙·十七条协议》(上)，鹭江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47)《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7页注③。
(4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49)西南重镇成都是1949年12月29日解放的，由此从西南入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50)《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页。
(51)阴法唐：《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回顾》，《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0页。
(5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3页。
(53)《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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