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如何共同进化——罗尔斯顿环境伦理理论述评

人与自然:如何共同进化——罗尔斯顿环境伦理理论述评

宋夏[1]2002年在《人与自然:如何共同进化——罗尔斯顿环境伦理理论述评》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是对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理论之一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环境伦理学给予介绍和评论,并在详细分析其理论的基础上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的现实意义、理论缺陷以及面临的危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地球面临的环境危机及环境伦理产生的条件、环境伦理的主要流派及其发展,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罗尔斯顿的理论,即他以“自然价值论”为核心的整体主义环境伦理理论。第叁部分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把他的理论跟几个主要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流派进行比较,借以说明其理论的独创性以及其历史性渊源。第四部分是对其理论的逻辑结构及其想要跳出但并未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实际状况做出评论: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或者协同进化最终是要人来起主导作用并且发挥人的主动性的。罗尔斯顿强调自然的客观内在价值和降低人类自己的地位,对这一目的的实现虽有帮助,但并非根本途径。尽管如此,罗尔斯顿的理论仍然有其意义:在人们目光短浅地一味强调人类利益的时候,它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仍不失为一剂清醒剂。

杨珂[2]2018年在《生态伦理视域中的道德关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传统伦理到生态伦理,道德关怀的范畴从人到自然不断的发展扩大。而生态伦理对非人类的道德关怀的延伸,就是要延展人类的道德情感,使当代和未来后代的人类、动物,以及生态整体同等地获得道德地位和相同的道德考量。道德地位的确立虽然不能使它们成为道德主体,但可以使人类在对自然做出危害行为时承担某种道德责任与义务。在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现代社会,一方面,生态伦理使道德关怀的伦理对象从人类社会扩展到非人类存在物的领域,从而建立起适宜人类且与地球存在物共生的生态环境,人类由此能合理的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我们能够以道德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适应地球万物;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关怀,也能够明确我们对自然界的责任。现有的生态危机也迫切的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使人类生存更适宜。为了从源头上正视我们的生存危机,我们必须扩大道德关怀到整个生态整体,使人类也承担起对大自然相应的道德义务,自觉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本文引言部分,简要说明了一下选题的来源,以及国内外关于生态伦理中道德关怀的研究现状和文章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首章对生态伦理中的道德关怀的基本定义作了概述,对道德关怀的适用范围也作了说明,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代际关系。又对道德关怀的相关概念:道德代理人和道德顾客进行了阐述。文章的二、叁部分论述了道德关怀的扩展过程,寻求对非人类存在物给予道德关怀的依据,文章从传统伦理延伸到生态伦理,分别以动物解放论/权利论,为动物的道德地位辩护;以敬畏生命论和尊重大自然的思想,为生命的道德平等论证;以大地共同体、生态系统的价值、以及深生态学——生态的自我等思想,为生物和生态系统赋予价值意义提供依据。基于此,生态伦理学认为只有承认自然拥有道德权利、自然拥有内在价值、人与自然物是平等的,并把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看作整体存在,从而将一切动物、植物甚至是自然界物质都囊括到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内,把非人类存在物看作拥有道德地位的主体。再者现代环境平等观也迫切要求人类公平分配资源,共同承担生态责任,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最后两章分析了道德关怀在实践中的道德要求,以期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给出一个合理引导。生态危机即最终是人类是生存危机,人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我们只有设立道德的规范以便来约束人的恶,保护我们生存的地球家园,保护生态共同体,更好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生态伦理各流派的理论观点存在缺陷甚至否认了人类的主体性,但其倡导把道德关怀从动物扩展至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给我们以启迪与借鉴。对生态伦理中道德关怀理论的梳理本身就是回溯和再现生态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对生态伦理道德关怀理念的探究则启示读者要正视当前生态危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关怀非人类存在物,保护生态环境。尤其在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下,对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道德关怀进行系统梳理与逻辑考察,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审视与深度反思,不仅具有学理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盛国军[3]2007年在《环境伦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环境问题自工业文明以来已经逐步演化成一个全球性问题。目前对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的根源分析、对策思路研究,也往往是多种视角、聚讼纷纭。有技术角度的透视,有经济学的分析,还有哲学的反思,更有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研究。笔者以为,环境问题当然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也不单纯是技术或者经济问题,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大课题之下的一个极其复杂综合的大系统。从环境科学、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学、伦理学等某个单一学科,显然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论。本文试图从环境伦理学的视角,综合以上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把人、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经济、社会等要素融汇贯通在一起,进行哲学伦理学高度的透视和解析,开辟一条研究环境问题的新路径。第一,本文对环境伦理学特别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发展脉络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概括。对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在解析动物解放论或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环境伦理思想的价值与其不足和缺陷,以及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借鉴意义。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发展脉络梳理的基础上,论文还对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当代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述评。第二,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对传统人际伦理学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论文具体分析了传统的以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为对象的伦理学的缺陷、环境伦理缺失(虚位)的后果,以及环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突破与拓展的途径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为了挖掘环境伦理学更深层面的理论内蕴,论文又进一步探讨了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性及其意义以及面临的困境,从理论层面拓宽和加强了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第叁,论文重点对环境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主要从确立经济发展的环境伦理的约束机制、生产行为与环境问题、消费行为与环境伦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地剖析,在深刻揭示出存在的问题之后,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环境伦理对生产(包括人口生产)和消费的内在价值和指导意义。第四,环境伦理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也是本文的重点部分。论文从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政策中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的关系、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伦理、决策中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与法制等方面,结合现实问题详细论述了环境伦理与社会生活的这些主要相关方面的关系。揭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并提出社会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环境伦理介入和融合的论断。第五,侧重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及其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首先是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主要含义进行简要论述;然后对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中最为困难的一个问题——代际伦理求证过程及其难点进行分析,从解决代内伦理与代际伦理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结合对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观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的合理内核、理论缺陷和未来路径选择。

