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粤省舆论界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舆论界论文,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4-0091-08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事变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关注，时至今日，学术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西安事变对于国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举国震惊的大事，但是，史学界对西安事变后社会舆论动向的区域研究，至今仍然很薄弱。本文以1936年至1937年广东地区主要报刊所记载的史料为基础，着力考察西安事变后，粤省舆论界的动向和粤省当局对公共舆论的统制。
一、粤省当局对公共舆论的统制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联共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粤省当局得知事变后极为重视，认为“吾粤为华南重镇，粤局趋向，关系甚巨”，故此，省政府主席黄慕松、第四军总司令余汉谋、副司令香翰屏、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等军政要员“当即会商维持地方秩序”，并于次日由余汉谋、黄慕松发出“誓以血诚，拥护中枢”的通电，①表示绝对拥戴南京政府。粤省党政军各方一方面竭力维持地方治安以保证华南政局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迅速采取各种措施，直接干预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严密控制公众舆论导向，严格实行舆论一律。
西安事变次日，广东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联合召集广州市各报社和通讯社负责人、香港驻省记者等百余人，召开谈话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第二厅厅长刘健群、省市党务特派员李煦寰、陈策、邓彦华、钟天心、余俊贤、陈绍贤、邢森洲、刘石心、方少云、黄文山、罗素约、罗伟疆、伍智梅等参加。国民党捏造张学良“通匪”、“犯上”、“叛党”、“祸国”等罪状。②会议主席李煦寰斥责张学良“丧心病狂，为害民族”，而将在押的蒋介石比作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在伦敦之蒙难”，他要求粤省舆论界步调一致，一方面，尽力宣扬蒋介石是复兴民族的革命领袖，并“根据此需要，使全国民众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应如何的爱护领袖”；另一方面，对张、杨二人要口诛笔伐，“使叛逆于公论正义严万声诛之下，对我领袖不敢有所亵犯。”会上，《广州日报》社社长丘正欧提议，由省港各报社联名通电、联合省港新闻界发表共同社论，斥责张学良的“叛国”行为。⑤
根据上述建议，12月14日，广东省记者联合会、广州市记者公会和粤省报界公会会衔发出通电，谓：“此次张逆学良，妄作主张，称兵叛变，籍言谏诤，劫持领袖，已破坏国家之纲纪，尤危害民族之生存，消息难传，群情愤慨，务恳急救领袖之安全，迅谋有效之处置，我全粤言论界，誓以血诚，服从中枢，主持正义。”⑥次日，《广州民国日报》、《国华报》、《越华报》、《大华晚报》、《诚报》、《国民报》、《共和报》、《广东时报》、《环球报》、《群声报》、《光华报》、《公评报》、《广州日报》、《持平报》、《市民日报》、《七十二行商报》等广州各报社署名发表《广州市各报社之共同社论》，表示绝对“信仰领袖、维护领袖”，绝不听任“野心分子”，肆无忌惮，妄作妄为，“当以国民自觉之力量，制裁其罪恶。”⑦由于粤省当局直接介入，所谓“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一致声讨所谓张学良犯上作乱”，竟成公共舆论的导向。
12月15日，在粤省党部组织策划下，“广东各界讨逆靖难大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李煦寰再次指责张学良是“国家罪人，与全国为敌”，要求“各界民众尤其是青年学子，特别注意，以沉着镇静之精神，在整个既定国策领导下，拥护中央肃清叛逆”。大会决定通电声讨张学良和拥护南京中央政府，推选中山大学、勷勤大学、岭南大学负责起草全省各大学联名通电；推选中大附中、广雅中学、市立一中负责起草各中学校联名通电；推选市立小学职教员负责起草各小学校联名通电。⑧此后，广东各大、中、小学，各华侨团体，妇女界，广州医师团体等纷纷通电拥护南京政府。
粤省当局竭力抑制与政府意旨不同的舆论报道。广州行营第二厅严格审查制度，制订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严禁各报社、杂志社刊登与政府意图不相符合的消息和新闻报道。国民党党报《广州日报》明确规定：“本报的编辑原则，凡非中央意旨，而有不利市党部及市政府之稿件，一律不得采登。”⑨
