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的三次大兼容与三个发展高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岭南论文,文化论文,高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 （2000）09—0098—04
兼容性是开放性的一种表现。岭南文化从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兼容性，其原发期便兼容了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而不像中原文化那样以农业文化为单一的源头；而后，则在不断地兼容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形成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绚丽多彩。
在古代，明代的岭南大儒陈献章融儒、道、释于一炉，创岭南理学新派——江门学派，使明代学术“始入精微”，岭南文化第一次有自己的思想流派，并跨越五岭而汇入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这是岭南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第一次升格。
陈献章生长的时代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时代。然而，陈献章的故乡岭南，虽不无受到程朱理学的禁锢，但人们的思想却仍然比较宽松，陈献章的祖父永盛就“好读老氏书”。陈献章自幼受老庄家教，受着多元的文化氛围的陶冶。虽然，陈献章曾号称“吾学有宗主，千秋朱紫阳”，（注：《陈献章集》第27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但实际上， 他“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持“异学中和”的学术观。陈献章之学说，以“宗自然”与“贵自得”为基调，包容儒、释、道，其兼容性集中体现在他所建构的别开生面的哲学体系：“以道为本”——“以自然为宗”——“道通于物”——“心具万理”、“万物归我”——“静养端倪”。
在陈献章的思想体系里，人们看到理学所要探讨的道、理、气、心、性……，看到程朱理学的以“理”（道）为本，张载的“宇宙间一气”，陆九渊的“万物归我”；人们可以看到道家的“道不可言状”，老子的“道法自然”（“贵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们还会看到，陈献章的著名命题“静中养出端倪”，既有庄子“坐忘”的影子，又有佛者“坐禅”的路数，陈献章也自认，“佛氏教人曰静坐，吾亦曰静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调息近于数息，定力有似禅定”（注：《陈献章集》第14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总之，“真儒”陈献章的学说，已经兼容了儒家的各派，以及儒家以外的道家和释家，难怪在历史上陈献章有非儒为禅之嫌。
当然，兼容不是简单的“1+1”。兼容，是由己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比较、筛选、交融，而后获得新质，由“兼收众长”而“益以创新”。陈献章正是通过他自己所提倡的“自得”，而融铸各家各派，在借鉴前人的思想材料之后，另辟自己的理论蹊径，匠心独具地创立了第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学术流派——江门学派。江门学派，是岭南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丰碑，标志着岭南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它至少有着三方面的意义：
1.标志着岭南文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文化的成立，它不再仅仅作为中原文化的辐射地和演生地，它已经有自己独立的特点、形态和学术流派。
2.带来学术风气之盛，正如清初学者屈大均所指出，“自此粤士大夫多以理学兴起，肩摩踵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注：《广东新语》第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岭南以她的精英和精英文化， 而摘除“南蛮”帽子，健步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
3.使岭南文化开始超越岭南而影响中华的主流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
经陈献章的衣钵继承人湛若水的完整化、精致化、思辩化的发展，岭南形成了一个异于正统理学的理学新派——陈湛理学。陈献章的思想还直接通过湛若水而影响明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尽管“目空千古”的王阳明“生平无一语”言及陈献章，但他的“龙场悟道”同陈献章的“静养端倪”乃一脉相承，黄宗羲也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注：《陈献章集》第86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足见江门学派的创立，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岭南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在整个民族文化中举足轻重地位的一次显示，是由兼容而带来的岭南文化的一次辉煌。
至明清时期，岭南文化更是以其博大的胸怀由开放而兼容。就世俗文化而言，当时便出现：人们广作生意，不管内商外商，不管开铺定居，只要有钱赚，来者不拒；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千方百计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不管什么渠道、什么方式，来者不拒；对外来的语言文化、思想习俗，只要有用，只要适应，来者不拒。这一时期由于岭南得风气之先，使岭南文化能有更大的兼容性，而又由于岭南文化的更大的兼容性而带来了社会的更大程度的开放，经济社会更迅速地发展，快步走出传统自然经济而跨入商品经济，广东也由落后省分而跃入全国的先进行列。可以说，岭南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中，具有了更大的兼容性，并孕育着新的飞跃和更大辉煌。
在近代，兼容性给岭南文化带来了新的辉煌。与古代的情况不同，岭南文化在近代的兼容，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更广阔的地域，因而也就出现了更富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体系。康有为融古今中外文化为一体，由是而创立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变革为主旋律的维新思想体系。而孙中山则在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大量地“撷取”西方文化，从而创立最具时代精神的“三民主义”学说。康、孙二人由兼容而创立的思想学说，不仅是近代岭南文化的丰碑，而且是近代中华文化最高成就的体现，岭南文化正因此而取得主流文化地位。
书香世家出身的康有为，自幼承家学，饱读经籍，有较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生活在颇得西学先声的岭南广东南海，青年时代即有机会接触西方的物质文明，“知西人治术之有本”，“治国有度”。据梁启超的《康南海先生年谱》所记，康有为25岁开始“大购西书”，“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他热切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为了变革老大而落后挨打的中国，康有为“通古今中外”，取诸家之长，铸造新的思想武器。他在总结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首先从文化的深层着眼，引进西方实证科学的“实测”，改造中国传统注经的“虚测”，变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他撷取西方科学如进化论、以太说、细胞学说、考古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的新成就，糅入中国传统的易变论、元气论、万物有灵论、元为本论、心为本论，以建构其博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力图对宇宙及其发展，予以科学的认识；他又深入研究了法、德、俄、日各国革命和变法的历史资料，并吸取西方人本主义、社会契约论、古典经济学等，结合传统儒家的政治、经济学说以及中国历代的典章制度，而提出一整套社会改革的理论、纲领和策略；他还糅合了儒、道、佛、基督和空想社会主义，而提出“三世说”，构筑别具特色的大同理论。康有为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大胆地吸取东方与西方各国文化之精华，融古今中外于一炉，树起了中国文化向近代转换的丰碑，建造了近代社会变革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其影响远远超出岭南而及于全国以至世界。
