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183;责任#183;道德：克尔的现代大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尔论文,目的论文,道德论文,责任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1-0020-05
按照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的理解，现代大学的理想形式应该是多元化巨型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出现，是以纽曼为主要代言人的古典大学观、历经弗莱克斯纳的传统大学观而最终向现代大学观逻辑演变的结果。在纽曼看来，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1](P129)。弗莱克斯纳则将大学理解为：大学不是某个时代一般社会组织之外的东西，而是社会组织之内的东西。……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东西，历史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并对当时和将来都产生影响。
而克尔则在1963年的一次讲演中将现代大学观确定为“多元化巨型大学”。不同于古典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拥有多个灵魂，各社群拥有彼此不一致甚至互相对立的利益；不同于传统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组成大学的很多部分可以增加也可以取消，对大学整体并无多大影响。如果说纽曼的古典大学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弗莱克斯纳的传统大学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的话，那么多元化巨型大学则是一个五光十色、魅力无穷、充满变化的都市[2](P26)。克尔指出：“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一种。它不崇拜一个上帝；它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它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许多通向这些幻想的道路；它标志着权力的冲突，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应当称它为多元大学；或者叫联合大学——与企业类似。”[2](P96)
一、现代大学目的观
在克尔的心目中，作为“智力之城”的大学一直被视为社会改革的工具，大学的目的在于适应国家进步与社会整体发展。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
目的之一：为学生个人的教育和发展提供建设性环境 大学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发展学生理解社会的能力；获得在被选择领域的学术和技能的能力；达到适当的学术行为标准；探索文化兴趣和提高文化技能。为实现这一目的，大学通常可以采取的方式包括：帮助学生获得对社会和个人在社会内部的地位的一般性了解；提高学生在多种多样的智力环境中做出选择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批判精神，能够以审慎的姿态理解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实施职业训练以促成学生初步完成以职业选择为起点的初步社会化；调查和强化学生文化的以及创造性的兴趣，提高其表现的以及言语、数学方面的才能；指导学生通过研究伦理学问题形成价值观和生活目标；通过为学生提供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和合作的机会，强化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和意识。
目的之二：促进全社会个人能力的发展 鉴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更多地依靠提高个人知识与能力为手段提高社会整体生产的阶段，个人智力投资成为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手段，个人选择智力投资的主要场所是大学。大学在个人能力发展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具体表现在：大学要帮助个人“发展和得到新的思想和新的技术；发现和训练人才，并指导人才更加有用处；一般地提高广大公众的信息、理解和文化的鉴赏和机会”[3](P233)。为实现这一目的，大学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提供新的思想和更好的技术的科学研究；把新的思想传播到农业、工业、政府和各行各业、非官方机构和个人的服务机构；发现人才，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人才；为具有发展潜能的人提供帮助，最终实现把有才能的人导向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的领域；为妇女和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少数民族成员提供智力上的帮助，最大限度地促成其地理和职业的流动；增添人们整个一生的个人技能，并从而增添他们给社会的“社会回报”和增添他们的个人收入；通过开展富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和对医疗保健机构的咨询服务，促进人民的整体健康水平；为广大民众提供一般性的教育机会；增强社会适应变革、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
