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地球工程的政治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候论文,地球论文,政治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D99；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6)01-0026-06 近年来，在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讨论中，“气候地球工程”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所谓气候地球工程(climate geo-engineering)，又被称为“气候工程”(climate engineering)或“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是人类通过太阳辐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SRM)或者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duction，CDR)等方式来减少地球增温，习惯上被人们称为“应对气候变化B计划”。①然而，本应作为一个科学项目而被顺利推进的气候地球工程，却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而难有进展。本文从国际合作、国际环境法、国际关系、国家减排意愿和国家安全等五个方面加以论述，全面讨论气候地球工程的政治影响。 二、对国际制度的影响 气候地球工程实施范围及其影响的全球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国际问题，可能会挑战当前的国际制度，迫切需要国际合作。有人认为，气候地球工程可以跨越当前国际气候合作的困境，因为气候地球工程能够快速提供收益，成本似乎很小——这一特征极大地简化了集体行动问题。②实际上，虽然单一国家也可能开展气候地球工程，但是每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气候地球工程离不开国际合作。行为国有责任与受影响国进行真诚的谈判，行为国必须在开始行为之前进行通知，保障受影响国的知情权，并就此展开协商。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并没有规定，一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从事危险活动需要事先征得可能受到影响国家的同意。在气候地球工程成为可以接受的实施方案之前，还有一系列复杂的治理问题需要解决。在气候地球工程实施之前，诸如国际监管机制、全球治理机制等国际制度框架都需建立并逐步完善。即使是在科学研究与实验层面，也存在国际治理的问题，因此，与气候地球工程相关的科学研究也需要国际制度框架进行支撑。 首先，在气候地球工程问题上要达成全球共识，并签订新的国际条约。气候地球工程可能会影响现有的国际条约，也会要求签订新的国际条约。由于气候地球工程将改变地球的气候格局，引发新的国际争端，一个区域的气候变化很可能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国不会对此袖手旁观。正如潘家华教授所考虑的那样，“小国或私人公司可能受到大国威慑而不至于采取单边行动，但是，大国如果出于自身考虑，单独采取行动，其他国家是否有能力制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或许只能选择‘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③这种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是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技术加以约束的无奈选择。任何一项大规模的气候地球工程项目，其实施都会对全球决策提出挑战。因此，气候地球工程仍然需要相应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与军事冲突。 其次，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对气候地球工程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如果人类有能力利用气候地球工程阻止极端的气候变化，那么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应当遵循哪个权威机构的决策来决定实施或不实施气候地球工程？“对地球气候进行主动干预”这一理念本身就容易引发争议。任何有意操纵全球气候系统的行为都会面临合法性的问题。一旦微粒在大气中扩散，就很难使用反气候地球工程的措施消除它们。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集体行动不同，一旦气候地球工程开始，技术上潜在的缺陷所带来的风险就会一直威胁着人类，对持续合作的刺激会强烈得多，可能导致异常迅速和危险的气候变化。缺乏管制和自由市场体系无法保障气候地球工程的全球有效性和安全性。有些学者估计，气候地球工程启动以后，一旦失败将导致地球变暖的速度比目前快20倍。④如果气候地球工程已经启动，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会不情愿地发现，他们必须支持后续的行动——就像核武器被研发和使用之后，反对者只能被迫加入促使合理利用核能的行列。因此，必须有专门的全球性机构来监督和管理气候地球工程。 三、对国际环境法的影响 气候地球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不均衡的。即使气候地球工程的某些方案能够按照规划顺利实施，对一部分国家有利的同时必然会损害另外一部分国家的利益。向平流层喷洒硫酸盐气溶胶可能高效而廉价：1吨二氧化硫就可能足以抵消约3万吨二氧化碳的气候效应，降低全球气温的总成本每年可能还不到100亿美元。由于成本较低，任何国家都有可能绕开国际协议的障碍和壁垒，单边地实施这类气候地球工程。气候地球工程的便捷性可能恰恰是其最大的缺陷——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亿万富翁都有可能通过气候地球工程调节地球的气候。那么，问题就产生了：某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力实施气候地球工程？对于此类问题，需要从哪些层面上来讨论并解决？气候地球工程是否需要全球参与？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效的国际法律制度来进行规范和调整。 近年来，大规模的商业化气候地球工程项目不断出现，扰乱了正常的科研秩序，使生态环境面临严重的风险，亟须国际法的规制。许多气候地球工程所涉及的“碳交易”活动大多发生在不受《京都议定书》严格规范的“自愿碳交易”市场。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大规模商业化的气候地球工程无法可依或屡禁不止的局面，这些气候地球工程不受国际环境法的有效约束；另一方面，在国际法层面上，关于大规模商业化的气候地球工程，其法律地位依然不明确。 以海洋施肥所涉及的国际法律问题为例。海洋施肥涉及大量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即《1972年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但是，这些国际法规不成体系。那么，如何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准确定位海洋施肥的法律地位？明确海洋施肥的法律适用范围，有效约束大规模商业化的海洋施肥活动，种种行为亟须国际法来解决。大规模的商业化气候地球工程常常发生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公海。