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市贸易论文,中国论文,近十年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集市贸易史的研究，是近10年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天地。“集贸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发源地，因为发展市场最先还是从这儿开始的。”（“李岚清副总理在听取国家工商局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2年12月24日）。对集市贸易的正确定位，更吸引了众多学者对集市贸易史的挖掘和研究。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87年至1997年， 已有130多篇较高质量的集市贸易史或与之相关的论文公开发表。尤其是一批有关集市贸易史专著面世，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如拙著《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龙登高著《中国传统市场的历史演变》、丁长清著《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等，都不同程度勾勒了集市贸易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了集市贸易的一般规律，阐述了集市贸易的基本理论。另外，还有龙登高著《宋代东南市场研究》、龙建民著《市场起源论》、傅宗文著《宋代草市镇研究》等，也从不同角度对集市贸易史作了系统研究。
一、集市贸易起源的研究
1.为什么会出现集市贸易？韩大成认为，集市，是人们贸易有无和商贾凑集的场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广大小生产者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有些总需要购买，某些剩余产品，也总需要出卖。集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明代的集市》，《文史哲》1987年第6 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才出现集市？钟兴永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井旁早市和森林边缘的“日中为市”，可视为中国集市贸易的雏形或源头。前者是部落内氏族与氏族之间最简单的货物交换；后者则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原始高层次交换。（《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成都科学大学出版社1996年8 月出版）王文治依据《易经·系辞》“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的记载，认为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已经存在。（《古代的市制》，《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邓福秋认为，这种市场，就是今天所谓的“集市”。（《先秦时期的市场管理》，《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农村集市产生于何时？许檀认为，农村集市历史久远，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但其大规模的发展是在明清。（《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丁长清认为， 相传神农作市，这种市，无疑是乡村集市。他又根据日本学者对西汉后期（公元2年）全国有大小城镇37844个的估计，认为，西汉时全国名都有20来个，郡国县道所在城市1710个，二者共1730个。从37844 个城镇中，减去1730个县以上城市，尚有36114个乡村集市，即市邑。 与王符《潜夫论》所记“市邑万数”是一致的。每方圆100里内，有24 个乡村集市，约为战国时期城镇集市数的5倍。（《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商务印局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高维刚认为，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居民有了更多的买卖商品的需求，因而在广大农村以及城市都涌现了不少新的市场。广大农村地区普遍设置了乡村集市，一般都是露天席地而市。（《秦汉市场设置与管理》，《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 期）李根蟠对农村集市始于唐宋草市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战国以前，国野异制，“市”建于“国”（城）中，农民所居的野是没有市的。战国时，农村集市已普遍存在，并延续至秦汉。从现在材料看，秦汉内地的农村集市至少有三类：一是县以下邑市；二是因亭立市；三是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自发形成的市。由此看来，认为我国农村集市始于唐宋草市的观点值得商榷。（《封建地主制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 期）钟兴永认为，春秋时，在乡村一些交通要道和村落集中之处，也因交换之需而出现了乡村小集市。这些市，异于城邑中的正规集市，一是自发性，非行政干预所建；二是无墙屋市门，无市官管理；三是集交换与娱乐于一体。（《春秋集市贸易略论》，《武陵学刊》1996年第1 期）关于农村集市的集期，倪村春主编的《万事由来》（《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10月）认为，汉朝初年，著名政治家陆贾和陈平通过朝廷明令规定：各村镇每旬逢三、六、九或一、四、七或二、五、八日，为集市进行交易日期，集市上设有公证人叫价评议。这样，就形成了原始农村贸易市场。后来，人们把上集市称为赶集。