事变后，国民党中宣部发来密令，要求“运用各种方式，尽量宣传，并领导民众团体及有关宣传机关，作严正之表示，须本忠告张学良之态度，而寓指斥之意”，“对于反动言论，及反动分子活动，并盼严厉取缔防止。”为此，粤省党务特派员于12月17日召开第18次会议，决定采取六项应付方法：第一，各级党部应召集当地各负责人谈话，根据中宣部所颁布的宣传要点，说明此次事变的内幕，及中央的立场，以安定人心，勿自惊扰；第二，各级党部授意当地人民团体遵照宣传要点，尽量表示，如发表通电宣言，或斟酌当地情形，举行拥护中央之集会；第三，指示工厂、学校及各团体机关，随时侦察可疑分子的活动，立即报告就近军警机关办理，以防止反动派乘机鼓动风潮，如罢市、罢工、罢课等；第四，各铁路海员党部，应指导公会分会，切实防范反动派，乘机破坏交通；第五，藉口请愿而影响社会秩序和交通者，应会同军警机关严厉制止；第六，各团体非有党政机关领导，不得举行大规模集会。⑩
除党政部门之外，粤省军事首脑也直接干预西安事变的新闻报道。12月28日，罗卓英招待省港记者，作了《西安事变起因及新闻界今后应注意事项》的报告。他指出，在“领导民众奉法苦干”方面，“新闻负责得比较大些，故需要有很健全的言论和很详确的消息。”他“站在政府立场上”，希望省港新闻界和华南新闻界，“注意步伐的调整，以资表率。”他对粤省新闻报道提出几点意见，认为“今日已是国防时代了，应该少登国防的消息和军队调动的新闻；消息要详买，不要记载不详或夸大其词；排版先后也很重要，不要总把军事消息排在第一栏，可以把民间疾苦和政治建设与法令放在重要的版面，矫正只重视刊登军事消息的流弊”。(11)
粤省当局通过各种形式的演讲、发行刊物、派遣特派员和文化人等方式，直接深入军队、机关、学校和知识界进行宣传教育，实现社会舆论的渗透、监督和引导。
广州市党部多次在广播电台、学校等重要场所进行演说，例如特派员邢森林和罗素约分别在电台作了《救护领袖与复兴民族》、《蒋委员长脱险与民族复兴》的讲演，强调蒋介石存亡于民族前途的重要意义。(12)12月14日，粤省政府暨所属机关听取刘纪文报告西安事变经过，认定“西安事变蒋委座被留，张学良受某国人之唆使，扰乱国家”。(13)21日，广州行营第二厅第三组少将组长向理润，到广雅中学讲“西安事变经过”；炮兵第一团政训室在夏茅小学讲“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社会应有的认识”，(14)省党部特派员吴荣楫在勃勤大学附中演讲，要求“学生知识界”要拥护“国家的安内攘外的政策”。(15)
为稳定军心，粤省当局非常重视对军队的舆论宣传。余汉谋命令各师：“关于此次张学良叛变事，……对本师官兵及当地民众努力宣传，使各明瞭事变真相及讨逆意义”；(16)刘健群亲临中央军校广州分校训话，希望军校学生“明嘹西安事变情形及应取态度”；炮兵第一团政训室对士兵作口头宣传，题为“蒋委员长脱险与国家之福利”。(17)此外，粤省当局充分利用党政军各部发行的报刊，积极进行舆论宣传，党报包括《广州民国日报》、《中山日报》、《广州日报》，主要刊物有广东国民军事委员会发行的《军训月刊》、第四路军发行的《四路军月刊》、第四路军总司令部发行的《工作周刊》、省党部发行的《广东党务季刊》和《时代动向》。省党部由于其不实宣传经常引起民众反感，为防止所谓“国内反动分子以扩张声势之机会”，甚至“嘱托教育界人事”，由侧面进行宣传。(17)
二、粤省舆论界重点宣传的几个问题
西安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完全控制了舆论宣传工具，粤省舆论界的宣传重点，也就根据国民党的需要来确定，着重阐述了所谓领袖与民族前途的关系、西安事变的起因、“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联苏容共”问题以及国际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映等方面的问题。
鼓吹蒋介石为唯一的领袖和绝对权威，这是广东舆论界尤为突出的宣传重点。公共舆论一致强调，“国家不能没有领袖——一个国家之需要领袖来领导即如一辆火车之需要火车头一样的重要”，(18)“今日我国家民族向复兴之途迈进，必须有精神上之领袖。”⑦蒋介石被吹捧为“民族之救星，国家之柱石”(19)和“全国国民精神上之灵魂”。(20)所谓“今日领袖为暴力所劫持，为救国而蒙难，我全国国民应视为国家民族生命之安危，遭受最大之阻厄”，⑦“维护领袖之生命，即为维护国家民族之生命。”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观动机，是国内外相当关心的重要问题，广东舆论界对此有三种解释：有人认为“究其动机，仍为封建思想作祟，仍不外为其传统的军阀思想之复活，而无视于整个国家与整个民族之利益与前途”，(21)简单地说“是张学良想‘升官发财’和未开发的西北不能满足张逆部下的奢望，故此，他不顾国人的责骂而断然勾结民族罪人的共匪，在西安举兵叛变”。(19)也有人认为，“西安事变虽有种种原因，然直接受于赤匪之煽惑，当为重大原因之一。”(22)还有人提出，张、杨“劫持领袖”，是“欲籍以变更国策，动摇国本”，即主张“容共抗日”。(21)国民党党报极力淡化或诋毁张学良的政治主张，企图将事变归咎于张学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是军阀思想作祟。
国民党利用宣传工具，极力维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再强调“既定之国策”不能变更，反对“容共抗日”的主张和要求。他们颠倒黑白，诽谤共产党及革命武装，谓：“东北沦陷，五载于兹。国人痛心失地，热血沸腾。或高唱联合抗敌之说、或附和容共之论，籍为御侮之资，实则此乃赤匪所播之烟幕，一部分人士，贸然不察，深寄同情，殊不知赤匪一贯之主张，乃在毁灭祖国，拍卖民族。特假抗敌之烟幕，以遂其窃夺之野心。”(23)他们认为，“容共主张，更属乖谬，盖赤匪出卖民族，陷我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尽人皆知，乃欲以此号召国人，宁非丧心病狂。”(24)他们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妥协，强调“我国国情需要，只有实施三民主义，进行国民革命，绝对不能容纳共产党之荒谬理论”，③要求共产党“有悔祸之诚意”，自动脱离第三国际背景，取消红军，解除武装，取消苏维埃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名称，放弃阶级斗争手段。
