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中央论文,长江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简称长江局）成立于1937年12月，结束于1938年10月。长江局是全面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往我国南方的重要领导机构，其工作范围包括湖北、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新四军的工作。由于这段时间，武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事实上的战时首都，以王明（陈绍禹）、周恩来为负责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在武汉，因此在193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决定这两个机构合并，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则称中共中央代表团。
对这样一个重要机构，长期以来由于有一个王明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对它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为此笔者特撰此文，希望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
长江局是武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中枢武汉的代表机构。它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并高于阶级矛盾的极其复杂情况下，肩负着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托的任务，使党从狭小的范围走出来，开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其突出的贡献在于：
（一）长江局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期以来，在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问题被忽视了，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或基础）是什么？至少在抗日战争初期，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主导集团进行合作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这是因为当时蒋介石集团坚持抗战，它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向日本作战的唯一合法政府，其200多万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成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因此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就实现了战略转变，制定了联蒋抗日的政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指出在当前最急迫的任务就是“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年）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这自然也是中共中央交给长江局的首要任务。长江局胜利地完成了这个战略性任务，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好局面。
首先，通过中共中央代表团积极开展工作，努力与国民党建立合作机制。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方针基本确立，但国共两党缺乏固定的联系渠道，而是采取不定期的谈判方式，如国共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谈判。虽然1937年8月成立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次月组建了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但由于主要负责人缘故，无法承担国共两党高层谈判与决策的作用。国民党中枢迁到武汉后，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派出了3名政治局委员王明、周恩来、博古主持，这样就使国共两党有了固定联系渠道，国共两党一切重大事情则通过长江局能够迅速的沟通与协调。
面对寇深祸亟，民族灾难日重，紧迫的时局要求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并制定共同抗日的纲领。为此中共中央竭尽全力争取成立合作组织形式和发表共同纲领。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长江局的肩上。最初中共中央希望通过两党委员会成为国共较为固定的联系形式，使两党沟通与协商形成制度。这个议题是在1937年12月21日长江局主要领导人与蒋介石面谈时，由周恩来提出的，同时希望两党发表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等。蒋介石当即表示，中共方面“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1937年12月21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简称《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随后该委员会成立，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4人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等4人组成。12月26日，两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委员会每5天见面2次商讨合作抗日事宜，并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12月30日，两党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中共方面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由于国民党将讨论中心放在请求中共帮助使苏联出兵以声援中国抗战问题，共同纲领草案被推迟讨论。后几经磋商，于1938年春协商定案，但终因国民党中央不表态而流产，两党委员会也因国民党的消极应付而无法坚持下去。两党委员会虽然无形消失，但它表明中共真诚与国民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曾一度为促进国民党继续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中共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一环。
后来中共通过长江局具体建议：1.采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2.或者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的合作事宜。这些合作的方式由于国民党的反对，均没有实现，国共合作形式只好采取遇事协商、临时约见、送递文件、进行交涉、参加有关会议等形式，使国共两党保持联系。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蒋介石等要员多次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政治部属于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中共的影响，经中共中央批准，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对促进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坚持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和政治上的进步。鉴于国民党在这时期抗战是积极的，政治上也有一些进步的表现，如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群众团体可以公开活动、言论出版比以往开放了许多等，因此中共中央给予积极的评价。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长江局：对于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中共“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这样也可认真地推动国民党进步，这种进步在坚持抗战中是必要的与可能的”。（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938年4月27日，《长江局》，第224页。）长江局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个指示。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夕，长江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书》，指出大敌当前、河山破碎之时，首先是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建立包括各党派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拟订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吸收了中共代表团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的基本内容，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对其积极的方面给予热情的赞扬。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闭幕后，《新华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的社论，指出：“这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了基本的方针。”（注：《新华日报》1938年4月4日。）
