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年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辛弃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辛弃疾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梳理1188年至1908年共720年的辛弃疾研究进程，表明了因时代不同、审美趣味的变化，词学批评大势的走向不一，对辛词有推崇亦有贬抑，辛弃疾的地位因此在历代呈升沉涨落的动态性，从而为今天的辛词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系统、动态的历史参照体系。
关键词 七百年 词学批评 辛弃疾
辛弃疾首次进入传统词学批评的视野，是从其门人范开于1188年完成《稼轩词》编辑开始的，此后直到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越宋、元、明、清及近代，共720年。回首这700余年中传统词学对辛弃疾的评价，我们发现由于时代不同，观念不一，词学发展的大势有别，审美趣味的变化多样，甚至是因为门户之见，对辛弃疾的总体评价，有推崇，更有贬抑。因此，辛弃疾在各时代的历史地位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忽高忽低的。虽说辛弃疾在全宋词人中被历代关注的综合排行榜上位居第一[①]，但这种用定量分析法得出的仅是一个静态结果，并不能使人真正看清辛弃疾之被关注的动态过程，是怎样的一种升沉涨落状况。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传统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辛弃疾研究作一检讨，能够为今天的辛弃疾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系统、动态的历史参照体系。
一
纵观整个中国词学批评的发展历史，唐五代是词学批评的发轫期，北宋是词学批评的确立期，而南宋则是词学批评的完成期[②]，辛弃疾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入词学批评视野中的。众所周知，第一部正规的《稼轩词》（后人称之为甲集）是由辛弃疾的门人范开在公元1188年最后编成的，这一年辛弃疾49岁，在带湖已寓居了7年之久。经过20多年的创作努力，此时的辛弃疾确立了“大家风范”，并且也成为当时南宋词坛的实际领袖人物。与此同时，范开的《稼轩词序》亦拉开了南宋90年辛弃疾批评的帷幕。
自从北宋苏轼首倡词的诗化理论，直到南宋范开等对辛弃疾的研究才最终完成了这一理论形态，并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考察辛弃疾的创作历程，从他29岁时始登上南宋词坛之日起，就作年最早的建康诸什而论，已经显示出与东坡一路的浑浩流转的“豪放”风格，并且这种风格在辛弃疾今后的创作全程中，一直保持着主体风格的地位。但在范开之前，世人只简单地看到了苏、辛风格之“似”，而未能看透之所以“似”的内在缘由。因此范开之对辛弃疾的研究，是抓住当时人关注的苏、辛之似这个热点问题作为切入口的。他的批评武器就是苏轼的诗化理论。《稼轩词序》说：
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这是以情性来论苏、辛之“似”的缘由。苏、辛之“似”，首先在于他们的“所蓄者”相似。何谓“所蓄者”呢？当然指的是“器大”“志高”的主体情性。以辛弃疾论，则具体落实到志在恢复失地之大业的“气节”和“功业”上。苏轼倡导词之诗化，以词作为陶写主体情性的工具，在创作个性上强调“情性”的自在体现，而辛弃疾亦然。范开说他作词是“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而由于此一创作个性，使辛词达到了上乘的美学境界。《稼轩词序》云：
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半个世纪以后，刘克庄对此亦有同感，他的《辛稼轩集序》云：
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这是立足于范开所描绘的辛词美学境界上，对辛词风格的整体描述。至宋末的刘辰翁，也有《辛稼轩词序》一篇，序中说：
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暇不顾……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流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虽然苏轼是词之诗化的首倡者，但真正将缘情之词而作为言志的陶写之具者，还是辛弃疾。因此从淳熙十五年直到宋末，范开、刘克庄、刘辰翁通过对辛弃疾的评价，而实际上在运用苏轼诗化理论的同时又完善了他的理论。基本上可以说，循诗化理论之一路对辛弃疾进行研究的这一批人是辛词的强大推崇派。