3.什么时候才有夜市？《万事由来》认为，到了唐中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不断发展，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单靠白天的市场交换商品显然不能适应，于是夜市正式出现。我国正式开放夜市，是在北宋，其发祥地就是当时的京都开封。高维刚则认为，秦汉时期某些地方已有夜市了，这是秦汉市场贸易较繁荣的的一种标志。钟兴永认为，西周有夕市，是为夜市的雏形。“夜市”一词，源于东汉《桓谭新论》所载“相与为夜市，如不为，则有羞。”（《西汉市集贸易管窥》，《娄底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魏明孔认为， 唐中后期集市时间方面的限制有了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夜市的出现。（《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对草市的研究，也为学者们所关注。叶坦认为，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称为“草市”，唐代已有，入宋进一步发展。（《宋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2 期）美籍华人赵冈认为，草市的含义可能有二。一个是与墟市类似，表示不是常设市场，极少固定商业建筑，大都是临时性的草棚等简陋设备。另一可能解释是：唐时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最严，规定非州县之所不得设市。但是正式的州县之市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于是出现了许多定期集市，称之为草市。草者，非正式、非常设，草创未完之义，以免触犯政府设市之法令。（《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钟兴永则认为，草市发轫于东晋，南北朝渐多。 主要出现在农村通往城市的交通要道上或城市郊区。起初，主要是因农民向城市出售草料、木柴而设，以满足平时或战时大量的马、牛、羊和居民燃料之需，故名。后来，这种市场的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演变为农村墟市了。（《魏晋南北朝集市贸易浅述》，《娄底师专学报》1995年第4 期）初德维认为，唐代的草市并不是卖柴草的，而是在商贾经常投宿的地方，如江岸码头、交通要道的地区出现的一些临时性市场。（《简述唐代的集市贸易及其管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 期）龙登高认为，以草市为代表的乡村中心地，自唐代开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现象。（《论个体小农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2期）陈粹盈认为，魏晋以后，在南北各地的农村中，陆续兴起了农村集市贸易，称为“草市”。他们一般设在州县城治之外的农村、关隘、驿馆和渡口桥畔。到宋代，“草市”变成很多叫做镇和市的小工商业都市。（《宋代镇市与同期西欧城市几个方面的比较》，《城市问题》1990年第6期）樊树志认为，唐代已有称为草市的基层商品交换场所。 草市是由于商品交换需要而在村落交通要道上逐渐形成的。（《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傅崇兰、朱玲玲认为， 草市在中国起源很早，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30年），建康城外已有草市。全国各地草市俗称不一，两广、福建称墟，川黔称场，江西称圩，北方称集。草市完全是自然形成，绝非官设，亦无市官，有的草市发展为县治镇。（《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傅宗文认为，草市萌芽于南朝，经唐五代发展， 至宋乡村草市镇市场网确立并逐步普及。（《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二、集市贸易发展史研究
1.关于先秦时期的集市贸易，多侧重于对市场管理制度的研究。邓福秋对先秦市场管理制度作了较深入的论述。市场，先秦时期叫“市”，就是今天所谓的“集市”。除国（城）中的市场外，那时还有临时市场。这就是行军作战时设立在军营中的市场，以及群众集会时设立在集会地点的市场。不论是国中的市场，还是临时市场，都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虽然是集市，却不是自由市场。（《先秦时期的市场管理》，《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88年第1 期）钟兴永对西周都邑集市的规模、特点，及对集市的管理系统作了细致的研究，认为西周都邑市集体系奠定了嗣后数千年市集体系的基础。（《西周都邑市集体系抉微》，《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王文治对源于先秦的市制进行了分析，先秦的市制出现后，基本上一脉相承，直至唐宋时，才从根本上有所突破。（《古代的市制》，《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91年第1 期）王毅论述了齐国对市场的管理及其政策，突出了齐国的特点。（《试论齐国市场管理的举措》，《管学学刊》1994年第4期）另外， 研究先秦集市贸易状况的论文也不少。杜干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一套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市场竞争艺术，对诸如竞争预测、竞争原则、竞争谋略、竞争素质等都作了阐述。（《我国古代的市场竞争术》，《现代企业》1993年第6期）赵冈认为，郑国首都郊外有逵市， 这是最早出现的附郭市场。（上引《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对秦国集市贸易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看法。刘景纯研究了秦国市场发展状况。他说，公元前770年， 秦被封为诸侯后，便在早期的国都雍城内仿周制建立了最早的市场。“直市”并非秦文公所造，它可能是秦人入关东进途中对原有的商品交易集结地进行利用和管理的反映。献公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 秦国首次推行市场制度。到商鞅变法前，秦国的市场贸易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战国中后期，市场在各地普遍发展起来，市场贸易出现了第二次飞跃。（《秦市场发展论》，《唐都学刊》1994年第3 期）何清谷认为，秦国市的发展似较山东各国为晚。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可能是秦国官方设立市场之始。（《秦始皇时代的私营工商业》，《文博》1990年第5期）