翟乐[4]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对自然中心主义的超越及其意义》文中提出建构一种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义。在这一问题上,以往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失之偏颇。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自然中心主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并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事实上,自然中心主义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没有使其理论主张被广泛接受。相反,自然中心主义对于“物”主体地位的绝对坚持以及对于整体主义的绝对倚重都是颇有争议的,特别是其理论本身的可操作性更令人心生疑窦。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阐述受到了高度重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历史的态度去对待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日益成为一种共识性的理论努力。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自然观在价值论、认知方式以及实践路径上实现了对自然中心主义的超越,其内含的实践智慧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适恰的运思方式和实践路径。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选题的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考察了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即,“内在主义”的自然价值理论、“整体主义”的认知方式以及“敬畏生命”的实现路径;第叁部分阐明了自然中心主义理论本身的价值观、认识论以及实践论方面存在的理论困境;第四部分详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自然观的理论特质、批判精神及其解决诸如主体与客体对立、整体与个体冲突等问题的辩证思路;第五部分主要说明了这种积极的否定的实践理性精神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对于自然中心主义表现出一种超越性,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实现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实现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第六部分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夏承伯[5]2008年在《生态哲学维度:从绿色经典文献看20世纪生态思想演进》文中研究说明绿色经典文献以其对地球生命系统与生存环境复杂关系的深刻领悟、对所有生命生存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忧患意识的深层挖掘、对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生产方式的深度反思,堪称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史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之文献典范。文章以生态哲学理论为学科维度,以绿色经典文献为文本依据,以整个20世纪为研究时段,集中反映人类生态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文章首先从历史发展时序与时代呈现背景所反映的人与自然关系主题旨趣将绿色经典论着分成精神先导、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究等叁类进行系统梳理,旨在宏观展现20世纪生态思想发展轨迹。以此揭示生态学发展演进的层次提升;然后以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中介的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层面扫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发表的绿色发展报告,以此洞察其关注实质乃是人类发展范式的时代转变;最后在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互为中介这一层面具体考察联合国为解决人类生态危机所进行的努力——从环境会议到环发会议的召开、环境保护宣言的出笼、绿色国际公约的出台,这些尝试都印证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思维运作。站在新世纪初从生态哲学维度回顾与扫描20世纪生态思想演进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王丹[6]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文中认为人类自诞生时起就不断地从自然界中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发生着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类所关注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等所持续探究的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一方面,人类享受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社,陶醉于对大自然所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却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以资源、环境、人口等形式出现的生态问题、人类生存危机,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危机。而随着人类对其自身实践活动的反思和对不利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后果的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代世界最紧迫最引人注意的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课题,但从根本上看,生态问题应是一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应直面的一个理论课题。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虽未形成自觉的生态学理论,但他们却己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见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昭示了一幅社会发展生态向度的理论图景。马克思主义这种生态自然观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它所揭示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特别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在当今时代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对于理性思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以自然观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特别是以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为主线,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与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基于生态学视角,并将生态学、哲学、经济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相结合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除绪论外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和审视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所出现的四种类型自然观:远古时代的神话自然观、古代的有机整体自然观、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和近代的机械自然观,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前提。第二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和重点,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进行系统阐述,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框架:首先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与人的概念及特征,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建立了理论基础;然后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形成、发展及哲学变革;进而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最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进行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唯物史观和价值论的审度。第叁部分通过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分析,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在现代西方的历史命运和地位,比较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相容性和相异性,同时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矫正与超越。第四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中国化发展轨迹及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初步尝试;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积极探索;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贡献;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第五部分从人类文明的演进、环境衍化及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反思着手,并通过对中国生态环境情势及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分析,论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基础上,明确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同时探索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维理路、基本原则、内容框架和具体路径,并展望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景。

