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对新疆开发史上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新疆论文,丝绸之路论文,史上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1)04-0001-08
一
历史上，连接东西方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横贯新疆。作为丝路贸易的集散之地，西域诸绿洲城镇，曾有过繁荣的岁月。据考古资料，中西交通和丝路贸易的拓展，早发其端，并非以张骞通西域为始。公元前10世纪前后，以天山南北为中介地的金属文化的传播，于阗玉石源源不断地东运，我国中原丝绸已出现在埃及法老的府邸，都说明我国中原和中、西亚地区早已发生交往。进而在公元前5～前3世纪中国丝绸已传至欧洲，并享有美誉。
当然，就正式的官方关系而言，我国政府同西方各国的接触，还是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之举。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外交家，历尽艰险，考察了西域各地之后，时隔廿年，也就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以中郎将的身份，再次率团西行：
“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史记·大宛列传》）
这个阵容庞大的使团，所携金银财货数千万万，牛羊以万数，实际上是个声势浩大的经贸代表团。他们把携带的大量精美丝绸和其它贵重礼品，馈赠给所到之地的部族首领，同时也带回了乌孙天马、于阗美玉以及其它中原罕见的宝货。为了寻觅玉石精品，使团成员不畏艰险攀登到海拔五千米左右的昆仑山巅，探寻玉的产地，满载而归。这次以张骞为首的经贸使团，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奉行的贡赐贸易的滥觞，其持节副使曾至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诸地，最远抵西亚处于交通枢纽的安息（波斯）。安息王密司利德斯二世(Mith radates Ⅱ)对神秘的产丝之国的使者怀有浓厚的兴趣，给予隆重接待：“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随之安息及其邻近小国，皆发使至中原探察汉之富厚强大，带上贡物“随汉使献见天子”。从此东西方通过塔里木盆地频繁往来，建立了长期友好的经贸关系。西方诸国，“贪汉财货”，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的行贾，络绎不绝，汉出使外国者亦相望于道，一批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每年都有五六批甚至十余批。他们风尘仆仆，冒险犯难，为发展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而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西汉末年王莽倒行逆施，导致汉与西域关系阻断，但是经贸往来，彼此获利，已成不可阻挡的潮流，至东汉时期臻于高潮。“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中外各界尤其是上层人士，都被席卷其中，就连身任西域都护的班超，也难置身事外。他受其兄也就是《汉书》作者班固之托，为当朝权贵窦宪购买西方特产。从中原运来杂綵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马、苏合香和毾。“月支（氏）毾
，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太平御览》卷708）班超是位颇有经济头脑的政治家，在西域奋斗三十一年，以“平通汉道”为己任，深得商胡贩客的拥戴，有数以千计的吏士贾客，曾积极参加了他所领导的统一事业。和帝永元九年(97)已任西域都护的班超，为进一步发展同西方的交往，遣甘英出使大秦，至安息受阻而还。永元十二年(100)班超年老怀乡，拟将其在西域长大的幼子班勇遣人送回中原，经再三斟酌，最后将这件大事托付给了安息贡使，足见他们之间亲密友好的关系。在超出任西域都护期间，也是汉代中西贸易最兴旺的时期。现人评论班超，多肯定他在统一西域方面的贡献。实际上班超在经济方面的作为，决不逊色于前者。
从上述西汉张骞为“断匈奴右臂”出使西域，到东汉班超为“平通汉道”而决心在西域长期奋斗，我们可以看出，经过西汉时期的经营，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对维护中西交通，发展丝路贸易，在认识上已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前者开始时只是从政治上考虑孤立匈奴，争取盟国，而后者在完成西域统一大业的基础上，把着眼点放在更多地发展同西方各国的往来关系上。张骞出使带来了前所未闻的瑰玮神奇的西方信息，激发了汉武帝向西开拓的雄心，不过这终究是表象，探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汉初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发展，有着富厚的物质基础，使其领导层有雄伟的气魄对外交往，促进中西贸易的拓展，这是丝路繁荣根本的社会条件。
