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的爱国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思想论文,谭嗣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谭嗣同的爱国思想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他把“救亡”与“改革”相结合。改革要师法西方，“师夷”为了“超夷”；从“忠君”到“叛君”，“爱国”是同“恤民”、“爱民”相一致的。他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说，谭嗣同是清末社会变动中，昭示改良主义末路和开辟革命先河的重要过渡人物，那末他的真诚而炽热的爱国思想，正表现了这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爱国思想 师夷超夷 恤民爱民
谭嗣同向来被人们目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左翼或激进分子。在思想认识的许多方面，他比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激进，行动也更勇毅。他的言行在20世纪后的若干年里，多被革命派人士引为同调。可以说，谭嗣同是清末社会政治变动中，昭示改良主义末路和开启革命先河的重要过渡人物。同样，他真诚而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也表现了这个鲜明的时代特点，影响至深。本文拟就此作一论述。
一
谭嗣同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于甲午战后空前深重的民族危难之时。他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入侵中，萌生出激进的变法维新思想。
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任何时候都是从克服外患这一角度出发，去认识现实政治问题，从而形成各自的思想主张，用以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甲午战争以前的谭嗣同，是一位关心时政的官家仕途青年。战争的惨败和其后危机四伏的社会状况，使他受到极为强烈的刺激，他对民族危亡的感受比一般人远为深切。谭嗣同在得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时，不禁痛哭失声、悲愤至极，深感中国之亡，旦夕将至。“近来所见，无一不可骇可恸，直不胜言。……悲愤至于无可如何”〔1〕。 他唱出了那首近代有名的爱国悲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2〕。虽然当时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但谭嗣同已敏锐地感觉到它们与古代所谓夷狄有很大的区别：“古所称夷祸，犹是同洲同种之人，偶见为内外耳；今则别是一种，横来吞噬，又各有本领，特视此为外府、为鱼肉，岂复有相容之理”〔3〕。 帝国主义入侵别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领土野心，搜刮廉价的劳力，最终建立殖民主义统治，无限地增殖财富。“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是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作中国之皇帝；况和约遍地，可通商免厘，可造机器，可制土货，各国必援利益均沾之说，一体照办耶？迨至膏血竭尽，四百兆之人民僵仆颠连，自不能逃其掌握”〔4〕。他仿佛已看到国家民族灭亡就在眼前， 不禁“眥裂血沸之情跃然纸上”〔5〕。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6〕。 谭嗣同例举香港华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在殖民地统治下政治、社会生活的暗无天日，以此警醒国民，不要长眠不醒，甘做亡国奴。“又不见香港乎？久为英之属地，而犹不许其立报馆，不许其联国会，其防民为加酷也。香港华民，为英钳束压制，莫能转侧，巡捕满街，日以刺取华民阴私为事，一言不谨，辄为逻者系去。故华民众无振兴之一日，甘为奴役，得不鞭扑幸矣。思之可寒心也。他若南洋印度之群国，非澳两美之土番，供役不为不勤，翊戴不为不久，又奴虏虐遇，生死惟命，何尝得免于薙狝之惧，而毫末畀以自主之权乎？呜呼！殷鉴不远，覆车在前，吾人益不容不谋自强矣”〔7〕。帝国主义为什么能够如此大规模入侵中国，蹂躏山河， 践踏人民，建立殖民、半殖民主义统治？这是与清政府的腐败颟顸分不开的。谭嗣同似乎朦胧地看到了丧权一定辱国，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他在抨击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掠夺的同时，对清王朝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谭嗣同谴责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为傥来之物”，“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非惟国也，将含生之类无一家一人之不亡！”他对清政府顽冥不化、不思改革、不恤民困的行为极为愤慨，“庚申可变矣，乙酉可变矣，而决不变。至乎今日，奄奄一息”〔8〕。
正是从忧国忧民、振兴祖国这一基本的爱国信念出发，谭嗣同参与到变法维新这一伟大的改革运动中去。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以前，谭嗣同的思想尚处于变与不变的犹豫之中，那末在战后则坚定地认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就是变法，向西方学习。正是“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摒）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9〕。为了在理论上作出论证，他在短时间里就著述了《兴算学议》、 《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贝元征》等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兴算学议》为人称道是：“心所欲言，皆经道出”，“谭子将将，为一邑开风气，即为天下开风气。危言笃论，实中肯絮”〔10〕。1896年末至1897年初，谭嗣同又写出了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仁学》一书。该书虽然驳杂，但其中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祖国振兴的祈求却是俯拾皆是、熠熠生辉的。维新变法的重要活动，谭嗣同也无不参与其中，并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
