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适应性及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性及论文,子女论文,因素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城市化的扩展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城乡关系由过去相互分割、相互隔绝的刚性二元结构逐渐转变成为允许城乡间部分流动的刚性、弹性兼而有之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转变产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为1.21亿人；2003年则增加到1.4亿人，在这些流动人口中有许多儿童（朱玉、郑黎，2004）。根据“五普”资料显示，全国流动儿童已有1982万人（张彦，2005）。如此庞大的流动儿童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儿童来说，教育是其核心问题。流动人口子女的优质教育问题绝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较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体现教育公平化、全面化、均衡化的水平，还关系到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问题。为解决好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2001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两个为主”原则，以“流入地政府负责为主，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2004年6月成都市政府颁发了《成都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实施意见（试行）》，《意见》就如何具体落实“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方针”做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定。截至目前，成都市中心城区接受义务教育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约有11.8万人，其中公办学校就读的为7.3万人，占61.9%（成都市教育局，2008:4）。他们能否适应公办学校的生活？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在城市公办学校的适应性？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学校适应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如拉德和伯彻认为学校适应不仅指学生的学校表现，而且包括学生对学校的情感或态度及其参与学校活动的程度(Ladd and Birch，1989:61-79)。拉德的定义被大多数研究采纳，他认为学校适应就是在学校背景下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并获得学业成功的状况(Ladd，1997:1181-1197)。
对于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关于同伴关系对学生学校生活适应的影响，库帕斯米德(Kupersmid)研究表明被同伴拒绝或不受欢迎的儿童其学习成绩普遍低于受欢迎的儿童，并且其缺勤率和中途辍学率也很高(Kupersmidt 1994:124-125)。温塔伊尔和阿瑟(Wentael and Asher)研究表明，同伴接纳水平不同的群体在成就动机、自我规范技能、课堂行为、学习声望、教师偏爱等方面均有差异(Wentael and Asher，1995:213-215)。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受欢迎儿童具有较强的社会能力和积极的行为品德，多表现为亲社会行为；被拒绝儿童的行为特征倾向于攻击性、破坏性和学习困难；被忽略儿童的行为表现为羞怯性、焦虑性和抑制性，缺乏同伴之间的亲密感（曹述蓉，2006:7）。
师生关系也是影响学校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拉德的研究表明：师生关系与儿童的早期学校适应显著相关。亲密的师生关系与儿童积极的适应结果（如学校喜好、班级参与、学业能力）有关，冲突的师生关系与儿童的消极适应结果有关(Ladd，1997:1181-1197)。国内学者刘万伦的研究发现，师生关系是学校环境中影响学生学校适应的一个重要变量，它体现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并影响儿童的学业成绩和学校的适应行为（刘万伦，2006:43）。
还有学者从班级环境来考察学生的学校生活适应性，得出凝聚力高的班级环境中，儿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学习兴趣和学业水平的结论(Moos，1978，70:263-269)。杜恩(Dunn)的研究发现，班级凝聚力与儿童对数学的喜欢程度和数学成就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3和0.16，反之，班级内部同学之间冲突、摩擦则会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不良影响(Dunn R J，1998，100-115)。郭伯良等人的研究发现融洽程度不一的班级同学关系以及严格程度各异的班级秩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攻击、退缩行为与学校适应（学业表现和同伴接受）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郭伯良等，2005:233-239）。
对于流动人口子女这一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学校生活适应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如孙晓莉对南京两所小学184名同学的调查发现，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在学校适应性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公办学校流动儿童的适应性优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适应性；在人际适应即同伴交往方面，流动儿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优于男生；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与同伴交往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同伴交往是影响学校适应性的重要因素（孙晓莉，2006:20-21）。
总体而言，目前学者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学校适应性研究还比较薄弱，还有许多现实与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随着“两个为主”原则的贯彻落实，将会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他们能否在城市公立学校“落地生根”，能否适应公立学校的学习生活，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成长，而且同样会关系到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构。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资料
本文所用资料来自于笔者2008年4月份在四川省成都市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社会调查。这次调查以成都市主城区公办学校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流动人口子女作为研究总体，样本的选取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具体作法是：从成都市5个主城区随机抽取3个城区，在每个城区抽取一至两所成都市指定的接纳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城市公办学校，共抽取了 5所学校，其中小学到初中“一贯通”学校3所，另外只有小学阶段和只有初中阶段的学校各1所。在3所“一贯通”学校我们抽取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各2个班，在只有小学阶段和只有初中阶段的学校分别抽取四至六年级各2个班，初一至初三各2个班，有一所学校因“中考抓得紧，初中三年级学生没有时间接受我们的调查”。在每个被抽中的班集体，我们采用整群体抽样的方法，将该班集体的所有外来人口子女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这样总共1009名学生构成该项调查的样本。
