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币汇率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的不贬值汇率政策
1997年以后，国内的外汇黑市汇率走势充分说明在东南亚危机发生之后，汇率市场对人民币自然而然产生了贬值的预期。全世界也都相当期待和关注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但是，中国政府却采取了明显与以往不同的逆市场预期的汇率政策。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一)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1992年以后的扩大开放，使中国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变化，投资环境的改善使直接投资增加，外债余额从1991年的605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46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194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1450亿美元，汇率由过去的高估变成了低估。
(二)国内改革进入到了全面市场化的更高阶段。政府需要通过国有企业、粮食流通体制、就业制度、金融体制等深层次的改革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三)1997年以后的中国黑市汇率的贬值并非人民币高估导致的，而是东南亚危机和东亚国家购买力降低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问题可能比贬值更重要。
(四)也是最重要的，人民币是否贬值依赖于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差额。国内一些学者明确提出过，人民币是否贬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余额是否为负或者已经降到足够低的水平。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保持了300亿到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且存在出口退税作为贬值的替代手段，因此，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政策与历史和逻辑并不矛盾。
假如各国的汇率政策目标都分为国内目标和国外目标，国内目标是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国外目标是国际收支稳定，具体分解为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稳定。在经常项目中，主要关心净出口的稳定增长，在资本项目中，主要关心外债的稳定。
用数学抽象的方法进行博弈分析：设通货膨胀率用π，失业率为u，净出口为nx，外债d。损失函数用L表示。
L=L(π，u，nx，d)=△π+△u-△nx+△d
符号“△”表示变量的增加。设两国初始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净出口和外债分别是
两国面临外部冲击的条件下存在两个战略选择，即货币贬值和不贬值。在外国战略选择为贬值的条件下，则中国的战略选择就只有两种情况：
中国是否贬值一方面取决于贬值与不贬值的相对损失。如果不贬值的损失大于贬值的损失，则选择贬值是有利的，反之，则选择不贬值。不贬值和贬值两种选择的损失之差为：
假设两地区的初始条件是：通货膨胀率为2％，失业率为5％，净出口为1％，中国外债20％，东南亚国家由于大部分外债是短期外债，危机发生后短期外债由于资本外流而得到偿还，不妨设其外债为0。
第一种情况是，假设中国选择贬值后，出口不变，仍然是1％，通胀率变为4％，失业率为5％，外债率增加10％，达到22％，则
东南亚的损失为：L(东南亚)=1％
中国的损失是：L(中国)=3％
第二情况是，中国采取不同与东南亚国家的策略实行货币不贬值。这时候，东亚净出口比中国贬值时有所增加，为3％；通货膨胀率上升到4％；失业率下降为2％。中国净出口变为-1％；外债不变，仍然是20％；通货膨胀率下降到0，失业率增加到8％。于是
东南亚的损失为：L(东南亚)=-3％
中国的损失是：L(中国)=2％
从以上两个方案比较看，人民币不贬值的损失小于贬值的损失，人民币不贬值又大大提高了东南亚国家的收益，所以人民币贬值则两败俱伤，不贬值则是双赢的结果。这个例子很像是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东南亚国家类似小猪，总是选择贬值，中国类似大猪，最优选择是不贬值。
二、面对日美的“升值呼声”人民币的稳健汇率政策
2002年底全球普遍面临通货紧缩压力，世界的目光再一次的聚焦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海外刮起了一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狂风。
(一)来自日美的“升值呼声”
日本和美国从2002年底开始冲击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2003年2月，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前夕，日本财长盐井正十郎正式提出议案，计划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迫使人民币升值。日本公开掀起了这场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狂潮。而后的5月在G8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也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之后，这位美国财长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欧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一时间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人民币“升值呼声”。
(二)三国博弈过程分析
在众多国际力量的博弈之中，制定人民币汇率政策，要考虑外来力量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汇率决策机制下，我们对汇率水平的确定拥有绝对的主动权，这保证了我们在面对国际压力时汇率政策保持独立性。不过，这样的独立性也可能并非独立。看起来好像有些矛盾，但是，完全从自己出发的政策在国际力量的博弈中，会显得更为被动。就像下棋一样，要更多考虑对手的反应。我们制定汇率政策同样要考虑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到这些影响会怎样地反作用于我们汇率政策的制定。
由上图可以看到，此博弈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此博弈的开端的界限并不是确定的。日美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施加压力，无非就是想让中国考虑他们的想法，而使自己落入上图中的3的位置。如此中国将陷入被动。博弈论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定理：“绑起手，能够让你得到更多的自由”。如果中国政府做出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不考虑日本、美国的威胁与压力，这可以给他们一个信号：不要指望打汇率牌，我们已经将汇率牌先定死。以静制动，先发制人，这未必不是一个明智的态度。政策具有高度自主性，从决策模型来看有好处，自主选择的机会多。但是从博弈模型来看并不是好的政策，在博弈模型中，通过主动束缚自己的行为改变别人对自己的预期才是最好的选择。
(三)人民币汇率稳定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坚持人民币在现阶段不升值，不仅仅是从中国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的。国内外众多媒体及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都曾先后指出过，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和判断，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汇率选择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既会考虑维护本国利益，也会着眼于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人民币升值”的说法，起自日本、兴于美国。但是，这些大呼“人民币该升值”的言论者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只会拉世界经济的后腿，使本已低迷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首当其冲的可见影响自然是中国出口量将大幅减少、甚至出现“停顿”，就业和消费也将受到严重冲击。日本和美国方面所期待的就是这种影响，以为这样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出口机会。但是，这种简单的逻辑背后潜藏的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多米诺骨牌连环倒下的风险。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文章曾提到，打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将使全球化的新型生产模式所必需的供应链遭到破坏。它将给带头前往中国采购的日本、美国和欧洲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工业世界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改变货币政策其实会适得其反，只会将他们自己的努力成果化为乌有。在猜不出对自己不利但还坚持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做法的原因后，斯蒂芬·罗奇作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某些国家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为其经济缓慢恢复找到中国这个替罪羊。中国的出口增速确实很快，但不应当将中国出口的增长视为对全球经济的威胁。自1994年至2003年中期，中国的出口额从1210亿美元增长至3650亿美元，增幅达两倍之多。在这期间，中国出口增长的总额中，有整整65％出自外资企业、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以及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成立的合资企业。另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靠低估人民币而获得的，中国的竞争力源于劳动力成本、技术、质量控制，基建和不断提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有一种观点，即使人民币升值10％，中国的出口也不会受什么大影响。