帝国主义所以能够大规模入侵中国，恣逞凶狂，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另方面也因为它们有许多比中国先进的地方，中国只有通过学习先进，赶超它们，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谭嗣同反复强调“师夷”是为了“超夷”；他对改变民族屈辱的命运、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充满了信心，这是构成他爱国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甲午战争以前，谭嗣同囿于旧识，曾坚信“夷狄之富，不足以我虚；夷狄之强，不足以我孤；夷狄之愤盈而暴兴，不足以我徂；夷狄之阴狡而亟肆，不足以我图”〔11〕。战争的炮声，和约的屈辱，将谭嗣同从睡梦中惊醒。过去坚信不疑、“稳操左券”的“圣人之道”竟然全不可靠，了无用处。经过痛苦的思考、蜕变，谭嗣同超越了传统的“夷夏之辨”，主张全变西法。顽固派攻击变法维新是“用夷变夏”，谭嗣同予以坚决反驳：“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夏乎？”〔12〕正因为不思进取，不求进步，所以“中国举事，著著落后”〔13〕。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是中国人民凶恶的敌人；又因为他们科技先进，生产力发达，且已建立了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又是中国应该学习的。近代中国思想家在面临这一难题的时候，是颇需辩证冷静的思考的。谭嗣同把外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做“先生”，自己甘当“学生”。他处理“先生”与“学生”关系的准则是“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14〕。态度可谓不卑不亢，既谦虚冷静又充满自信。在这一原则下，他具体阐发了“尽变西法”的主张，以求“自立”，达到“自强”。在政治上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把设立议院作为改革政治的首要之举，孜孜以求。康有为也是主张开设议院的，但在实际参与变法后，他又悄悄把这面要紧的旗帜收起来了。谭嗣同则是坚持这一宗旨不变的，并企图在湖南地方首先实践，以求在政治上迅速取得“自立”的基础。在经济上，谭嗣同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烈愿望出发，主张大机器生产，鼓吹“商战”，冲破了小农经济狭隘的樊篱。他赞颂大机器生产的社会作用，认为是与“造物者同功的”，能使“人巧奋，地利尽”。西人既利用“商战”“灭国于无形”，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保护民族工商业，“援各国之例，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并采用机器生产，“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之矿以制我矣”〔15〕。他大声疾呼“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是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基础，民族要生存独立，矿务、商务即“今之下手处”〔16〕。谭嗣同还企图从思想观念的变革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摇旗呐喊。他把地主文人极力提倡的“俭德”称为“贼德”，明确认识到封建小农经济思想对发展近代工商业的严重束缚“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所以他极力提倡“尚奢”。在思想文化上，他也主张要“变学术”、“变衣冠”、“变风俗”，其目的也是要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国家富强之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氛围。
谭嗣同曾痛惜中国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但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要急起直追，要有一个战略目标。他说：“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然后一方面保护利权，一方面壮大本国经济，改良本国政治，“如此又十年，始可由富而强。”他特别强调要下“十成死工夫”，“平日务当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穷理尽性，大公无私，权衡数千年上之沿革损益，与数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调剂五大洲政教之盈虚消长，而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于我”。只要这样结合本国特点，坚决而冷静而又辩证地学习西方，中华民族必将会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必将会有扬眉吐气的时刻到来。“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众多而聪慧，必将为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冠”〔17〕。这一思想充分表达了谭嗣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体现了忧患与乐观的高度统一，超越了曾经久久徘徊在近代中国人头脑中的虚骄和卑观两种错误心态，真正做到了乐观而不妄自尊大，忧患而不自暴自弃，达到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新水平。
三
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的猛烈抨击和对封建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无情揭露，显示出他已超出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他对中下层人民的同情和接近，又昭示着对民族和人民之爱在他心中的位置。从“忠君”到“恤民”，从“事清”到“殉国”，这也体现了谭嗣同的爱国思想跃上了一个新的历史界碑。
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已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的工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对清王朝是继续寄予希望、歌功颂德，还是予以无情揭露、批判，并呼唤新的社会力量，就成了近代爱国主义思想高下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问题在20世纪初的革命者那里是不难辨认的，可是对19世纪末的改良主义者来说确实是个不易跨越的难题。作为改良派激进分子的谭嗣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突出的表现。他对清王朝的尖锐批判、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极端厌恶、对民族主义精神的极力宏扬，达到了他所处的政治阵营的最高峰，并成为后来革命派人士孕育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温床。
