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避免论”到毛泽东的“超越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中山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沿着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历史现象，既归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中国几代伟人的伟大理论创造和相互借鉴与接替。
在中国，最早提出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构想，始于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而“节制资本”和“集产社会主义”又是“民生主义”中最精彩的内容。它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的资本主义的纲领”，又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浪漫空想。同时，它还闪烁着中国式独特革命道路的光辉。
“节制资本”和“集产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孙中山在旧民生主义革命的末期几乎同时形成的。为了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孙中山认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有国家经营之。”（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7页。 ）“节制资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在于限定私人资本的经营范围。“集产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则是“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注：《总理全集》第2集，第127页。）这两个思想非常密切，不可分割。
在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中，反映了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孙中山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能完全取消私人资本。他说：“吾国之所谓工人者，通称为‘苦力’，而其生活只以手为饭碗，不论何资本家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将必欢迎之。况资本家之在中国，寥若晨星，亦仅见于通商口岸耳。”（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9页。）他还认为， 国家采取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就可以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15页。）可以看出， 孙中山认为一定范围的私人资本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孙中山的主观思想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他洞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所造成的阶级对立异常尖锐和贫富的巨大悬殊。“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著紧……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十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原因在于“大资本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的。”（注：《总理全集》第1集，第245页。）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40页。）由国家经营， 首先是为了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国民生计，可以防患未然。其次，“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41页。 ）再次， 又可和外国竞争，挽回利权。最后， 由于国家资本是“人民公有”，将其盈利造福于全国人民，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分配公平的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下不能实行的”（注：《总理全集》第1集， 第212页。），而“国家管理实业足使财富之分配较为公平。”（注：《总理全集》第1集，第313页。）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特点，一方面，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展十分微弱，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和近代文明。另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已暴露出它的严重弊病，整个欧洲正经历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中国和世界的“时代差”的矛盾迫使孙中山寻找一条中国式的独特历史道路。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和“集产社会主义”思想正是这一道路的理论反映。它一方面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发展“集产社会主义”，节制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最终达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孙中山“避免论”的基本思想。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阶级基础与策略基础是根本不同的，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即主观上认为是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但是在这种主观社会主义之中，又包含着可以为无产阶级借鉴的有益的思想材料，即孙中山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预防资本主义，最终在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设想。胡绳对孙中山主观社会主义曾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说：“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反映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烈愿望，并使他终于在晚年坚定地实行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注：胡绳：《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科学社会主义》1987年第4期，第150、151页。）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成为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就有了更多的实际意义和合理因素。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他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独特发展的历史道路——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理论的设想。
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这条独特发展的道路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使他最终无法完成创造这条道路的科学理论，从而具有很大的空想性。
第一，孙中山混淆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界线，提出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观设想。这出于他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他认为“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实行“民生主义”，可以“一劳永逸”；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落后状态，所以革命的人应该使中国进步得快一些，既然革命的人有更高的理想，为什么不可以提早实现呢？孙中山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注：胡绳：《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科学社会主义》1987年第4期，第150、151页。）。应当指出，混淆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 实质上是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表现，带有浓厚的主观空想色彩。
第二，孙中山未能理解“集产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于人民政权中领导阶级的属性。从孙中山关于国家的思想来看，他已跨出了一般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的界线。他认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2页。）在孙中山关于人民的概念中，工人、 农民、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的成员，这是正确的规定，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笼统地认为“国家民有以后，国有即民有”。因此，他的国家性质一方面具有确定的人民性质的内容，但又缺乏明确的领导阶级而显得含湖不清。从孙中山整个政治思想看，这个人民国家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那么“集产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孙中山从主观上避免资本主义的道路最终只能重新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
第三，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而易于实行社会主义。尽管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不像俄国民粹主义那样无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宁肯停滞，而不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为只要发展农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认为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 841页。）。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而易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仍明显地存在着。孙中山认为：“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业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这种看不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以为经济落后，反而易于实行社会主义是主观空想论的一条重要的认识论根源。
社会历史的进程，是人类不断发现客观真理、纠正谬误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武器，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解决了孙中山提出的但他不能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集大成者。他细心地辨别，保存了孙中山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剔除其非科学的一面，以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和理论创新思想，建构了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科学理论蓝图。他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由空想转变为科学，形成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超越论”。
第一，毛泽东依照列宁对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人“一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地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受制于生产力制约的，革命的阶段实质上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将革命阶段的正确区分，反映了毛泽东对革命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政治革命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正确把握。毛泽东认为，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明确地提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那种超越阶段，以为不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第1059页。）。毛泽东设计的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方案，消除了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超越革命阶段的空想杂质。应该特别指出，“两步走”的方案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