鉴于生活经历和文化教养的差异，以及对社会问题所取态度的不同，康有为与孙中山二人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差异。如果说，满腹经纶的康有为由于当时维新的策略需要，不得不打着儒家孔子“正统派”的牌子，在融汇外来文化时，还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早年即接受了“欧化教育”的孙中山，却大不一样，他敢于主张“行开放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0页，中华书局1982 年版。）反对“排外自大”，（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体现了岭南文化愈向前发展愈具有更大的兼容性。
孙中山把自己的学说的来源概括为三个方面：“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孙中山持开放文化观，“兼收众长，益以创新”，（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他欢迎一切合乎中国国情又顺乎世界潮流的文化。兼收的目的在创新，构建超乎古人和西人的新的思想学说体系。孙中山构建其学说，涉猎面之广，取材面之宽，是康有为及其同辈所无法企及的。他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的“均衡”、“中庸”、“民本”、“仁民物胞”、“天下为公”；道家的辩证思维，“老子之术”；墨家的“兼爱”；兵家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佛家的“普度众生”等等。他又撷取西方的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民主思想和哲学思想。
1923年1月，孙中山撰写《中国革命史》， 在第一部分“革命之主义”中即披露其“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自称“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只是“发扬而光大”，“且改良其缺点”；“民权主义”——中国古代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不谓民权思想”，“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取“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合为五权宪法”；“民生主义”——则是“参综社会经济诸家学说，比较其得失”，而采用了“深稳而可行”的“国家产业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他的“三民主义”及其作为世界观指导的哲学思想，正是兼容了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而创立的新思想学说，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最高指导思想。孙中山的思想学说的出现，不仅为岭南文化添了异彩，也使中华文化长河显得更为壮观。
应该承认，在兼容中构建的康有为、孙中山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岭南，而成为近代中国人最高的思想成就的代表，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鉴于此，有人说他们不再是岭南文化了。此话既对又不对。因为正是岭南这块开放的土地，正是岭南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才孕育了康、孙及其思想，才造就了他们的伟大。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学说，属于岭南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在近代发展中结出的硕果。而同时他们的思想学说，又不尽属于岭南文化，她已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并不矛盾，而恰恰是民族的主流文化与区域文化的辩证发展，一方面，主流文化辐射、影响区域文化，一方面，区域文化又不断地补充、丰富主流文化，如此互促互动构成民族文化的运动发展。正是从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上，我们肯定了岭南文化的第二次大兼容带来第二个发展高峰。
兼容性，在当代岭南文化的表现尤为突出，如：
排污不排外，不怕资本主义。当内地的人们还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争论不休时，广东人就敢于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方法和管理人才，敢于允许港澳同胞、华侨、外国人在广东办厂、作生意，敢于听流行歌曲、唱卡拉OK、看香港与西方影视。一句话，敢于“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就中国之社会主义”（孙中山语），把一直被当代中国人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移植进来，包容于当代岭南文化。
开门建设，筑巢引凤。改革开放，广东先走一步，然而广东人诚心诚意地欢迎岭北人，特别是文化素质高的精英们南下共创大业。广东人不惜重金聘请人才，汕头大学以月薪万元聘用北京一位教授；许多单位、企业为南飞的凤凰营造各种条件，以使之能在岭南安居创业，江门、珠海两地先后为处于困境而南下的著名电化学专家王纪三教授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与设备，使其科研成果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并登上电池工业的世界高峰。王纪三以及南下的新客家们，为岭南带来了科技、文化，也带来了敬业、拚搏精神，广东的筑巢引凤，再次掀起了岭南文化兼容中原文化的社会热潮。
与竞争对手互利互惠，同对立面共存共荣。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竞争，广东人在良性竞争中，特别能兼容他人的利益，因此，外商乐于在广东投资办厂，内地企业家乐于与广东联手开展商贸活动。广东人到内地拓展业务，大都立足于使合作者获利，故能救活一批濒临倒闭的企业。深圳三九集团公司先后兼并四川雅安制药厂、新疆中新公司、石家庄啤酒厂、哈尔滨龙滨酒厂，使这些亏损或负债的企业或是死里回生，或是焕发生机，或是成为当地的先进企业、明星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兼容，这无疑体现了岭南文化深层面上的兼容性。
在当代，岭南文化在对中原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的兼容中，从己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与比较中，进行了筛选，取他人之长而融于己，由是而变得更“清新活泼”，更具活力。她不仅有多姿多彩的工商文化、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等，而且产生出一批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以影视为例，从《公关小姐》、《商界》，到《情满珠江》、《和平年代》、《安居》，当代岭南文化奇葩破绽而开，其通俗文化已取得了优势，出现了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期。可以预料她还将在不断的兼容中更创辉煌，在未来世纪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更光彩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