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强[1]2003年在《理性预期和我国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研究》文中指出1997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现象。围绕着这一通货紧缩现象，对其性质和程度，成因和危害何在，以及应当怎样应对等方面，我国学术理论界和经济管理部门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从历史的背景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每隔几年就要出现的一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会转变成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现象?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深刻的经济事实，也被普遍认为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同样，自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以来，宏观经济理论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剧烈变化。从“凯恩斯革命”到“货币主义革命”到“理性预期革命”到“新凯恩斯主义”到“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最终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已经存在如此多的彼此竞争的理论和模型，以至于着名宏观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觉得有必要在其教科书中声明：“我们确实相信存在一门有用的宏观经济学”。 在复杂的现实经济和浩繁的理论间找到一个平衡，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的关键任务。本文将理性预期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对货币理论的深远影响和我国通货紧缩的事实结合起来，试图完成这一任务。并希望获得一些新思路，新成果。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首先提出问题，介绍了研究主题的确定，回顾了国内外的有关文献，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二章是理性预期概念的引入。首先给出了理性预期的定义，即理性预期该假说认为对经济变量而言，人们的主观概率分布和真实的概率分布相等，因此可以以真实条件期望代替主观期望。实际上，它假定人们知道真实的模型(数据生成的机制)。所以，它大大缩短了学习过程。然后简要阐述了理性预期在以下理论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股票价格“随机行走”、“有效市场理论”，“超级通货膨胀理论”，“消费的永久收入”和“生命周期”理论，“税收平滑”理论，以及经济稳定政策设计理论。 第叁章将货币理论的发展划分为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两阶段，以菲利普斯曲线为中心，深入阐述了理性预期前后的货币理论的关键特征。在含简单适应性预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是永久性的，因此可以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率。在弗里德曼着名的含适应性预期的自然率假说中，区分了短期非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因为人们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该模型意味着存在一个短暂的产出一通货膨胀替换。但不存在一个永久性的产出一通货膨胀替换。结论似乎是只要制造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仍然可以低于自然率。但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表明，适应性预期不可能导出自然率假说，相反，这两个假设是矛盾的。如果不完全预期是价格刚性的唯一原因，那么只有理性预期假设导致自然率理论。最后，给出了合理性预期的卢卡斯供给山线。其中心思想是：当一个生产者观察到其产品价格的变化之后，他不知道这是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还是总价格水平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最优产量，而总价格水平的变化不改变产量。该生产者理性的反应是，把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归于总价格水平的上升，一部分归于相对价格的上升，因而增加一点产量。这意味着总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也即只有未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才能影响产出。因此，尽管观察到了产出和价格的短期负相关，却不存在利用这一关系的政策。 第四章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理性预期革命对货币理论的深刻影响。一是政策无效性假说，通过一个包括卢卡斯供给函数的宏观经济模型，证明了只有在政策制定者拥有私人得不到的信息时，货币政策才可以影［IIg产量。任何根据公开信息——如利率、失业率、汇率制定的政策对真实经济都是没有影响的（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人二是卢卡斯批评（卢卡斯，1976人着重阐述了在理性预期下，传统的结构性计量经济模型的局限性。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作用似乎是依靠精确的结构性计量经济模型来解释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但在理性预期下，这种结构性计量经济模型是靠不住的，因为随着政策的改变，模型的参数也将发生改变，偏好“微调”的经济学家以为他们能够足够精确通过各种政策优化经济表现，但这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叁是经济周期理论的复活。因为凯恩斯革命，经济学家将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周期理论转向了更简单的一个时点的产出决定问题。但因为理性预期革命，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已经被根本动摇，所以经济学家又将兴趣转向了经济周期理论。最新的发展就是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该理论认为经济的波动是由总供给的波动造成的，这就使得以往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毫无用处。无论在实质性还是方法论意义上，其影响都是深远的。四是动态不一致问题。只有在理性预则扎根于货币理论以后，经济学家才意识到了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问题，而随后的研究已经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理解。特别是，政治经济学 2又回到了宏观经济学的中心舞台。 第五章从理性预期的视?
