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出版人的思考——中青年编辑谈出版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青年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跨世纪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奉献在大家面前的是今年我们专题集纳式板块文章的第一辑──“中青年编辑谈出版理论研究”。参谈的10位同志都是在出版这一行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编绩”卓著的佼佼者。有的是社长、总编、副总编或编辑室主任，他们对出版文化建设，跨世纪出版走向所作的深邃、严肃的思考，透映出今天的出版人紧迫的历史感、使命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信这对于唤起更多的出版人的思考，对于推进出版理论研究进而推动出版实践大的发展，会有一定的“爆破力”、影响力。
勇敢地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才会产生对高层次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市场需求。而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社会科学著作的市场需求主要局限在操作性、知识性图书的领域。今天的中国无疑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此同时，它又正经历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对高层次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换导致了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出版社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编辑人员的收入与出版社所创造的效益高度相关，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带来了大量的新机会。这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的许多高层次的出版社也逐步从学术著作领域撤退，大量地改出实用性图书、消遣性图书，以适应市场需求，进而增加编辑人员的收入。
从短期的意义看，我们没有必要非议那些从学术著作领域撤退的出版社，他们的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中国的出版社开始面向市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市场的本性是“短视”的。十年百年的需求，尤其是对高层次社会科学著作的需求，市场是不考虑的，越是发育不健全的市场，越带有短视的特性。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问题更在于，中国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和遗产的大国，中国文化积累、传承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新的学术传统的建立由谁来推进，体现新时代特征的标志性骨干学术工程由谁来完成，这都是不容忽视的。应该看到的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水准是很低的，但是那种体制有可能集中一部分人来从事最基本的图书出版工程，严格说来，《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等骨干工程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出版一些高质量的，代表国家水准的大型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验场所。中国的学者如果能把本国的经验很好地提升到理论高度，就可大大拓展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也肯定会产生世界级的大学者；而中国的出版社如果能站在学术界的前面，适当地加以引导，推出一批高质量、世界水准的学术著作，那也肯定会产生世界级的出版社和出版家。
机遇和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出版社的身上，出版社理应珍惜这一重大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勇敢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一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尽快对近十年来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现状作一次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出至21世纪初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蓝图，其中特别要选择好主攻的方向和专业领域，规划好一批世界水准的标志性骨干工程，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出版好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以迎接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断层”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当前，我国出版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研究队伍存在着明显的“断层”。