在改革中如何处理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君主的权力，梁启超的观点是“使君权与民权相合”；严复则主张“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使“上下之势不相悬隔”而已。谭嗣同却寄希望于“共举”、“共废”的民主政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民，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日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谭嗣同不止一次提出他的这一观点，说明是比较成熟的思想，很类似于法国民主先哲卢梭的“民约论”。基于这种思想，谭嗣同对封建专制君主的否定是极为大胆的，“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吓天下之名”〔18〕。这与康有为、梁启超对君主制既保留又反对的改良主义态度比较起来，是有很大不同的。1907年，革命党人在上海刊行革命读物《黄帝魂》，节录《仁学》批判君主专制的部分，以“君祸”的标题收入，可见谭嗣同反君主专制的思想深入人心，影响深远。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一度曾持激烈革命论。他曾在这个时期将《仁学》连载在《清议报》上，但遇到《仁学》中猛烈攻击君主专制和满清王朝的文字，竟以空格号“□□□”表示。可见，谭嗣同在当时的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已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对于满洲贵族的反动统治，康有为标示变法维新的宗旨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梁启超主张“平满汉之界”，连提及“君权日尊”时，也只说“自秦迄明，垂二千年”〔19〕。手下之笔就是不敢触及本朝即清王朝。谭嗣同却截然不同，民族主义情绪腾涌胸中，直斥爱新觉罗氏为“贼类异种”，它们“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乃既窃之，即以所窃之法还制其主人”〔20〕。这其中虽包含有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但在清末，是主张“满汉不分”，还是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却是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重要分野。谭嗣同“非满”思想更重要的，是与反对封建专制相联系，不是狭隘的反满主义。他说：“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之无私产”，这本已是毫无道理，而“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摧残中原人民，破坏社会生产力，更应谴责，所以清朝的统治是异族加暴君。〔21〕同时，谭嗣同更将反满与反侵略的爱国思想相联系。在痛恨诸多不平等条约所导致的严重危害的同时，他认为这全是因为满清王朝“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为傥来之物，图自全而已，他非所恤”〔22〕。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西方列强“皆将借仗义之美名，阴以鱼猎其资产，”若“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23〕强调华人自为。他在时务学堂学生中散发《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提倡人们阅读《心史》、《明季稗史》，以揭露清军的屠杀掳掠，借古讽今，唤起人们的反清民族意识。谭嗣同由辨明君臣之义及于华夷之辨，由反君主专制及于反异族统治，进而倡言排满大义，思想脉络异常清晰。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谭嗣同还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但他为了变法事业，一直在寻找新的社会支柱。他继承了古代“民为贵”、“民为邦本”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又结合近代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从而由“非君”到“恤民”，从“爱国”及于“爱民”。“总之，眼光注定在民身上，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24〕。这种“以民为主”而非“以君为主”的思想，正是谭嗣同爱国爱民思想的主线。
谭嗣同心中的“民”，并非仅是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中下层人民群众。康有为提心吊胆“陈涉辍耕于垅上”、“金田起义复起”；梁启超害怕”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机而动”。谭嗣同却怀念“金田之役”。认为“洪杨之徒，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性良足悯矣”。〔25〕洪杨的“有罪”，是值得称颂的反对“君官”的“公罪”。他斥责“英人助中国荡平洪杨”，是断送了中国“整顿纲纪”、“焕然一新”的机会，使得中国“因循不振”，因而“湘军助纣之罪，英人分任之矣”〔26〕。联系当时维新派对太平天国之类的农民起义多是恶声相加，谭嗣同的这一观念正可以表明他一贯“恤民”“爱民”的思想特色。
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农民的革命力量主要是会党。1896年他在北方多次寻访“在理教”，并加入了这一会党组织。他声称“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使，死无憾矣！”〔27〕希望象法国革命一样，直“闹得流血遍地”。他的这种态度，超越了同时期的梁启超、康有为，更与清王朝处处与人民为敌、卖国投降的丑恶行径格格不入，启迪了后来的革命派人士。
诚然，我们还不能说谭嗣同就已经形成了反清反帝、爱国爱民的完整的近代爱国思想意识。他的基本政治态度仍然还是实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反清革命言论也只是他政治思想最闪光的部分，义愤多于沉思，感情多于理性。但这足以给很快就要降临的义和团农民运动和辛亥革命志士提供部分精神食粮。何况谭嗣同即使在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时候，心中也常存这样的疑问：“然则变法固可以复兴乎？曰：难能也，大势之已散也。然苟变法犹可以开风气，育人才，备他日偏安割据之用，留黄种之民于一线也。”〔28〕恰如孙中山所言，当时中流社会以上的人，能够申诉民族主义的为数极少。谭嗣同的反清“非君”、爱国爱民思想，就是这“为数极少”之中突出的一例，梁启超所言：“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者，大抵指的是这些方面。