调查资料的收集工作是由成都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青年教师和高年级本科生完成的。在每一所被抽中的学校，利用学生自习课、班会课或思想品德课，将学生集中起来，在调查员讲清调查的目的、意义以及填答注意事项之后，由学生自己填写问卷。学生填答问卷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举手示意，调查员现场解答。在填答过程中，除小学四年级同学对问卷的疑问稍多一些，其他年级基本能完全自己理解填答。初三的同学一般在20分钟左右完成问卷，小学四年级同学一般需要一节课时间。所有问卷都是当场填答，当场收回。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009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997份，有效回收率为98.8%。其中男生占54.1%，女生占45.9%；四年级占15.2%，五年级占18.4%，六年级占15.6%，初中一年级占19.9%，初中二年级占21.3%，初中三年级占9.5%。
（二）指标测量
1.学校适应
学校适应早期研究主要集中考察学生的辍学率、缺勤率；后来又以考察儿童的学业成绩、学业进步为重点，强调学生的认知技能的获得；而现在大多数研究针对学校背景下的学业、人际、行为和情感方面的适应（邹泓等，1997:46-51）。公立学校生活适应性是指流动人口子女来城市进入公立学校之后，对学校生活的适应状况。一个外来儿童，要想真正适应城市公立学校生活，为学校所接纳，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他应能在学习方面适应城市学校的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等；其次，养成良好的学校生活行为习惯；最后，在学校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所谓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生活适应，就是指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不断地在学习方式、行为习惯、社会交往做出种种调适，从而顺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过程。这种调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学习层面、行为习惯层面和社会交往层面。
2.本项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流动人口子女自身社会人口学特征，具体包括：性别；年级。二是流动人口子女家庭背景，我们以流动人口子女自评家庭经济条件作为测量指标，并进行正向五级赋分。三是大众传媒，具体以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和每周上网的时间作为指标。四是学生社团组织活动的参与程度，即是否参加学生组织；参加学生活动的频率，这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进行正向五级赋分。五是城市体验，包括来城市上学的时间和在城市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的具体指际为：“是否感到学校对你们外来学生的歧视？”、“是否感到老师对你们外来学生的歧视？”、“是否经常感到成都本地同学对你们外来学生的歧视”、“在学校你感到被别人嘲笑和讽刺吗？”、“你觉得学校在评优秀评奖方面对你们外来学生公平吗？”、“你觉得班级在推选班干部方面对你们外来学生公平吗”。这六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进行正向五级赋分。通过因素分析法，将这个六个指标简化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排斥感因子和社会剥夺感因子。两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0.97%。
3.分析方法
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对问卷调查结果做单变量描述分析、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生活适应性现状描述
1.学习适应
对于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地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办学条件、学校环境、师资水平等硬件条件方面，还表现在学校管理、办学质量、教育水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软件条件方面。当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种差异，并要努力适应新的学习生活。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五个指标来测量流动人口子女学习适应性状况，这五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赋分，每一个指标的得分区间[1，5]，得分越高，适应性越好，得分越低，适应性越差。
本次调查发现（见表1)，对“我不适应这里的教学环境”持否定看法的占58.0%，均值为3.56；对“有些同学讲话，我听不太懂”持否定态度的占75.2%，均值为4.11；对“有些老师讲话，我听不太懂”持否定态度的占77.1%，均值为4.19，对“老师讲授的内容太难，我听起来比较吃力”持否定态度的占72.9%，均值为3.93；对“老师讲的速度太快，我常跟不上”持否定态度的占71.9%，均值为3.99。这表明大多数流动人口子女能适应公立学校的学习生活，学习适应状态良好。
2.人际适应
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不可避免地要与城市学生和老师发生各种联系与交往。这种联系与交往既是他们融入公立学校的重要途径，也是其适应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五个指标来测量流动人口子女学习适应性状况，这五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赋分，每一个指标的得分区间[1，5]，得分越高适应性越好得分越低，适应性越差。
本次调查发现（见表2），对“在这里感到人际关系适应困难”持否定态度的占65.4%，均值为3.83；对“我不能很好融入集体学习生活”持否定态度的占66.1%，均值为3.81；对“在这所学校朋友少，有一种孤独感”持否定态度的占73.4%，均值为4.04；对“在和成都本地同学的交流中常会陷入困境”持否定态度的占70.6%，均值为4.05；对“我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持否定态度的占70.7%，均值为4.05。这表明大多数流动人口子女能适应公立学校的人际环境，人际适应状态良好。
3.行为习惯适应
孩子的智力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孩子良好品德及习惯的培养同样不能忽视。行为习惯就像人身上的指南针，指引着每一个人的行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成人”的必由之路。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能否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是其适应城市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次调查发现，上课从来没有迟过到的占52.7%，从来没有旷课的占80.0%，“上课吃东西”从来没有过的占60.6%。这表明大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在公立学校的行为表现是良好的。但也有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上课讲话方面，上课讲话从来没有过的只占11.1%，经常发生的占11.2%，有时发生的占35.7%，很少发生的占41.9%。
（二）城市公立学校流动人口子女适应性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综合分析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适应的整体状况，特别是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笔者首先采用主成分法对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适应的具体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以便对本次研究中有关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适应的指标进行综合，从中提取出概括多个具体指标的新因子。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4。
