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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WE' RE HELPING EASTERN EUROPE TRADE MARX FOR DOLLARS.（我们在帮助东欧用马克思换美元）——这是刊于1990年7月11 日《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幅印有马克思像的广告标语。一见这幅广告，我就牢记难忘了。正是这幅广告，再鲜明生动、深刻尖锐不过地揭示了美国这个“金元帝国”的邪恶图谋，这个“世界首富”的狂妄野心。同时，它也形象地揭示了我们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种种挑战的实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带有了新的历史特点。
近一个半世纪前，1848年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989年4月，以反共闻名于世的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 在其《大失败》一书中，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竭尽诋毁之能事，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使“共产主义对于头脑简单和头脑复杂的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每一种人都会从它那里获得一种方向感，一种满意的解释和一种道义的自信。”加以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战胜德国法西斯的重要影响，“几乎把20世纪变成了一个以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为主的时代。”“共产主义似乎在乘胜前进”。“虽然美国在20世纪已成为最强大的世界大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巨大魅力，但人们却普遍而不公正地认为，美国在进行一场防御性的阻击战，企图徒劳无益地阻挡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也许仅仅由于美国向世界上投入了大量金钱和军事力量，才使共产主义暂时止步。”
此后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系列剧变，使我们看清了美国究竟是怎样帮助东欧乃至苏联“用马克思换美元”的。
例如，1992年2月24日一期的美国《时代》杂志， 就以其封面文章《神圣联盟》，揭露了天真善良的人们难以置信的当代国际政治黑幕。文章表明，尽管沧海桑田、景物全非，但反共产主义的“神圣联盟”却始终一贯，本性难移。
这篇文章披露，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图书馆首次会晤。在50分钟的单独会谈中，他们一致同意开展一场秘密运动加速瓦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用美国一个官员的话来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联盟之一。”
这一联盟行动的重点对象是波兰。它既是保罗二世的故乡，更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一个，而且在1980年兴起了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运动。他们坚信，一个自由的、非共产主义的波兰，是插入“苏联帝国”心脏的利剑；如果波兰变成“民主国家”，其他东欧国家也会跟着变。里根说：“团结工会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利武器”。
也正是在1982年上半年，美国制定了一项颠覆战略，共分五大部分：加强美国防务力量，迫使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把它拖垮；进行秘密活动，鼓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改革运动；按保护人权及进行政治与自由市场改革的情况，区别对待给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财政援助；经济上孤立苏联，不让其获得西方和日本的技术；加强“自由之声”、“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向东欧传播美国政府的信息。
从此以后，直到1989年团结工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的7 年期间，美国和教会源源不断地向团结工会提供了各种物质支持和行动建议。成吨成吨的设备——传真机、印刷机、发报机、电话、短波电台、摄像机、复印机、电报机、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通过教会、美国特工人员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代表所建立的各种渠道偷运进波兰。给团结工会的钱，则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基金、美国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梵蒂冈秘密帐号以及西方各国工会提供的。
这篇文章说：“在波兰（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凯西开展了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央情报局帮助西欧民主力量从大战废墟中崛起的那种活动，确保各种战术援助能以顺利地运进波兰。”“美国驻华沙大使馆成了中央情报局在共产党世界的重要据点。团结工会布鲁塞尔办事处成了国际情报交换站。”
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神圣联盟”如此绝不神圣地苦心经营了七年，终于在1989年9月，使团结工会得以在波兰正式组阁掌权。1990 年12月，瓦文萨又当上了波兰总统。波兰果真成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及至上述《华盛顿邮报》那幅广告问世时，美国“帮助东欧用马克思换美元”的图谋已经获得令人触目惊心的结果了，所以这幅广告才显得那么骄横跋扈，得意忘形！
这幅广告见报时，苏共二十八大正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举行。尽管在党内已经遭到众多尖锐的批评指责，但一意孤行的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大会上，依然宣扬其“新政治思维”和“全人类价值”。他声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创立的社会理论的内容是在分析19世纪的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列宁的社会理论内容又是在分析20世纪头几十年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从那时起，世界上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苏共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死记硬背，主张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采取始终不渝的创造性态度”。苏共“制定了新的政治思维的基础，其核心是全人类价值占优先地位。不考虑世界走向20世纪末时所发生的种种巨大变化，就不可能有改革的理论。我们一步一步地加深了对革命变革的目的和方法的理解。用列宁的话说，这实质上是要求修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我以为，苏共已正确确定了这个运动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强调指出：“由于改革和新思维，苏美关系发生了转变：从对抗和军备竞赛转向相互理解，而在一些问题上转向了伙伴关系。这使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好转，奠定了走向人类生活中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的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戈尔巴乔夫急转直下地从云端掉到了最不干净的历史垃圾堆。1991年春，他在美国教授帮助下，炮制了一个用大量美元实施苏联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500天计划”。 在这个异想天开的“希望计划”破产之后，历经众多事变，他终于在1991年12月25日，把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到了地下，从而正式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一个横跨欧亚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