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促进全民族的抗战，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再次建议建立包括各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目前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是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书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1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虽然这个机构只有咨议性质，但中共中央仍然给予支持，派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名参政员参加。在他们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肯定参政会的产生标志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虽然它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与国民党、各党派和无党派的国民参政员们亲密的携手和共同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注：《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二）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气壮山河的武汉保卫战。军事斗争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在武汉时期积极抗战，正面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积极配合国民党的军队与侵略者作战。长江局对军事斗争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战役中，策应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南京失守后，长江局分析了全国战况，认为目前应动员一切力量阻滞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2月鉴于日军已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已明显，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在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上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1个军区，下设4个军分区。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后，长江局根据中共中央新的部署，要求中共河南省委，动员1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根据地。
6月17日，长江局为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提出当前我们的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总的战略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武汉周边的大山脉有利地形，开展大规模的山地战，以阻敌西侵；同时加强长江的防务，将一部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战场，把敌人后方变成前线。这样造成战略上夹攻之势，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组成新的军队，以便实施战略反攻。8月1日，长江局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要求抽调200名军事干部来南方开展游击战争。
二是向国民党建议，积极展开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南京失陷后，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的形势，判断日寇将进攻济南、徐州一线，或进占郑州、开封为第一期作战，然后以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为第二期作战，为此于1937年12月30日两次致电长江局，向国民党建议建立苏浙皖赣边、鄂豫皖边两个军区和皖南等6个辅助军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之中。（注：见张闻天等关于敌情判断和向国民党提议之军事部署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张闻天等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长江局》，第128-131页。）
3月徐州会战中，周恩来在会见白崇禧时，对第五战区的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取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之间使敌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之敌；在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同时派张爱萍到徐州，建议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
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安庆，武汉会战揭开帷幕。长江局倾尽全力，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中。同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保卫大武汉》的社论。6月15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具体地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开展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意见书指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的影响，我国人民应该发扬西班牙兄弟保卫马德里的精神那样来保卫大武汉。（注：《新华日报》1938年6月15日。）这份意见书对于促进蒋介石坚持抗战，进行武汉保卫战，以及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8月3日，长江局主要负责人会见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团结、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蒋答应中共代表团和中共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工作及行动委员会。
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汉战役的指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目前抗战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长江局还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游击战争的训练，如8月周恩来、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举办的武汉军官训练团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三是组建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军队相配合坚持抗战。
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多次谈判，决定在这些部队由长江局就近指导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2月23日，在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叶剑英拟订的新四军作战方案，在参谋处先设军务处，专司新四军的各项工作。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332-352号）宣告成立，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长江局还直接做江北鄂豫皖边、鄂豫边及江南的湘鄂赣边三个红军游击区的整编工作，将其组建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达到3100人，成为新四军各支队人数最多的一支雄师。新四军成立后，迅速集结东进，在长江南北对日作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大主力之一，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立下彪炳战功。
（三）发动社会各阶层，推动全民族的抗战。长江局始终坚持中共中央的关于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只有调动全国所有抗日力量，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总体战，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长江局加强了与地方实力派、各党派和爱国抗日人士的统治工作。它创办了《群众》、《新华日报》等传媒，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动员广大群众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长江局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成立的民运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动各界群众投入救亡运动中去。组织建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群众组织，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长江局与国民党、武汉地区其他党派、群众团体配合战争，主办了各类宣传、声援活动，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运动、战时节约宣传周、“八一三”献金、征求慰问信三十万封运动等。
长江局高度重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专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周恩来会见苏联、英、美等国驻华使节，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支持；与国际友人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爱泼斯坦、鲁兹（中文名吴德施，美国传教士）、伊文思等100多人交往，赞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并通过他们使世界了解中国，以促使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四）恢复、组建了南方中共党组织，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以中共湖北党组织为例，1931年4月以后，武汉地区的党员便“荡然无存”（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史资料》(1920-1987)，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到1937年10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组建时，只有党员30多人，大多数还是外地来鄂的党员。中共长江局成立后，立即恢复、发展南部中国各省党的工作，发出了“猛烈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员”的指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一年的时间，在南方先后建立中共省委（省工委）的有河南、湖北、江苏、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福建等13省。党员发展到67780人（部队中的党员除外）。（注：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等1990年版，第420页。）南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南京局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组织基础；南方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注：中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秘密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开辟共产党对国民党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策动国民党175万军队起义、投诚和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等继续发挥了特殊作用。