2.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集市贸易。高维刚从大量的汉简中，分析了河西四郡市场的设置、规模、管理等状况。认为，在汉代，内地各郡国内形成较发达的各层次商品贸易市场。乡村集市是指设置于郡县治所之外广大乡村地区的基层市场。在边塞地区的一些屯戍卒民聚居的坞壁，交通要道上的某些邮驿及地方的一些乡、里，有最基层的乡村集市；郡县治所则有较大的固定市场。（《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钟兴永发表的《西汉集市贸易管窥》、 《东汉集市贸易略论》、《魏晋南北朝集市贸易浅述》等分别对各时期集市贸易状况和特点作了分析研究。李根蟠认为，战国秦汉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存在广泛的农村市场，发达的城市市场，有人认为已形成了区域市场和国内市场。此说尚可商榷，但从《史记·货殖列传》等记载看，应当承认当时在各地区相互联系的全国性商业网络正是统一帝国得以形成的基础之一。当时的农村集市基本上置于官府的管理之下，就汉代情况看，起码邑市和亭市是官吏管辖的。这和后世（如宋代）的草市和墟市有所不同。这些草市和墟市是在官方控制的市场之外自发形成的，除发展为镇者外，一般是不收税的。（《封建地主制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隋唐两宋时期的集市贸易。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集市贸易发展和变化的时期。初德维认为，唐代集市以其地域来划分，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东西京市场、州府县市场、内陆边境市场和沿海城市的贸易市场。唐朝的市场贸易和市场管理都具有与前代不同的规模和特点。不仅有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大贸易市场，而且各类中小型贸易市场也遍布全国各地。为了加强对市场贸易的管理，唐政府主要采取了平抑物价等措施，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来惩处违反、破坏市场贸易的行为，以保证市场秩序和贸易的正常进行。（《简述唐代的集市贸易及其管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 期）武建国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唐代市场管理制度。从总体上来看，唐代的市场管理已经基本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制度。为了有效地实行市场管理制度，加强市场管理，唐王朝以《关市令》与《唐律疏议》相结合，以行政管理与法律制裁相结合。（《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云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魏明孔认为，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和市场的转型时期，以两税法为界标。（《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小农经济与市场》）唐朝的市场为什么繁荣兴旺？武源认为，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便是政治对市场的干预。这一条特别重要。李隆基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法律干预，即权力干预，一是行政干预，即权威干预。政治干预一般产生三种效应，一是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繁荣，称为正效应；二是阻滞甚至破坏了市场，这是负效应；三是正负两种效应兼而有之。玄宗对市场的干预产生的是第三种效应，即促进中有阻滞，建设中有破坏。（《唐玄宗与盛唐时期长安市场的空前繁荣》，《经济改革》1996年第6期）龙登高提出了市场中心说观点。 以草市为代表的乡村中心地，自唐代开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现象。有的集市所在地演进发展为墟市、集镇，成为乡村经济中心地。在市场最优原则、交通最优原则，及政治最优原则的共同作用下，中心地的形成类型还有：城市附郭草市与卫星市镇，地处交通要道因商业发展而为商道市镇，以及因地方特产商品生产的扩大演进成为专业市镇，因军事战略需要而设置的军镇等。凡此中心地都多与个体小农的交易有关，并且主要是由当地市场培育而成。龙登高还将本国集市贸易与西欧中古盛期的集市贸易进行了比较。在中国，个体农户培育了集市等贸易形式。或者说，乡村集市是个体小农在长期生产与交换中自发形成的。西欧中古盛期也存在大量的集市型市场，称为周市，以七天为一周期，以礼拜为集日。周市是农民之间交换剩余产品的场所。但西欧的集市是由领主组织而成，不仅由领主规定集日，选定地点，而且由领主管理度量衡等事务。因此汤普逊指出：“市场是采邑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庄园制度，限在属于一个领主的庄园或其庄园集合范围之内。”这就是说，集市是从属于庄园的。（《论个体小农与传统市场——以宋代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傅崇兰、 朱玲玲等通过唐宋集市变化对城市结构影响的分析，认为城市发展是市场发展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城市的职能区分可以综合地反映城市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结构和发展。中国封建时代的秦、隋唐城市的“坊里制”职能区分；宋元时期的临街设店、设作坊、早市和夜市；明清时期一些工商业分占不同的城区——北京有花市、灯市、菜市、书肆，以及天桥民间艺人活动场所等，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城市内部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郭正忠认为， 宋代小市场与地区市场发育的事实，否定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绝缘的说法。宋代城乡小市场的活跃和某些地区市场的出现，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深入相适应的。（《商税·斗秤·宋代市场——宋代市场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钟兴永认为， 两宋集市贸易是我国封建社会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波峰期，并对城市、乡村、边地的集市贸易状况作了深入分析探讨，尤其是对坊市之制的出现、新兴商业从集市中分离出来作了较高的评价。（《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叶坦认为，宋代商业呈现“网络状”分布格局，即以大都市为重心，城镇市场为拱卫，集市、墟市为外围的分布状态。城镇环绕都市，集市环绕城镇，形成区域性市场。（《宋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特征》）刘石吉分析说，从战国秦汉的“都市”，经东晋隋唐的“草市”，发展到宋明的“镇市”的过程，既典型地反映了商品经济先是集中于城市，而后向乡村伸展的横向进步，同时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逐步克服前期的病态，把基础建筑在农副业经济发展之上的纵向进步。（《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4期）