但到了南宋中期以后，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的风雅词创作成为词坛主潮，豪放词的地位急剧逆转。循词之雅化理论一路的批评家，对辛弃疾的豪放词展开了批评，这首先发轫于嘉定三年（1210年）詹傅的《笑笑词序》，序中云：
遁斋先生（按，即郭应祥）……窃窥其措辞命意，若连冈平陇，忽断而后续；其下语造句，若奇葩丽草，自然而敷荣，……近世词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诙谐；如辛稼轩，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豪。惟先生之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集前辈之大全，而自成一家之机轴。他将康伯可之“滑稽”，辛弃疾之“粗豪”放在同一层面上，用“典雅纯正，清新俊逸”的雅化标准来加以否定。考索南宋雅化理论之源，其实可以推到比辛弃疾年龄还要稍长的王炎那里，早在他的《双溪诗余自序》中就对豪放词进行了贬抑，他说：
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王炎对豪壮的批评，不过没有像詹傅那样指名道姓而已。到了南宋末年，张炎以其《词源》一书而成为雅化理论的系统总结者，按他的雅词标准，他推崇的是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这一路作家，在《词源·杂论》中将辛弃疾排斥在外，并大加贬抑；其云：
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
在他看来，辛弃疾的所有作品大概只有一首词是符合他的雅化理论标准的，这就是《祝英台近》（“宝钗分”）。在《词源》中他说：
辛稼轩《祝英台近》云：“宝钗分…（下略）”。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张炎之对于雅化理论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对“雅正”或“清空”所作的阐述，而实则是他提出了“骚雅”这一新的概念。在他看来“骚雅”之义在作品立意不忘天下大事，但艺术上要出以比兴寄托，要曲而不直，温柔敦厚而不强烈激切，概言之要“骚”得有“雅”。辛弃疾词中唯《祝英台近》一首得其首肯，其它诸多的泄郁抒愤，慷慨纵横之作自然在贬抑之列，已不言自明了。
总结南宋90年对辛弃疾的评价，在诗化理论一路的批评家视野中，辛弃疾是被推崇的；而在雅化理论一路的批评家视野中，他是遭贬抑的。
二
如果说在南宋词学批评的视野中，推崇与贬抑并存；那么在金、元时期，则二派并未形成对峙局面，这时对辛弃疾的推崇占了上风，并形成绝对优势，这在历代对辛弃疾的评价中是极少见到的。
苏轼首倡以诗为词，并积极实践，终于开创一代豪放词风。可惜的是，豪放词风并不行于当时。据《高斋诗话》记载，苏轼于四学士中最善秦观，但秦观作词却去学苏轼极讨厌的柳永，这使苏轼大为光火，以至于对秦观有相当激切的批评。但是，豪放词虽不行于北宋，到了南宋却大盛起来。金代之立国大致与南宋相始终，他的豪放词亦同时行于北方的金代词人中间。元灭金、灭宋之后，苏、辛豪放词风会合，又一直影响了元代90余载。如赵秉文之词横放杰出，元好问之词亦多豪健英杰之气，有高视一世之慨，大抵承袭了苏、辛词风健康向上的一路。虽然南宋风雅词风的流韵也波及金、元，但仅是一息尚存的微澜，终非主潮。与这种创作风尚相合的金、元词学批评，也主诗化理论一路，其视野中的辛弃疾被推崇得很高，恰好构成了对南宋雅化理论的反拨之势。突出表现者是这时期的元好问，其《遗山自题乐府引》云：
乐府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这种排队法，显然表现出与风雅一派的尖锐对立。那么，这种极称苏、辛的排队法之依据又是什么呢？其《新轩乐府引》云：
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呤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可见其推崇苏、辛的理论依据实则是古典诗学中的核心概念即“情性”二字，这与前述范开、刘辰翁的取向一致，但范开从情性角度论辛词而未揭橥“情性”一说，这是元好问的理论贡献。至此以后，元代刘辰翁之子刘将孙则在他的词学批评中把“情性”一说作为其立论的中心，对豪放派大加推崇。
三
明词中衰，而明代词学批评的趋势，大抵循传统的正、变一路。“正”即正宗、正体；“变”就是变体、别格。词的正变之分并不始于明代，但是将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强分正变的，则始于明代徐师曾。
在中国词学批评史上，最早提出婉约与豪放概念并对举的是明代前期的张綎，《诗余图谱》说：
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耳。张綎不过在此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将词体划分为两大风格，并指出婉约的特点是“词情蕴藉”，豪放的特征是“气象恢宏”。但到了徐师曾的《词体明辨》，却循风雅一路的观点，依据本色理论，于二体之中独尊婉约，其云：