目的之三：实现中学后年龄组的教育公平 概括来说，大学应致力于这样一个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即联合和帮助社会其他机构为中学水平以上寻找教育机会的人们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克尔的主张是：我们把教育公平勾勒为表明能力的合理的机会均等，而不是描绘为不顾成绩，单凭给所有个人的等级和所授予的学位的学术结果的平等。而机会均等的教育意义在于获得一种教育，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和更加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机会的均等。
目的之四：保证纯粹学习的实现，支持智力的和艺术的创造性 克尔认为，美国的大学“越来越是一个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创造性艺术和社会思想中创造性和思考非常丰饶的环境”；大学已经成为西方文明传承的重要机制，成为保存和扩展伟大学问链条的重要手段，成为纯粹的卓越学问的保护神[3](P240-241)。这种纯粹的学问可能导致不同方向与不同形式的应用，但就其本身而言，即便抛开这些应用性的特征，纯粹学问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并符合它自己的目的。基于此考虑，大学应致力于下述目的的实现：“从事保存、传播和阐明过去的智慧；发现和分析过去的史料；为目前的科研和智力创造性提供一个环境；和为未来保证经过训练的心智和继续不断的兴趣，以便人类知识的储存可以保持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超出参照任何当前的实际应用。”[3](P242)
目的之五：提高个人评价社会的能力 考虑到现代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克尔建议使用大学的社会评价这一概念。大学的教育目的在于发展学生对各种机构进行批判性评价的能力，以及提高学生根据事实准确做出判断的能力；大学参与社会评价之道，在于指导学生通过对知识的掌握获得行动的灵感，确保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和评价依据厚重的纯粹学问作为基础。包括大学教师与学生在内的大学人员应该以学术人员的身份追求真理，在对社会的评价上，他们思考而无需决定，观察而无需参与，批评而无需改革。
目的之六：实施纯粹学术教育，开展批判性评价 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大学展示自己的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学对社会需要做出贡献的可能性，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新技术的出现而发生着新的变化，进而最终导致大学的教育目的也在持续地发生变化。对美国大学来说，基于其对服务社会和机会均等责任的主动承担，其目的也就变得更为复杂。未来的美国大学将在保持实施纯粹学术教育，促进个人能力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在教育公平领域，在帮助社会进行批判性评价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观
在克尔看来，现代大学已经从原来的社会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地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已经帮助社会解决了无数的繁难问题而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但大学在未来社会中的责任更重大、更艰巨。大学既要帮助政府解决诸多具体社会问题，如社会贫困，民族、种族和性别歧视，价值观检查，城市整修翻新和自然环境保护等；大学还要就如何保持个人与社会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问题提出方案，更要确保社会整体批判性检查能力的提高，不断建设社会的自我更新机制。这些任务将无一例外的落到大学的肩上，并由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大学教学与科研人员来完成。
大学教授较一般社会成员来说有条件利用更多的设备，拥有更多的时间，享有更多的自由，能够就具体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和作出适当的评价。而且一般来说，长时期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使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具备较强的科学素养，较为清晰的科学意识，懂得解决社会各类复杂问题的理论必须经得起公正的判断，因而可能在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加审慎，更加公正，更加全面。
大学所承担的巨大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大学享有采取直接介入社会发展的政治行动的自由。在克尔看来，导致大学不宜采取直接政治行动的理由有六大方面：
其一，大学采取直接政治行动和新知识的自由探求不一致，政治行动可能对大学及其成员形成双重约束，从而影响大学成员对新知识的自由探索。
其二，大学采取直接政治行动有可能导致大学内部四分五裂，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
其三，大学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往往难以获得直接的效果。大学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往往导致大学获得较少的社会支持和较多的外部控制，同时大学也就冒着被社会疏远的危险。“大学走进政治影响的冒险，违反机构中立的原则，这个原则对和国家在政治上分离是必需的。”[3](P244)
其四，大学在采取直接政治行动时所发表的言论往往因时逢关键时刻而难以代表学术界最好的成就，往往不是有学者风度的思考的结果。如此一来，“高等教育经过长期和艰苦的斗争，使自己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地方观念的影响，以独立作学问的名义使自己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影响”的局面便有可能受到损害[3](P245)。
