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观与东亚金融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亚洲论文,价值观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几何时，在东亚经济腾飞中令东亚人引以自豪，也令世人普遍赞叹的“亚洲价值观”，目前正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经受着冲击和考验，许多人正在重新审视这种价值观，有些人甚至怀疑起它的价值和作用。作为亚洲人而又深切关注着国家建设的中国伦理学者，我们更加有责任，来研究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包括对于东亚地区的前途和命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所谓亚洲价值观，是指亚洲人民，特别是东亚人民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时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它既继承了亚洲传统精神文明的精华，又吸取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因素，经过整合而形成的；是文明和文化的一种综合创新，其核心是社会整体主义。这是一种尊重个人的利益和价值的整体主义，内容还包括忠于国家、热爱民族、尊重知识和人才、提倡勤俭、尊老爱幼、讲求诚信等，由于它与西方国家通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显著的不同，所以才称之为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萌发很早，还在亚洲的古代就弥漫着这种整体主义的道德精神。例如，中国古代最重视公私之辨，认为“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公私也是善恶之源，一切善都从“公”出，一切恶都自“私”发。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即使在经济活动中也要处处“破私立公”。什么是“公”？“公”就是集体与社会，就是民族和国家。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经济伦理，可以发现许多这种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萌芽。
首先，在经济活动的目的上，许多中国古代人既不是只为个人的生存和享乐，也不是为了个人的超越，去做什么“上帝的选民”，而是为他人，为家庭和亲族，甚至是为着民族和国家。清代的陈确提出“学者要以治生为本”，他说：“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哉！”（《陈确集》卷五）这里虽然说的是“学者”的人生观，其实也包含了一般的人生观，那就是人活着就应当“治生”，即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而“治生”的目的无非是履行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下者赡养父母妻子，上者管理好民族国家。徽商章策客死浙江兰溪，临死之前嘱咐其子耀庚说：“吾有遗恨二：吾族贫且众，欲仿古立义田、置义塾为经久计；吾乡多溺女，欲广为倡捐，俾生女者得给费以变其俗。汝无忘父志。”（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买义田、置义塾，救济族内的穷人，帮助其子女读书，还要设置公济金，资助那些生了女孩子而无法养育的人，改变本地溺杀女婴的恶习。
其次，在经济生产活动中，许多中国古代商人识大体、顾大局，恪守经济道德，宁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决不损害他人和集体。例如山西商人，“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田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资。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沈思孝：《晋录》）这就是说，不但不用设誓和合同而忠诚于现在的企业和伙伴，而且对于祖辈所逋欠的债务，一旦得知后，也要千方百计地归还。婺源商人朱文帜，在珠江经营茶叶，每当新茶过期，他不听市侩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经营二十年，亏蚀本钱数万两，“卒无怨悔”（《扬州画舫录》卷六）。山西乔氏“复”字号商店，对于“相与”字号（有密切交往的商店），舍得下本钱，放大注，给予多方支持。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广义绒毛店曾欠他们5万元， 破产后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归还。其下属商号一旦停产时，所欠外债立即全部归还，外欠的却能收多少算多少。（《晋商兴衰史》，第148 页）这些表面上看是维护信誉的道德，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商店的信誉，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再次，在每个阶段经济活动之后，中国古代商人总是将自己的盈余，大量地投入公益事业中，自己却省吃俭用，这部分钱财，除了养家赡亲之外，还扶持宗族。例如歙人汪光晁，“以服贾致裕，专务利济。族中劳苦者，计月给粟，设茶汤以待行旅，制棉絮以给无衣，施医药以治病人，设义馆以教无力延师者，岁费凡数百金。又每岁施棺。行之数十年，所费以万计。”（《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义行》）对于非亲非故之人，有些商人也能出于恻隐之心，扶困救厄，仗义疏财。更有一些商人，热心于修路建桥、兴修水利，甚至资助到外乡。婺源商人詹文锡，“奉父命至蜀。重庆界涪合处有险道曰惊梦滩，捐数千金，凿山开之，舟陆称便。当事嘉其行为，勒石曰‘詹商岭’。”每当发生旱涝病疫等灾害，商人们也踊跃地赈谷救灾。休宁吴鹏翔“汉阳荐饥，鹏翔适运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悉减值平粜，民赖以安。”（嘉庆《休宁县志》卷十五）商人不但以钱物服务于社会和集体，还有不少勇敢的商人，面对社会上的恶势力，敢于拍案而起，勇斗贪官污吏和豪强恶棍，甚至在民族危难时，敢于揭竿而起，保卫乡土和人民，维护了国家民族的统一。