刘于清[7]2016年在《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自古及今,人类社会实践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近代以来,自然遭受严重破坏,“生态难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不仅要从现实条件中积极寻找方法,也要回溯历史,借鉴古人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游记,萌芽于先秦,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学作品形式。作为古人留下的重要文献遗产,中国古代游记最重要的主题是描写与宣扬自然,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直接的表现。古代中国文人通过游记主题的描述,表达了作者的审美感受和追寻自然价值的理想,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与融洽以及朴素的环境伦理思想。这与当下众多旅游者缺少“游德”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通过主题描写赞美自然、通过道德谴责保护自然、通过自我追寻敬畏自然等。游记中表现出的人与自然关系,呈现出多重环境伦理意蕴,其内容具体包括“尊重自然、珍惜资源”的保护自然生态思想、“与景为友、赞赏自然”的肯定自然价值思想、“融入自然、物我两忘”的天人和谐思想等,并形成了以坚持整体的自然观为哲学基础、以崇尚和谐的人地观为基本取向、以关注人的精神生态为独特视角等比较鲜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利用的文化土壤,为我们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合理性思路:在思想启发上,有利于激发公众反思,提高环境伦理意识;在资源借鉴上,有利于继承思想资源,推进本土环境伦理发展;在行动规导上,有利于弘扬传统生态智慧,对接现代生活。