其五，大学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干预政府权力的执行是不明智的举动。大学的职责在于探索真理，政府的职责在于执行权力。二者并行不悖，各司其责。二者试图干预对方的尝试与努力都是不明智的。大学干预政府权力的结果极有可能为政治权利腐蚀智力的探索提供机会，导致正直的意识受到损害。
其六，大学学术人员作为一般公民拥有更适当的方式，通过政党和其他行动群体谋求政治影响。作为大学成员，发挥社会责任的适当方式在于仔细的思考，经验的证据，逻辑的论证，以及个人和志愿群体的说服的方法。也就是说，寻求真理是学术人员发挥社会责任的正当方式。而“对社会的有效的批评，更加可能来源于高质量的学风，而不是来源于学术机构对政治承诺的潜在的自我毁灭的追求。”[3](P246)
三、现代大学的学术道德观
大学自从走出中世纪以来，越来越依靠自身知识创造与传播职责的发挥，在社会中赢得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一种主要拥有高度自治的中世纪行会组织，发展成为一种依靠高度的学术自律和习惯性的学术规范而运转的社会组织。大学成长壮大的过程，既是大学基于传统与现实的双重作用获得稳定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术道德及规范不断变化的过程[3](P156-157)。面对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任务，越来越难以抵御的外部诱惑，现代大学的学术道德与规范建设已经成为制约大学赢得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结合美国大学学术道德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实际变化，克尔提出美国大学的学术范式正在发生从传统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转变。传统学术范式的特点在于多数教授依据已经约定俗成的以“内部指导”为原则的学术规范，严肃地看待他们对学校所承担的责任；而新的学术范式的主要特征则表现为：学术范式对地方学术团体及公民职责表现出较少的承诺。相对于教授对学校本身的任务所表现出的热情而言，大学教授们对校园外的经济机会和校园外与校园内的政治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学教授们在处理自身所承担的各项事务时，越来越多地需要外部明确规则的约束，甚至更多地依靠法律和法庭[4](P13)。更主要的是，这种新的学术范式对个人和集体利益表现出足够的重视，而对大学作为一个致力于知识增长共同体的职责却缺乏应有的足够重视。
克尔认为，导致大学学术道德建设出现问题的根本威胁来自于大学内部，而非来自大学的外部，因而不需要为大学的学术规范专门确定具体的规则。克尔提出，造成学术行为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未被成功地引导到对内部进行反思的道路上去，或者说，大学甚至还没有形成必要的对自身行为进行内部反省的意识[3](P160)。
由于大学学术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研究活动发现知识和通过教学活动传授知识，大学学术道德建设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导致下列行为规则成为学术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仔细地收集和使用证据；仔细地使用他人的思想和成果；对于未经充分证明的事情应持怀疑态度；虚心对待可供选择的解释；学术争论主要靠说服而不是压制；对他人学术绩效的评价仅凭其学术价值；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人与动物；除非决策已经考虑到全部的可能性，对政策引发的行动以及行动的可能反应均应详细地研究，学者们要避免提出政策的制定与运用；把建立在政治观与道德观基础上的个人评价与证据的提出和分析分离开来；遵循“公正分担”原则，学者们要以自己的行动回报自己从大学获得的发展的机会和利益；拒绝利用自己发现和传播知识的地位和方便，谋求与学术活动无关的金钱或政治利益；忠实履行教育、指导、评价学生的学术义务，且不得以任何方式剥削他们；承担帮助、指导学术同事（尤其是年轻同事）的义务。
关于学术道德领域的学术成就评价问题，克尔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体会主张：“除了诸如使用暴力或关于两性的不正当行为等学术外的工作与所涉及的人或其他人的学术行为有抵触以外，只有学术工作在学术进步中应予考虑。”[3](P175)
四、克尔现代大学观的理性分析
克尔的现代大学观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大学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界所广泛接受，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美国以及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克尔现代大学观是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克尔将现代大学厘定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并认为自己是在试图清楚地表述一种新的现象，一种新型的大学。这一表述既是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学内涵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概括，更是对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所促成的大学实践的总结与归纳。