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大部分向海洋施肥的活动属于传统的海洋渔业范畴，而不属于海洋施肥范畴。即使有大规模的海洋施肥活动，主权国家的国内法也会对海洋施肥活动有所规制。但是，对于发生在公海的大规模海洋施肥活动，主要以船旗国管辖为主，往往得不到有效约束。公海属于人类共同财产，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进入”的自由性，如果大规模的海洋施肥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在个体化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会发生更多的大规模商业化的海洋施肥活动，严重危害海洋生态环境，导致公地悲剧。新型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方式可能会造成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如何进行规制本身就是国际法的“灰色地带”，也是公海海洋制度中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之一。随着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增多，各种新型的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方式层出不穷，这些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虽然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由于国际法的监管存在不足和漏洞，这些海洋活动依然是“合法”的，海洋气候地球工程便是其中之一。大规模商业化的海洋施肥活动尽管会对海洋生态环境构成危害，但在支持者看来，“法律不加禁止即自由”，在国际法框架下，海洋施肥这一行为的法律地位存在巨大的争议，包括“倾倒”“污染”以及“放置”等。由于缺乏具体而有效的国际法规，大规模商业化的海洋施肥作为气候地球工程的项目之一有可能被界定为合法的海洋活动，从而逃避国际法的约束。因此，即使其可能会严重危害海洋生态环境，也无法得到有效规制。⑤ 2010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193个缔约方同意，暂停使用地球工程学技术，直到“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实此类技术的效果并恰当考虑相关风险”。该裁决于2012年生效，但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预计不会对短期研究项目产生影响。在既有的国际环境法框架下，对气候地球工程的约束既缺乏体系性又缺乏有效性，因此，大规模商业化的气候地球工程屡屡发生且屡禁不止。 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气候地球工程对地球气候系统的影响是全面的，任何一个选项都不可能单独针对某一个地区。例如，向大气中注入气溶胶，随着大气的流动，其后果必然是由全体人类共同承担的。姑且不论这种技术手段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好是坏，已然牵涉国际关系。一旦某个公司或某个国家掌握了这种科学技术，并以“对社会负责”的名义实施，人们将不得不承认一国可以影响他国气候这一事实。那么，这与干涉他国内政有何区别？行为国实施气候地球工程的方案，必然出于自利的考虑。但是，这些自利的行动，对于他人可能造成威胁或者导致福利损失，甚至对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产生安全威胁，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地缘关系的一些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容易发生政治摩擦，甚至有可能引发国际争端乃至战争。 根据国际法，“基本绝对的领土主权，国家可以不顾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为所欲为，这样作为国际法所支持的观点长期以来已遭到质疑。国家承担的基本责任是不要作出有损他国权利的行为。”⑥现代国际法要求所有国家必须接受行使主权的基本原则，即罗马的古代原则，也就是“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一个国家在拥有自己的主权并意图合法行使主权特别是领土主权时，不能损害他国的合法主权及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只有遵从这一原则，才能有理有据地应对复杂多样的跨国问题，包括各国合法权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气候地球工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所代表的国家或者政治实体有可能产生一系列政治纠纷。有些国家可能会基于一些原则性问题，如反对在行星层面上的操控而反对实施气候地球工程；还些国家预测，气候地球工程的实施可能会损害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当其意识到全球气温升高可能会带来更长的作物生长季节、更温暖的冬天等益处的时候，这些国家有可能反对给地球降温。这些国家有可能与支持气候地球工程的国家产生矛盾，从而造成国际关系紧张，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紧张。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国往往能够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引导一些带有明显偏向性的政治舆论，从而导致大国关系的僵化。 总而言之，气候地球工程虽然可以由一国单独实施，但是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气候地球工程的不同方案在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产生新的风险、在国家之间重新分配风险等方面差别很大。例如，气候地球工程有可能减少降雨，从而使那些因全球变暖而经历干旱的国家面临更严重的损失；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方案可能是有益于全世界的，但是可能会对某些地区产生负面影响；反射太阳光的做法可能会降低地球的平均温度，但是也可能改变全球大气环流模式，从而造成潜在的严重后果，等等。所以，气候地球工程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切身利益，进而将演变成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 五、对国家减排意愿的影响 为了改善气候环境，减缓全球变暖，各国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等绿色理念，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在一定程度上给各国带来“发展或减排”的选择困境。能源消费结构难以调整，开发可再生能源存在技术瓶颈和资金短缺等问题，节能减排的道路崎岖坎坷。然而，气候地球工程横空出世，给某些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幻想——可以依靠气候地球工程而非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并且可以无限期地依赖下去。由此，一些国家节能减排的意愿和决心有所动摇，这是气候地球工程的反对者最为担心的问题。 对于那些不愿意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的国家来说，气候地球工程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发达国家可能会以实施气候地球工程为由逃避减排责任。