王秀红[8]2017年在《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如何在生态危机下智慧地生存,这既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深层生态学对这一时代之问做出了回答。深层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哲学流派,被认为是激进环境主义的代表之一。环境保护中的激进派认为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价值危机和文化危机,因此,只有打破自牛顿——笛卡尔以来形成的二元论机械世界观,并形成新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伦理观,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西方环境哲学伦理学界的动物权利、生物平等等理论,尽管在理论主张和逻辑论证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呼吁人类要实现伦理观念的转变,呼吁人类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大潮中,挪威学者奈斯创立了一种颇具震撼力的生态中心主义学说——深层生态学。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者突破了浅层生态学的局限,探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世界观、价值观、实践方式及绿色政治。深层生态学为人类如何在生态危机时代智慧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思路。深层生态学对环境问题的深层思考,以及它包括整体主义、自我实现在内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对转型期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被誉为“深层生态学之父”的阿伦·奈斯(Arne Naess,1912—2009)是世界着名哲学家。奈斯不仅创立并发展了“深层生态学”这一最具革命性的生态哲学理论,而且亲自参加并引领了深层生态运动,在学术界及西方环境运动中均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如果不研究深层生态学,对西方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断层;不弄清奈斯的深层生态思想,就无法全面、深刻地理解深层生态学。奈斯的深层生态思想是人们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他的整体主义的环境保护理念以及实践主张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借鉴。对奈斯的深层生态思想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发现其在自然观、伦理观、实践观以及哲学研究范式等方面的独特之处,可以弥补西方环境伦理领域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法、辩证思维等方法对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解读与研究。本文共分七章来研究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第一章绪论,介绍了以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为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并在对国内外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本章首先介绍了奈斯的生平和成就,重点突出了奈斯故乡所特有的地理环境、当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以及他的受教育经历,同他具备浓厚的生态意识之间的关系。其次系统梳理了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阐明奈斯的生态思想是对时代难题的思考与回答。第叁章主要介绍了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广泛思想渊源。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形成与产生,广泛地借鉴与吸收了东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资源、现代生态学、格式塔心理学以及现象学方法。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所吸收的西方文化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要包括斯宾诺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思想,以及蕴含于西方文化中的万物平等思想。奈斯所借鉴的东方思想主要包括东方佛教中的整体主义、尊重生命思想,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自我实现和简朴生活的追求,等等。奈斯还吸收了现代生态学、格式塔心理学中所蕴含的整体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整体主义思维。正是以前人的理论为基础,奈斯建构起了完整的深层生态学理论。这种广泛的思想渊源表明奈斯的生态思想与不同文化间的共性,也暗示了他的生态智慧与不同国家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第四章从本体论、逻辑体系和方法论叁方面探讨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特点。首先,从本体论和世界观看,奈斯持有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实在观与自然观。奈斯坚决拒斥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的二元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论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价值观。奈斯把世界看做一个由有机体和无机体等不同要素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网络”。在本体论上,奈斯认为一切实在都是动态的、易变的、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和相互依赖的。奈斯的这种整体主义实在观和自然观,被深层生态学者称为是一种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哲学范式,这种新的范式具有后现代世界观的特征。其次,从逻辑结构看,奈斯通过一套形式化的演绎过程将自己的哲学观和实践观统一在一起,形成了深层生态学的基本逻辑体系。奈斯以普通哲学和宗教为基础,从中推演出深层生态学平台(deep ecology platform),在此平台的基础上提供了一套假设和原则,并通过逻辑推演得出了一些结论和指导,从而构建起一个多元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的逻辑体系。为了说明这一点,奈斯使用“围裙图”来说明不同层次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奈斯在“围裙图”中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推导方式:自上向下的逻辑推理采用的是“假说—结论”式的层层导出逻辑模式;自下向上的思考采用的是怀疑追问模式,是关于各种“为什么”和各种“如何”的不断追问的延伸。再次,从方法论上看,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方法可归纳为生态现象学方法、生态学方法、深层追问法、直觉方法。除了一般哲学方法之外,奈斯主要运用的是生态学方法。此外,奈斯还吸收了古代怀疑论、格式塔知觉心理学、现象学、直觉主义、系统哲学、分析哲学、禅宗和道教等众多方法的合理成分。第五章从“生态智慧T”、“自我实现”、实践纲领、实践主张以及绿色政治思想等五部分,全面探讨了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这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奈斯的深层生态思想。首先,本部分分析了奈斯的“生态智慧T”。“生态智慧 T”是奈斯对其深层生态学进行体系化、哲学化和抽象化概括后形成的,它不仅集中体现了奈斯在生态危机时代的生存智慧,而且也为深层生态运动提供了哲学支持。在奈斯的“生态智慧T”中,“自我实现”是最高原则,它既是深层生态学理论的起点,又是深层生态运动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与“自我实现”密切相关的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是深层生态学的另一条最高原则。深层生态学主张的平等,是生态中心意义上的平等,是把平等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物圈的彻底的平等主义。其次,本部分剖析了奈斯的“自我实现”理论。“自我实现”是“生态智慧T”及深层生态学的最高原则。在奈斯这里,自我是扩展到了“生态自我”的人与自然高度认同的“大我”。“自我实现”如何落实呢?在奈斯看来通过“认同”可以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扩展与飞跃。为此,奈斯提出了“认同的范式”,他认为通过情感共鸣可以实现人与外物一体的大我感觉。认同范式下的自我实现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是什么样的呢?奈斯认为“万物一体”的“天人合一”境界就是自我实现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其叁,本部分分析了奈斯深层生态思想的实践纲领。为了更好地指导深层生态运动,1984年4月,奈斯和塞欣斯在加州发表了被称为深层生态学平台的行动纲领。为了避免误解,并使深层生态学理论进一步清晰化,奈斯和塞欣斯后来又对行动纲领的某些部分进行了补充阐释和澄清。其四,本部分探讨了奈斯的深层生态实践主张。奈斯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要从观念上改变现代人对生态问题的根本看法,必须重视培养深层生态意识。奈斯所倡导的深层生态意识培养路径主要有加强生态教育、个人亲近自然的直接行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行动叁个方面。奈斯反对浅层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保护思想与环境污染解决策略,主张顺应自然的整体性的保护策略。奈斯反对消费主义,提倡用简朴的生活方式取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他详细列举了 25种深层生态学的生活方式。其五,本部分探讨了奈斯的绿色政治思想。奈斯看到了国际上政治发展的绿色化趋势,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政治主张。在奈斯看来,只有实施绿色政治策略,才能解决好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奈斯认为随着深层生态运动的兴起,红、蓝两极对立的原有政治结构被打破,绿色成为了政治叁角中的第叁极力量。在奈斯看来,污染、资源、人口和非人类种群的数量是生态政治的核心问题。奈斯还对当前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深层生态学的审视,提出了“基于生态智慧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第六章介绍了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受到的批评以及奈斯本人和学界对相关批评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深层生态学的影响遍及整个西方生态运动。作为一种当时正在修正、发展中的理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社会生态学家、生态女性主义者以及克里考特、罗尔斯顿等生态学者,都曾经提出过质疑与批评。对奈斯生态思想理论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两大主张上。对奈斯实践主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奈斯的人口减少论和社会公正上。对此,奈斯本人以及其它深层生态学者都给予了回应。第七章分析了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贡献、局限以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作为激进环境运动的代表人物,奈斯的生态整体主义为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包括:开创了一种符合后现代精神的生态世界观;提供了一种新的整体主义的环境保护理念;提供了一种“手段简单,目的丰富”的简朴的个人生活方式;倡导理论的实践性,等等。奈斯深层生态学的局限主要体现在:理论严谨性有所不足;从生态学到深层生态学的论证不充分;思维方式上的二元论嫌疑;方法论上直觉带来的神秘倾向;对社会公正问题关注不够等。在北美等西方国家,深层生态学思想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领域中。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层生态学日益扩展到全球,在发展中国家也引起广泛的争论,并带来很大的思想上的冲击。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思想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张福珍[9]2010年在《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伦理观思考》文中认为20世纪以来,生态危机的出现及其解决,迫使人们对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工业文明相伴而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运用唯物辩证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及资料分析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探索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引出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而生态文明建设是要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仅仅依靠政策、法律等手段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全民生态意识的培养,这就引起了对以往伦理观念的变革,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立足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论述,通过对国内外生态伦理研究成果批判性的整合,在生态文明视野中建构一种整体生态伦理观,把以往的整体性观念凸显出来,即把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以及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分别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更加突出从整体上把握叁者之间的关系,并针对这叁个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性的实践途径。在生态文明视野中树立整体观念尤为重要,人类在做出行动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代内之间是一个联系的整体、代际之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那么不仅可以减少环境问题的蔓延,也能更好地实现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以期能够有力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并为丰富生态伦理思想提供新的内容。

