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初期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于1950年，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延安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奠定了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品质，并逐步发展成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尤其是进入21世纪，又确立了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取得不凡的业绩。2002年4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中国人民大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2010年9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指出，“60年来，人民大学始终秉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① 的宗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研成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殷切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如何理解中国人民大学“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使命和精神？如何理解其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又如何理解其执著于繁荣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决心和信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60周年之际，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特殊的年代，探寻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奠基工程也拉开了序幕。1949年到1957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接管、改造旧大学及创建社会主义新型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于此革故鼎新的进程中，“为新中国的人民高等教育事业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2]，承担了独特的历史使命，发挥了重要的领衔作用。
一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1949—1957年间，适当述及“文化大革命”前期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前）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是新中国兴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创举和典范，并长期担当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
（一）中国人民大学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亲手创建，是实施新中国建设战略、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创举，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期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仅两个月后，即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组成一个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为首的10人筹备委员会，负责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1950年10月3日，学校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为题予以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的问世，是中国共产党在策划新中国建设大业时对经济、文化、教育领域作出的战略安排，是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领袖共同策划的成果。早在1949年6月底至8月中旬，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受毛泽东的委托秘密访问前苏联时，在《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中谈及建立新中国的八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即为“我们想请苏联为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办一所专门学校，好像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一样”，主要开设“工业、商业、银行、法律、教育等系”[3](P26)。斯大林表示：“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4](P35)后经反复磋商，决定“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8月7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建校方案。这个设在北平的、以培养建国人才为重要职能的大学就是中国人民大学。11月12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筹备中国人民大学的经过，并提议“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5](P154)，同时建议政治局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建校计划。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决定指出：“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刘少奇出席开学典礼时强调，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立其他的大学。”[6](P96)他指出，旧大学的基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因此需要分步骤、长时间的予以改造。“我们的大学是要教育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因此不能在旧大学的基础上来建立新型的大学——人民的大学。”1949年底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指出：“创办人民大学，培养建设人才，这是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顺应时代的要求而诞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期望。
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不仅体现在学校由中共中央、政务院决定成立，且被冠以代表国家性质的“中国人民”的校名上，还体现在其办学经费占到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0年全部概算的20％。毛泽东主席亲笔签下任命状，请“中共五老”之一、原华北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吴玉章担任校长；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党组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领导。中共中央于1950年初正式发出的《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要求各地党委必须保证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招生的完满成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对系科设置、教学方法等作出指示，并对学校与政府实际工作部门密切联系给予了及时支持。
（二）在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上，中国人民大学结合中国情况学习前苏联先进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典范
1949年到1952年是新中国对旧中国高校的接管、改造时期。接管后的205所高校，“规模小、分布不合理，系科庞杂，层次比例不当，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差距很大，在办学思想、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问题很多”[7](P4)，因此，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成为国家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总结报告中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取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中国的教育，且应为此进行系列具体工作，包括“政务院所决定的创办人民大学的计划”，而“创办人民大学的任务，是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这将是新中国的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8](P684)可见，中国人民大学自组建之日起便被赋予了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标杆地位。