4.对明清时期集市贸易的研究。仍以区域性集市贸易研究最为红火。许檀对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有比较深刻的见解，认为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地区分布来看，江南、珠江三角洲发展较早，明代中叶已达相当程度，华北平原大体是在明中叶起步，到清代中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湖广、江西、关中平原、四川盆地等与华北平原大体处于同一水平；东北等新开发地区则起步较晚。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有三大作用：一是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二是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2期）许檀还认为，明清时期已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集市，一是满足小农一般性需求为主的集市；二是保证小农生产性需求为主的集市，如农具市、肥料市等；三是以某种特产商品的集散为主的集市，如粮食市、棉花市、棉布市、丝绸市、烟草市等；四是庙会，这是农村集市的另一种形式（《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2期）陈忠平对明代南京城市贸易状况作了阐述，说明明代城市的市集贸易、铺户贸易及贩运贸易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明代南京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4 期）乐承耀撰文分析了明清宁波集市的变化及其原因。认为宁波的集市形成于宋，明清迅速发展，出现了明代嘉靖前后和清代康乾盛世时的两个“勃兴期”，并呈现新的特征。 （《明清宁波集市的变迁及其原因》， 《浙江学刊》1996年第2期）樊树志研究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 认为粮食交易市场的存在，调剂了缺粮区与余粮区的流通，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形成。苏州枫桥米市已非一般地域性市场，而是联系着鄂、湘、赣、鲁、苏、浙、闽各省区的全国性市场。（《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第2 期）陈铿论述了明清福建农村市场状况，列举了大量史料，认为农村市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在历史上福建开发较迟，直至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后，农村市场才随着生产的发展开始起步，明清则大发展。（《明清福建农村市场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 期）方慧、徐中起认为，清代西南边疆农村市场可分为集会集市、定期市、常市几种类型。（《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刘秀生认为清代中期已出现了三级市场结构，即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商品零售市场三级相互关联、功能各异的市场结构。（《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 期）王兴亚根据清代河南集市的数量、开市日期、规模和特点，认为清代河南集市的格局仍然是以府州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清代河南集市的发展》，《南都学刊》1996年第1 期）唐文起论述了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的运行规律。就其交换内容看，生活消费品市场面广量大，占统治地位，以农具为主的生产资料市场居次要地位。就其发育程度来看，农副产品的交易已打破地产地销，孤立闭塞的局面。出现了既有处于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跨地区的、具有一定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市场，也有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同时并存的局面；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跨地区、跨集镇和定期集市、庙会三个层次市场并存的局面。就其地区分布来看，形成了由南到北的梯度式的市场结构。江苏地区农村市场基本上是按照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和政府的干预。（《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述论》，《江海学刊》1991年第2期）陈忠平就明清江南市场的发展过程、 体系结构、活动内容作了考察后指出，明清江南地区市场的总体运动是由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及加工成品为主的商品流通所构成的。因此，它已具有供给生活资料、供应生产资料及提供产品销路这样相对完备的市场功能。（《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 期）