有些环保人士指出，气候地球工程已然成为某些国家的政府或公司逃避减排责任的挡箭牌，他们以实施气候地球工程给地球降温为借口，继续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从科技发展的历程来看，发达国家总是掌握着“先进”的技术，以此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并谴责发展中国家使用“落后”的技术。例如，当发达国家大规模使用核能发电时，往往会谴责发展中国家使用煤炭等化石能源发电，造成空气污染；当发达国家已经大规模使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而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发展核电时，发达国家可能又会谴责发展中国家的核电技术存在辐射、核废料和战争隐患等问题。按照同样的逻辑，发达国家可能会以实施气候地球工程为借口，推卸自己的减排责任，并谴责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实际上，任何技术都存在两面性，只不过新技术的负面影响是逐渐暴露的——气候地球工程也是如此。 成本分担问题也是影响各国减排意愿的重要因素。有些国家相信，气候地球工程与节能减排、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发展低碳经济等传统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相比，成本相对低廉，大约只占到GDP的1%或更少，所以这些国家更愿意加紧推进气候地球工程而不改变生活方式，也不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但是，气候地球工程的成本真的如经济学家们粗略估计的那样低廉吗？这一估计结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因为气候地球工程的实施限度在哪里，仍然是不确定的问题，人们并不知道需要投入多少才能达到冷却地球的目的，也不知道这样的投入要到何时才能结束。如果认为气候地球工程的成本低，各国政府和企业会积极采用这类技术，那么可能就错了。最热衷于控制排放的国家——如西欧国家和日本，对气候地球工程仍然持观望和保守的态度。另外，成本问题还涉及不同世代之间的分担。有些人认为，气候地球工程所产生的利益主要增加了遥远未来的利益，当前的政治家们似乎无所收益，因此会阻碍他们选择气候地球工程的政治意愿。 六、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理论上，一个大国就可以单独实施一项气候地球工程，因此，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全球集体行动就能对气候造成影响。但是，在极端情况下，有些国家有理由怀疑，实施气候地球工程的国家是在进行某些敌对行为，就如同冷战时期，原本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人工影响天气技术成为了战争武器。就此而言，气候地球工程中的某些方案确实存在成为国家安全潜在威胁的可能。例如太空反射镜或许可以被当作太空武器，如果调整太空反射镜的角度，把太阳光集中起来对准敌方目标，就可能将其烧毁。以当今人类的科技成就，一旦太空反射镜被非法使用，必然成为战争利器，国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 气候地球工程还有可能引发包括饥荒、疾病在内的各类灾害，造成经济危机，甚至引发区域性战争，进而威胁国家安全。例如，喷洒气溶胶可以制造“火山冬天”效应，使敌方农业减产、疾病流行、灾难频发。一旦这项技术被运用于军事目的，带来的灾难将难以想象。200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中心，同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美国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下，在斯坦福大学召开了关于气候地球工程的研讨会。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军事武器，许多学者在会上表示，气候地球工程的军事研究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也有人支持气候地球工程的军事研究。由于气候地球工程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从威力上看，与改变世界格局的原子弹有相似之处。 控制气象作为武器的想法并不新鲜，据相关记载，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军方就曾明确提出了“气象控制比原子弹还重要”的观点。1967年到1972年，美国空军曾开展Operation Popeye计划，首次使用气象武器，通过人工技术控制风云、雨雪、寒暑等天气变化来改变战争环境，配合一系列的军事打击，从而干扰、破坏或摧毁敌方目标。美国政府还建立了“麦金莱气候实验室”，开发气象武器并投入实战。在越战期间，美军出动飞机在越南作战区域上空施放了大量的降雨催化弹，制造暴雨和洪水，破坏越军补给线“胡志明小道”，越军的作战行动由此受到严重影响。当然，这一举动也触怒了国际社会。1978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生效，禁止操纵天气作为武器。鉴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最新报告中提到了气候地球工程计划，很多人担心气象武器会死灰复燃。出于对气象战争的担心，一些专家提议联合国停止和取消气候地球工程的研究计划。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政治已经“绑架”了科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手段之一，气候地球工程自然无法摆脱国际和国内政治的束缚。气候地球工程已然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由于气候地球工程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并且在全球不同区域内造成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可能引发严重的法律、外交与军事等政治问题，因此，气候地球工程的研究与实施需要国际社会的集体协商、参与和决策。气候地球工程的研究与实施涉及跨越国界的利益，将会对当前国际国内的气候政治、经济博弈以及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陈迎、刘哲：《应对全球气候变化B计划引发的思考》，《科学与社会》，2013年第2期，第27-37页。 ②Schelling T C,"The Economic Diplomacy of Geo-engineering," Climate Change,vol.33,no.3(1996.07),pp.303-307. ③潘家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5期，第22-25页。 ④Matthew H D,Caldeira K,"Transient Climate-carbon Simulations of Planetary Geo-engineer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04,no.24(2007.06),pp.9949-9954. ⑤代菲：《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施肥的国际法规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14年，第59-68页。 ⑥[英]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