根据国家性质和国际形势，高等教育领域也实行了“全面苏化”的策略。中国人民大学以前苏联专家人数最多、层次最高、涵盖面最广而独领风骚。学校结合国情学习前苏联经验，建立了以政治理论和经济管理为主的系科体系，坚持向工农开门，理论联系实际，迅速取得成效。到1952年底，学校就已具备了新型大学的规模，建立了包括教研室、“习明纳尔”②、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等制度在内的一套全新的教育教学制度。学校设有本科9个系、专修科11个班，还设有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班和预科；创办了函授教育，设有9个函授专修班；开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和夜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校在全国首设38个教研室和1个编译室；翻译教材1 300余种、编写教材500余种；培养出500多名教员、150多名翻译人员。《人民日报》和《人民教育》仅1950—1951年刊登的有关中国人民大学的文章就有近50篇。学校一时为全国高校竞相学习和向往。
1953年到1957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内容之一，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改革。一直以为国家培养建设骨干和为“改造旧的高等教育，树立一个新型大学的典型”为任务的中国人民大学，水到渠成地成为这一进程的领头雁。1954年，高等教育部将其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四项，其中一项为“改造和提高高等学校现有的财经、政法师资”。在院系调整后形成的较为严密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中国人民大学稳居其首。加拿大教育学专家许美德称，“调整后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各个地区建立了专门的财经学院和政法学院，它们在业务上将接受人民大学的指导”，“仅有少数几所综合性大学被允许保留哲学系、法律系和经济系”，“它们的教员都要接受人民大学的重新培训”。[9](P114)
很多高校的教师先后到人大听课，汲取前苏联高等教育的营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哲学界贺麟、郑昕、张岱年等教授，法学界吴恩隆、龚祥瑞、芮沐、王铁崖等教授都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课。据当年曾任前苏联专家翻译的钟宇人教授回忆，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是学习基地，经过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经常组织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听前苏联专家讲课；早年执教财政信用系的陈共教授谈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苏联专家“涵盖了财经专业的方方面面，而且全国独此一家。全国其他院校如现在的中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还有上海的学校，他们都派人到我们这儿来学习”[10](P169)
在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后，中国人民大学的旗帜作用日益凸显。高等教育部为推广中国人民大学的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及考试方法等，在1954年召开了中国人民大学经验讨论会。参会者包括全国财经、政法、综合、工、农、医、师范等类共101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高等教育部要求各院校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光明日报》发表了《高等学校的榜样》一文，详细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经验。之后，高等教育部陆续召开全国高等财经教育会议和政法教育会议，强调发挥中国人民大学的榜样作用。
1954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高等教育部应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工作重点，推动全面；10月，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第一次确定以中国人民大学等6校为全国性的重点学校。[11](P425)
虽然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高等教育改造事业的完成，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榜样的光环逐渐淡化，而且在之后逐步走上博采各国之长的提升国际性道路，但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结合国情学习前苏联经验、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引领建设全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殊功绩，将永载史册。
（三）在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教材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始终顺应国家建设需要，长期担当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
新中国伊始，百废待兴，1950年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最早建立社会主义的高等财经、政法教育体制以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本科初设经济计划、财政信用、贸易、合作社、工厂管理、法律、外交、俄文等8大系，其中6个属于经济领域，后又增设国民经济计划、农业经济等专业；专修科初设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贸易、统计、工厂管理、合作社、外交、法律、教育，后增设档案专修科等。仅20世纪50年代，就有法律、贸易、工业经济、档案、党史等15个以上的系或专业为新中国首设，35个以上的研究生专业也是首设。法律系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正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在创办初期就帮助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等第一批政法院校培养师资、提供教材和教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以培养师资、派人支援等各种方式，为其他高校设立相关教学研究机构提供支持。另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在全国高校近30个哲学系中，有26个系的系主任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他们多为“十年动乱”之前所培养。
学校作为文科高等教育“工作母机”的另外一个重要体现是师资培养。中国人民大学在当时承担了全国文科教师的培养任务。1954年，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确认的中国人民大学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性质，进一步将其任务明确为：“一、培养财经、政法及俄文干部和高等学校师资”；“三、改造和提高高等学校现有的财经、政法师资；四、培养马列主义师资及研究生”。[12](P126)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两项任务之一确定为“为全国高等学校培养马列主义及一般社会科学的师资和研究人才”。直到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基本任务仍是培养和提高高校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师资和科研人才及其他建设干部。
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最早以开展研究生教育为途径培养师资和高层次人才。1950年即设立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贸易经济、民法、刑法等35个研究生专业，后又设立马列主义研究班等，卓有成效地培养了大量高校师资。仅开办7年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就培养了2 500多名研究生，其中大多数人成为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骨干或领导力量。1951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决定在全国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500名，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研究生200名，北京大学等14所高校招收研究生200名[13](P425)，中国人民大学占到研究生总名额的50％。到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共为国家输送各类研究生5 113名，而新中国成立后17年内，全国高校总共只招收了23 375名研究生，毕业研究生数为16 397人[14]。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研究生占培养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足见中国人民大学向全国各高校输送的文科领域紧缺的师资和高层次人才比例之高。