总之，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同抵御外侮最好的时期。这个大好局面的出现，中共长江局的丰功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二
与长江局有密切关系的是所谓王明的右倾机会（投降）主义。虽然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没有沿用传统的提法，改为王明的右倾错误，但叙事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由于存在着这个“路线斗争”，所以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长江局的评价。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既要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又要维持对王明右倾错误的结论），有学者将长江局与王明区别开来，将王明与周恩来等广大干部区别开来，形成了错误是王明的，长江局的成就是周恩来的一种模式。这样的解释固然是党史界思想解放的成果，但亦是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的作法。正确的答案不应该从固有的概念寻找，而应该从当时党的文献中得出。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与同行们研究。
（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成果是什么？这个问题好象早已解决，其实不然。传统的看法是全会有二大成果。一个是肯定了中共中央全面抗战一年来的政治路线。由此引伸出来的是中共中央存在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与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共产国际肯定的是毛泽东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引伸出来的表述不准确。六中全会之所以召开，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示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因为有了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才举行六中全会的。问题在于，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的抗战正确路线的内容是什么？它是否与王明的错误路线做斗争？斗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些却鲜见研究。
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有十分明确的内容的，与此相关的文件有：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和5月17日对大纲的补充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1938年9月，这两份文件是对任弼时报告作出的反映）；王稼祥的《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等文件。归纳起来：1.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有五个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其中第二部分和第五部分最重要。在第二部分充分肯定了1937年12月会议，指出：“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中共“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是战略性质的改变”。报告确定了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的正确性。强调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在国民政府现有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军队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等。在第五部分中，中共中央认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党最中心的任务。有意思的是任弼时两份报告中有关中共主要的政治战略、策略和政策基本上与王明的统一战线主张相同。（注：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6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二）共产国际主要审查了中共的报告，据此作出的决议肯定了中共一年的政治路线，具体反映在王稼祥的《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里。这份文件也是五个部分：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问题、关于国际援华运动、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关于党内团结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与其说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还不如说是肯定中共执行由王明1937年11月带回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正确。但共产国际这种肯定，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有巨大的意义，并为日后与王明的斗争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强调中共党内的团结，这就决定了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与王明不可能进行政治交锋，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表现为“各自表述”的方式。
此外笔者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毛泽东着重批判了“两个一切”（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为什么根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全会的决议非但没有批判的内容，反而强调“两个一切”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共产党员应该成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01-702页。）为什么党性原则很强的周恩来在全会上仍然强调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看来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六中全会的另一个积极成果，就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使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党中央的格局正式形成。遵义会议毛泽东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一则这次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举行的，二则他虽然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张闻天主持。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戴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等许多耀眼的光环，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以钦差大臣自居，常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在领导长江局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注：王明在这方面的具体错误，分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王明的“目无中央”的作风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统一，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强烈不满。任弼时、王稼祥对此向共产国际作了口头汇报。季米特洛夫明确指示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注：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共产国际这种对毛泽东的口头支持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共产国际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对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在六中全会上形成了拥护毛泽东为党的总书记的气氛，只是因为毛个人的坚持，张闻天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格局才在名义上没有改变，但最高权力已经完全落在毛泽东手中。所以王明也不得不在会上表示要象众星拱月般拥护毛泽东。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王明在1940年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刊登在《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上，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只是因为他的名声太糟糕，所以现在国内有关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著述，不提此事，而将这个功劳算在张如心和王稼祥的身上。
（三）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并没有分歧。这主要由三个因素所决定的，首先王明鼓吹的“两个一切”等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来自共产国际，毛泽东当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均不会反对。其次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性。最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其特殊和异常复杂性，对中共中央来讲是一个新课题。虽然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使中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如何与国民党合作，还处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许多主张是赞成的。