集市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近年集市贸易史研究的一个新视点。罗庆康说，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的集市贸易，有力地推动新制度的萌芽、产生与发展。两宋集市贸易发展是第二个波峰期，催化着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集市贸易简史序》）陈学文认为，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在大中城市中存在，而且更大量存在于大大小小的市镇中。（《略论明中叶市镇经济的发展》，《松辽学刊》1987 年第2期）孙竞昊在分析江南明清劳动力市场时认为，历史上的雇佣劳动力有不自由、不完全自由和完全自由之分。中国古代的雇佣劳动力大都与人身依附关系结合在一起，不过也时常存在着自由身份的雇工，其来源多属流民。两宋以来，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突出发展，许多雇工的身份无论从事实上抑或从法律上都趋于“自由”。特别在明清江南地区。明清江南地区的商业、金融信用组织如店铺、典当铺、商号、银号等其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雇佣现象。（《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江汉论坛》1997年第1期）乐承耀的论述也很有说服力。 他认为江南集市一般形成于宋，到明清普遍勃兴。宁波集市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勃兴”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明代嘉靖年间。这是明中叶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第二个时期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康乾盛世”又恰好是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期。（上引《明清宁波集市的变迁及其原因》）陈粹盈认为，只有当社会条件允许农民和手工业者摆脱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附，主要靠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和销售，并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资本主义萌芽才能成长。（上引《宋代镇市与同期西欧城市几个方面的比较》）集市贸易能促进资本主义产生，与西欧是相似的。赵立行认为，如果说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力量主要来自商业和商人，那么，使商业和商人迅速成长和发展并直接促成这一转变的是市集。（《西欧中世纪市集与新型商业意识的形成》，《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
5.近代集市贸易研究。彭安玉认为，近代江南市镇商业形态一般分为铺户贸易、贩运贸易和市集贸易三种。（《近代江苏市镇化初探》，《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 期）单强对江南近代区域市场进行了考察，认为至18世纪中后期，以农村集市为基础，以城镇市场为主体，以区域性大都市为核心的江南区域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至20世纪初，在县城、乡镇与集市间，纵横联系占主导地位，集市——镇市——城市，层层相因，形成金字塔式的立体市场结构。近代江南区域市场是由简单商品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和现代市场构成的复杂的市场体系。（《江南区域市场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1997年4月8日）乔志强、龚关对近代华北地区集市的变化作了论述。19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华北集市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态势，继续缓慢发展。70年代以后则发生了千百年来所没有的变化，包括商品结构、参与集市活动的主体结构等。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及天灾人祸，集市走向衰败。（《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4 期）徐正元对中国四大米市的形成作了分析，无锡米市形成于乾隆年间，九江米市、芜湖米市、长沙米市分别形成于道光、光绪、宣统年间。这是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结果。但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并没有完成统一市场。中国市场虽已卷入到国际市场的漩涡，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但农村地方小市场的网基本上没有被突破。这是因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建立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与米市的形成》，《安徽史学》1987年第1 期）小田分析了近代江南庙会经济问题。认为明清以来，江南庙会日臻成熟，逐渐定型。庙会遍及主要村镇，活动的时间、地点约定俗成；祭礼酬神花样翻新，丰富多彩；交易兴旺，百货咸集，琳琅满目。庙会成为江南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涉及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盛大集会。（《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2期）
三、集市贸易与市镇发展研究
集市与城镇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彭安玉认为，“市”与“镇”合称“市镇”，都指一般的商业聚落。它们是农村商品集散的中心和商品经济的重要基地。大抵“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上引《近代江苏市镇化初探》）李德阳认为，从历史上考察，集市发展遵循集市——城镇——城市的进化规律。首先，集镇是集市发展的产物。集市是集镇的前身；其次，绝大多数城市或城镇是在集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集市发展内含一种城镇化趋势。（《从城镇化的高度去认识和发展农村集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增刊）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问题，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在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魏明孔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小农经济与市场》一文中认为，在城市之外的居民集中地出现的新的交易场所——草市，因此而产生了不少市镇，其经济意义大于政治、军事意义。