80年代初、中期，出版理论研究开始形成规模，其标志是：由中国版协主办的两年一届的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一年一届的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均发轫于此；全国最主要的5家编辑出版专业杂志，即《出版工作》（《中国出版》前身）、《出版与发行》（《出版发行研究》前身）、《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出版史料》亦创办或公开发行于这一时期。当时，出版理论研究的队伍构成，主要是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老同志，包括许多国内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中青年编辑涉足其间者则少之又少，而且有些人只是偶尔为之。此后10年间，这样一种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对此，我们从上述“两会”、“五刊”的论文作者名单上即可一窥全貌。及至近年，由于年龄的关系，大批老编辑、老出版工作者从编辑出版工作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于是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出版理论的研究，不仅成果迭出，而且还有一批出版理论研究的专著陆续问世。相比之下，中青年编辑作为一个群体，却并未随着自身对出版业务的不断熟悉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出版理论研究的行列中去；相反，过去一些长期坚持出版理论研究的中青年编辑，或者由于走上领导岗位，工作日益繁重，或者由于“下海”、转行等原因，而较少参加或完全脱离了出版理论的研究工作。出版理论研究队伍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的现象在今天尤显突出。
近年来在国际间，出版理论研究已日益受到普遍重视，不仅美、英、加、澳、日、韩等国的出版理论研究方兴未艾，而且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目前也已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面对这一形势，中国的出版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而这一历史的重担无疑已落在了中青年编辑的肩上。
运用理论成果指导出版实践
我国出版理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两个层次的演进。首先是由具体技能、经验总结向逐渐演绎、归纳抽象为理论科学的演进。
这一阶段主要由总结我国2000多年古代出版活动，近百年现代出版实践和40余年社会主义时期出版工作经验为基础，进而发展为真正的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立；其次是由出版理论的基本观点、思想和方法，在出版活动中经历不断的冲击、检验和实证，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一阶段是我国现今出版理论探讨正在经历和在今后相当时期仍将经历的艰苦过程。
毋庸讳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对出版理论研究而言，这一原则从宏观上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与整个社会主义出版理论研究活动的结合；其二是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将出版科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与出版活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目前，我以为我国出版理论研究相对于市场经济进程的滞后状态应更多地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此外，出版理论研究与出版活动相脱节的情况也在相当程度存在着；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不断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尽快地、及时地运用于出版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在指导出版活动的同时，使其得以接受检验，进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并回过头来高屋建瓴地认识和解决出版活动实践中的种种问题。
出版业需要自己的思想家
同其他行业的改革一样，出版改革经历了10多年的风风雨雨，试行了多种形式改革，如目标管理责任制、承包责任制、编印发一条龙、以策划编辑为龙头组建新的编辑室（组）、自办发行、寄销制等，活跃了出版工作，繁荣了出版事业。怎样对这10多年的改革进行评估，有什么得失，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出可资深化改革借鉴的经验。谁来做这件事，出版工作者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来，出版工作者乐于默默耕耘，把自己融于文化建设中，以民族文化的兴盛而自慰。但疏于对工作实践作理论辨析，使我们的工作仍处于经验传承之中。
我记得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出版业来讲，也需要有理论思维，才可能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这种理论思维，简略说，就是自觉地对现象作深层次的思考。
产生于书斋中的思想家，固然能形成独到的见解，一经实践检验，善于修正不尽合理之论，是先哲。但如果偏持一说，抱旧不移，其理论必然苍白。产生于实践中的思想家，其认识源于斯，又返之于实践，易于顺乎事物发展的法则。理论型的思想家和实践型的思想家各处不同的位置，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但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所得到的理论成果大同小异。而出版工作者在实践中面临的矛盾如何解决，其思想成果不妨称之为应用型理论。这种成果的价值同样不可小视。在我国出版改革中，如何依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对出版体制问题进行理论探索，条其方案，别其利弊，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可资鉴用的材料呢？这方面，理论研究是不能回避，而需要超前思索的。