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后，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不仅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粮食消费有余，官私织造业也兴盛于全国各地，布帛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汉廷即征集丝帛五百余万匹，府库满盈以无处积存为患，武帝出外巡视，在各地赏赐的缯帛即有百余万匹之多。在这样生产蒸蒸日上、物资丰饶有余、经济需要向外拓展的形势下，一批批精美的丝绸锦帛，经塔里木盆地辗转西运，越来越多地出现于中、西亚各国市场，继而抵达罗马帝国。当公元前50年左右，即汉元帝初元年间，罗马君主恺撒向臣民夸耀各地呈献的贡物时，五光十色的丝织物曾使观者目瞪口呆，赞叹不已。锦绣文绮把罗马贵族妇女包装得光彩夺目，男性臣民也竞相穿著以提高自己身价。这样使丝绸在罗马异常贵重，几乎与黄金同价。在查士丁尼（527～565在位）统治时期，以皇家染料染色的高档丝绸，有时每磅价竟高达3.5磅黄金，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西方史料，时东西贸易数额巨大，每年相当于一百万英磅，罗马对东方的贸易严重入超，用金银锭和硬币来补偿。如果以东西方丝绸价格进行比较的话，唐代从长安至西州价格上涨数倍，而从西州经中亚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波斯至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价格则要上涨十余倍，有时甚至数十倍。罗马丝绸或与黄金同价，而麹氏高昌每斤生丝只相当于四钱黄金。善于经商的粟特商胡，牟取暴利。垄断中继贸易的波斯人，任意哄抬丝绸价格，沿途关卡林立，收取10%以上的过境关税，致使罗马丝价高居不下。从中国西运的丝绸价高如此，从安息、大月氏等地东运的毛织品也同样层层加码，价格奇昂。上述窦宪寄钱八十万至龟兹购得杂罽（毛织品）十余张，每张价高达五六万钱。如运至洛阳，则将更加昂贵。丝路贸易利润如此优渥，谁能控制商道，谁就能取得巨额财富。地兼鄯善、且末的吐谷浑，虽地瘠民贫，但南北朝时期扼中西交通孔道，“多有金银”，在塞表之中，“号为强富”。魏废帝二年(553)吐谷浑有个规模庞大的商队，往北齐贸易返回，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亲自率领，内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駞骡六百头，杂綵丝绢以万计”（《周书·异域传》）。由商队规模之大，可以看出这个地瘠民贫的游牧部族，是如何控制商道、参预贸易并从而致富的。活跃在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个个垂涎欲滴，争欲一显身手，厕身其间。汉代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柔然、
哒、铁勒，隋唐时期的西突厥，都曾为此在历史舞台上大动干戈。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北匈奴乞求和亲，提出“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隋大业十一年(615)，西突厥“射匮可汗遣其犹子，使率西蕃诸胡朝贡”。就是他们明知无法和中原王朝进行较量时，采用软的手段，企图控制丝路贸易的伎俩。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载，公元6世纪西突厥勃兴时，曾遣一粟特使团，往波斯、罗马联络，图谋直接进行丝绸贸易，穿著丝绸最多之罗马人，亦曾遣使回访，波斯人则设置层层障碍，甚至鸩杀突厥使团，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二
古称西域的我国新疆，处于丝绸之路中段偏东。汉代交通路线主要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缘。如《汉书·西域传》所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不过在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前，车师一带尚属匈奴势力范围，来往行人出玉门、阳关后多经楼兰向西直抵焉耆、龟兹。西域都护府建立后，车师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重要。东汉以后经伊吾（今哈密）、车师的西行路线，渐为更多的行人所选择。贸易频繁，分散封闭的绿洲聚落作为东来西往的必经之地，骤然喧腾热闹起来。鄯善、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一大批绿洲城镇奇迹般地不断发展扩大。西汉后期疏勒有户1510、口18647，于阗有户3300、口19300，焉耆有户4000、口32100。不过百年至东汉时，疏勒领户21000，于阗领户32000、口83000。疏勒户数增加10倍以上，于阗人口增加5倍左右。焉耆户15000、口52000，户数增加3倍多，人口增加亦在70%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时有战乱，但有些城镇规模仍在不断扩展之中，于阗都城方八九里，有大城五，小城数十。疏勒都城方五里，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作为塔里木盆地最大的城镇——龟兹，在汉代人口超过八万，魏晋时，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近似。