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士所取也。这样，徐师曾便开启了有明一代崇正抑变的先声。至明中叶，王世贞则进一步发挥了徐氏的正变观，并给唐宋词人划分了两大阵营，其《艺苑卮言》云：
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足，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需要指出的是，王世贞在这里将“温韦艳而足”也视为变体，是不谙词学源流的错误之言，既然婉约为正宗，豪放为变体，那么王世贞则从整体上对后者进行了否定，他认为：
词须婉转绵丽……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王世贞对豪放一派的破口大骂，在整个词学批评史上实属罕见，这似可视为对金元以来元好问等极端推崇辛词豪放之风的一种极端反动。他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评价辛弃疾，自然是以婉约来做标准的了，《艺苑卮言》云：
稼轩辈抚时之作，意存感慨，故饶多明爽，然而秾情致语几于尽矣。其实早在南宋范开和刘克庄已分别指出辛词中有“浓纤婉丽”、“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而王世贞却分明看不见。究其原因，是他对于豪放之作的极度反感，所以视而不见。更何况以这个标准来评辛词，也是极狭隘的。在明代，象王世贞这样崇正抑变者还有多人，如良俊、沈际飞、王骥德等，他们对豪放派都持有偏执之见，因此我们也可想而知，辛弃疾在这一派流俗者眼中的地位如何了。
虽然强调正变的词统观念在明代成为流俗，但毕竟未占绝对优势。有识之士亦大有人在。俞彦就以发展眼光，对在当时不被看好的辛派词人大加维护，其《爰园词话》云：
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欧、苏、秦黄、足当高、岑、王、李。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轩自度梁肉不胜前哲。特出奇险为珍错供，与刘后村辈俱曹洞旁出。学者正可钦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这实际上是对正变优劣论的反驳，亦是对辛弃疾的肯定，俞彦才真正做到了知变而求通。对此，另一位词学批评家孟称舜，则从“达其情而不以词掩”的原则出发，认为无论婉约、豪放，只要做到“极情尽态”，而又能够使读者“洞心耸耳”，就是优秀之作。其《古今词统序》云：
故幽思曲想，张柳之词工矣，然其失则流俗而腻也，古者妖童冶妇之所遗也。伤时吊古，苏辛之词工矣，然其失则莽而俚也，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达情而不以词掩，则皆填词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孟称舜由立情一路，至乎对正变有通达的看法，尤其是最后客观公允的结论，见识卓拔而不俗。虽然他们对辛弃疾等未有推崇之词，但却有公允之论，这在明代的词学批评环境中已是难得了。此外，象卓人月选、徐士俊评《古今词统》中的辛弃疾词，于《沁园春》（“叠嶂西驰”）一首云：“雄深雅建四字，幼安可以自赠”亦是精当之论。
四
清代无论是词的创作还是词学批评，都呈一种复兴局面，而且产生了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几个重要词派，较明词中衰的情况远为热闹得多。下面我们拟分四个时期，分别看看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辛弃疾，在整个清代的升沉涨落情况。
1.清代前期 崛起于明清更替之际的云间派，其努力的方向是接续明以来的“词统”观念。这一派理论的主要贡献者陈子龙，虽能跳出明代王世贞以来的正变流俗，而抓住“言情”一点论词，但是他对“情”的理解过于偏狭，而且直取南唐、北宋，因此将辛弃疾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因“南渡以还”产生的“慨”“亢”之情摈斥在外，这个观点在云间派内的宋徵璧那里也有反映。徐釚《词苑丛谈》引王氏之语云：“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将辛弃疾排除在他所推崇永叔、少游等七位词人之外。相信他所言的“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亦是暗指辛弃疾等人而言。
云间派在清初不过余响而已，清代前期更有派外人士对辛弃疾大加推崇者。邹只谟在《倚声初集序》无意于接续词统观念，评“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禅，呿鳌掷，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承认他们的变体，象篆籀变为行草，写生变为皴劈一样，是同样具有合法性，必然性的。变不在变盛、变衰，而在于它是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此一观念之笼罩下，其《远志斋词衷》评辛弃疾说：