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亚洲价值观，千余年来维护了亚洲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即使对于经济生活而言也是如此。诚然，由于种种原因，亚洲经济在本世纪中期以前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但是在历经无数的浩劫和波澜之后，它仍然能够挺然屹立、绵延不绝，不能不说这里亚洲价值观的萌芽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亚洲价值观诞生于大约一百年前，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是它的母亲。虽然这两次运动有许多差异，结局也更是不同：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但是在价值观上，它们都是在汲取了西方近代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东方传统，都是信奉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这种亚洲价值观念的创立者之一的梁启超（1873—1929）主张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他说：“人者，动物之能群者也。置身物竞之场，独力又不足以自立，则必须互相提携、互相防卫、互相救恤、互相联络、分劳协力、联为团体之保治安。然团体之公益，与个人之私利，时相枘凿而不可得兼也，则不可不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他提倡利群、益群、为群。另一位亚洲价值观的创立者涩泽荣一（1840—1931）认为，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应以谋求国家多数人致富为根本”，“除非对社会多数人有益，否则就不算正派经营的事业”。他指出：“仅仅一个人是成就不了什么事的，还要有国家社会的助力，才能求得其利，也才能完全地生存。”“救济社会”是酬报社会的恩惠的行动，是“当然的义务”（《商务圣经》）。这种亚洲价值观很快就在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地普及起来，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东亚、东南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它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美国的杜维明教授曾经这样指出：“东亚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比方说，利己主义或者朴素的个人主义（西方的经典神话）的价值根本不受到重视。与此相反，重点却放在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以内的协调以及合作这些因素上。而且，教育大受重视。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样一些价值，恰恰正是60年代被认为是对现代化有危害、或是与之水火不相容的那些价值。如今，这些价值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作是对东亚很多地区成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重要因素。”（《新加坡的挑战》，中译本，第30页）
然而到了去年7月， 随着被称为“经济奇迹”的东南亚经济发生突然的金融危机之后，与之相联系的“亚洲价值观”也受到了怀疑。但是，在认真地研究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与亚洲价值观的关系之后，这些怀疑就没有根据了。
首先，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政策过热，大借大贷导致了过度投资，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和管理不善，另外就是信心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生产的结构性过剩，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政府统治型模式不适当等（见张蕴岭：《东亚金融危机》，《瞭望》1998年第9期），这里没有价值和伦理问题。就是说，不是亚洲价值观引起的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至于谈到政府与企业密切联系，以政府指导为主的模式，虽然似乎与亚洲的传统伦理价值有关，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监管什么时候也应该有，这是经济发展本身所需要的，但是管理的职能和方式应当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而不断转变。例如，应当从追求增长转变为追求效益，从盲目的上项目转变到加强资本和金融的监管。这些转变也不涉及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
其次，说到伦理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们乃是社会生活中两个领域里的问题，其关系也是间接的，前者对后者只能起非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即使昔日东亚经济腾飞之时，也是由于复杂的经济政治原因，不单是“亚洲价值观”的功劳，它只是促进的因素之一。因此，现在出现了金融危机，也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亚洲价值观。“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我们不赞成道德决定论的观点。
再次，现在东亚的金融危机，既不能否定它以往经济起飞的辉煌事实，更不能断言它的经济会永远危机下去。许多经济学家乐观地预言，亚洲的经济发展趋势不会改变，经过调整后，下个世纪还会是一个高增长点。世界银行也认为，高储蓄、高教育、重视效率的东亚经济，前景良好。绝不能因为发展中的一点挫折而否定了东亚经济的成功，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亚洲价值观。
事实表明，促进东亚经济腾飞的亚洲价值观，现在正成为坚定东亚人民的信念、鼓舞东亚人民克服金融危机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方面，韩国人民走在前头。他们不但政府精简机构、降低工资，企业开展了减人增效、勤俭节约运动，就是普通市民也在“国民团结共度难关”的号召下，节约度日，不再讲排场，摆阔气。22个市民团体联合起来“拯救经济泛国民运动”的形式在全国提倡爱用国货，抵制高档洋货。不少家庭主妇连麦当劳的汉堡包都不买给孩子吃。今年新年过后，各地各界搞起了广泛的集金运动，仅两天功夫， 就有13 万人将珍藏的各种黄金首饰10000余公斤捐献出来，表现了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 （见张锦芳：《看韩国民众义纾“国难”》，《瞭望》1998年第3期）这就是亚洲价值观，在这种精神力量面前， 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完全可以预期，亚洲人民的这种曾经和正在起着作用的亚洲价值观，在重铸亚洲经济辉煌的历史征途中，将永远发送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