出版界能否出自己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老一辈出版工作者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如胡愈之、陈原等，经验丰富，思想敏锐，见识精到，蔚为出版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新的时期，时代呼唤新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为出版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愿新一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实践中生成。
两个问题：一个理论性，一个对策性
出版理论研究的现状是：一方面，基础差，理论思维的程度低，许多问题仍停留在经验讨论的水平，实际上是一种经验性思维；另一方面，对于出版改革中所出现的大量现实问题，议论多，匆匆出台的政策性规定多；但及时而有效的研究少，有理论水平的对策性研究少。
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理论武器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还存在一个研究方向的问题，因而理论武器难以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
一个理论性，一个对策性，这就是我们的出版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总是热衷于提出这个“学”，那个“学”，忙碌于研究这个“规律性”，那个“规律性”，就是不能有效地升华我们的理论思维高度，对于现实问题提出我们有效的理论对策。这是一种反映在出版理论研究工作中的浮躁病。比如，对于协作出版，我们已是谈虎色变。但是，究竟什么是协作出版？协作出版和其他出版形式的关系和政策性界限是怎样的？应该如何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协作出版？协作出版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协作出版本质上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讨论得还很不细致，很不深入，还不能从出版改革的大思路上提出有效的理论对策。
再比如，新华书店主渠道的发行问题，出版社的体制改革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已经讨论了多年，如果我们能站在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深入细致地开展对策性研究，是应该能够获得新的成果的。出版事业的大发展不断地向我们提出各种新的问题，在新形势面前，我们的研究工作特别需要加大理论力度，加强对策性研究，从而在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促进出版理论研究工作自身的提高和发展。
出版研究应注重“实证”
在这里我给“实证”加了个引号，意在不混同于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这里的“实证”指的是科研活动中的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等手段。
浏览一下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艰苦的资料检索、深入的调查考察、细致的史实考辨越来越少了，沉甸甸的论著日益罕见了。出版科学研究是近十几年兴起的，它很年轻，连自己的体系构架都还未能搭全，可惜它也沾染了些不良的文风，以至于可以从一些论著中捏出滴滴嗒嗒的“水”来。试想一下，一篇谈编辑队伍建设的论文如果不是以具体详细的调查统计工作为基础，一篇谈图书结构的文章如果不是基于对各类图书的统计和分析，那它怎能不流于空泛而失之价值？
在我国，出版是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但对它的研究却刚刚起步，目前还远远滞后于其他行业和学科，所以它需要有更高的视点、更扎实的根基。这个高的视点就是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的架构，这个根基就是大量的调查研究、数理统计、个案分析。只有以前者为指导，后者才是有针对性的、有典型意义的；而只有以后者为基础，扎扎实实地积累一批言之有物的高质量的论著，前者的实现才是可能的。
加强出版理论的个案研究
面对出版界近年来的喧闹，联系前些年的安分，我常常想到孩子。孩子在幼年时的小鸟依人，在童年时的放任自流，大都处于盲目无主的状况中。他们偶尔也会做出一些惊人之举，说出惊人之语，但从来不知所以然，便从来与规律性把握无缘。这种情形却有些像目下的出版社和出版人。
自古以来出版业（不同时期不同形式）都是各种文化事业和社会思潮乃至文明范式的中轴线，因为传媒──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主要的知识集散物，而那些在每一时代得风气之先、拔时代头筹、启百代源泉的出版物、出版人或出版机构的自身素质，无不影响着一个时代、一方社会、一种文明的品质、层次和走向，因此，要想实现对出版实质及其与时代社会和人类的整体性规律性把握，便非从一个成功的出版社、一套成功的双效书、一位成功的出版人的个案研究入手不可。
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化早已进入“海陆空”立体运作的时代，出什么书已不仅仅是某几个大文学家、某几个大政客个人的意愿，读什么书也不仅仅是芸芸众生随手拈来的结果。
自20世纪渐渐形成世界文化体系以来，作为文化和文明的桥梁，中国出版界和出版人的理论和实践，早已证明自己的独立存在，他们曾是本世纪上半叶和如今世纪末叶许多伟大的中国变革、中国思潮和中国情感的始作俑者，不少出版社、出版人和出版物都成了一个时代一种现象的代名词。
因此，加强对于出版界的个案研究，早已大于出版界自身的意义了。这是开启时代之匙。
理性的诱惑
要想将出版理论研究推向广泛深入，对于中青年出版者来说，有一个“要我研究”和“我要研究”的问题。要造就“我要研究”的格局，我想出版理论研究自身的理性诱惑是需要强调的。
打个庸俗的比方，一个女孩要逗人喜爱，必须要有几分魅力才行。说到魅力，不是靠涂雪花膏能办到的，得有内涵、有慧根。就出版理论而言，它应该有智慧的含量，有学理框架，有专业语汇与学术规范.