付一婷[2]2008年在《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认识和理解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传导机制已经成为货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本论文首先在介绍货币—产出经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区制转移模型和非线性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等方法对我国货币—产出关系进行了检验分析,发现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显着的货币—产出之间的短期相关性;其次,论文对一般均衡框架下的货币理论和数理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分析了具有货币变量的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货币内在效用模型(MIU模型)、货币交易时间模型和现金在先约束模型(CIA模型)等,并在这些模型中证明了货币变量中性和资产选择的“Tobin效应”;第叁,本论文对货币政策成分进行了分解,在“菜单成本”模型中,证明了微小货币冲击具有实际效应的必要条件,并利用具有马尔可夫区制转移过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发现,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具有更明显的实际效应;第四,本论文讨论了社会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规则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等问题,并介绍了名义利率规则和货币存量规则的操作过程,并在封闭经济模型中讨论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问题;第五,本论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经从信贷和存量目标向利率目标发生了转变,名义利率规则的内生化属性比较明显;最后,本论文在两国货币经济模型中给出了名义汇率的“一价定律”,并在价格灵活调整假设下证明了两国经济模型中的古典两分性质,还讨论了货币政策合作的政策配合方式和货币政策博弈的Nash均衡对策。通过将汇率变量引入到结构VAR模型,我们检验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发挥了显着作用,因此应该充分关注国际经济风险管理。
蒲艳萍[3]2002年在《中国通货紧缩的形成机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90年代以来，通货紧缩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成为现实，并使世界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认识并应对通货紧缩已成为世界关注的新课题。 本文在分析研究国内外在通货紧缩判断标准、形成机理、治理对策等方面研究方法及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概括与实践归纳相结合的方法，从多方位、多角度对产生中国目前通货紧缩的原因进行分析，从理论上梳理出中国目前通货紧缩形成的逻辑过程，并对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效果及未来货币政策的取向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有效探索。其主要结论如下： (1)通货紧缩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指一般物价水平普遍地、持续地下降。判断通货紧缩的根本标准是货币是否升值，即价格总水平是否下降。 (2)中国经济已出现通货紧缩，但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一种轻度通货紧缩，是一种增长型的经济衰退。 (3)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一种“复合型”的通货紧缩。其诱发的原因不是孤立的，单方面的，而是内外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强化，国内改革周期与国外周期及国内改革周期与经济波动周期相互重迭，共同作用的结果。 (4)在中国，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价格刚性的存在，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与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均可能影响产出。 (5)中国经济未陷入“流动性陷阱”，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仍然有效；导致目前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6)提高货币政策效率，走出通货紧缩困境的措施是： ①输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②继续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 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④稳妥有序地推进微观机制改造。
周继燕[4]2016年在《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经济增长大多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发生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对通货膨胀给予更大关注,研究通货紧缩者甚少。然而,相对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通常更加难以应付,因为通货紧缩一旦发生,带来的便是旷日持久的灾难。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还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今又一次处于通货紧缩的泥沼之中,抑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建国以来发生的首轮通货紧缩,无不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继成功预言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夕再次预言,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提到:"21世纪将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萧条经济学将重返历史舞台。"这究竟危言耸听还是会一语成谶?不得不令人反思,通货紧缩是否再度来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货紧缩呼声再次高起,为防止经济衰退,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试图力挽狂澜,助推了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随后,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持续走弱,CPI增速在2012年7月低于2%的水平,并于2014年8月开始正式跌入" 1"时代,PPI自2012年3月份开始呈现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末,PPI已连续46个月负增长,同时,GDP跌破7%的目标,实现6.9%的增长速度。由此,再度引发关于当前中国是否面临通货紧缩风险的争论。然而,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不同,此轮通货紧缩风险是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时期发生的。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是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口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根据人均GDP这一指标衡量,中国已在2010年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此外,在200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比重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总抚养比也于2010年开始上升。长期以来,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式微,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经济增速放缓。