四
谭嗣同的爱国思想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崇尚实干、言行一致勇于任事，敢于牺牲。他善于把忧国忧民之情化为爱国爱民之心，报国报民之志和救国救民之行。谭嗣同一投身改革大业，就身体力行。1895年为了开风气、育人才，他决心先“小试于一县”，和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在浏阳创办算学社。为此他冲破重重阻力，锲而不舍，终于在1897年春天办成。这是湖南新学的萌芽。“省会人士，始自兴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29〕从1897年到1898年夏，谭活跃于南京、上海、湖南等地，办学会、建学堂、筑路、开矿、创办报刊，全身投入变法运动之中。 1895年底，谭嗣同等就积极筹建南学会，为将来开议会作准备。1898 年2月，南学会在长沙成立， 谭又企图使之成为能左右地方政局的权力机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诚如梁启超所言：“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30〕谭嗣同在维新变法事业中的实干精神、高尚品质和大无畏气概，博得了爱国的正直人士的称赞。礼部侍郎徐致靖保荐他参与新政，在奏折中褒扬他：“天才卓荦，学识绝伦，不畏谤疑。”〔31〕。在北行途中，他曾致信在浏阳家中的妻子李闰：“益当自勉，视荣华为幻梦，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32〕他还曾一再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绝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33〕决心为改革事业献身，为国家民族强盛奠基。谭嗣同为改革事业甘洒热血的壮举人们已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赘述了。
最后要着重指出的是，谭嗣同舍生取义的血没有白流。他的影响生生不息、绳绳不绝，无不激励着后来的中国人民奋力前进。在他的影响下，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富民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军》作者邹容，少年时就将谭氏遗像置于座侧，作为榜样，激励自己，“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34〕陈天华赞扬谭氏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35〕20世纪以后受谭嗣同言行影响的革命志士举不胜举。而反动的满清政府因为杀害了谭嗣同，更失人心，处于惶恐之中。1906年，革命志士禹之谟在湖南被捕，以图谋革命罪处死。禹之谟临捕前以谭嗣同为榜样，不肯走避，甘为革命流血。临被绞前，曾质问主审官：“我要流血，为何绞之？”主审官答曰：“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36〕内心胆怯害怕的不是谭嗣同的继承者，而是反动政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许多革命领导人和革命人物也深受谭嗣同爱国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湖南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革命先辈，所受影响更是显著。〔37〕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谭嗣同也极为景仰，称“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伟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38〕”。谭嗣同恰如鲁迅先生所言，是“舍身求法的人，”属于“中国的脊梁”。〔39〕“纯出爱国”而维新的谭氏〔40〕，其爱国思想和壮举还必将哺育更多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收稿日期1995—08—11
注释：
〔1〕《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153页。（以下引用谭嗣同文只注明《全集》）
〔2〕《有感一首》，《全集》下册，第540页。
〔3〕《上欧阳中鹄书》，《全集》上册，第156页。
〔4〕同上，第160页。
〔5〕欧阳予倩：《上欧阳瓣疆师书序》，《全集》下册（附录），第540页。
〔6〕《壮飞楼治事篇》第十：湘粤，《全集》下册，第444页。
〔7〕同上。
〔8〕《上欧阳中鹄书》，《全集》上册，第157页。
〔9〕同上，第168页。
〔10〕欧阳中鹄：《与涂舜臣明经启先论兴算学书》，《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
〔11〕《治言》，《全集》上册，第233页。
〔12〕《上欧阳中鹄书》，《全集》上册，第156页。
〔13〕《报贝元征书》，《全集》上册，第159页。
〔14〕《思纬壹壹台短书》，《全集》上册，第213页。
〔15〕同上，第215页。
〔16〕同上。
〔17〕同上，第196页。
〔18〕《仁学》，《全集》下册，第339、334页。
〔1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8页。
〔20〕《仁学》，《全集》下册，第337—338页。
〔21〕同上，第341页。
〔22〕《上欧阳中鹄书》，《全集》上册，第153页。
〔23〕《仁学》，《全集》下册，第342页。
〔24〕《南学会答问》之《答杨昌济》，《全集》下册，第406 页。
〔25〕《仁学》，《全集》下册，第345页。
〔26〕同上。
〔27〕《仁学》，《全集》下册，第344页。
〔28〕《上欧阳中鹄书》，《全集》上册，第155页。
〔29〕《浏阳兴算记》，《全集》上册，第184页。
〔30〕梁启超：《谭嗣同传》，《全集》下册，第544页。
〔31〕徐致靖：《保荐人才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366页。
〔32〕《致李闰》，《全集》下册，第530页。
〔33〕《上欧阳中鹄书》（第21札），《全集》下册，第474页。
〔3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编，《列传》， 另见《邹容集》。
〔35〕陈天华：《猛回头》，《辛亥革命》第2册，第144页。
〔36〕姚鱼湘：《禹之谟就义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535页。
〔37〕有关影响，参见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1月版。
〔38〕《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22日”。
〔39〕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 册，第92页。
〔40〕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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