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明代徐士俊最早提出“雄深雅健”稼轩可以自赠，在这里邹只谟却更进一步认为这种风格特征亦是“本色”，这无疑是针对词以艳丽为本色发起的挑衅。王士祯亦在《倚声初集序》中阐述了他对“变”的看法，同时，索性将各种风格的词并列，其云：
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序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而诗之为功，虽百变而不穷。在这里他首先提出“英雄之词”的说法，并对各体都存而不废。若以现代观点看，以“英雄之词”目辛弃疾更贴切些。他的《花草蒙拾》实际上就从“英雄”一路为我们提供一把解读辛词的钥匙，其云：
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终不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媚。”读稼轩词，当作如是观。他更进一步提出“豪放惟幼安称首”的观点，亦应是从“英雄之词”角度考虑的。此外这一时期的彭孙遹，对辛词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金粟词话》云：
稼轩之词，胸有万卷，毫无点尘，激气昂排宕，不可一世。
到了阳羡派之主将陈维崧那里，则更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对辛弃疾做出了实际的推崇行为。他的词以豪放风格为主，多抒写身世和感旧怀古之情，风格雄深苍稳，被后人称为辛派词人的遗响。而阳羡派的另一人物徐喈凤，则从理论上将这一派所宗法的辛弃疾合法化。其《词证》说：
婉约固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这确实是清朝前期推崇辛弃疾等夫人的最豪迈之音。
2.清代中期（康熙中至乾隆末） 这一时期史称清王朝的盛世，阳羡派因盛世不宜而退出了舞台，在这近百年时间中，浙西词派占据着词坛的中心位置。因为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无论词作、词选、词论都力主醇雅，推尊姜百石、张炎一派，辛弃疾的地位遂急剧下降。以朱彝尊编选的大型《词综》为例，姜白石的词作在当时而言，朱彝尊所能见到的只有二十几首，而《词综》选23首，当是悉数收入了。辛弃疾词有六百余首，仅能入选35首，比例少得可怜。所以后来的文廷式在《云起轩词钞序》中批评说：
（朱彝尊）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敌，家法若斯，庸非巨谬！到了浙西词派中期，厉鹗继朱彝尊之后成为词坛盟主，在理论上主张“雅正”，对辛弃疾亦多贬抑。其在《张今涪红螺词序》中云：
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画分南北二宗，是董其昌的创论。南宗一路画风境淡意远，格高清正，与厉鹗“雅正”理论相合，所以有白石胜辛弃疾之谓。
浙西词派后期，理论上稍有调整，门户有了开放的趋势，这时的代表人物吴锡麒已能较公允地看待“姜、史其渊源”与“苏辛其圭臬”的两派，而且批评《词综》有一味“冥搜”之失。另一位后劲人物郭麐则干脆跳出了正变圈子，对“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世，而奋末广愤之音”亦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至此辛弃疾的地位才有所恢复。
3.清代中期（嘉庆初至道光中） 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常州词派，其创始人张惠言在词学理论上以儒家的传统诗教为基础，重视词的比兴寄托，因此在《词选序》中将辛弃疾和周邦彦、姜白石、张炎等放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词选》所录辛弃疾词，大多为婉约之作，豪放雄爽之作在排斥之列，表现出其重雅正婉约的倾向。
常州词派后来的重要人物周济，对辛弃疾的研究有许多为现代学术界所能接受的精辟见解。如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说：“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然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又云“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又论辛、白云：“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等等。尽管如此，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周济就一定推崇辛弃疾。