如果说经济增长减速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通货紧缩风险则是新常态下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本文认为当前通货紧缩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来自供给侧的结构冲击,如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度负债导致的债务-通货紧缩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首先对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进行了阐述,并通过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物价水平变动趋势,对中国是否发生通货紧缩进行初步判定。其次,从通货紧缩风险形成的直接原因出发,分别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性研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再次,在对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寻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最后,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叁个维度,提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本文分为七个部分,主要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罗列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理论探源和文献述评。对马克思的通货紧缩思想、供需失衡论、货币供给收缩论、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论等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主要从通货紧缩本质和成因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叁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和初步诊断。从理论上对通货紧缩的界定范畴、判断标准、衡量指标进行分析,详细阐述由物价水平下降、货币供给不足和经济持续衰退叁者分别或共同决定的单要素论、双要素论和叁要素论。在此基础上,具体剖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着重分析物价水平、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叁个经济层面的趋势和特点,厘清叁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当前中国通货紧缩形势做出初步判定。第四部分为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实证分析。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四个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进行定性分析。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性因素及其他控制变量,得到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建立叁机制门槛回归模型,以通货膨胀率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期间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分为通货紧缩、低通货膨胀和高通货膨胀叁个阶段,从而得到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第五部分为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与经验借鉴。回顾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通货紧缩的时代背景、形成原因及经济影响,对比分析美国、日本通货紧缩的特点及治理经验,并探索其对中国的启示。第六部分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在总结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引发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结构性因素的冲击,提出实施结构化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以及多种政策的科学合理搭配策略,以有效应对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展望。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徐静[5]2016年在《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货膨胀是宏观调控和监管的中心话题,它涉及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是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在应对反复出现的物价持续上涨问题时,往往采取的是带有"事后补救"性质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通过增加产品的供给等措施来抑制物价水平过快的升高。单单从事后采取措施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往往会因为政策措施的滞后性而达不到预期的效率。2009年,国务院首次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宏观调控理念。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包含了对未来价格水平变化前瞻性的管理,这也是"事前"的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理念。可见,治理通货膨胀、调控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经济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预期在通货膨胀决定以及货币政策向宏观经济传导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全球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已经形成共识。因而合理估计并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是中央银行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胀货膨预期会影响利率,进一步影响真实经济和实际通货膨胀,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会演变成实际通货膨胀,因而有效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事前",重视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关于通胀预期的形成机制、测量方式及其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分析,对中央政府制定实施有效货币政策,更好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调控通货膨胀,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上述角度出发,本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结合我国现状对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做了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阅读大量关于通货膨胀预期相关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本文所要研究的相关问题,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通货膨胀预期研究的内容、方法、结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第二:详细叙述了通货膨胀预期研究相关理论。从预期演化理论和不确定性定义开始,详细叙述了通货膨胀预期的特征、本质属性;根据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宏观经济的两个途径,分别给出了通货膨胀预期与利率期限结构以及通货膨胀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测量通货膨胀预期的各种方法。最后说明了通胀预期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它对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和国外对通胀预期的管控经验。第叁:采用含有潜因子和宏观因子的无套利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通过极大似然函数法从我国固定利率国债收益曲线中,分解出不同期限的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溢价。分析不同期限通胀预期的动态特征发现,平均来说,随着期限增加通胀预期是增加的。