丝路贸易繁盛，人口集聚，是绿洲城镇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与中原地带作为政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城镇相比较，明显具有商业城镇的特色，它既是属于封建经济范畴的小生产之间调剂产品的地方市场，更重要的还是长途贩运营销的中继之地，故疏勒作为南北两道汇合点，在汉代即出现“市列”，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事丝路贸易的粟特人常至塔里木盆地甚或“多诣凉土贩货”，龟兹、疏勒、焉耆、于阗皆通行波斯银币，“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甚至出现“女市，收男子钱入官”，从侧面反映了商品交换与货币经济的发达。地处交通要冲的吐鲁番盆地，汉时为车师前国所在地，人口五千左右，中等规模，因系汉与匈奴争夺的要地，时有战祸，后为汉戊己校尉驻所，汉军的屯垦中心。魏晋以后南道冷落，楼兰径路不畅，经过吐鲁番盆地的商道兴盛，高昌即唐时西州乃迅速发展为繁荣的商业城镇，中外物资主要是纺织品的集散中心，胡汉商贾荟萃之地，实际上已发挥着国际市场的作用。盛唐时期在西州市场上，店铺鳞次栉比，商品分类经营的“行”已经出现，如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帛练行、綵帛行、铛斧行、菜子行等，行是同业店铺的总称，它意味着已可能有行会组织的雏形，起码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达相当高的水平，而为中原许多城市所不及。从上述行名可以看出，行的营销范围非常广泛，农牧生产中的种子、肥料、饲料都有销售，明码标价。事实说明，作为丝绸之路中继站的西域绿洲城镇，通过频繁的丝路贸易，已促进市场的全面繁荣。商品结构已由以前奢侈品的交易向与民生有关的产品转化。有的学者认为丝路贸易和沿线城镇的经济发展相脱节，对沿线的有关城镇“并没有实际利益”，这话似有失于偏颇，商品交换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长途贩运的中转贸易，促进沿线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拉动生产的高涨，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估价。时为争夺商利，绿洲诸国曾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唐贞观六年(632)，焉耆王龙突骑支遣使来唐，请开大碛道，以便商旅往来。此事获唐太宗李世民批准后，高昌反应强烈，因开通楼兰故地直达敦煌的大碛道，来往商贾就不必经过高昌，这样起码关税一项，高昌就要减少许多收入。故高昌王麹文泰怒不可遏，派兵大掠焉耆边境。唐初，玄奘西行途经高昌，高昌王赠予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银钱三万是个不小数目，高昌“赋税则计输银钱”，以商税为重要收入的各种赋税，当系高昌府库入藏钱的主要来源。赠予玄奘一人黄金百两、银钱三万，其王府库中积存金银财货之多，可想而知。高昌如此，同处于丝路要冲的于阗、龟兹、疏勒等亦不会例外，都通过丝路贸易大受其益。公元4世纪于阗王室笃信佛法，主持兴建王新寺，历时八十年，经三王方成，高二十五丈，雕文刻缕，金银覆上，佛堂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为饰。其王室之豪华富有，存储黄金之多，昭然若揭。
丝路中继贸易不仅给绿洲王国的统治者以极好的聚敛之机，它像接力赛似的辗转营销，也给绿洲社会带来了可观的财富。所以“西域殷富，多珍宝”之名，汉代即已在中原流传。《晋书·吕光载记》：光自龟兹东归，“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公元5世纪时，素被称为“国小人贫”的焉耆，恃地多险，常剽劫北魏使者，魏太平真君九年(448)万度归西征，意想不到的获其珍奇异物及委积财货不可胜数。虽然那时绿洲城国所委积的财货，多滞留在消费领域，不能推动和扩大社会的再生产，但丝路贸易长途贩运的货物，也有部分与提高生产和人民生活质量有关，如丝、毛织品、马匹、金属品、作物籽种等，而且应该看到的是，丝路贸易向四周扩散的辐射力导致沿途各国社会经济活跃，确也推动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产业的发展。魏晋以后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镇蚕桑织造业的兴盛就足以证明这点。