我们对这14个指标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这14个指标的KMO值为0.903，巴特利特球状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的卡方值为5746.012，自由度为91，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14个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4的结果表明，14个指标被概括为三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的内容，分别命名为人际适应因子、学习适应因子和行为适应适应因子。指标的共同度除两个接近0.5以外，其他的都在0.5以上，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0.36%，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在提取了新的公共因子后，我们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总体的社会适应综合得分。然后，分别以各个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为因变量，以流动人口子女自身特征、自评家庭阶层地位、传媒接触、组织活动参与、城市体验作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生活适应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
(1)以本研究中规定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大众传媒接触、学生组织活动参与、城市体验等指标做自变量来预测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的人际适应，可消减15.1%的误差；预测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的学习适应，可消减4.1%的误差；预测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的行为习惯适应，可消减14.6%的误差；预测流动人口子女的总体适应，可以削减19.7%的误差。各个回归模型F值分别为15.431、3.733、14.766、21.256，显著性水平为0.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各回归模型有意义。同时也不难看出，还有一些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本项研究中没有被发现，这也是以后深入研究所努力的方向。但正如郭志刚所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元回归确定系数值一般不是很高，故这一方法多用于进行分析，较少进行预测”（郭志刚，2003:66）。所以本模型的解释力相对较低并不影响对现有影响因素的分析。
(2)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人际适应的主要因素有年级、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参加学生活动的频率、是否参加学生活动组织、来城市上学的时间、社会排斥感、社会剥夺感。表现在年级越高、参加社区组织、参加学生活动的频率越高、来成都上学的时间越长，公立学校人际适应就越好，而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越长、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社会剥夺感越强烈，公立学校人际适应就越差。
(3)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学习适应的主要因素有社会排斥感、社会剥夺感。表现在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社会剥夺感越强烈，公立学校学习适应就越差。
(4)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行为习惯适应的主要因素有年级、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每周上网的时间、社会排斥感。表现在年级越高、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越长、每周上网的时间越长、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越强烈，公立学校行为习惯适应就越差。
(5)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总体适应的主要因素有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每周上网的时间、参加学生活动的频率、是否参加学生活动组织、社会剥夺感、社会排斥感。表现在参加学生活动组织、参与学生活动的频率越高，公立学校总体适应就越好，而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越长、每周上网的时间越长、体验到的社会剥夺感、社会排斥感越强烈，公立学校总体适应就越差。
四、结论与讨论
（一）“落地生根”
本次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的人际适应、学习适应和行为习惯适应都处于良好水平。这说明，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儿童群体能“飞翔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城市教育的阳光”。父辈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适应困难并不会对其子辈产生太大的影响，社会适应困难并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或者说即使有这种代际传递，也是非常弱的。这与其他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如王春光等人对“巴黎温州人”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在法国接受过教育的年轻温州人比起他们父母一辈，更容易融入法国社会，更容易拓展和发展他们的经济活动”（王春光、Beja，1999:16）。郭良春等以北京市一所公立中学为个案，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问题，同样得出“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在城市的适应状况基本良好”的结论（郭良春等，2005:50）。为什么流动人口子女比其父辈更容易适应城市社会呢？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适应过程也就是一个人早期社会化过程。早期社会化主要是指从四、五岁到小学、中学时期，即从幼儿到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阶段（郑杭生，1999:128）。这一阶段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从家庭到了学校，学校同辈群体的影响超过了家长。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他们在价值观、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等更多地受到城市同辈群体的影响，再加上他们这一个时期人格还没有完全形成，可塑性强，更容易接受城市学生的交往方式、行为模式，从而促进其对城市公立学校生活的适应。
（二）传媒依赖的负面影响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以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和每周上网的时间作为流动人口子女传媒接触的指标，发现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长短和每周上网的时间长短，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公立学校生活的适应状况。这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如卓兰芳等对5464名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网吧上网、上网成瘾、网上恋爱、依靠上网摆脱不良情绪均可使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卓兰芳、汪秀英，2008:29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弗洛克鲁兹曾说：“无论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年青一代都已经对媒体产生了明显的依赖。”（任伟红，2007:60）当今社会，随着电视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视文化、网络文化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这种影响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电视机前的一代”，“漂在网上的一代”已不再是新鲜的名词，电视、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认知、娱乐的首选媒体。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之后，如果看电视成瘾、上网成瘾，把大量的课余时间用于看电视的独处或遨游网络的虚拟世界之中，很容易形成虚拟人格。这就使他们的人际情感逐渐萎缩和淡化，与现实社会群体产生隔阂，或者引起心理障碍与生理失调，形成孤僻、自私、冷漠、无情的性格。从而阻碍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老师、同学之间的交往，影响其学校人际适应。