期限较短的通胀预期的波动要大于期限较长的通胀预期的波动。各期限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胀的动态演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中短期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的动态相关性更强。相比于已有的单一期限的通货膨胀预期,从国债收益曲线分解得到的通胀预期形式灵活,能够带来更多的参考信息,可以成为现有通胀预期指标的有益补充。从国债收益曲线中得到的时变通胀风险溢价,随期限增加而增加,表明在长期债券的定价上投资者会由于对风险的厌恶而要求更多的溢价。正是由于这种风险溢价的存在,我们不能直接从国债名义收益曲线期限结构中获得预期利率,也不能将远期的单期利率平均值简单作为长期利率。同时也说明纯预期假说的利率期限结构的风险溢价为零的结论和理性预期假说的利率期限结构的风险溢价为常数的结论在我国国债市场都不成立。第四:应用具有异方差的时变参数马尔科夫机制转换模型(TVP-MS)刻画通胀预期的动态变化过程,借助近似滤波算法估计模型参数,捕捉其不确定性来源。对经济系统产生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分析,把经济环境,企业市场行为,商品市场、股票、期货等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国际市场,政府政策的冲击以及自然灾害等带来的经济系统不确定性,归结为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冲击以及对经济结构的不完全信息等因素。为了能利用计量模型分离出这些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将它们定义为两种:一种是宏观政策层面的,公众对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反应而导致的结构性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另一种是由于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所产生的冲击型通胀预期不确定性。研究发现,投资者持有债券期限越长,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越大。不管是高位预期不确定性机制下还是低位预期不确定性机制下,预期不确定性大部分都来自于随机扰动项的Markov方差,也就是经济冲击引发的不确定性是主要来源。预期不确定性处于高位机制时,通胀预期较高,预期不确定性处于低位状态时,通胀预期也较低。随着期限的增加,短期中高位不确定性持续时间稍短,低位不确定性稳定持续时间长,中长期中这两种状态更替相对较为频繁。在对各期限通胀预期做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分析时,得出各期限通胀预期都不是理性预期,但中期和长期通胀预期是适应性预期的结论。第五:货币政策操作对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操作会立即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中体现出来,微观金融结构中蕴含的通胀预期的信息对于考察市场的政策反应有重要参考作用。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一年期存款利率等能反映货币政策的指标与通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实际通胀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通胀预期具有较强的自我实现和黏性特征。预期不确定性对通胀预期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作用。通胀预期的冲击对实际通胀影响程度很高。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并不显着。利率的冲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显着,而汇率波动率的冲击对通胀预期影响程度较小。总的来说,汇率的波动、利率以及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对预期不确定性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在借鉴国外通胀预期管控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给出我国通胀预期管控的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结合宏观经济与微观金融,利用加入宏观因子的多因子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从我国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分解出不同期限的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溢价。对比现有单一期限的通货膨胀预期,从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分解得到的通胀预期比较灵活,具有不同期限的形式,可以成为现有测算通胀预期方法及通胀预期指标的有益补充。时变通胀风险溢价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于未来预期不确定性所带来风险要求的补偿;同时也说明了纯预期假说的风险溢价为零和理性预期假说的风险溢价为常数的结论对我国国债市场都不成立。2.应用含有异方差的时变参数马尔科夫机制转换模型(TVP-MS)刻画通胀预期的动态变化,捕捉到我国国债市场通胀预期不确定性的不同来源。把经济环境,企业市场行为,商品市场、股票、期货等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国际市场,政府政策的冲击以及自然灾害等带来的经济系统不确定性,归结为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冲击以及对经济结构的不完全信息等因素。为了能用计量模型分离出这些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将它们定义为两种:一种是宏观政策层面的,公众对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反应而导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另一种是由于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所产生的冲击型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3.将通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和实际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联系起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中得出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降低预期不确定性,更好调控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发展的启示。通过对通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和实际通货膨胀的关系分析,间接说明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而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化的冲击对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则直接体现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根据长中短期不同层次的通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研究,可以有针对性、差别化对调控通胀、管理通胀预期提供理论依据。
杜金泉[6]2012年在《预期、可学性与货币政策研究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预期是指决策者对那些与其决策相关的不确定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预期直接来源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客观依据是经济信息。预期的准确程度取决于人们掌握经济信息的多少和准确程度。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主要区别在于经济主体的前瞻性决策。预期在宏观经济中每个部分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消费理论模型,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中都强调预期未来收入的作用；在投资决策中,现值的计算是基于预期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量；同时资产当前价格(股票价格、利率、汇率等)也取决于预期的价格等等。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必须对一些关键性变量进行预期,这些预期是以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为基础,通过学习来形成的自己对未来的看法。