郭正忠认为，镇市崛起之初，大都是先出现中心市场，而未必筑有城墙。（《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 期）陈粹盈将中西镇市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宋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市镇（包括草市和由草市提升的镇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西欧国家的市场市集出现之初，也洋溢着农家风味，市场只是采邑的一部分，甚至市场的区域都是法定的，人们不得在合法的市场之外做买卖。市场上的商品也是庄园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很多市场、市集发展成为市镇。（上引《宋代镇市与同期西欧城市几个方面的比较》）赵冈认为，农村集市是由农民主动设立的，未经政府筹划。但一旦达到相当规模，便要经过地方政府批准，成为正规的市。正规化以后的市如果继续发展，便可升格为镇，更大的甚至可以升格为县治。（上引《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
四、对集市贸易发展的理性认识
陶用舒认为，集市贸易是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出现，社会分工的扩大而发展的。集市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经济的交流，二是促进生产的交流。集市贸易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也可以从两方面反映出来，一是集市贸易的发展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二是集市贸易本身是新制度的温床。春秋战国时期，通过集市产生了一批新兴商人地主，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封建晚期，集市内部也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并催发了资本主义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集市贸易领域拓展，具有开放性，价值规律得到充分体现，因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读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许檀认为， 一定数量的人口与耕地是维持一个集市最基本的条件。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保证这一需求的第一要素。山区集市普遍低于平原区，人口稀少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集市发展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了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上引《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唐文起认为，作为生产和消费中介的市场，不仅决定于生产，而且也决定于消费。“日中为市”，这时市场的概念是指商品交换的具体场所，是商品买卖的地方，是个空间概念。随着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市场逐渐突破了简单场所的框架，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半封闭的经济格局，使各地在生产资料上互通有无，合理调剂，生产资料上通力合作，互补遗缺。市场的含义越来越丰富。（上引《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述论》）龙登高认为，小农家庭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培育和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不可能培育出更高层次、更为发达的市场。（《宋代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市场》，《思想战线》1991年第6 期）罗庆康在《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序》中说：“集市贸易是中国古代商品交换的先驱，也是近、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市贸易是历代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凡是集市贸易发展的王朝，经济势力就比较强，国家政权就巩固，反之则否。”乔志强、龚关认为，集市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文化载体，在近代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集市还是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发展的一侧面，对它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对整个社会历史的进一步研究。（上引《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
综言之，10年来学术界对集市贸易发展史的研究是积极的。有了三个新的进展，即对中国集市贸易发展轨迹的梳理有了新进展，对扩大区域集市贸易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对集市贸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有了新进展。从总体看，已涌现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弥足珍贵。但对集市消费、集市文化、区域集市史的比较及要素市场等的研究，几乎仍是空白。笔者认为，组织力量编著全面系统的中国集市贸易史的条件已具备，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无疑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