为了增强舆论宣传效果，国民党利用教育界人士和社会名人之笔墨，混淆是非、迷惑社会大众。西安事变后，邹鲁、傅斯年和胡适都为国民党作了舆论宣传。
邹鲁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山大学校长，事变发生后，他积极活动，12月22日搭乘“亚洲皇后号”进京为国民党出谋划策。1937年1月，他向中大学子们吹捧蒋介石有“严肃宽厚的风度”，宣称“全体国民在国家发生这种重大危机的时候，均能一致的热烈表示拥护中央，可见得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比较从前大为进步，对于国事的认识，比较从前更为深刻”；他表示西安事变的解决，“运用和平方法，避免军事行动，为国家保存不少的元气”。(25)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过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学系和历史系主任。他在《中央日报》发表的《营救伪座与处置陕变办法》一文，分别为《广州民国日报》和广东《军训月刊》转载。傅斯年在文中说明下列论点：第一，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他说：“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这都是有理智的人所共晓的；除非汉奸共党和不明大体的少数人，没有希望蒋公在此时失其为国家服务之机会的，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本是人人心中的意识。”第二，必须武力营救。他说：“我以为最有效的法子是坚定政府的立场，神速的用兵把西安团团围住，然后方可有话对张逆说，然后说话方可生效。如以‘投鼠忌器’之故，并调兵也不肯积极，可真要坏事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置之于死地，再放开一条生路，蒋公必可脱险的。若是现在就与他谈‘政治’，则完全人其陷阱中，他决不放蒋公走的。”第三，西安事变无国际背景。他说：“张贼此番现行动，我不相信有若何国际背景为策动，因为我们相信，他这举动，俄国决不会无虑。俄国现在决不愿绥远不守，以致影响整个我们的西北，以及外蒙，俄国现在决不愿中国大混乱，以增加他的最大敌人的势力，而且俄国近来正在拉拢英美，不惜制宪法保财产力、组宗教以媚之，英美又是绝不愿中国混乱的，法美英俄之连锁性地渐对中国取一致态度，是明显的事实。”(26)
胡适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他对张学良发动“兵谏”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事变后不久，东北军曾派人在胡适举办的“骑河楼聚餐会”上进行游说，谓：“张学良主张抗日不反共，他认为中国不能两面作战，不得已才兵谏”；胡适立即反驳曰：“什么叫做兵谏？就军队来说，这是犯上作乱。蒋先生如果发生事故，中国要倒退20年。”(27)12月25日，《广东财政日刊》刊登胡适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此文反映了胡适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
第一，对同情张学良的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说：“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惟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混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已经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嘹事实，总感觉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
第二，主张对西北军采取武力镇压。他说：“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所以，“16日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常，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得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胁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所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
第三，他根本反对“联共抗战”的主张，谓：“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①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②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绝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③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⑦