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特别强调预期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发挥中的核心作用,因为预期具有自我应验性,即预期指导人们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实施促使了预期所期望的结果的实现。从大的方面来说,预期影响经济的时间路径,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合理假设是经济的时间路径影响了预期。当前,对预期的标准建模是基于理性预期(RE)假设之上的,即认为：公众拥有所要预测的变量的真实随机过程的完全知识,公众运用数学期望式形成预期,在t期假设第t+1期的预期值与第t+l期的实际值一致。理性预期范畴虽然从根本上纠正了古典预期理论忽略当前信息带来的偏差,提出主体在预期形成中会有效使用所有可得信息,但是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如认为预期者可以得到所有信息；不承认每个人认知的局限以及不同经济主体对信息加工方面的限制即每个人的预期并非同质的(homogenous)等。理性预期假设公众知道经济中均衡的运行规律,会自动的收敛到理性预期。但是,如果公众一开始就不知道经济中均衡运行的规律,他们如何逐步拥有理性预期?针对这些问题,Bray(1982),Evans(1985),Lucas(1987),以及Marcet和Sargent(1989)中,想出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事实上,不要求公众一开始就知道经济中均衡运行的规律,相反,他们自己拥有对均衡运行规律的感知,根据经济体本身所产生的经济数据,运用回归算法(比如,最小二乘法)来更新他们的感知运行规律(perceived law of motion, PLM)。能否达到理性预期均衡,取决于感知运行规律PLM是否与经济体中实际运行规律(actual law of motion, ALM)一致。即公众将通过“学习”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Evans和Honkapohja(2001)在《Learning and Expectations in Macroeconomics》中系统介绍了学习与预期中宏观经济学中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从而引起了大量学者对了这方面的研究。对这些学习过程的正式研究以及其对宏观经济动态以及政策的制定的建议,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国内很少有这方面的文献,本文力图通过介绍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本文首先对预期理论的发展做一个简短的回顾,同时对“学习”的最近发展做简短介绍。其次,本文利用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学习”),并在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下分析利率规则所传递的均衡解的唯一性以及稳定性。然后,本文重点来讨论学习的最新应用领域,如：通货膨胀持续性、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流动性陷阱等问题。最后,针对我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中央银行要管理公众预期应该增加透明度和可信性,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与交流,以此来影响公众的学习过程,以达到对公众预期进行管理的目的。
张有荣[7]2002年在《我国通货紧缩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西方货币政策无效论的主要流派及其对判断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适用性问题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的剖析，指出在通货紧缩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仍然有效。然后，在对我国近几年货币政策失力的表现进行轮廓性描述的基础上，从货币政策传导的内部和外部环节分别对造成我国货币政策失力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指出我国货币政策失力的原因内部主要在于中央银行对经济金融形势判断的失准和政策操作的滞后，外部在于社会公众不稳定预期的根本性制约。最后，针对造成货币政策失力的原因主要围绕金融体系内部的问题有重点地阐述了对策建议，并指出要根本上解决货币政策失力问题需要多种相关政策的配套。
曹赢[8]2017年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又被称为非传统货币政策,在2008年后因金融危机爆发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内大规模实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发生时,传统的以利率为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因面临“流动性陷阱”而失效,为了保持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防止经济出现大规模衰退,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向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购买或抵押金融资产,向经济体注入大量流动性,一方面对金融体系进行紧急救助,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实现对经济的扩张性作用,通过注入流动性,实现提高资产价格,降低实际利率,扩大信贷规模,增加社会总需求等目标。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规模应用,向市场注入了超量的流动性,一方面实现了对经济的稳定和促进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大量流动性在积累在经济体内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可以看到,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和退出是近六年时间内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其实施的效果、存在的风险以及在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传导机制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量化宽松政策也将逐步退出,货币政策也将回到常规化,对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策略以及退出后经济走向的研究也将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量化宽松政策积累的大量“廉价”流动性在国际间的频繁流动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存在重要影响,如何应对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政策退出后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分为七章,主要从量化宽松政策的定义、研究现状、理论模型、传导路径、溢出效应、退出机制及其影响等方面入手,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从量化宽松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二章对量化宽松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从量化宽松的定义入手对量化宽松进行分析,认为量化宽松本质上是一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危机条件下,由于传统货币政策失效,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而采用的非常规手段。由于美国率先采用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一词已超出其原有的定义,被广泛指代所有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对量化宽松定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本文对量化宽松在理论基础、传导渠道、溢出效应、退出时机、退出机制、政策有效性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和回顾,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第叁章为理论基础部分,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分析。本章在一个封闭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微观主体行为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容非传统货币政策分析的基本的理论模型,主要用于分析美国的量化宽松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渠道。