如何把握出版理论研究的理性内核是一个非常宏阔的命题，几句话难以言明。若要理出个头绪，不外五大层面：
其一是观念（或称理念）层面。出版观念是一群文化哲学命题，但可确立自身的哲学范畴，譬如文化适应与文化引导，大众趣味与文化品位，传播科学（或人文）知识与弘扬科学（或人文）精神，民族性、地域性与世界性等，把握住两者之间的张力，多一些洞识，也许我们的出版工作会多几分哲人的清醒与大器。
其二是历史层面。应该把出版史自觉地纳入思想史、文化史的视野之中，探讨出版活动对于思想衍进、学术流脉抑扬、学风流变的“扳机效应”。
其三是专业理论层面。出版活动是一项特定的文化传媒，大众传播学的诸多模式、规律同样适应于出版，我们还需花气力的是要探索出不同于影视、新闻媒体的独有的长媒过程与社会文化支撑。既可以是文化策划的套路探讨，也可以是营销策略的机制分析。
其四是技术层面。好的出版物要有知识含量、智慧含量，还要有美感，在众多的工序中，技术投入量大，应探讨如何在这些操作的“术”中融入理性的启悟，如封面及版式设计的美感调度，具象与抽象，简洁与繁杂；编辑策划中的文化定位与总体设计；审读中学术制高点的捕捉，艺术风格的连贯、文辞修润、逻辑梳理的技巧等等。
其五是相关比较研究，既可以是古今中外出版程式、章法差异的比较分析，也可以是不同媒体如新闻与出版、影视与出版等（海外是一体化的文化传播公司体制）的差异与协同研究，以期扩充视野，有所借鉴。
人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成熟的出版者应当总是能把握“灰色”与“常绿”之间的内在支撑，仰息到出版过程中的理性冲动与诱惑，成为“我要研究”的自觉者。
出版经济学：需要重视的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是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出版业的迫切需要。出版经济学是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物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规律的科学。
我们出版界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要是近几年才起步的，并且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出版界的广泛重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加强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对出版业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管理，促进出版业繁荣发展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书刊、音像市场不仅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出版物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既存在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规律，探索和研究这些规律及其作用模式，并自觉运用这些规律去制定出版业的经济政策、指导宏观出版调控体系的建立、规划出版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对于促进出版业的健康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加强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是出版社建立新的经营机制的需要。出版社作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或文化企业，其内部运行机制与一般企业相比也有其特殊性。价值规律在出版生产和经营中发生作用的形式，也比在一般商品的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形式要复杂得多。
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版社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最后，加强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是出版业发展的实践进程提出的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将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越的经济环境和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还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更新和进一步的解放。
出版业在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必将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改革和建设的理论，认真研究出版业发展中的新问题，探索解决这些新问题的途径，正是出版经济学的用武之地。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出版经济学，出版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必将在市场经济的基石上建成。而为这幢大厦添砖加瓦的，正是我们这一代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跨世纪出版人的心愿
我们这一代40岁左右的编辑大多在出版这一行里摸打滚爬了十几个年头。有位美国摄影大师说：“每隔10年，人就应该鞭策自己，好使自己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10年需要好好总结，何况我们这些人都有10年以上的经历。总结一下我们走过的路，可以使我们前行的脚步更为踏实。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15年。我们中许多人走进出版界，是和这个历程相伴的。改革开放15年是这一代中青年的成长史。这一代中青年编辑是出版改革的参与者，这是我们之幸。出版改革15年成长起来一代人，成为我们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些同志正在出版舞台上演出历史的活剧。
如果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那么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则是80-90年代中国出版改革实践的见证和写照，也是这一代人继承老一辈传统开创出版新天地的青春之歌。
这对世纪之交的编辑出版事业无疑是极富现实意义的思想资源。人生最美好辉煌的其实也就是这样人在青年人到中年。
因了这种时代机缘，我们也要好好总结反省自己。但是我们往往对此注意不够。
有几套书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是书籍出版社出的出版领导人文集，二是山西人民社的编辑丛书，三是黑龙江教育社的编辑教学丛书，四是辽宁教育社的编辑工作教材，它们都是老一辈人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出版事业的宝贵财富。
捧读这些优秀出版论著，我们感到上一代人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同时也觉得极有必要推出一套能够承上启下的中青年编辑文丛。
于是一些朋友设想要编一套“跨世纪出版人书系”。这套书的目的就是总结改革开放15年中青年编辑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中的得与失，它既是20世纪80-90年代出版改革的思考，也是一代人心路历程的写真。
我们希望得到出版界同仁的关注，为她的催生做各自能做的工作，也希望通过这套书的出版推动中青年编辑对于出版研究的理论兴趣，为出版改革和研究贡献一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