在塔里木、吐鲁番诸绿洲城镇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并需进一步加以研究的是，未见或很少见到有巨额资本独立经营的大商人出现。在《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中出现的商人多系粟特商胡，当时他们在高昌市场上相当活跃，不过交易量都不算大。阿斯塔那八四号墓所出文书中的富商握
延很可能是专为官府经营丝绸贸易的商人。在于阗语文书中，亦屡有官商出现，他们为国家府库收纳钱币，享受着与官吏同样的物质待遇。中原和西域进行的多为贡赐贸易，这本身就意味着官商占主要地位，缺乏独立经营的大商人的存在，制约了绿洲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三
纵观古代新疆发展的历史轨迹，财富的积累固然对绿洲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但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推动地域经济发展最积极的因素还应是商品经济的活跃和人员的交流、技术的传播，就后者而言，汉朝的屯田正是有力地推动西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重大举措。据考古资料，距今三四千年，新疆已出现了原始农业，在孔雀河下游的罗布淖尔地区和哈密的五堡墓地，曾先后发现谷麦、青稞以及烤熟的小米饼。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发现的农业遗址越来越多，大部分农牧结合、牧业仍占重要地位。原始农业，耕作粗放，工具多系木石，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产量极低，人们只能靠放牧、狩猎增加食品来维持生计。所以当公元前2世纪丝路贸易开始兴盛，来往行人增多，汉朝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包括汉军在内的大批西行人员的粮食供应问题。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及时果断地作出决策，下令在轮台（今轮台附近）、渠犁（今库尔勒一带），派遣士卒数百名开荒造田，置使者校尉领护。这些屯田士卒实际上就是身着军装的农民，他们不仅把我国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经验，西传边陲，而且把当时先进的铁制工具亦万里迢迢带至西陲推广，至昭帝时期（公元前86～前74年）朝廷采纳了桑弘羊前提出的扩大轮台屯田的建议，派遣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实施此项计划，经过不断扩展，至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渠犁田卒已增至一千五百人。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屯垦重点由渠犁转移至车师前部即今吐鲁番地区，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置戊己校尉主管屯垦事宜。治所初置交河城后移高昌壁，垦区亦东扩至柳中即今鄯善鲁克沁一带，连同渠犁、轮台、伊循、姑墨等地，合计当时屯垦士卒约有四五千人。以每人耕种二十亩（约14市亩）计算，垦田约近十万亩。数字虽不如现在某些论著中说得那么大，但为以后历代中央封建王朝所遵循，历史意义非常深远。西城屯垦不仅解决了来往人员的粮食供应，保证了丝路的畅通，为祖国的统一事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而且在推动天山南北的农业发展及有关技术的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新疆的自然条件，干旱少雨，以灌溉农业为主，水利建设是绿洲农业的命脉，在这方面，熟悉中原水利工程的屯田士卒，在严密的军事组织下劳作，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是分散的绿洲农民不可想象和无法做到的，所以新疆至今尚未发现，在汉代屯垦以前有任何水利工程的遗迹。也无任何这方面的历史记载。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经告诉我们：“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要求……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汉唐中央政府统辖西域正是通过屯田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这一经济职能的。桑弘羊提出的“益通沟渠”从而“益垦溉田”的宏伟计划实施后，在渠犁、轮台一带，良田沃野、沟渠纵横，其遗迹至今尚存。本世纪20年代末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这带进行调查时，曾发现多处汉代屯垦遗迹，一条称为黑太也拉克（汉人渠）的大渠全长约二百余里，直至1981年考古工作者至此尚见“宛若一道逶迤远去的土堤”。