第四章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对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为了更好的理解量化宽松,本文对2008年以来各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相互比较分析。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渠道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总结梳理了几条主要的传导渠道,包括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金融中介渠道、通胀预期管理、财政政策渠道、汇率渠道等,并对传导渠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认为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通胀预期管理两者在量化宽松的传导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结合美国的经济实践,基于VAR模型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2005年9月到2015年9月的美国部分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了美国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变量的冲击下对各经济变量的冲击响应,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复苏是有效的。第五章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并重点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的溢出主要通过几个渠道进行,即价格渠道、利率渠道、汇率渠道和资本渠道等。通过这些渠道,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正反两面影响,一方面,美国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经济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带来了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中国央行为稳定汇率所采取的冲销操作,极大的干扰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针对量化宽松对中国通胀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引入深度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模型(Deep LSTM)对序列数据进行建模,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了量化宽松对我国通胀的影响,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物价水平有正向的影响,造成了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第六章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时机及退出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前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认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时机与美联储一直强调的退出时机是一致的。同时本文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可能步骤进行了分析。量化宽松的退出对中国存在重要影响,同时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也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机会。本章基于SVAR模型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出口贸易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认为量化宽松的退出会造成我国资本外流,造成我国流动性短缺。而量化宽松的退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则依据出口产品的不同性质如可替代性、技术含量等而呈现不同的影响。为了应对量化宽松退出所带来的影响,需要在金融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第七章为总结和展望,对本文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解瑶姝[9]2017年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新常态阶段主要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和特点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现实作为研究背景,首先阐述了理清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对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继而从理论模拟与计量分析的测度入手,运用经济理论模型和较新的计量方法,以1996年经济“软着陆”至今的最新数据长度为基础,对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机制展开了系统研究。首先,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并在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就如何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以经济景气宏观一致合成指数、货币供应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贝叶斯算法下的MF-VAR(混频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动态的角度给出了无损信息形式,比较了VAR模型和MF-VAR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而检验了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机制,对通货膨胀水平值与经济增长水平值之间以及通货膨胀波动性与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展开了探讨。主要得出了二方面结论,其一是混频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数据降频过程中忽略掉的信息,从而更具有估计优势;其二是由于我国经济仍然处于总需求驱动阶段和前期的高积累政策消化阶段,因而经济运行在短期内存在“托宾效应”,反之,经济波动会削弱价格粘性。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二方面的政策建议,其一是可以通过诱导价格膨胀等手段对供给面进行调控,将积累存量转化为消费和投资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其二是需要注意把通货膨胀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接下来,又以主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变量统计特征的观察,并进行非参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构建MS模型和MS-AR(1)模型,按方差波动率进行区制划分,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惯性和波动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并分析了总量型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区制关联性。主要得出了叁方面结论,其一是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值与波动性总呈相同走势,且由于我国并未完全实现价格市场化和市场预期调整较慢等因素,通货膨胀长期以来都存在较强惯性;其二是本轮“低通货膨胀”周期的持续期大约为5年左右;其叁是货币政策当局目前不会轻易实施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叁方面政策建议,其一是政策当局除了要对物价水平值进行监测,也要对价格波动性的变化实时关注,并高度重视邻期的价格变化;其二是政府需要充分考虑由于通货膨胀惯性所引致的货币政策效应的滞后,提升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将其与通货膨胀期限结构相匹配;其叁是政府应更多地采用结构型货币工具,发挥总量型货币政策定向放水的功能。随后,主要以通货膨胀缺口、产出缺口、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数据为基础,结合“泰勒规则”和“麦科勒姆规则”,运用lt-tvp-var(含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时变反应特征以及其调控模式。