因此，维护整个世界经济中与中国相关的环节的稳定，才是中国决意坚持汇率稳定的主要动机。可见，日美对人民币政策所施加的“威胁”是不可信的。
三、人民币汇率之争的启示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此次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是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汇率政策选择有区别的。当时是在东南亚各国都已经做出相应反应，改变汇率制度或本币贬值，是在别人先走之后，我们采取什么策略的选择问题。而此次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为我们的汇率政策选择施加“压力”的前提下，我们该如何做出最后决策的问题。面对美日欧等国越来越为强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表现出了十分冷静的处理策略，正如《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的那样，“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自有主张”。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经济安全是中国政府处理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惟一标准。尽管如此，此次人民币汇率之争还是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中国必须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步伐
出口多元化我们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时至今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不断扩大，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由1993年的3.12％跃升到5.65％，是十年来的最高值，这是美国动辄对中国发动经济摩擦的资本所在。因此，中国要想真正做到出口市场多元化，必须采取加快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在东亚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中国完全可以暂时撇开日本，与韩国先行一步，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这样既可以加快中韩两国贸易发展，又可以迫使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
(二)中国应对美经济摩擦不能仅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应另辟蹊径
以目前的中美贸易发展而言，美国在其中显然占据优势，如果中国仅对美国的部分商品采取反倾销应对美国的对华反倾销，最终中国难以达到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在美国对华服务贸易方面加强监督与调查，对某些美国的对华服务贸易倾销行为采取反倾销立案指控。这样就可以达到以美国国内服务贸易部门制衡商品制造贸易部门的目的，使中美贸易纠纷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三)加速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缩短解决贫困问题和金融领域改革问题的时间，建立强大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体系，增强人民币对外的抗风险能力
事实上我国银行体系尚不完备，主要银行的运作水平、不良贷款占比和资本充足率还令人担忧；金融监管滞后还难以胜任兼顾国内外复杂情况的决策与监管。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高度弹性化与中国的金融开放是高度相关的。中国的金融开放是一个有次序的、渐进的过程，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既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四)辩证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当然不利，这会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反过来看，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的人民币币值问题，恰恰说明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为未来人民币走向真正的国际货币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促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永恒的三角形”理论，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三个要素中，只能选择其中两个。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中国已经选择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迟早得放弃固定汇率，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而自由浮动。到那时就无所谓人民币汇率政策了，如果说是有，那也是由市场做出的抉择。
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新动向
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中国的中央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关事宜发表公告：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2005年7月21日19：00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升值2％。
笔者认为：当前，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较好时机。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形势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能够使改革达到预期的效果。此次改革人民币汇率水平虽然提高了2％，但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和世界贸易产生剧烈影响，而且与中国历来奉行的稳健汇率政策并不相悖。首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不再盯住任何一种单一货币，而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汇率进行调节。国际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相互变动，客观上减少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其次，随着汇率等经济杠杆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外汇供求关系进一步理顺，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国际收支会趋于基本平衡，为人民币汇率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三，在积极协调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下，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的稳步推进，可以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最后，在新的条件下为提高汇率调控水平，改进外汇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博弈对象进行新一轮的政策选择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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