青少年接受信息能力强，但分辨信息的能力弱。在大众传播媒介日趋商业化的时代，对利润的追逐超过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大众传媒为追求收视率、点击率，不惜以色情、暴力、凶杀、淫秽等内容来吸引受众的眼球。这些混杂的信息快速地被青少年感知，并被其模仿，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产生着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长期持续收看电视节目，可能会引发或强化青少年的侵犯性行为。大量的暴力节目往往使青少年产生错觉，认为世界充满暴力，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危险，人们多半自私自利，不可信任（李莉萍，2006:69）。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之后，看电视和上网的时间越长，接触到的一些不良信息、不健康的内容就会越多，接触的频率就会越高，深刻地影响到其道德观念、认知能力、行为模式，从而给其学校的行为习惯适应带来负面影响。
（三）组织活动参与的促进
本项研究发现，参加学生组织和参加学生活动的频率对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的适应有显著性影响。参加学生活动组织和参与学生活动的频率越高，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中的人际适应和总体性适应就越好。
在米德看来，群体活动是儿童社会性和个性发展的重要媒介。在群体活动中，儿童们以其他人的形象出现，他们学会从其他人的立场而不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看待世界。通过参加有组织的、复杂的活动，他们正式担负某种角色，实现着别人的期望，满足着他人的需要，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贾春增，1989:325）。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通过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组织，参与各项群体活动，可以增进城乡儿童的相互了解，发现彼此的长处与不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缩小彼此之间在行为模式、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等各方面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真正被城市学校所接纳。所以我们可以预见，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学校的各种学生组织将会越来越多，各种学生活动将会越来越丰富多彩，尤其是如果我们能设计一些让流动人口子女扮演主角的活动，或者在原有的活动中提升他们的角色地位，则更能让他们发现自己的长处，找到自我认同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增强自信心，从而提高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群体融和性，这将更有利于提高他们对城市公立学校生活的适应，促进其真正融入到城市学校中去。
（四）社会排斥的阻碍
本项研究发现，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感是阻碍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适应的重要原因。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体验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越强烈，即感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平的频率越高，公立学校的适应性就越差。
关于歧视和不公平阻碍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的适应，可用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来加以解释。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低劣部分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这完全是两个群体之间特定权力关系的结果（杨善华，1999:336）。也就是说，强势群体具有对弱势群体污名化的权力。这种污名化的过程进一步固化了两大群体的社会位置，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阻碍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社会生活的适应。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财政拨款制度，即义务教育以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主，在城市由区级财政负责，农村由县财政负责。按照这种教育经费的支出模式，地方财政以户籍所在地统计适龄儿童的人数，以此来配置教育资源。因此，离开了户籍所在地的流动儿童，无法纳入流入地地方财政的统筹拨款与教育资源分配。在这种机制下，流动儿童离开户籍地，来城市求学，在某种程度上占用了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导致流入地教育资源的紧张与困难。对城市的教育资源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直接分割了城市居民的利益。我们从成都市教育局获悉，“成都市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标准学额承载量为346755人，而实际在校生人数达370305人，已超过标准学额承载量，还突破了23550人”（成都市教育局，2008:6）。而城市人为了将这种“利益让渡”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社会人格方面，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污名化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如本次调查发现，“感受到学校对外来学生歧视”的占30.3%，“感受到老师对外来学生歧视的占24.2%，“感受到成都本地同学对外来学生歧视的占34.5%，“感受到被别人嘲笑和讽刺”的占44.2%。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他们必须面对甚至接受、固化对这些先于他们形成、而实际上可能与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歧视、排斥和“污名”。正像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只能占据这样一个先定的受歧视位置，他们所掌控的交际资源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他们很难真正进入他们所向往的城市公立学校的生活圈，增强了他们与城市学校之间的社会距离感，阻碍了他们对城市公立学校的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又是一个多维的状态，一项具体研究往往难以涵盖其全部内涵（风笑天，2005:34）。本项研究也只是对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适应性的一个初步探讨。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下列局限性：一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次调查主要是在成都市进行，因此对其他城市的代表性有待商榷；二是在社会适应性的测量指标方面，我们只涉及到了适应的结果，而对适应的过程没有涉及，这也是今后的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三是虽然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是本项研究探讨的重点，但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如流动人口子女的个性特征、家庭教育环境等等没有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