这种变化来得如此神速如此巨大，以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1992年1月28日的国情咨文中宣称：“在过去的一年里， 世界发生了几乎像圣经一样伟大的变革。……在这一年里，共产主义灭亡了。”“在我一生中——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承蒙上帝之恩泽，美国赢得了冷战。”
可不是吗？《布什自传》中就写道：1975年11月，布什被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后，尼克松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孙子兵法》的摘录。“尼克松在一句最充分表达他的思想的格言上划了个圈。孙子这样写道：‘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见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144页）但是，就连尼克松本人， 此后也只是预期“1999：不战而胜”的啊！他们的“伙伴”戈尔巴乔夫如此卖力突进，怎能不使他们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呵！无怪乎1994年4月， 尼克松在其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4 月版）中踌躇满志地向世人宣告：“我被恰当地冠以毫无悔改之意的冷战斗士和共产主义之敌的头衔。”“当我在47年前来到华盛顿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确保美国能够遏制共产主义在国内外造成的威胁。我最大的满足是活着看到了西方国家战胜了共产主义并且开始进行一场新的、同样艰巨、同样崇高的战斗，以确保自由在国内外获得胜利。”尼克松也正是带着这份“最大的满足”去见上帝了。
那么，东欧果真用马克思换得了美元吗？反过来，美元果真换得动马克思吗？
二
上帝之恩泽扭转不了历史的车轮。
天国的幻梦改变不了尘世的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既非基于善良的愿望，更不允诺来世的福音，而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进行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他们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
苏联和欧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解体，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进程中无可否认的、史无前例的重大挫折。但是，如果就此以为美国真能“帮助东欧用马克思换美元”，或者如布什所称“共产主义灭亡了”，那就大谬不然了。在这方面，布热津斯基倒是还保有一点学者的严谨：“也许仅仅由于美国向世界上投入了大量金钱和军事力量，才使共产主义暂时止步。”一个“也许”，一个“暂时”，还是颇有分寸感的。在1993年《失去控制》一书中，他在分析“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以及美国“20个需要除弊兴利的基本难题”之后，又进一步认为：“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的道德家也做不成。”“美国需要抑制自己的传教士般的冲动，承认自己力量有限。”看来并非偶然，布什的老师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的观点与之大同小异。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一柄双刃剑。”“冷战的结束使我们国内的问题更趋恶化了。外来的挑战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国内的挑战却使我们四分五裂。”“物质财富也不是万能的。”诸如此类的忧患，贯串于全书。所以，他不乏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感和清醒，看到了“一场新的同样艰巨、同样崇高的战斗”刚刚“开始”，“自由在国内外的胜利”能否“确保”还在未定之天。他也正是带着这一层惆怅，告别了尘世，去求助于“上帝和家庭：重新发现真正的美国精神”了。
的确，当今世界上的种种事实，在在表明：美国以反共为核心的“民主”自由事业并不那么美妙，至少不像他的主持者们一厢情愿的那么顺当。
就拿波兰来说吧。当年美国化了那么大的力气，似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结果又怎样了呢？
早在1991年9月，瓦文萨就牢骚满腹，向法国《世界报》记者倾诉：西方曾全力把波兰推上民主道路，但是当波兰需要具体帮助的时候，他们却迟疑了。欧共体国家这种虚伪的作法实在令人失望。我们过去太天真了，太相信那些民主口号并为之激动。今天，大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西方用资本主义观点看待一切。他们要我们关掉工厂，推行失业制度。在波兰的改革中，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步子迈得太快，急于向西方靠拢。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无数公民失业，大批机器闲置。
1992年2、3月间，他又向俄罗斯记者大叹苦经：“那时，我过于相信资本主义国家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现在明白了，西方只是需要我们作反共的战友，而不是做生意的伙伴。”“波兰革命的成功，使得克里姆林宫城墙被攻破，而西方对波兰的回报却仅仅是要占领波兰的市场。”
难怪，“革命”未几，波兰老百姓就不再像以往那样买“团结工会”和瓦文萨的帐了。1993年9月，波兰议会选举中， 以克瓦希涅夫斯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即西方媒体所称“前共产党”）获得了胜利，成为执政党之一，打破了瓦文萨的一统天下。又过两年多一点，1995年11月20日波兰总统第二轮选举中，克瓦希涅夫斯基竟和瓦文萨成了对垒。尽管团结工会组织利用罢工向对手施加压力，进行干扰；势力十分强大的教会（须知：波兰7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全力支持瓦文萨，甚至在做弥撒时都不忘号召其信徒投票反对克瓦希涅夫斯基；瓦文萨本人则提出“清算过去”的口号，并一再以“共产党回来了”进行威吓，但是波兰大多数选民还是把票投向了克瓦希涅夫斯基，使其击败了对手瓦文萨，当上了波兰总统。
为此，11月23日的英国《外事报道》周刊，大做了一通《前共产党人为何在东欧获胜》的文章，声称“这是表明原苏联集团发生惊人变化的另一个迹象”。连同其他种种类似迹象，文章说：“考虑到共产党人在苏联及其帝国崩溃时的地位低下，共产党的前官员们卷土重来是令人吃惊的。”
这不正叫“于无声处闻惊雷”吗？
事态的这种转折性变化的意义，还有待于观察探究，我们不必匆忙作出结论，但它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动向，给世人以丰富的启示。
比如，1940年1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时指出：“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当今在我们眼前发生的这种变化，不也恰有这一层含义吗？
再如，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们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当今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种种变化，不正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吗？
三
1920年，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打败了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及它们支持的白匪叛乱，赢得了和平建设的机会。列宁审时度势，及时地、正确地领导党和政府，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在公有制占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列宁认为，这是经济必然。这是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同时，列宁一刻也没有耽于和平发展的幻想，而是把这看作一场和帝国主义进行的新的战争，只是改变了战线和形式。经济战争代替了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帝国主义现在是想用商业和投机倒把来进行战争了，它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