和汉唐伊循屯垦有关的米兰遗址（今若羌县东），当时精心设计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双向灌溉，集中分水的水利设施，曾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西域农田水利建设，在运用中原先进技术后达到了很高水平：从米兰河引水为总干渠，下分七条支渠，环绕古城，主干渠与支渠建有总闸和分水闸，随时可以开关引水、放水，这种复杂的渠口控制工程，说明当时在此开渠的汉军屯垦士卒，有成熟的施工经验，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还有当时中原先进的铁工具推广至边地使用，也有力地提高了西域的生产水平。特别是西汉时期中原先进的冶铸技术随着屯垦大军传至西陲，更有效地推动着当地生产力的提高。据考古资料，我国中原地区冶铁术大约发明于西周晚期，到了战国时期开始普遍流行。新疆铁器的出现要稍早于中原，但中原冶铁技术发展很快，战国时期所出现的可锻铸铁，汉代开始迅速西传。据历史记载汉代进入西域屯垦的士卒是携带“犁牛谷食”的，所以1976年在昭苏波马墓葬中发现的铁铧与中原形制相似，很可能系屯垦士卒的遗物。至于轻便的小农具锄、镰之类，更会随身带至西陲，故《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原“皆无丝漆，不知铸钱（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汉武帝时期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冶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汉书·西域传》称，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缺乏金属工具，生产水平低下，在汉大兴屯垦、推广中原先进技术的影响下，葱岭以东各地冶铸业迅速兴起，婼羌、鄯善、莎车、姑墨、龟兹、山国都有产铁或制造器具的记载，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曾任西域副校尉熟悉边情的陈汤曾说，胡人兵刃朴钝，“今闻颇得汉巧”，即是指此。在中原冶炼技术的影响下，冶铸水平不断提高，所以在新疆出土的冶铁鼓风设备中的陶瓴与中原完全相同。冶金部门对龟兹（库车）城北阿艾山冶铁遗址中的炼渣进行测定后，认为系铸铁无疑。最近，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对克里雅河流域圆沙古城出土的铁器经过检测分析，确定有两件为西汉时期铸造的白口生铁。这说明中原铸造生铁的技术，当时已传室西域。洛浦的山普拉汉晋遗址曾发现铁刀、镰刀及其他铁皮等物。民丰尼雅遗址亦先后发现铁刀、木柄铁镰、铁锛、铁铲等。以木石为工具进步到使用铁器，是古代新疆农业生产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而铁器的广泛应用，供不应求，又促进了冶炼业的发展，龟兹、疏勒、于阗等地都已成为矿冶业的生产基地，“和田马钱”与龟兹小铜钱的问世，即反映冶铸业已达相当高的水平。龟兹冶铁业规模庞大，可以供应天山以南各绿洲城国之需，实际上已成为西域的冶铁中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屈茨（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公元6世纪突厥阿史那氏迁居金山以后，专为柔然提供铁器，并拥有装甲骑兵，冶铸业亦相当发达。
龟兹冶铸业的发展，促进了常用农具锄、的推广和改进，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具——砍土镘。砍土镘是塔里木盆地迄今最常见的“万能工具”，《突厥语词典》称它为“刨地用的工具”。南疆沙质土壤疏松，它可以兼有锹（锸）、锄、镐、等多种工具的用途。是古代新疆农民创制的适合本地使用的轻便农具。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件类似砍土镘的石工具，认为它与原始的锄、具有着密切关系。在两晋时期，龟兹克孜尔石窟第175窟壁画中，有农民手执砍土镘翻地和二牛抬杠犁地的画面。反映了铁制农具已在当地使用的生产场景。与此同时，约公元4世纪楼兰垦区亦大量使用并推广铁工具。据简牍所载一次“新入胡锸三百九十五枚”，“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61、7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按汉晋考核制度，牛犁在这里亦应是重要的常用农具。同时简牍还说城内有许多地方还“斫地下种”，说明犁耕也还未全面推广。
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六七世纪麹氏高昌以至唐西州时期犁耕已相当普遍，这个从汉代屯垦基地发展起来的绿洲城镇，魏晋以来尽管政权更迭，但屯垦这一生产形式，始终未废。“彼之甿庶，咸汉魏遗黎”，此地居民有的系汉晋屯户的后裔，也有的为避战乱、陆续从河西各地迁来。他们熟谙中原传统的生产技术，因地制宜，建成一整套的水利设施和灌溉管理制度。渠道如网，纵横密布。精耕细作，养护地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对土地施肥特别重视，甚至到市场上出卖粮食以购进粪肥。由于如此，所以有效地提高了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有学者测算在麹氏高昌时期(502～640)粮食产量每市亩大约在1.5市石左右，夏秋两季各七八斗，高于同时中原许多地区亩产一石的水平，也高于当地1949年建国前的生产水平。