傅斯年和胡适对张学良、对共产党都抱有很深的成见，他们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不能代表知识界的意愿。即使是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也不得不认清形势，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此外，广东舆论界非常重视国际舆论反映，集中报道了日、俄、美、英、法等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日本各界十分关心事态的发展，鉴于局势尚未明朗，同时又估计英、美将反对中国任何“容共”运动、张学良不可能支配中国大局，日本政府决定“静观事态之演变，并避免积极行动”。(29)蒋介石获释后，粤省舆论界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毫无根据地乐观起来。例如《广州民国日报》提出，西安事变解决后，日本将变更对华政策，中日关系在最近将来必可因此改换，形成“九一八”以来前所未有的中日新气象，因为“日本现已洞察中国充分表露之坚实强厚国力，而重新确立对华突转柔化政策，乃为必然的结果”。(30)《国华报》断言，“日人昔之以为可延迟观望，以待中国内部之生变者，至是已可断言其绝望。吾国即无可乘之机隙，而中日之不良关系，断不能长此迁延，为日本自身计，亦不能不急求决策，以解决此影响两国人民生活之悬案。”(31)次日，该报又强调：“西安事变后，日本全国舆论为之一变，认为对华政策有重新检讨之必要。盖一方既证实威压政策之无当，一方更了知中国内部之团结已极坚，遂不得不思改变其政策，此实为中国民族复兴前途一大转机。”(32)然而，日本于次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事实证明，粤省舆论界对日本的侵略本性估计不足，他们希望日本改弦更张，放弃对华侵略政策，这只是一厢情愿。
苏联、美国及欧洲主要国家均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希望西安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日内瓦日报》“批评张学良叛变事，谓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中国统一将成，共匪将清之际，乃突出此变，使人疑虑莫释，晋陕残匪，在中央军队压迫之下，即可肃清，对日谈判亦已取坚强态度，中国在世界上，即可成为强国之一，不图竟以张学良之叛变，而致功亏一篑，张氏叛变目的，无非在争夺私利，张氏失败，则中国亦大伤元气矣。”(33)
苏联不仅公开否定与张学良缔结攻守同盟，而且在《消息报》撰文攻击张学良，谓：“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防御力量之团结，……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34)苏联媒体毫无根据地认定“张学良此次叛变，谓纯为日本在华新阴谋，其目的在阻止中国之统一，及破坏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美国《纽约时报》称：“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35)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36)
上述关于国外舆论界对西安事变反映的报道，较真实地指出美、苏、英、法等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事变以免内战和分裂；但同时也有许多不实之处，如故意抬高蒋介石的国际声誉和地位，夸大和捏造国际舆论对张学良的指责，关于日本政府有意改变对华侵略政策的论调，则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
三、粤省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再认识
1937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纪念日。事过境迁，广东舆论界对西安事变有了新的认识，对张学良给予重新的认识和评价，社会舆论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能够更加理性地总结此次事件，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在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形势下并肩抗战，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在此形势下，粤省当局暂时放松了对舆论界的严格控制，新闻工作者有了一点讲真话的机会，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自然与一年前有了明显的区别。