对“两个一切”的方针，毛泽东最初并不反对。1937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里，明确地表明，“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统一战线内各党各派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各党各派合作，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统一的民众团体。（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在国共合作上，毛泽东强调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共中央在致长江局的电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938年4月27日，《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毛泽东对国民党的进步曾一度十分乐观，在组织合作方面，他的让步尺度比王明的要大。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肯定国民党的显著进步，对有人怀疑国民党的前途是否光明，特意加以说明：“我们认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注：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根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六中全会的决议中甚至提出国共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5页、754页。）这些精神与任弼时向共产国际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王明、长江局与毛泽东则有不同的看法的。按照周恩来的解释，主要是着重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具体有两件事，一件是在战争中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这点王明在1937年的政治局12月会议上，就批评中共洛川会议制订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这种轻视造成1938年华东、华中等地没有像华北那样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一件是对武汉保卫战的方针。王明等在《我们关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主张死守武汉。毛泽东则主张：“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注：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保卫武汉方针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长江局》，第273页。）长江局很快就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
（四）能不能说王明，或者长江局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呢？笼统地说恐怕不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量的史实说明长江局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坚持了党的独立性。1938年春，针对国民党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长江局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的“溶共”阴谋的斗争。2月6日，长江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发出建议书，批评其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并提出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建议。2月10日，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发表，批驳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指出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并且用武力加以消灭，并宣扬“一个党”的理论，实际上是使中国回复到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使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长江局》，第728-729页。）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进一步作了阐述：“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存在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建立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有三点：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个共同遵守的纲领；由各方代表组成的由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持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2-583页。）长江局根据这些原则对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对于主义、信仰不想限制各方；对于各党派无意取消或不允许存在，唯愿溶成一体，陈立夫（实际是蒋介石的想法）提出在两党外组织共同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办法；对一党政权不赞成。（注：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就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10日，《长江局》，第156页。）
在如何确定三青团性质问题上，王明等与毛泽东有不同的认识。王明、周恩来等鉴于蒋介石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心思想是企图“溶化”和孤立中共，因此向中共中央建议，首先应该明确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防止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明确其性质是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不分党派，容纳各党派参加领导，共同负责指导青年运动。青年个人或团体以自愿原则加入，加入三青团的个人有信仰及加入其他政党之自由，各党派不在三青团内发展其组织等。（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三青团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5月6日，《长江局》，第230页。）毛泽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曾有过党内合作的设想。据此他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回长江局的电文中，指出对三青团的性质应该承认是国民党的青年团，中共同意参加，其目的是经过三青团去改造国民党，推动国民党的进步。可以向蒋介石提出最高要求，即成立各党派、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集中制的青年群众的独立的团体。如果被蒋介石拒绝，就提出具体的办法，“利用一切机会与各种可能，动员进步青年公开加入，动员一部分有能力的同志秘密加入，并设法取得某些地位”。（注：分见张闻天、毛泽东等关于三青团问题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93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三青团问题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938年6月2日，《长江局》，第232页、247页。）
毛、陈对三青团定性的差异，是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毛泽东从实际出发，鉴于蒋介石组织三青团是一定要将其置入国民党领导之下，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与国民党谈判，应该准备两手，就是争取最高要求，如果国民党不答应就提具体的办法。王明等在前方，看到蒋介石组织三青团的目的是利用它作为孤立和反对共产党的工具，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了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强调将它的性质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盟，防止成为国民党的附属团体。
总之，笔者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武汉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所以六届六中全会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至于毛泽东与王明在政策、思想层面上的分歧当时没有直接交锋，而是采取“各自表述”、求同存异。
毛泽东与王明真正交锋是在延安整风初期。1941年10月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王明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极不正常的”等。（注：转引自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书记处会议同时认定两点：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各别问题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将武汉时期与王明的具体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严厉地批判：“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8页。）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
附记：文章得到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在资料上的帮助，程鹏、黄建芳、唐丽娟等给予了具体的指导，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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