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是以农桑为本，男耕女织。西域各地接受中原影响，在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同时，不仅园艺业广泛兴盛，蚕桑事业亦在塔里木、吐鲁番盆地悄悄兴起。植桑养蚕，缫丝织造在汉晋之际由中原传入西域，于阗、扜弥诸地时间可能更早，于阗公主秘带蚕种的故事，历来在各地流传。由于和田地区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合蚕桑事业的发展，所以至今这里仍是新疆的蚕桑基地。有迹象表明，在东汉时期于阗已可能出现蚕桑生产，尔后辗转传入波斯、罗马等西方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蚕植桑在塔里木、吐鲁番盆地诸绿洲城镇广泛发展，不仅史书上对这些地方有“宜蚕”的记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西凉建初十四年(418)严福愿赁蚕桑券》里，明确写着在5世纪初蚕桑、织造业已相当发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公元5～6世纪高昌地区蚕桑、织造业发展很快，这时中原因政治形势的影响，丝织品无法大量西运，而罗马、波斯等国急迫需要丝绸织物，携带罗马金币和更多的波斯萨珊银币的粟特商胡，不断至天山以南绿洲城镇特别是高昌甚至河西凉州等地购买丝织品及其它货物，这就给高昌等地发展丝织业以大好时机，同时也使这些地方有大批银币出现并广泛流行。
丝绸之路畅通，商贸兴盛，加之上述的社会条件，不仅使高昌以及龟兹、疏勒、于阗诸地成为丝织品的集散市场，而且也成为西域丝织品的重要产地。西域人民熟谙毛织品纺织技艺，如何掌握中原传来的育蚕、缫丝、织造一系列细致复杂的工艺流程，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过程。《魏书·西域传》称塔里木盆地绿洲城镇，“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正是反映了绿洲人民尚未完全掌握这项技艺而处在不断提高的过程，“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此乃佛教徒穿凿附会加以夸张的传说，并非真实地反映育蚕缫丝的生产过程。近年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地下出土的丰富的丝、毛织品，作了深入研究后，告诉我们纺织技艺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曾呈现出错综复杂、绚丽多彩的情景。中国中原地区与中、西亚的纺织工艺，因使用的纤维原料不同，形成各自不同的工艺流程。古代新疆丝织业是在长期生产毛织物的历史传统下起步发展的，绵经绵纬，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它既仿效中原织物结构精巧的特长，也采用波斯的萨珊纹样，所以一度产品西销，受到粟特商人的欢迎。公元7世纪唐朝统一西域后，大量丝织物西运，使吐鲁番盆地失去丝织业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但塔里木绿洲各地丝织业作为支柱产业，却经久不衰，有时胡锦还出现在向中原王朝呈献的贡品单上。唐玄奘于贞观十八年(644)春夏之交到达于阗，据其所见，于阗“工纺织絁”，当地居民“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絁白叠”（《大唐西域记》卷12）。白叠即棉布，说明当时除丝织品外，棉织品也成为于阗人民常穿的衣着原料，比我国中原人民穿著棉布要早六七百年。塔里木盆地南缘出现棉布很早，和田地区汉晋尼雅、山普拉遗址，都曾发现有印花棉布，但不一定为本地所产。据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种棉织布不迟于5世纪中叶，于阗、疏勒等地时间可能更早。唐代天山以南诸绿洲城镇棉布已非罕见之物，它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显著作用。虽然此地种植的系通过印度或阿拉伯传来的非洲棉（草棉），纤维质量较差，但生长期短，适于碛西和河西走廊以至陕甘地区种植，所以唐宋以后，在西北广大地区逐渐推广。元初颁布的《农桑辑要》即有令陕西诸地推广种棉的诏谕：“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
