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耕：生产方式、市场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耕论文,生产方式论文,人际关系论文,生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181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3)05-0026-09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基于自然与农耕生产和谐共生关系，发挥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功效的生态农耕，不仅以自身的天然特性“有机”地融入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更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在“三农”领域的突出表现。从这个角度考量，对生态农业建设的投入具有财政投入的支点效应。
温铁军指出，粮食问题切不可单纯看作粮食的问题，而应纳入整个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系统中综合考虑。[1]从这个意义出发，一种特定的产品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生产体系的产出，其产品内在构成的每一次变化，不应简单地视为某种生产投入的增减、替代，而往往代表着生产技术、管理方式、知识体系、劳动者关系、价值体现等的调整和重构。“生态农耕”是在对工业化农业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从“人与土地”的关系出发，构建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农耕认识体系；重视并构造生产过程、结果及农产品交易的正外部性，有意识地从劳动者自身、社区、环境乃至社会角度看待农耕过程的综合收益；在生产技艺上，传统的农耕手艺与融入了现代技术的手段并用，尝试对传统农耕的回归与超越，力图创造生产过程与自然的融洽关系。生态农耕不仅仅意味着化肥、农药的减量和替代，更代表着对绿色革命以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市场结构和社区人际关系的再构。一种重视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重视城市消费者与农耕者沟通的市场结构、强调社区合作的人际关系在我们所考察的生态农耕案例①中逐渐呈现，并借助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实现了多元收益。
一、生态农耕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的再构
农药、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普遍应用，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通过消灭异己实现单向的利己的效率观；在经济结构上，与农业的市场化、货币化进程相切合；在生产方式上，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过程的市场化使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农户的“现代化生活需求”，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共同体被消费品、公共产品的商品化所替代。另一方面，机械化及农药、化肥的投入极大地减轻了农户的生产强度和对劳动技艺的要求，不但使传统村社中的劳动互助关系和传统生产知识体系彻底瓦解，更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出现。而20世纪最后20年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正满足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农业劳动力的候鸟式迁移。然而，这与理想的城市化图景却相去甚远。陈锡文认为，“一些地方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基本上还是要‘地’不要‘人’，把农村的地圈进来了，但是真正的城镇户籍人口其实没增加多少，把农民挡在城门之外。所以，单纯去看这个数字是不是超过了50%，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如果农民的土地进了城，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变成市民，可能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2]
与化肥、农药广泛使用相配合的是单家独户各自为战的农业作业方式，而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技体系在农业税取消后彻底瓦解，缺乏基本用药指导的农户对农药、化肥的使用完全进入一种无序化状态，在生产结果上的体现即是广为诟病的食品安全问题。而这样无序化、分散化的状态也同样映射在农村社区的图景上。周立指出，粮食消费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这使得粮食生产、粮食消费不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其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生态农耕也就同时意味着对生产过程、社区关系乃至城乡关系的重构。[3]
(一)生态农耕中的合作因素