周济对词的美学要求称之为“浑化”，而在所有的词人中，他认为只有北宋的周邦彦达到此一美学境界。他的《宋四家词选》列出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四家领袖人物，目的旨在指明学词之捷径，告诉人们由南宋的王沂孙入门，中途经过吴文英、辛弃疾的密丽与疏宕相济作为过渡，最后到达北宋的周邦彦那里，进入“无寄托出”的浑化之境。毫无疑问，周济最推崇的是周邦彦而非辛弃疾。但是，周济没有请出他人而请出辛弃疾作为过渡人物，已大大不同于浙西词派的独尊姜、张。更何况他对“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精悟，实在也是前无古人的，这一见解为后来的辛弃疾研究开启了无数法门。虽然周济没有从总体上给予辛弃疾一个崇高的地位，但他的见解还是上了一个高度的。
4.清代后期 中国的词学批评进入到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批评家不再囿于门户的偏执之见，或继词统，或强调正变，而是以平心静气的态度较客观地衡量唐宋以来整个词史的丰富遗存，以艺术审美价值为前提，认真总结词的创作和鉴赏规律。以辛弃疾论，亦不能如前所述较简单划分为推崇与贬抑二派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大量词话中，对他的评价不再是放在词统的框架结构中，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注重阅读和鉴赏自身的美学发现及艺术价值的认定。因此在这一时期继周济之后，对辛词的解读在一大群的批评家那里精悟层出不穷。如李佳《太庵词话》云辛词“用笔如龙跳虎卧，不可羁勒，才情横溢，海天鼓浪。”江顺诒《词学集成》云“稼轩仙才，亦霸才也。”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股真气奇气……。”冯煦《蒿庵论词》云“《摸鱼儿》、《西河》、《祝英台近》诸作，摧刚为柔，缠绵悱恻。”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茕，悉出于温柔敦厚。”谭献《复堂词话》更以“潜气内转”论辛弃疾词，对现代人的启发极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廷焯，就其词学理论专著无论篇幅还是内容，都是历代以来最具份量的，而且他对辛弃疾的研究也是历来用功最多的一位。虽然他以温厚、沉郁论词，崇王沂孙为词圣，但是他常以沉郁沉挫来论辛词，而且写了大量的关于辛弃疾的词评，都极富创见，心得独到。
五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的词学批评家如谭献、陈廷焯、沈祥龙、张德瀛、况周颐等都无不带有常州词论的印记，而1908年刊载于《国粹学报》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却特拔常州词派之外，成为传统词学批评终结与新变的标志”。[③]这个标志就是他在词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境界”说，与此同时从美学、艺术哲学的层次上对中国词学进行了不同于用传统一切方法的探究。《人间词话》一开始就提出了他的评论标准：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以“境界”说为理论核心，在所有词人中，他尤尊辛弃疾。既然五代北宋的词人无一能有“境界”，而“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那么，辛弃疾词从这个角度看是超越了北宋词人的。如果和南宋诸词人比，辛词的地位又如何呢？王国维认为：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人间词话》之所以在南宋词人中独推举稼轩，以我们的理解是因为稼轩词的美学风格，和其它词人相比更具有近世特征之故。某种程度而言，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完成了把辛弃疾从传统词学批评视野中向现代词学批评视野的引渡工作。
纵观700年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辛弃疾，他应该说是幸运的，从一开始受到范开、刘克庄等的推崇，中间虽然有被贬抑的情况，但最后还是受到王国维的高度评价。至于辛弃疾词更具魅力的艺术特质以及其巨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美学价值，则交予了现代和当代辛词研究者来发掘了，辛词也因此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持续热点。
（附记：本文所采用的历代词学批评史的框架参照了方智范等著的《中国词学批评史》，特此申明，并致谢意。）
注释：
①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4.50
(23)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443
[作者简介：程继红，1962年生，南昌大学中文系毕业，上饶师专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