在报刊上，张学良不再是洪水猛兽；相反，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和张学良提出的主张得到了基本肯定。舆论认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表面上似乎都认为是张学良氏的‘犯上作乱’，但是到今天客观事实的批判，张学良当时所提出的八大主张，已经成为今天不可动摇的抗战国策，现在我们固然不必或者不能替张学良来辩护当时的‘犯上作乱’的举动，但是我们认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倒不是张学良，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掠和满洲‘亡道政治’的必然结果，当时的东北军，一面痛心于国破家亡，一方面灰心于无前途的‘剿匪’内战！张学良在这样表里矛盾夹攻之中，不能不乘机突破此种洞若观火的膜障，从绝路里找出一线生机。其次因为内战的无限延长，使国力民财，几乎消耗殆尽，而强敌压境又与日俱增，全国的民心和党政当局的先进，都已经觉悟到只有结束内战，是团结抗战挽救危机的唯一法门。张学良于事变以前，奔走各方，未始不因饱受此种刺激和暗示，以致助长其一惊人之举动！第三，共产党策略的彻底转变，坚决主张建立抗日的统一阵线！并且用实际的行动与宣传，动摇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匪信念，使停止内战的口号，由少数人的呐喊发展而为全国民意的重心！”
上述对于西安事变发生原因的分析和描述，真实地反映了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和张学良复杂的心理活动。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无止境的侵略，也在于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的“兵谏”是愤而无奈之下的惊人之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全国民意的重心。社会舆论还肯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认为西安事变以后，仅仅7个月的时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随即展开了全国长期抵抗的神圣战争，“这证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是挽救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地忌视和恐惧西安事变的后果，因此更迅速地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
此时，人们开始总结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方面“确实地结束了民国的内战史，使中国的一切枪口，转向对外，迅速完成了全国空前的统一局面”；另一方面“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了这次的分歧而血战十年的两党，在强敌压境的危局之中，捐弃了一切过去的意气和成见，集中全国的一切力量，在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开展抗日救国的实践工作，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民族统一战线。”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国统一的根基，“回溯这一年前的突变，更可以发现和证明这次事变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同时，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各项主张，这使他“由一党一派的领袖一跃而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战最高领袖”。
此外，舆论界乐观地指出，目前我们虽然失去了平津，并且也许还有暂时的失利，“但是政府抗战的决心，全国民心的统一，联合的阵线的展开，并没有因为军事的一时失利而灰心，涣散或停滞下来”，所以中国一定能够争取最后的胜利。当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南京政府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政府机构的改革，必须更适合战时的要求；军队素质的改革，必须提高兵士的政治教育与待遇；民众运动的彻底开放，使广大的工农大众能够民主自动的组织训练，武装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因为没有这些‘彻底更始’，最后胜利便是自欺欺人的空谈！”(37)
西安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是中国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表现，也是蒋介石政府长期排斥异己，压制民众抗日的必然结果。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粤省政府采取种种手段和措施，扼杀言论自由，压制民意，颠倒黑白，否定国民党内部“容共抗日”的要求，诋毁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理建议，为蒋介石高唱赞歌，顽固地为“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宣传鼓动，摇旗呐喊。但是民意不可违，蒋介石政府最终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合理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深得民心。在敌氛日炽和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发生内战，造成国家分裂。共产党深明大义，顺应民意，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是民众的共同愿望，是历史的最佳选择。