中国人民大学一成立即承担着翻译前苏联社会科学的教科书，并为相关领域规划和编写教材、教学计划和讲义的任务，成果惠及全国。学校根据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翻译或编写出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至学校组建5周年时已编译印刷教材765万册，其中大多为各高校所参考或采用，满足了全国学习苏联经验的渴求。翻译的教材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教程》、《政治学说史》、《工业经济讲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会计核算原理》、《国家和法的理论论文选译》等。这些教材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全国很多学科也都以前苏联的学科体系为蓝本。部分讲义完善后作为教材出版，成为学术史上的奠基之作；部分教材发行百万册，影响了几代学人。其中，《中国历史纲要》是新中国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被确定为全国通用教材；《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函授讲义》后来被全国财经院校广泛采用；《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是我国第一本联系中国实际的经济活动分析教材；《中国革命史讲义》作为第一本中国革命史类教材，成为同类教材的母本；新中国第一本《工业会计》教材也出自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还专设教材供应组，保证人大教材供应全国。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召开后，学校面对各部委和院校对教材提供的要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要组织出版教科书、讲义和教学参考书。1955年底，《人民日报》附发《图书联合广告》，整版介绍了人大出版社编译的教材120多种。到停办前，人大出版社正式出版400余种新书，发行量达800万册，其中不乏影响巨大和深远之作。
学校服务社会的实践也成为全国各高校学习的范例，理论联系实际、治学报国的理念也影响广泛。学校通过“业务挂钩”、社会调查、生产实习等方式，组织教师同业务部门、厂矿企业建立经常性联系，掌握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定科研方向和课题；科学讨论会催生了一批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论文；学校接受国家委托进行很多决策的前期调研，教师也经常应邀到中央有关部门作报告，许崇德和高铭暄先后参加了宪法和刑法的起草工作，黄顺基和王方名应邀走进中南海与毛泽东面谈逻辑问题。
二
中国人民大学确立并实现了“培养万千建国干部”的人才培养目标，并践行人民教育，向工农子弟开门，成为新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校。
（一）中国人民大学以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建国干部”为人才培养目标，并充分认识到教育向工农开门、实施人民教育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仅有200万名，占全国总人数的0.37％，与国家建设的迫切要求远不相称，干部的缺乏更是国家发展的瓶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成为政务院在《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立校之本。
在生源选择上，学校把握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强调高等教育向工农开门，努力实践体现大众化的人民教育。许多管理干部是在枪林弹雨中走出的革命干部和各个岗位上产生的工农骨干，他们深感掌握政策和领导业务之难。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对曾任财经各部门科长以上干部的专修科学员做过统计，其中不足初中文化水平的约在70％以上。培养工农干部成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高等教育工作会议都强调了教育为工农服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前身时期就素有“造就革命的先锋队”的传统和干部教育经验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实现工农干部知识化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实践。
学校根据国家需求，确定干部培养的对象主要是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干部和各行各业的在职干部，1955年之前主要是招收调干生，学生中党员的比例高达80％。1950年，共有学生2 930人，入学前为干部和工人的占到72％[15](P5)，其中不少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部分系科如外交系学员几乎全部是工农干部出身，贸易系有80％是工农干部和工人出身。1953年学生中的干部与产业工人约占总人数的70％左右。[16]而同年全国工农出身的学生占高校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仅为20.5％。
（二）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培养万千建国干部”的人才培养目标，并根据工农干部的特点设计办学体制和课程体系，为实现工农干部的知识化积累了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实事求是地创新了教育体制，将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学制、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格的办学体制。学校既设有培养师资和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班，又设有系统培养专门人才的本科班，还有为提高领导干部政治水平和管理能力的专修科。学校还设立了预科、工农速成中学帮助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补习文化知识；最早开办函授教育，培养了大量国家财政经济部门和企业的在职干部；开设马克思主义夜校和夜大学，培训了大批本校及中央和北京市的在职干部。学校创办仅两年，就有2 305名专修科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之后五年又培养本科毕业学生3 335名、专修科学生4 383名、研究生2 955名，其间参加函授教育的学员达近万名。学校圆满地完成了“培养万千建国干部”的任务。
除了一批毕业生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声名卓著的学者以外，大部分毕业生奔赴国家各个领域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锦华、郝建秀、肖扬、张怀西，学术界的吴树青、萧灼基、蒋学模、庞朴、黄楠森、胡福明，烈士张志新，作家高玉宝等。
学校根据工农干部的特点因材施教，既反对降低工农学员入学标准的行为，又反对不为其创造学习条件的倾向，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培养步骤、制度、教学计划和方法。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的先到预科班或工农干部速成班补习文化素养，待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高等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则直接进入本科班学习。学校还在培养高校师资和科学工作者方面贯彻培养工农干部的方针，在研究生选拔中适当注意了工农成分。1953年“从本科毕业学生中选拔的研究生，大部分是革命干部和工人成分，半年来所表现的学习成绩是好的”。[17]工业经济系112名毕业生中有90％是革命干部与工人成分，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政治素质较高，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创新，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好评。
随着培养革命干部任务的完成、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全国高校普遍转型为社会主义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过渡到以招收应届高中生为主，大规模培养工农干部的过渡性历史任务也逐步结束。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其后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仍始终坚持培养万千“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③，培养“行为精英，心为平民”的优秀人才。
三
