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新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流派论文,学中论文,政治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585（2000）04-0056-04
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战后他的经济理论在西方各国的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进入7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走入滞胀阶段，人们开始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反思，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相继出现。这里所介绍的政治宏观经济学也是在分析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什么失灵这一问题上成长起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
一
传统宏观经济学把稳定经济、消除失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身上。他们假定政府是一个理性的、全能的、慈善的社会规划者，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决策者的政府，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使社会经济低失业，低通胀和稳定发展；第二，决策者在达到以上目标的时候，会尽量努力采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如财政和货币的手段；第三，慈善的政府决策者会利用现有的经济模型分析，以便使政策手段具有最优价值。因此，宏观经济学的这种传统方法把政府当作是经济的外生因素，其兴趣所在只是驾驭经济之舟朝向可能的最佳彼岸。如果政府的决策者确实是象以上假定的那样，那么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可以较好地发挥作用的，经济会比实际现状更加稳定，失业也会比现在小。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政治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是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内生因素。政府中的决策者本身是与经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他们并不能完全超脱地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来考虑选择宏观经济政策。这样，标准的经济政策福利最大化设想在逻辑上就不再成立。在位的政治家们要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来决定对经济政策的选择，他们的行为将明显地受限于组成政治体制的各种制度因素。在全民选举的制度下，不同政党将执行不同的经济政策，以使其各自选民利益最大化，从而使自己赢得选举。由于这些机会主义和政治倾向方面的动机，政治家们面临着不断的诱惑而背离那些最优政策。一般来讲，政治家们受到的驱动既来自思想方面，又来自再选的考虑，选民们对政治家的评估基于他们在达到诸如低失业，低通胀和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等经济目标上获得了多大的成功。选举前期的经济状况至关重大，而且政治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在政府中生存下去，最好是有一个趋于上涨的而不是萧条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在临近选举前更是如此。因而经济形势会影响选举结果，希望当选的动机又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现任政治家们会经常屈服于诱惑，启用带有短期行为的机会主义政策，以便再度当选。由于这些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经济往往会产生不必要的波动和大起大落。
二
鉴于以上分析，经济学家们开始把政治周期因素纳入到自己的经济模型中加以考虑。经济与政治上的方针政策相互依赖现在已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这对总体经济不稳定的深层原因的解释很有帮助。以下是几种著名的政治宏观经济分析模型：
1.诺朵斯的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诺朵斯的“政治商业周期”机会主义模型中，自私自利的政治家们，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操纵经济以实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在一个选举前，为了达到连任的目标，政治家们会采用各种发展性政策用以降低失业率和增加政治家的声望。而紧随选举胜利之后，各种紧缩政策又被启用，以减少选举前的繁荣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后果。整个周期过程的关键在于，政治家们的短期眼光与被有计划地愚弄的、缺乏经济学知识的选民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选民的经济学知识不够，因而往往把从长期的观点看是不良的经济政策认为是好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可以短期内给选民带来好处。这就形成一个与政治周期相一致的经济波动。选举前在任政治家实行一系列扩张性政策，选举后为了遏制由于扩张性政策引起的通货膨胀，又会采用一系列紧缩手段，于是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如此周而复始。
2.希布斯的传统党派模型。传统党派模型强调的是党派的思想体系，而不是执政动机。一般情况下有左翼倾向的政党比右翼党派对失业表现出更大的反感，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却相反。而右翼党派比左翼更强调反通货膨胀问题。由此，希布斯认为不同的政党执政，在政策的选择和执政结果上都有一系列的区别，并且它们是与不同阶级基础和政治倾向相一致，即：下层阶级从低失业率中获益最大，而上层阶级则从通货膨胀中失去利益，这样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就会采用各种经济增长的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政府投资，降低利率政策，而当右翼政党执政后则会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都以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很少以全社会的利益为重。这样，随着执政党派的变化，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状况也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而凯恩斯原来设想的，政府通过精心的政策规划，合理地使用财政政策、金融手段来抹平社会经济的震荡也就完全落空了。
以上两种模型都是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前提。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函数关系。当通货膨胀上升时，失业率会下降，而当通货膨胀下降时，失业率会上升。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函数关系的存在，政治家们才能在竞选时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来操纵宏观经济，从而获得选票上的利益。但是，自从理性预期学派兴起，菲利浦斯曲线受到了猛烈的批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作为经济主体的选民，是能够很好地分清一项经济政策的短期效果和长期作用的，他们会根据不同的经济政策，来采取相应有利于自己的对策。这样菲利普斯曲线就成为一条垂直于自然失业率之上的直线，因而机会主义政治家和思想派政治家都不可能通过暂时提高或降低通货膨胀，来减少和增加失业从而操纵实际宏观经济活动。于是，以上介绍的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和传统党派模型就都失去了其逻辑基础。经过合理的理论修正，这两个模型又转化为“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和“理性党派模型”。