第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刻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批判地吸收了孙中山“集产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了他的国家学说，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
如何把两个革命过程和历史阶段连接起来，关键取决于这种革命理论的国家学说。毛泽东提出了既区别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又区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即这个国家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具有连接两个革命过程和历史阶段的双重作用。毛泽东认为，这样“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成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克服了孙中山“国有即民有”的模糊性，避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防止了在国家问题上“左”的倾向，为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提出了保证。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灵魂。
第三，在理论上首次提出衡量一切政党的政策和实践的标准是看它是解放还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条件和发展基础。
毛泽东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对那种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而易于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当时处于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时期，毛泽东依然把解放还是束缚生产力作为分析阶级关系，衡量政党政策和实践作用好坏、大小的标准。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毛泽东这一经典论述，阐明了衡量一切党派政策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这是我党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最早提法。毛泽东在生产力标准的理论高度上，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政策和实践的反动与倒退，揭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批评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软弱性与空想性，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为实行新民主主义进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具有不可征服的逻辑力量和强大的说服力。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革命理论。一方面，它要解放生产力，打碎束缚生产力的枷锁。毛泽东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另一方面， 它又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由一块一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和社会组织形式向全国的蔓延，最后变成为全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这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构的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以及文化结构，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组成了当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上相互协调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创造了革命胜利的条件。
这个时期毛泽东从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在经济上试图引进外资，表达了对外开放的思想。1944年毛泽东曾多次与美国官方人士和记者表示中国欢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境内的合法投资。他曾对美国记者福尔曼说，事实上我们鼓励自由竞争及个人企业，并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将允许外国在我们的统治区向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当然，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这一设想没有实现。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发展生产力将是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的基本任务。他在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工业占10%左右，农业占90%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及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第四，探索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实现转变的具体道路。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范围内从理论走向实践是从共和国成立时开始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开始建立起来。官僚资本的没收，实现了孙中山的“集产社会主义”，全国范围内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使“国有即民有”成为现实。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也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在发挥作用。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认为，这个新社会处于起始点上，而不是建成点上，所以他们把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推到了15年之后。在转变的模式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考虑的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份长期发展，条件成熟， 一举转变。 1952年9月， 毛泽东逐渐形成“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新的转变模式。党在1951年山西、东北地区合作化过程中的“土地入股”形式以及1953年春在东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公私合营”形式的两大创造和发现，使逐步过渡模式成为可能。1953年6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表明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被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所代替。这种设想和选择，不能说是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矛盾的。从其表现的性质看，是一种转变模式的选择。因为，一方面，总路线对过渡时期的时限、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以及和平过渡的方式的规定，同以前的对新民主主义前景的设想，还是衔接和一致的；另一方面，总路线规定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实现，开始过渡的时间虽已提前，但过渡的步骤仍是稳步前进的。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较为稳妥、逐步过渡的形式。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方式的赎买，避免了那种流血的局面，这正是孙中山所希冀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较大偏差。失误主要出现在1955年夏季以后。开始过渡发展为急于完成过渡，“逐步实现”变成了一蹴而就，原是15年的任务，提前11年完成。这个时期，也曾出现过“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国利用较短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情形是否能证明，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所以社会主义很容易这种观点站得住脚呢？显然是不能的。1962年1月， 毛泽东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尔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够格不够格的命题，实际从更深层次揭示了东方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从孙中山到共产党人中都曾有过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很容易的观点，都以中国没有过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根据，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容易出现的思想（注：胡绳：《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科学社会主义》1987年第4期，第150、151页。）。
中国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当然不是孙中山所能预料的。然而的确使他的良好愿望成为现实。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克服了孙中山思想中的错误成份和空想成份，使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从空想转变为科学，从而在中国超越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历史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既不是民粹主义，也不是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论。恰恰相反，它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据，是克服了一些思想家思想中空想成份的产物。因此说，新民主主义从理论构想上看，是超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但并不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将此二者分开，是毛泽东高于孙中山的重要之点。如果说后来发展有哪一点还不尽如人意的话，那就是在实践上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坚持不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没有贯彻到底。
总结先进的中国人在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经验，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孙中山思想，克服其主观空想的错误，在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其基本方法和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以中国社会的革命和社会变革必须以解放中国社会生产力为出发点，而衡量这种变革的结果必须以是否真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必须坚持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权，保证“国有即民有”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视角来看，这两条是东方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毛泽东“超越论”的理论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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