主要得出了叁方面结论,其一是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间的依存关系具有门限效应,中央银行的偏好存在非对称性;其二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有规避产出收缩偏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微弱的规避通货紧缩偏好;其叁是“价格型”政策治理通货紧缩效果较好,而“数量型”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增长和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较好。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叁方面政策建议,其一是要理性看待并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应配合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制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其二是应以扩张性利率政策来诱导适度通货膨胀,并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为经济增长托底;其叁是应加快完善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为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创造良好环境。之后,又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财政赤字、经济景气一致指数、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季度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tvp-var(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等间隔时变冲击反应函数和等时点时变冲击反应函数,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效应进行了检验,并探讨了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的主导权归属问题。主要得出了叁方面结论,其一是现阶段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具有“凯恩斯效应”,而从长期看,既遵循“李嘉图等价”原理,又具有微弱的“挤入效应”;其二是财政当局虽占优于货币当局,但财政赤字需要配合货币政策才能影响价格水平。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建议,其一是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扩大赤字财政的方式加大对民生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并诱导适度通货膨胀来实现去库存,从供给侧引导经济增长,但同时也要保持货币政策偏紧;其二是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和货币体制改革,需要增强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同时,控制好财政赤字的规模,并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最后,主要以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tar(门限自回归)模型、str(平滑迁移)模型和ms-var(马尔可夫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了二方面结论,其一是tar模型和str模型并不适用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具有门限和平滑迁移性影响,而ms-var模型能够更为科学地估计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其二是,根据ms-var模型,就稳定性而言,区制3最优,区制1次之,区制2最差,而就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的冲击反应效果而言,区制3最强,区制2次之,区制1最弱,只有在区制1,财政收入型政策的冲击效果为负。据此,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两方面政策建议,其一是,如果经济处于区制1,则需要采取以减少财政收入的财政政策为主,同时,需要加大财支出的幅度才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当经济处于区制2时,应采取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同时,可以适度加大财政收入来支持财政支出的扩张,经济处于区制3时,应采取以减少财政支出来为经济降温或者以微幅扩大财政支出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策略;其二是政府应进一步创新财政收支方式,以此来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贾庆军[10]200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文中研究指明本课题围绕制度创新这条主线,从思想史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演变轨迹。本课题的研究注重了对理论和文献的挖掘,涉及了一百多位学者的文章和着作。既评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思想观点,也整理了当时对一些热点问题的探讨。随着改革的进展,一些观点已被尘封,许多分歧也已化解于无形之中,然而正是这些的思想火花推动了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进步。在研究中本课题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显示了制度变迁对中国货币政策理论日臻成熟的重要影响。 为了使整个课题更具系统性,在研究中将有关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分成了八个专题,前叁个专题分别研究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第四个专题则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供求机制的演变,为后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第五和第六个专题分别介绍和评述了通货膨胀理论和通货紧缩理论,揭示了中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中经验积累的历程。第七个专题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变及相关理论。第八个专题探讨了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总结了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的机制与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 理性预期和我国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研究[D]. 黄强. 江西财经大学. 2003
[2]. 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机制研究[D]. 付一婷. 吉林大学. 2008
[3]. 中国通货紧缩的形成机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蒲艳萍. 重庆大学. 2002
[4]. 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D]. 周继燕.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5].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研究[D]. 徐静.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6]. 预期、可学性与货币政策研究分析[D]. 杜金泉.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7]. 我国通货紧缩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效应研究[D]. 张有荣. 浙江大学. 2002
[8].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曹赢. 浙江大学. 2017
[9]. 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D]. 解瑶姝. 吉林大学. 2017
[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D]. 贾庆军.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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