8世纪前半叶的开元盛世，是大唐帝国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同样它也是在丝路贸易浪潮的推动下，西域社会经济的辉煌年代。这时在天山南北新兴的绿洲城镇不断涌现，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不仅横贯欧亚的中西商道畅通兴盛，穿越天山、昆仑山以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支线也行人不绝。先进的生产技术广泛传播，造纸、酿造、制糖、粮食加工、铁工具制造等新兴行业陆续出现。祖国的统一、繁荣总是和西陲的安定、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尽管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市场管理却非常严格，唐朝颂布的各项规章制度都切实推行。南道上的于阗，虽然不如西州那样的喧闹繁华，但工农业生产发达，物价便宜，交河郡一胜（升）米50～55文、一匹大练460文，而于阗一胜米只有30文、一匹采帛只有170文，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亦是人民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的景象。开元七年(719)唐廷“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新唐书·西域传》）。说明于阗和其他绿洲城镇一样，来往商胡所纳赋税，尚不在少数，不失为南道上的丝路重镇。
有人认为晋唐以后，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南道已经冷落甚或阻隔不通，其实并非如此。塔里木盆地南缘土地沙漠化问题，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至唐代沙漠南侵确已造成严重危害。贞观十八年(644)玄奘通过于阗时，曾据所见在《大唐西域记》中，告诉我们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南道作为东返之路，而且与之同行的还有其它商侣人等。丝绸之路，长途漫漫，本来就充满着艰辛和风险，有的商旅行人决不会因风沙肆虐而停止自己的脚步。公元10世纪以后，大宝于阗国时期，经过李圣天政权和沙州归义军曹氏的共同努力，扫除路途上的人为障碍后，两方面时有来往，于阗玉石曾源源不断地通过沙州运向中原。继而喀喇汗王朝统治该地，于阗和中原的贡赐贸易，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入主于阗的回鹘人，从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宣和六年(1124)的115年间，与北宋往来有40次，较其它地方都多，大有南道复兴之势。如《宋史·于阗传》所云：“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在于阗和北宋的贸易中，以阿拉伯、波斯等西方进口的乳香为大宗，其数额之巨，前所未见，熙宁五年(1072)有三万一千余斤，元丰三年(1080)连同其它杂物有十余万斤。除于阗商贾转运大量西方货物东往中原外，东罗马的贸易使团亦于神宗元丰四年(1081)经万里跋涉通过于阗来到北宋首都开封。时通过天山南北的贸易通道已有很大变化，西州冷落，于阗复兴。原作为主干线的中道，失去它的繁华，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有关，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的唐军与北上的吐蕃军队曾在西州、庭州一带反复争夺，继而西迁的回鹘人又来此与吐蕃长期较量，直到咸通七年(866)回鹘首领仆固俊，大败吐蕃大将尚恐热，吐蕃势力衰落，高昌回鹘王国建立后，形势才逐步稳定下来。在这近百年的动荡不定、战乱不息的形势下，交通经常受阻，当然大大影响了丝路贸易的正常进展。通过于阗的南道也曾有战事发生，但恢复较快，故虽有风沙危害，商旅却仍通行不辍。
历史时期丝道的变化，商贸的盛衰，和当时政治形势有莫大关系。汉魏以来，中原战乱，中央王朝失去对西陲的统辖能力，西域各绿洲城国兼并不已，柔然、高车、哒以及后来兴起的突厥为争夺霸权，战祸连年，使经济遭受严重摧残。一次毁灭性的战争，甚至使一个地区，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遭到毁灭。汉代塔里木绿洲的人口有二十多万，唐初不及半数。有些城镇“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可见战祸之惨烈。唐宋之际，战争复起，又使西域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这种不时发生的战乱，实际上是古代新疆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旅途艰险，时有阻隔，加之整个形势的变化，唐宋以后海上航运发展，终于取代了陆上丝路的繁荣。
标签：西域论文; 中原论文; 张骞通西域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丝绸之路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塔里木盆地论文; 文物论文; 高昌论文; 绿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