郑慧子[10]2004年在《生态伦理的性质》文中研究表明人类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 ,这反映了人类伦理发展中的一种深刻的变化。生态伦理是作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而出现的 ,它不是已有的伦理学理论在自然中的一种推广和应用 ,而是作为类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因此 ,它不能被理解为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那种坚持认为必须把生态伦理置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框架下进行考察才有意义的观点 ,事实上取消了生态伦理存在的一切可能性。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 ,它把道德看成是一种与时间无关的封闭的体系 ,否认了道德能够进化的一切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人与自然:如何共同进化——罗尔斯顿环境伦理理论述评[D]. 宋夏. 华南师范大学. 2002

[2]. 生态伦理视域中的道德关怀研究[D]. 杨珂.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

[3]. 环境伦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D]. 盛国军. 中国海洋大学. 2007

[4]. 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对自然中心主义的超越及其意义[D]. 翟乐. 西北大学. 2016

[5]. 生态哲学维度:从绿色经典文献看20世纪生态思想演进[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08

[6].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D]. 王丹. 大连海事大学. 2011

[7]. 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 刘于清. 吉首大学. 2016

[8]. 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D]. 王秀红. 湖北大学. 2017

[9].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伦理观思考[D]. 张福珍. 淮北师范大学. 2010

[10]. 生态伦理的性质[J]. 郑慧子.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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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如何共同进化——罗尔斯顿环境伦理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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