中国人民大学致力于讲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开创性、奠基性作用，为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中国人民大学首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优势，在高等教育战线为讲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开拓和奠基作用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新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自然成为高校的基础课程。中国人民大学既有一些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任教，又有苏联专家指导，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教员、翻译前苏联教材等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学校在组建之初，即设置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研究生专业；在本科教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最先在各个系科中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门专业课，本科政治理论课占全部教学时数的20％左右，在专修科中则占到了30％左右。同时，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创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和夜校，后又开设马列主义研究班，提高了大批教员和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准。学校不仅在教学中较好地体现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他工作也都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
中国人民大学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教学与研究》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创办的刊物备受瞩目，毛泽东主席就是在该刊上看到王方名、黄顺基发表的文章而邀请他们去面谈逻辑问题的。该刊作为全国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专门刊物，发表了《为什么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工人无祖国”原理的国际主义本质》等一组文章，以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谈《共产党宣言》等。这些文章都贯穿着弄通原意、把握实质、学习运用的精神，被学界视为“及时雨”。1958年，何思敬以译述的方式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和生产劳动底结合》和《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的全面教育》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批评了当时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在国内最早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更多次被毛泽东列为用马列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的最重要书籍。中国人民大学还在1964年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学校在教学、科研中始终强调系统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和肢解其完整的科学体系以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吴玉章老校长指出：“最主要的是要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8](P16)，强调在办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二）中国人民大学为全国培养大批马列主义师资和干部、编写相关教材，卓有成效地传播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的教师和国家干部对马列主义还有一个逐步了解和熟悉的过程。而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普及方面起到了主阵地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师资培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为全国高校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教学和研究骨干。学校开办四年即有一、二、三年制的政治理论和其他专业研究生1 158人毕业，其中有767人先后在全国210所高校担任马列主义理论和各种专业的主讲教师以及教研室的正、副主任。到1956年，全国几乎每个高校都有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理论教师。[19]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的统筹下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就为全国高校培养了2 500多名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专业的政治理论课教员和助教，郑必坚、孙尚清、何建章、朱作霖等后来成为全国政治理论战线和科学研究战线上的骨干，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教材编写方面，从政治理论到财经、政法类专业课程的教材，都是译自前苏联成果或学校自己编写。这些教材不仅可供各高校参考使用，还有益于教师学习和应用马列主义的方法，联系中国实际解决自己教材的编写问题。此外，为配合全国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热潮及教学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专题言论摘录以及《马克思论报刊》、《毛泽东论哲学》、《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共产主义》等系列书籍，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意义。
学校还在各种层次的干部培训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列主义夜大学为全国首创，开办10年共有16 191名学员毕业、结业，其中大多数人成为首都各条战线的骨干，许多人担任了领导工作。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珮云就曾作为北京市委干部，在1954—195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的学习。
无论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教师、编写的教材，还是学有所成的毕业生，在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中，都成为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人民大学已发展成为独具特色、水平较高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至1965年，学校共培养本科毕业生10 914人、研究生5 113人，专修科和进修班毕业生8 567人，函授学员19 000人。[20](P9)就是这样一所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学校，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停办八年之久，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所幸学校在“春蚕吐丝”的同时，已形成关注国计民生的学术传统及强大的内驱力，因此1978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以顺利复校，并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旗帜”。
进入新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精神，发扬学科优势和办学传统，启动了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走出了一条“内涵提高、特色强校、质量第一”的发展道路，逐步成为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排头兵、弘扬和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排头兵、营造宁静校园的排头兵、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排头兵，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是纪宝成校长在2007年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70周年大会讲话中对学校精神和宗旨的提炼和总结。
② 英文Seminar的译音，意为研究小组或讨论会。
③ 1985年，陈云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中国人民大学校友访谈录》题写书名“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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