无论是四川郫县安龙村②、河南登封归朴农园③的较小规模生态农产品城市供应，还是山西永济已实现村社间联合的生态农耕实验，都能在其中辨别出“合作”的元素，这与生态农耕自身的属性相关。一方面，从生产条件上讲，在中国式土地极度细分的情况下，除了像归朴农园那样在山脚下单辟出远离村社大田的一隅，则不可能在一地块上少施用农药、化肥而不受周边施药地块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社区支持农村生态农耕生产(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方式，客观上要求农户间的差异性合作满足城市居民对于多种农产品的需求，而经营管理、技术指导、配送等方面的统一、协作与分工在平滑生产成本的同时，发挥了农户间个体的比较优势，提高了生态农耕的耐风险性。合作因素在农户内部、农户间及社区内部三个不同层面上存在着。
周立认为，农业产业化有着多样的形态，在美国式大农场形态之外，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化、规模化”“始终是小农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耕地面积的规模化，完全可以与小农经济的耕作模式相链接，他们的农协体系围绕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种子供应、技术服务、病虫害防治、农产品销售等，形成了纵向一体化的运作体系。在这种体系运作下，日本、韩国的农产品获得了一个高价格的，使得本地农民依靠小块土地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利润来生活，从而维系了农产品的质量。”[4]
山西永济生态种植联合社是以当地已开展十余年的农户多方位合作组织及文化为依托的。2001年2月，寨子村小学教师郑冰在市妇联的启发下，成立了“永济市妇女科技服务中心”。经过多年发展，蒲韩乡村社区确定了围绕社区公共需求和专业经济合作两条主线提供服务，根据社区内现有的资源和实际状况，确立多个独立项目实施互助探索。
在经历波折的摸索后，永济的生态种植联合社形成了一种统分结合的大规模生态农耕种植模式。联合社现有12名主要工作人员，每个人负责50～150户不等。其主要工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和农村调研，工作人员每周都会下去查看作物的情况并反馈，及时统计农户的变化信息以及种植的作物、改良的土壤的数量，提供给市场部。联合社所采取的管理形态是把农户生产所涉及的土地纳入统一规划，但是由农户自行经营，联合社提供深入细致的服务，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及涉及的种植种类上给予到位的服务，具体的组织形式主要是由几十家专业合作社来开展各项工作，每个合作社配有经验丰富的合作社辅导员。具体的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五个统一、一个独立”，即在同一个地块上，由联合社统一使用农资、统一提供机耕、统一技术培训、达标后统一销售④，整个生产则由社员独立管理。[5]
图1 山西永济生态种植联合社经济合作部服务流程图
应当指出的是，生态种植联合社之所以能在永济大规模地开展实践，有赖于永济自21世纪初以来发展起来的蓬勃向上的农村组织化。十年的农村组织化进程为生态农耕合作提供了组织、文化、人才和思想上的准备。生态农户的联合内嵌于社区整体合作文化与机制之中，减少了农户先期的组织成本⑤和文化阻力，增加了生态合作组织的柔韧性和生存能力。同时，生态农耕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在成员与机制上配合于社区其他合作部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生态农耕施行过程中对社区范围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再构，更应从卡尔·波兰尼的经济历史的视角来理解。[6]如果说，与分田到户和化肥、农药式的工业化引进相伴随的是守望相助的农村社区的逐渐解体和社会资本的涣散，在生产技艺角度天然依赖社区合作和互助的生态农耕则是在一定区域内对生产过程—社会生活的互助/合作的唤醒。这样的唤醒并非是一种扁平化的过程，而是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劳动者精神等多层面的重构，从而也内在地达到对农业—村社关系共同体的价值回归。⑥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构
工业化的农业所面临的不单单是化肥、农药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系统的变迁有关。一些老农户反映，随着周边工业进程的加快和对山林树木的滥砍滥伐，社区整体气候、水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水源地枯竭、旱涝灾害频仍、病虫害频繁、稻田蓄水能力下降等问题。
与此相对，实施生态农耕的农户尝试尊重和利用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自身规律，采取友好、安全、生物性或物理性手法，尽量减少耕作过程对生态的影响。可以说，生态农耕是生态文明在农业生产方式上最直接的体现，保罗·霍肯设想的“恢复型经济”[7]在生态农业中得到了最朴素的体现。
采用生态农耕的技艺并不意味着产量的持续下降。根据对南北方多地生态农耕户的访谈，使用生态农耕技艺后，产量在开始一两年会出现30%～50%的下降，而在第三年左右，产量则会呈现恢复的趋势，并保持在原产量80%左右的水平。究其原因，在长时间施用化肥、农药后，土地质量下降，农家肥对土壤是一个逐渐恢复内部微循环的过程。生态农耕农户对所采用的技术作出简单的概括中，“平衡”“可循环”“多样化”是最常出现的词语，而这也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所强调的。
