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语言权势研究述评
余廖洁 潘不寒
内容摘要： 本文对2005-2018年间中国知网中语言权势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了国内语言权势研究的主要成果，从语言权势的理论内涵、关系建构和主要研究话题等三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探讨了语言权势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从语言景观视角开展语言权势研究的可行性。
关键词： 语言权势 权势建构 语言景观 人际交往话语
一.引言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反映和构建人类社会。在经济和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物质层面，对语言生活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多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也日趋激烈。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使用，语言所担负的也绝不仅仅是沟通的职能，它还包含一种使用者背后整个社会势力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和竞争过程。因此，研究语言背后的权势关系不仅有利于从微观层面了解人们的生活交往状况，也有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国家的语言规划政策，维护语言背后的文化平衡和社会稳定。本文将参考国外学者的学术观点，旨在梳理国内学者已有的语言权势研究，探究该领域的发展脉络，反思其研究现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语言权势的内涵与理论探究
学者段敏（2014）认为，当用“权势”这个概念来分析人类的社会行为时，它可以有两种含义：“行为的能力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前者指的是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后者是支配他人的能力，即在两个人中，如果一个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个处于服从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是权势一方。本文所探究的语言权势是指在社会背景下，语言之间存在的交互关系，涉及到交际双方，因而关注的是权势的第二层含义，即不同群体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在社会活动中，权势主要通过语言的结构层面和互动层面来实现（Thornborrow 2002）。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人际沟通交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语言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展示了“不同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权能、力量、才能、资本和知识等各种显示权力的因素的语言表露和语言游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词汇表达本身，它更能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的媒介，反映出其背后复杂的权力类别系统。
关于语言权势的具体内涵，学者们在不同的领域都做出了相应的探讨。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权势”一词最早是在1960年，由社会语言学家Roger Brown和Albert Gilman引进，他们通过考察数种欧洲主要语言称代系统，概括出代词对称的两种基本语义关系：“权势”和“等同”。前者指代表示礼貌客气的尊称形式（如拉丁词vos），后者体现表示亲近随和的通称形式（如拉丁词语tu）。1972年，他们对“权势”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的举止，他对后者就具有权势。权势是一种至少在双方之间才能产生的关系，话语双方对于这种非对称的形式的选用，表明各自在等级社会中身份地位的异同以及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角色的认定。”学者任育新（2015）则以语言顺应论（Verschueren 2000）为基础，将权势定义为“交际网络中受到交际需要的语用驱动而通过话语构建的交际者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意在凸显权势的交际属性和语用属性。在外语学学科的其他领域，例如翻译学中也存在与语言权势相关的理论，如语言势差论（罗世平2006），以及在各种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关于“权势和自由的变迁”的讨论（王中2007）。
随着对语言权势内涵理解的加深，学者们还尝试着去构建权势关系模型。赖良涛（2009）提出可以从语言的意识形态层（如社会中强势统治阶层可以把反映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方言确定为标准语言）、语类选择与控制（如现代社会中的庭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执法机构事先规定了庭审语类的形式）、话语方式的选择（如网络媒体资源带来了新的话语方式后，强势和弱势阶层都争取利用其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夺有利的社会等级地位）、话语范围的选择（如西方主流媒体宣扬的“全球化”，但实际新闻内容更多体现的是“欧美化”，以加强其在全球社会中既有的支配性权势地位）等四个角度建构语言权势，并指出交际者可以基于情景语境、交际目的来自由选择适当的语言资源，以争取维护有利的权势地位。此外，学者任育新（2015）在Paramasivam（2007）所做的话语建构策略的基础上（即话题控制、副声道信息、幽默、提问质疑、模糊限制语、重复、沉默、停顿、打断），将话轮控制、话轮转换等策略也纳入其中，提出在当前语境下，从说话人说什么（话语内容）和怎么说（话语方式）来建构各种权势关系。