收稿日期：2006-03-16
注释：
①《罗军长卓英讲述张逆罪恶与陕变真相》，《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7日第2张第3版。
②《罗军长讲述陕变真相》，《广东财政日刊》1936年12月17日第1张第4页。
③《省港新闻界对张学良叛变力主声罪致讨》，《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4日第2张第3版。
④《粤省新闻界请迅谋领袖安全》，《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5日第2张第3版。
⑤《广州市各报社之共同社论》，《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5日第1张第3版。
⑥《广东各界民众昨举行讨逆靖难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6日第2张第3版。
⑦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新闻志》第7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⑧《国民党广东省党务特派员第18次会议录》，《广东党务季刊》第1期第208-209页，1937年1月出版。
⑨《罗卓英代表行营昨招待省港记者》，《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9日第2张第3版。
⑩《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4日第2张第4版；1936年12月29日第2张第4版。
(11)《广东财政日刊》1936年12月16日第1张第4页。
(12)《炮兵第一团政训室工作报告》，《工作周刊》第14期第29页，1937年1月16日出版。
(13)《附中纪念周中之省党部代表吴荣楫先生演词》，《勷大旬刊》第2卷第13期第10-12页，1937年1月11日出版。
(14)《一二五师政训室工作报告》，《工作周刊》第14期第12页，1937年1月16日出版。
(15)《广东省党务特派员第21次会议录》，《广东党务季刊》第1期第217页，1937年1月出版。
(16)文治：《我们对于陕变应有的认识》，《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7日第4张第3版。
(17)《社论：国人之向心力》，《国华报》1936年12月28日第2张第2页。
(18)《社论：应付目前环境应有之信念》，《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8日第1张第3版。
(19)《社论：西安事变之解决及其认识》，《中山日报》1937年2月17日第1张第3版。
(20)《社论：陕甘善后与张杨所部将领之责任》，《中山日报》1937年2月21日第1张第3版。
(21)《革命现阶段的两大工作》，《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4日第1张第3版。
(22)《粤省市党部对西安变乱通电全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5日第2张第3版。
(23)邹鲁：《去年的回顾及今后的希望》，《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6年12月18日第4版。
(24)傅斯年：《营救伪座与处置陕变办法》，《军训月报》创刊号第37-40页，1937年1月1日出版。
(25)白吉庵：《胡适传》第377-3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26)《张学良的叛国》，《广东财政日刊》1936年12月25日第1张第3页。
(27)参阅《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5、16日第1张第4版；17日，第1张第3版。
(28)《日舆论界称赞我统一基础稳固》，《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8日第1张第4版。
(29)《社论：中日谈判复开问题》，《国华报》1936年12月29日第2张第2页。
(30)《响应民族复兴日建议》，《国华报》1936年12月30日第2张第2页。
(31)《各国舆论界关怀委座蒙难》，《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6日第1张第3版。
(32)《越华报》1936年12月15日第4页。
(33)《美俄舆论对于陕变之观察》，《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9日第1张第4版。
(34)《各国关切蒋委员长安全》，《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8日第1张第4版。
(35)《民族生路》创刊号第5-7页，1937年12月12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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