本研究即以广西基于“土生良品”饭店⑦的农户稻鸭生态绿色种植及生态农耕实践，透视其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所谓农户稻鸭生态绿色种植，即在禾苗初长期间，将鸭子放入田中，直至水稻抽穗、赶出鸭子的生态种植模式。鸭子在田间吃杂草(鸭子不吃禾苗)、吃虫子、排便(增加土壤肥力)、奔跑(防止害虫产卵)，有利于水稻的生长、产量的提高，并相应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水稻耕作采用自留种(非杂交水稻)，施用农家肥，必要时采用植物制作的配方杀虫；鸭子不喂养市场购买的饲料，喂养由玉米、豆子、花生片等混合制作的饲料。
采用生态农耕法的农户表示，稻鸭种植无需使用农药、化肥。原因在于：采用生态种植，无需除草，虫害很少，土壤肥沃，禾苗生长好，产量达到一定的极限，没有使用农药、化肥的必要；种子方面为当地自留种，抗病虫能力强；农户自身对生态理念有一定的意识，能够遵守合作社要求，听从专家学者的建议。而在这些技术性原因背后，是“土生良品”良好的商业运行机制。
(三)生态农耕劳动者的精神
在依赖工业产品投入的工业农业中，农耕者本身的精神状态并非是一个需要书写的因素。然而在以生态文明为主线的生态农耕实践中，劳动者自身对有机耕作技艺的信任与坚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内心满足感，却是不能忽视的，因为这恰恰是生态农耕得以持续的关键。
工业文明对农业的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内质性矛盾同样在农业劳动者身上体现。作为工业化文明的具体化，农业劳动者要将工业化的意志、手段和材料施加在自然存在上；而作为自然系统的发展产物，对自然系统的限制、压抑和破坏，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农业劳动者本身。以劳动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劳动者将不得不面对一种“异化”的劳动过程——劳动本身成为劳动者异己的存在。
对于第一批“吃螃蟹”的生态农耕尝试者而言，可以依靠自身的自觉和思考来坚持。而要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中，则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可以将这样的过程看作劳动者的教育过程，是对一般农户错杂的体验予以解释的过程，而更主要的是一种对农业工业化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劳动者对自然、土地的看法，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技艺的看法，乃至对自身看法的再塑，而这样的劳动者教育过程也是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自信力的找寻。
归朴农园的王宁这样描述劳动者的教育过程：“化学农业生产方式盛行以来，短短的二十几年，他们已经习惯了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的使用，根本不相信离了这些能种好蔬菜。为此，我尝试用各种方式把‘健康的土地=健康的食物=健康的人’的理念带给他们，就这样逐步完成了生产者的教育和组织。”
针对生态农耕者的态度调查分别反映其对农药于环境影响的认识。在受访农户中，近八成对农药危害有一定的认识，其中近半数认识到农药对环境的较大危害。其实，核心的生态农耕者之所以选择并坚持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是因为在内心中对城市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有自身的认识和反思，生态农耕让他们选择了一种更健康而简朴的生活方式。
农业—村社关系共同体价值回归的过程同时是农户对自身身份的捡拾、重新认识与认同，是一种劳动自信的找寻与重建。从一个更长的视角来检视，大略可以把现代性引进的过程与农村村社共同体解体的过程看做一体两面的过程。而所谓的共同体解体，其实是村社的价值、人际关系——文化与经济活动(农耕)等组成部分的相互隔离。其中的价值与文化逐渐地呈现出一种消散、异变和泯灭的状态，农耕活动则表现为一种被日益现代性的国家体系所抽剥、吸纳、改造的过程。或者说，如果把传统农业视为一种价值—文化(人际交往)—农耕统一体的话，现代化中的农业则日趋成为国家体系以及为国家体系所倚重的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服务的附庸，农村劳动者在态度和行为上对农业的疏离无非是这种附庸化在个体层面上的表现。⑧
如果说，得益于生态农耕作业中更多地强调社区合作互助因素，与广大农区中“打药施肥—外出—机械收割”的农业方式相比，村社不再是春去冬回的旅馆式存在，而在向相依相守的传统价值回归。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关系中定义的劳动者精神则是对劳动过程价值的重新构建，从而是劳动自信的形成。土地也不再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是需要勤恳细致对待的生存依托。回归勤恳、回归村社价值的过程中，一种劳动者的自信跃然于其中，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找回同时发生着。
身份的找回与自信的重建也体现在对生态农耕价值的坚守，而这种坚守已经超越了一般经济理性的容纳范畴。由于生态农耕以来生产者与消费者对生产、交易过程的参与和理解，如果要实现可持续、长期的生态农耕过程，生产者要把对这一生产形式所内置与赖以存在的原则放于短期的经济利益之上。
对有机农户自信及对土地与生产方式自信重建的强调，基本上是一种从阿玛蒂亚·森出发的可行能力视角的扩展。[8]62熟练和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能力的培养与自主的生活方式的建设，有赖于对此种生产能力和生活方式的自信、预期和想象，后者决定了劳动者投入智力、体力，发挥创造力，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身心的满足。