3.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周期模型中，选民和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他们有充分的经济学知识，因此不会被政策操纵和愚弄。但他们对政府的某些性质和现况的了解并不完善，因此选民们对在任政策家的能力还没有把握，不知他们是否可减少财政浪费，是否有技巧指导经济增长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决策者和选民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为在任政治家们提供了创造“政治商业周期”的条件。政治家们会把自己的经济政策说成是灵丹妙药，给选民们画出一张诱人的馅饼，以便尽可能多地获取选票。对于选民来说他们虽然也有经济学知识，但他们苦于不完全了解竞选者的才能等情况，所以很难把真正持有好政策的人推选出来。正如经济学家卡基尔曼所说：“哪里的公众对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了解，哪里的社会最优经济政策和对最大化选择的支持就可能背道而驰，……当决策者只是一个致力于在选举日获得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那么整个社会就必然得不到最好的发展。”这种与最优化的背离，就是宏观经济发生波动和振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整个社会为民主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由政治引起的经济周期，没有在传统机会主义模型中所预言的那么严重，其周期也更短。
4.理性党派模型。理性党派模型有以下几点假设：（1）经济是由一个更加接近于垂直状况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这一点与传统的党派模型的差异在于，后者认为经济符合于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2）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是理性的，即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结果有一个合理的认识，不会被愚弄。（3）决策者可以直接通过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4）政治家们遵循党派政策和理想， 左翼党派相对而言更关心增长和失业问题，而右翼党派则更关心通货膨胀问题。（5）选民们十分清楚党派间的差别并把票投给符合他们自己意志的党派。以上5点中，（1）（2）两点与传统党派模型有分歧，后3点与传统党派模型基本一致。
基于以上5点假设，理性党派模型得出以下5点结论：（1 ）在一个右翼党当选后，该模型预测，将会有一个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此点类似于传统机会主义模型。（2）在一个左翼政党当选后， 该模型预言：产出和就业会扩大，通货膨胀会加剧，此点与传统机会主义模型相反。（3）上面两种情况的真正影响是短暂的， 执政党在位的第二个时期，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产出的增长和失业率都会回到原来的自然状态，但如果是左翼党政府，通货膨胀就会比选举时要高。（4 ）两派政党的理想信念越强，选举结果越不确定，那么政局变化后的产出和就业的动荡就越大。（5）理性党派模型预言， 由政治动荡带来的失业和增长的下降将是暂时的，在执政的第二个时期或后期，实际经济变量将返回原来的自然状况。
以上四种模型，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里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后两个模型显然要优于前两个模型；而党派模型要比机会主义模型成功得多；四个模型在只有两个党派的国家中更加易于应用。
三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从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以上四个模型看，党派政治不能使得行政当局制订和采纳最佳的宏观经济方案。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是最佳方案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因此，近年来西方许多经济学家都支持实行体制改革，这包括确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使其不受机会主义政治家和党派斗争的影响，单独从事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独立的理论依据与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一种看法相一致，即：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于失业的自然率之上的，这样，货币政策就能够长期中立。中央银行独立的实践依据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有一个负相关关系，即，中央银行独立程度越高，该国的通胀率越低，反之亦然。在财政政策上，尽管政府的执政者有机会主义行为和党派利益倾向，但一般观点认为，不应对政府的财政决策加以过多的限制，因为这会使政府丧失调整宏观经济的时机，在面临大的经济打击时，尤其需要灵活的财政政策。弱小的多党联合政府往往倾向于拖延必要的财政调整，而一个单党政府会迅速地对经济打击作出反应，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于他们党派利益和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决策偏差。自80年代中期以来，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又重新兴起。研究者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民主与增长的关系，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对增长的影响。据西方学者对1960～1990年期间100个国家的实验分析表明， 民主政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当政治自由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时候，不是越民主就带来越多的经济增长。西方可以通过出口他们的经济体制而不是政治体制来促进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自由会促进经济增长，繁荣会促进政治民主，这是一个十分确定的实验规则。对政治的经济分析还发现，政治不稳定会降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政治动荡会造成经济活动中不确定性的增加，因而给投资带来负面冲击。一个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还表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高，增长就越低。在那些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分配中的冲突会导致政府采取阻碍增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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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学目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的阿尔伯特·亚历西拉教授，他是理性党派模型的主要创立者。亚历西拉从80年代就开始研究政治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政治与财政赤字的起源，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等问题。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政治学。这一学派在西方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展，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建树，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目前该理论还不能简单地应用于中国，这大概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很少介绍这一学派的主要原因吧！
收稿日期：200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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