2) 故障停车功能。主机运行过程中，当安保控制模块检测到故障停车故障时，即刻输出声光报警，同时通过CAN网络将故障停车信号发送至电控系统LCU、DCU和遥控控制模块；遥控控制模块执行停车逻辑，由DCU向各缸CCU发送指令，控制主机停机。与传统柴油机的安保系统不同，该安保系统需实时监测电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现电控系统有严重故障时需立即执行故障停车功能。故障停车信号包括推力块温度高、主轴承滑油进口低压、曲柄油雾高浓度、增压器轴承滑油进口低压、气缸冷却水进口低压、辅助风机压力低、紧急停车-机旁、紧急停车-集控和电控系统严重故障。
三.语言权势研究的主要话题
人际交往方面，学者段敏（2014）从语音、词汇和语用三个角度来分析会话中的语言权势，研究发现，在会话过程中，交际者语音语调的高低变化、词汇的选择和话轮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会话中隐藏的”交际者之间的权势关系。例如在医患双方的会诊中，医生（即拥有权势的一方）说话往往会使用降调，而患者却常常使用升调来表达他们对医生的敬畏、礼貌以及话语的不确定性；在母子谈话中，位于权势一方的母亲偏好使用高或中级情态动词（如must,ought to）来显示他们的权威，而非权势一方的儿子一般会使用低或中级情态动词（如may,could）来表示他对母亲的尊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中，有的人健谈，频繁地发起话轮和提出新的话题，而有的人则相对寡言，只是作出回应而已，因此他们中间总有一个话题掌控者，即具有权势的一方。
1.人际交往话语层面
基于以上关于语言权势的内涵和理论，学者们在具体领域开展了相关研究，涉及日常人际交往、学术互动、文学作品、访谈、翻译等多个方面，以及语言内部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多个视角。总体来看，语言权势研究集中于人际交往话语和多元文化中的语言选择这两个层面。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语言权势的内涵和理论建构已有一定探究，但整体所涉及的领域广度和深度仍显不足，缺乏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模型。
在社会双元或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语言的选择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有学者对于实地语言景观进行了探索，例如苏杰（2017）通过研究上海的城市语言生态系统中，私人标牌所体现出的语言权势与该城市生态系统中的文化权势的关系，发现官方领域语言景观能够较准确地体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语言权势与所对应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官方标牌的主导语言全部为汉语），而私人领域的语言景观中的语言权势则与群体社会地位存在错位，并且指出这种错位主要是由文化权势的影响造成的（例如私人标牌中，由于英语对应的文化权势过高，英语的语言权势也获得了过度的提升，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汉语）。
本次设计采用Altium Designer软件，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一款PCB辅助设计软件。它集成PCB设计系统、电能仿真系统、FPGA设计系统于一体，可以实现从芯片级到PCB级的全套电路设计，原理图的绘制和PCB的布板均使用此软件完成，制作的三相三线的电路硬件实物[5]，硬件实物如图6所示。
另一方面，还有学者（曹湘洪，王丽2009）对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选择进行研究，发现尽管总体上维吾尔语仍是该地区维吾尔族人的强势语言，但该群体在同一次维吾尔语对话或交谈中兼用汉语的现象逐渐普遍；此外，在具体语域里的说话人的语言选择也存在“权势”的影响（例如在有“权势”差异的交际中，维吾尔语使用量增多，而在“对等”和“既没权势，也没对等”划分的交谈中，维汉夹杂和汉语使用量增多），这反映出维吾尔族地区在社会化以及双语教育的影响下，汉语的语言权势逐渐提高。对该地区语言权势的分析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下维吾尔族言语共同体的社会语言特点，同时也折射出语言规划中少数民族言语社区语言变异的某些特征和规律。
范彩霞（2000）指出，交际话语中存在两种语言标记“权势”和“等同性”，前者指交际双方社会地位的差距，后者涉及到交往双方共享的某些社会特征，如宗教、性别、年龄、出生地、职业等，以及打算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亲密行为等因素。她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指出这两种语言标记都将成为说话者在说话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定位自己所凭借的一种方式。陈松岑（1989）则对人际交往话语背后权势地位的差别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这种差距可以是辈分的高低、年龄的长幼、财富的多少、学识的深浅和体力的强弱等。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间，长辈和晚辈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雇主和佣仆之间，上级和下属之间都存在一种权势关系。除此之外，江结宝（2005）认为，地位、身份、职业、修养、品格、相貌、甚至生存的自然环境（如城市和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也可以形成语言权势关系。