当时，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路标转换派”就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演变”，“内部的蜕变”，“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只不过摇动着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罢了。”
列宁很看重这一点，认为这样坦率的敌人是有益的，他们这样坦率的声明是应当欢迎的。因为，“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因此，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会得胜？我说的是竞赛。现在没有人向我们直接进攻，没有人扼住我们的喉咙。至于明天会怎样，我们还要看看再说，不过今天没有人拿着武器向我们进攻，可是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反对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谈共产主义竞赛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拚死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93页）
历史惊人地相似。它总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
在精通几百年资本主义生意经、又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而负有向全世界施加美国的“民主”、“自由”和“价值观念”的美国人看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你要美元吗？那你就得出卖马克思。你要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吗？那么，“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政治自由”，社会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征服。在他们，这是永恒不变的圣经，始终不渝地贯串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坚定不移地贯串于他们历届政府的外交和政策。正如江泽民曾经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概括过的那样，西方国家欢迎并支持我们搞市场经济，但要把前面四个字（社会主义）拿掉。
这方面的例证太多太多，每天都有，俯拾皆是。遗憾的是，我们不少“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权威人士，从来不对之好好研究分析，总是一往情深，热情过火，只见他们“欢迎”和“支持”的一面，对他们内藏的意图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却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岂不误人甚深，危险矣哉！
就拿中国的“老朋友”尼克松来说吧。在其《超越和平》一书中，就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在下一世纪，没有任何一桩事比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能否在俄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生根并茁壮成长对世界的政治影响更大。当今的一代美国领导人能否尽其所能促成这一结果，将成为评判他们的首要标准。如果他们失败了，其后继者将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一场新的、同样艰巨、同样崇高的战斗”之实。
在他看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正在进行一场政治和经济自由的赌博，赌注巨大，输赢比例悬殊。”美国必须慷慨援助也许会失败的“改革者”——“在冷战中帮助我们打败共产主义的盟友”，“奋力实现历史上这一从专制到自由的最伟大的转折。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赢得这场赌博。”
他还认为“通过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缩减与中国的贸易，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我们不能通过实行‘焦土’经济政策改善中国的政治形势。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伤害中国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家和企业家，他们的手中掌握着中国未来的钥匙”。
我们这位“老朋友”是多么推心置腹地坦诚相告啊！他在临终之前设想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来世啊！
问题还不限于设想。问题更在于当今美国总统克林顿正是在这样大力贯彻于行的。这个在竞选期间表明要对“北京暴君”采取“强硬政策”的美国总统，在其就任后，就不顾自己以往的承诺，依然给中国延长最惠国待遇。这是为什么呢？1993年5月28日，他发表声明说：
“中国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的未来对形成亚洲的未来、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和贸易关系以及从环境到武器扩散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将起重要作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我们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受到一定的鼓舞。中国的沿海省份是全国改革的发动机。上海和广州的居民受到市场的推动要远远大于受到马克思或毛的推动。
“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将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自由抱有希望。在某些方面这种进程已经开始。……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培育中国改革的这种有希望的种子，同时表达我们明确地不赞成中国的镇压政策。”
“我的政府决心支持和平的民主改革和转向市场的改革。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原则在中国普遍实行的。因为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世界上其它共产党政权让位给民主和市场的力量，我们已经目睹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克林顿如此旗帜鲜明，咄咄逼人，这些年来，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很深的教育和教训，我们安能置若罔闻，等闲视之？安能不问政治，昏昏然，满眼只见美元，不辨究竟？安能卷起自己的旗帜，躲躲闪闪，含含糊糊，听其自然呢？
当然不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今后1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继续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自己，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21世纪。这是巩固、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李鹏在全会上作有关“说明”时，在讲到国际有利条件这一面时，同时强调我们“也要看到，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如果搞得不好，这种差距还有可能扩大。随着我国与世界贸易的增加，经济摩擦也会多起来。我国还面临着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某些西方大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不愿意看到中国按自己的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总是想方设法对我国进行牵制。最近出现的一些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诚哉斯言。面临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不能不正视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我们每个人对这一点都应想前想后，想近想远，好自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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