二、生态农耕的市场结构：产销关系的再构
不同类型的生态农耕实践的实施，与社区支持农业的商业模式不可分割。而保障这种商业模式运行的关键之一，是所谓的内涵定价法(hedonic pricing)，即综合考量了产品的生态、健康和环境属性后的综合评价。
其中，
为生态农耕农产品价格，
为生态农耕农产品的各种内部特性(包括农药、化肥残余量，口感，生态农耕所需的劳动力投入等)和环境影响因素。这样的价格的最终确定，在一些生态农耕的案例(如广西爱农会和北京小毛驴农园)中，是农产品供给者估算；在另一些案例(如四川郫县安龙村)中，是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价格协商机制。
生态农耕农产品的购买者相比于普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敏感性更强，有更高的边际支付意愿曲线(图2)。曲线
分别是有机农产品买主1、买主2的边际支付意愿曲线，R是边际购买价格曲线，A、B是买主的最大效用平衡点。
针对市民参加北京小毛驴农产CSA实践的原因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参与者是出于吃到安全无污染的有机蔬菜的考虑。[9]
图2 农产品边际支付意愿曲线
(一)城市CSA消费潜力调查⑨
依据一项针对北京普通消费者(指未参加生态农耕农产品购买)群体的调查，分析大城市消费者有机农产品购买潜力。调查显示，消费者每月花在食材上的费用大约在500～2 000元之间。其中，500～1 000元之间的占了22.4%，1 000～1 500元之间的占了33.8%，1 500～2 000元之间的占了20.2%，可见食材支出的比重降低了。价格对消费者来说，影响已经很小。据调查，消费者对食品价格非常在意的达37.4%，有点在意的为48.3%。而这都在经济基础上为对有机农产品的购买奠定了潜在可能性。
认为身边食品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消费者在受访对象中达到近八成，这为其购买有机农产品提供了心理上的可能。而对于有机农产品相对于一般农产品较高的价格，愿意花0.5倍到一倍价格去购买的消费者占到了60%以上，有14.9%的消费者愿意花1～2倍价格，5.1%的消费者愿意花两倍乃至更高的价格，同时有19.6%的消费者是不愿意去购买的(表1)。
相比于施用化肥、农药的农产品，生态农耕农产品的品相要差一些。调查显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标准判定开始关注起了更为本质的东西。超过60%的消费者表示，已经不再那么注重农产品的品相了。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有机食品的消费有赖于一种特殊的消费心理模式，而消费者自觉意识到自身消费行为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对这种消费模式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调查显示，38%的消费者表示很在意食品生产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有点在意的消费者占了42%。这说明，80%的消费者意识到，消费不仅仅是自己以及自己家庭的事，也同时要对他人及社会负责。当被问及是否愿意购买对社会和环境有益的农产品时，56%的消费者表示略微高5%～10%，还是可以接受的；也有20%左右的消费者愿意为此支付更多的钱；不愿意为此多付钱的占了18.3%。调查同时显示，能准确区分“生态”“有机”“绿色”等概念的消费者不到20%，而知道“公平贸易产品”这一概念的就更少了。可见，生态农耕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消费者教育和培养的过程，“公平贸易产品”“责任消费”的理念在中国市场上有很大的推广潜力。[10]
(二)农户生态农耕的消费者参与式认证
消费者参与生态农耕认证实际上是对市场本身进行再构的过程，市场在更深入的意义上被赋予自由的价值和基本的权利。阿马蒂亚·森指出，“赞同市场交易自由更直接的理由在于这种自由本身的基本意义。在很多情况下，缺乏交易自由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8]110-112在这里，市场被视为一种自由交换的权利。然而，市场概念却是随着现代性的扩展而加以定义的。卡尔·波兰尼笔下曾经的“典型市场”是这样的：家庭主妇从中获取部分日常所需，粮食和蔬菜的种植者、地方上的手艺人则在其中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一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这位睿智的经济史学家进而指出，地方市场是邻里市场，并且对社区生活十分重要，它不是国内或全国贸易的起点。而后者与安东尼·吉登斯意义上的“脱域”相关，“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11]这样精准的描述几乎不需要附带任何举例，从金融市场到超市里的大米，举目所见通过市场交易的任何物件，都早已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和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然而，进入脱域市场，是资本的持续投入。而这样的投入不仅是中国极端分散化的小农户难以望尘的，即使是由农户组织起来的合作组，也往往难以支付高昂的进入成本，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归朴农园和安龙村则尝试构建基于人际信任的消费者参与式市场，这种参与式市场是对古老的社区内部市场的扬弃。一方面，它继承了传统市场中人际信任、面对面交易的特质；另一方面，这种体现公平贸易的理念更加强调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相理解、配合，形成一种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此参与式市场的发生不可能在与产地相隔遥远的城市市场发生，而更多的是在产地周边的大型城市。这样既降低了由距离增加带来的运输和交流成本(后者在这种交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又避免了中小城市生态消费者容量的不足。在这两个以农户为基础的农药、化肥减量案例中，农户进行配送的菜品价格、种类、应时变化等一般由生产者、消费者面对面交流的价格认证会确定。然而，这样的认证会能取得效果，却是依赖着“会下”的功夫。消费者实际到种植现场考察、理解生态种植过程，消费者与农户建立对生态农产品共同认知基础上的互信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安龙村的案例中，这甚至作为交易能否进行的先决条件。