有学者指出超市的兴起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可以被用来作为扶贫开发的引擎。出现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农户融入超市供应链并利用这些潜在的机会？
2.多元文化中的语言选择层面
不仅是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在学术交流互动方面同样体现了语言权势。任育新（2015）以高校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为例，考察了汉语学术互动中专家建议者对其权势的建构，他认为专家建议者在学术会话中主要建构了四类权势，即机构性高权势、个人高权势、（与被建议者）同等权势和个人低权势，并指出这些权势的建构和动态调整受到满足当前交际需要的语用驱动，包括有效实施建议的交易型目标、履行该实践社区所预期的社交权利和义务、满足参与者的面子需求等，因而他认为权势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语用策略。
还有学者指出电视访谈中也存在话语权势的博弈，例如蒋跃、李璐（2010）通过对比分析对话中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各自使用模糊词语（如人称、情态、缓和语等）的情况，发现对话双方分别倾向于使用不同数量和不同类型的模糊语来表现各自的立场，表达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直接或间接地确立各自在对话中的权势地位，研究同时验证了模糊语的使用可以达到自我保护、表示礼貌或使说话更具客观性和代表性的目的。
3.其他层面
除了以上两个研究相对集中的层面之外，在外语学科的其他领域，也存在关于语言权势的探讨。在翻译研究中，学者王富（2012）运用语言势差结构理论，以阿拉伯帝国、十字军东征时期的西欧、辽夏金元清帝国的翻译为例，指出高权势低语势文化对低权势高语势文化的翻译具有非殖民性，证明语言势差在翻译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权力势差所无法取代的，为反思当前翻译研究的泛权力论和权力决定论，区分语言文化之间的自然同化与强迫同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文学研究中，对于语言的变迁中存在的与权势的关系，郝庆军（2008）在对鲁迅先生晚期杂文的研究中，指出鲁迅先生正是从语言的变迁中看到了“权势”的转移，发现了这种压迫机制产生的秘密方式，因而用自己的杂文同参与生产这种压迫机制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师长)开展论争，以笔代枪，在语言层面反抗压迫并建立起己方的语言权势。
企业与开发商作为城市的基本经济细胞，是城市更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主体。开发商与企业的参与虽然本质上是逐利，但是其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一方面，私人资本的投资是对公共部门投资的有力补充与帮助；另一方面，开发商的参与对于解决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社会住房供应等一系列市场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从以上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对于语言权势的研究理论庞杂，涉及面广，但是研究视角相对局限，大多数研究还是从人际交往的视角出发，关注话语互动层面，着眼微观视角，聚焦于语言内部的特点，而缺乏以更宏观的视角关注语言权势的社会性，从语言外部如公共空间领域的语言运用层面来对语言权势作出系统分析。
依据标准GB/T 176-2008中烧失量检测方法试验：称取样品1.000 0 g（精确到0.000 1 g）于瓷坩埚内，设定马弗炉温度为950～1 000℃，灼烧15 min左右，冷却直至常温后称量。反复此过程至恒重。烧失量的计算公式如式（1）：
从根本来上说，语言权势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切分的紧密联系，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语言权势，有助于为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的方向提供科学的依据，并及时做出调整。近几年兴起的语言景观视角，不仅关注了社会公共空间领域的语言关系，还以更宏观的角度从语言外部研究语言权势关系，是一种潜在的研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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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aramasivam，S.2007.A discourse-oriented model for analyzing power and politeness in negotiation interaction：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J］.Journal of Universal Language 8：91-127.
基金项目： 华中农业大学2019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2019387），项目名称：语言景观视角下武汉市主要商业街公共标牌的语言权势研究。
（作者介绍： 余廖洁,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研究方向：语言学与翻译；潘不寒,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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