就理论层面而言，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林林总总的大学观、大学思想、大学理念多有表述，而克尔从比较的角度，以比喻的手法，以“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对19世纪以前、19世纪以后至二战以前、以及二战后大学的形象进行了概括。这一概括并非仅仅基于大学规模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尽管这一点有清楚的体现；而且还以一种策略的方式对大学的主体及其服务对象做出说明，传递出大学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开放性、越来越丰富的包容性与越来越鲜明的生长性信息。
就实践层面来说，克尔“多元化巨型大学观”的提出，是对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黄金时代”丰富实践的提炼与总结。联邦政府为了解决退伍军人的受教育问题而颁布实施了《退伍军人权力法案》，为了提高美国的科技竞争力而发展研究生教育，围绕布什《科学：无止境的疆界》报告的发表而引发的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加强，以及围绕《国防教育法》的颁布而催生的对发展“空间、教育和科学”类型的高等教育的前所未有的巨额资助，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958年，美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达到322.6万人，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1.2%；1968年在校生数达到692.8万人，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30.4%。在克尔看来，类似的发展迹象还包括在校生数量的持续增加，校园规模的扩大，新的研究中心的设立，新的教学计划的安排，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等等。对美国高等教育所发生的这些前所未有的现象进行准确的概括需要新的概念，而克尔的选择是“多元化巨型大学”，因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或许是运转得最好，适应与发展得最好的机构，因为它回答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联邦计划的巨大影响”，“多元化巨型大学已经证明了它能够如何适应新的种种创造的机会；如何对金钱作出反应，多么渴望发挥新的、有效的作用；如何迅速发生变化而又假装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如何迅速地扬弃某些它的古老美德。”[5](P2)
其次，克尔有关现代大学目的思想的提出，是对此前大学目的的反思，尤其是对大学与社会关系反思的结果，体现出美国工具主义大学观的实用性。作为“智力之城”的现代大学，只有以自身的知识探索、知识传播实现人类社会文明圣火的传承，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帮助解决社会繁难问题，才能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赢得国际与政府的支持，最终为自己赢得生存的空间。大学所承担的为学生成长提供制度性的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更新学习能力以及提高社会整体反思能力的目的，直接决定了现代大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美国社会要求直接体现者的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成为美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最主要的外部力量。联邦政府对大学事物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但总体情况是大学与联邦政府借助彼此的介入与服务已经实现了“双赢”，“联邦资助大学的科学研究对于满足国家的种种需求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极大地帮助了大学本身。国家变得更为强大了，著名大学也变得更为强大了。”[2](P47)
再次，克尔现代大学社会责任观的成型，是对实用主义价值观与大学作为“知识之城”与“智力之城”之间关系进行负责任的思考的结果。一方面，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有责任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大学作为一种致力于知识探索与传播的特殊的社会机构，其对自身社会责任的界定以及发挥社会责任的方式与途径必须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殊性。即要把那些自己能够做得最好而别的社会机构不能做好或至少不能像大学作得那么好的社会责任尽数承担起来；把那些别的社会机构能够做好而大学未必能够做好或者至少不能做得像别的社会机构那么好的社会责任尽数交付别的社会机构完成。在发挥社会责任手段与途径的选择上，大学也要遵守一定的学术规则。一个总体的原则在于大学及其成员需要保持中立，需要牢记自己探索真理的神圣职责，避免将自己的社会改革与发展意愿诉诸于直接的政治行动。
最后，克尔的现代大学学术道德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学术道德与学术范式的“扬弃”与“超越”。克尔提出，现代大学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外部生长环境，越来越庞大的内部组织结构，由原来主要依赖内部规则规范学术行为发展到越来越多地对外部规则的依赖。然而由于大学所拥有的悠久的自治传统，实施外部约束将潜在地威胁大学基本职能地发挥。为此，需要实施一种学术道德建设方式的回归，对于传统的优秀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积极地继承，利用“较好的准则和较好的内部执行的方法”，营造一个“建立在同意而不是命令的基础上的制度”，为学术道德建设提供较为优良的制度化空间。而在学术成就评价问题上，则需要对传统的学术评价标准有所超越，坚持“学术为本”，只有那些与学者的学术成就相关的因素才能进入评价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