这样执著地强调既是一种抗拒的过程，也是一种教育的过程。实施生态种植的农户是在食品安全一而再地突破道德底线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实践的。这也就意味着，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一般信任水平已降至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样的背景决定了所谓参与式交易远不像重新回归面对面交易那样简单，其在根本上是建设互信的过程，是打破销售者与消费者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坚冰。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在现实中得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一方面，生产者是决不会—在“理智”的情形下—向消费者透露生产成本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对成本信息的严重缺乏，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嗜利性作了先天的假设，并据理力争地保护自身利益。而生态农耕农户的参与式交易则将生产成本、生产过程向消费者完全公开。利用坦诚的交流、人际互动，达成双方的理解。事实上，这达到互相进入对方情境的效果。消费者在对农田劳作的辛苦有了深切的体会后，自觉地认识到农户应有的回报。而生态农户劳作本身的精神价值，勤恳的劳作态度和对土地、草木虫鱼的关爱等，会对消费者形成感召和认同。消费者在这样的过程中，从单纯的购买者逐渐蜕化为生态农耕的支持者、参与者和倡导者，一些成熟的消费者会积极地对生态农产品和生活方式进行推广和宣传。由于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是一种对自我感知其意义的事情参与的满足感和喜乐感，是一种甘心自愿的行为，货币价值的考量的重要性由之降低，一种多维价值的评价方式在互动、交易中形成。
通过对基于生产方式与市场结构再构的生态农耕的多元收益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依托成熟的商业模式，我国南方地区的生态种植户收入较之前实现了倍增。对于已经经营多年、由成熟城市消费者网络的生态农耕户，其收入结构实现了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多样化构成。而对于首年施用生态农耕的农户，在城市环保公益组织的支持下，当年实现收支平衡且有盈余。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生态农耕兼具农户增收效应、社区生态效应、健康效应，同时促进了社区基于规模化生态农业的合作化过程，并突现了其社区重建功能。在分配结构上，面向城市中高端消费群体的生态农耕及其销售模式实现了“益农”式增长；而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看，结合传统智慧与时代技术的生态农耕达到了“人力资本”的再生。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包含着公平贸易原则的生态农业加强了城乡居民的平等交流和信任，对化解社会矛盾和隔阂有积极作用。
三、政策建议
面对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导火索的现状，生态农耕无疑是消解农药、化肥农业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提升农户综合福利水平的有效路径。建议政府部门加大对利于生态修复和环境安全的、兼业化的、体现立体循环经济的生态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应该加强对于以小农户生态农耕模式为基础的、市民参与式的、有生态文明教育体验作用的多功能生态农业的政策扶持。
借助生态农业对社区文化、社区环境及社区合作因素的促进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十八大报告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生态农业的施行有益于农村社区稳定和城乡关系的和谐，应当有意识地以综合视角推动生态农业在农村的推广。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当推进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农民组织化建设，提升生态农产品商业化过程中所必须的生产规模化程度。另一方面，应当以综合推进的方式看待农村社区的生态农业建设，同时加强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推动以农村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此基础上，把能提高农民组织谈判地位、保护农民权益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作为主体，发起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生态农业网络。
以生态农业为起点，探讨新时期解决包括食品质量在内的农业安全问题的途径。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放在全社会环境权益、食品权益的角度，结合十八大后执政高层体现的亲民生、亲环境的政策趋向，在全社会范围推动一系列有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配套性措施。在城市范围内，为生态文明的更加深入人心，提高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尊农意识，通过媒体宣传、市民社区教育等形式，提高我国城市的绿色消费水平。借鉴沿海省份的经验，鼓励环保公益型民间组织的发展，推动其对市民环保意识、食品安全意识的教育服务和组织功能。特别是在大城市和中等收入人群比例较高的发达地区，构建社会参与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建设创新型食品安全体系。
更新政策认识体系，发挥政策多维想象力与差异适切性。任何一个政策束之后，都是自成体系的发展观和认识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同时提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要求、规划，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要求，二者是相关相通，可以相互配合、互相促进的。而对此的把握和理解，有赖于对政策认识体系的重新思考。生态农业与规模化、产业化并非是相抵触的，与农村富裕、生活富足充实是方向一致的，与普遍性政策目标存在内在的结合点和适切点。生态文明的建设强调尊重地方环境特质和资源禀赋水平，实事求是地从各地优势出发，不照搬照抄他国他地做法，寻找适合地区的农民致富、农村发展路径，实现寓于自然生态良好、社会经济和谐之中的差异化路径的小康实现路径，是值得地方公共部门思考的。
致谢：本研究得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资助，并得到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授权使用相关研究数据。谨向绿色和平组织，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汪维行、李留洋、王茜，北京农学院史陇燕，以及河南登封归朴农园王宁，四川郫县安龙村家庭有机农场高一程，致以诚挚谢忱！
①本研究主要基于对生态农耕案例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涉及的农户生态农耕案例在地域上跨越中国南北不同气候带，在生产上包括了以小农户相对独立的生态农耕运作的案例、以农村社区农户合作组织为载体进行较大规模生态农耕运作的案例，以及由当地政府提供相应支持的城市周边市民农园的案例。即基于农户的生态农耕案例：河南登封归朴农园、四川郫县以高家为核心的生态农耕农户合作组、基于广西土生良品饭店的农户生态农耕，以及基于农村合作组织的生态农耕案例山西永济的生态种植联合社。
②四川郫县以高家为核心的生态农耕农户形成合作组，在当地环保组织和消费者的支持下，2007年8月，开始进行生态农耕产品配送。至今，消费者已经由最初的几户发展到上百户。
③归朴农园是由返乡大学生王宁在河南登封老家开始的生态农耕实践，是以小农合作的方式生产，与郑州的消费者组织对接的模式销售农产品。农园处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实验和初创阶段，在小成本运作的基础上，以社会企业的模式运作，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④销售环节由联合社的统购统销来完成。利用联合社前期对农户以及种植农作物调研了解的情况，来把握所收购的农产品质量问题。由于收购的量具有规模性，能够与一般的外来客商在价格上进行谈判，提高其收购的价格。通过联合社销售的核桃、棉花一般比农户散卖每斤要高出0.2元左右。参见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汪维行2012年所撰《山西永济合作社考察报告》。
⑤在分散了几十年的农村，这项成本通常相当之高。
⑥永济生态种植联合社“入会须知”之一除了作自耕土地等技术规定外，还特别对入会会员提出要求：家庭、邻里都能和睦相处的农户，没有或者彻底改正以前偷盗、赌博等不良嗜好的农户；自愿参与社区各项公共服务活动的农户；爱惜土地，愿意以自家1～5亩土地做有机土壤转换，并以土地参股合作社的农户。
⑦南宁“土生良品”饭店属于柳州爱农会探索之下的从事生态食品经营的一种模式，其最大特色在于，食材来源不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农药；食材加工过程不使用添加剂、劣质油，不放调料如鸡精等；反对转基因食品，提倡当地土生品种。而保障食材安全的最根本机制是给予农户较高的收购价格，保障农户生态种植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并宣传经营理念，互相建立信任。同时，建立检查食品安全措施。
⑧与农业—农村日益成为工业—城市附庸这一过程相伴行的，是农户对农耕本身和农民身份的自卑感。在学术界广为讨论的青年劳动者身份认同的游离，正是时代大图景中个体身份的“丢失”。
⑨本节主体由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持的“消费者参与责任消费的途径及可行性研究”报告构成。此次调研针对北京普通消费者群体发放了350份消费者调查问卷，并对部分感兴趣的消费者采取了半结构式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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