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的实质、困境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实质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转型”与“社会转型”
“转型”一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它是从化学领域的“构型”、“构象”以及生物学上的“进化”等词发展而来的。其意指通过改变分子结构的空间排列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结构与功能；或“某一基因型的细胞，从周围介质中吸收来自另一基因型的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DNA），而使其基因型和表现型发生相应的变化”〔1〕。易言之，在生物和化学领域，某物之内部构成要素以及该物同周围他物的各种交换关系，因其有着特定而有效的组合方式，而使该物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就叫“型”。当着事物内部各组成要素以及它同周围环境的组合关系，或发生空间排列方式上的变化，增加或减少构成要素，从而使事物原有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就被称为“转型”。转型后的事物，要么变成了他物，要么通过改变结构而增加了新的功能。在这里，“型”主要是指事物的结构，“转型”就是通过变换事物的结构，而增加或减少事物功能的过程。
逐渐地，作为上述具体概念的“转型”范畴，就被移植到社会研究领域，具有了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性质，用来特指社会结构的变迁，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等。但社会转型远比一个分子或细胞的“转型”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构成社会之组成要素的，除了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等这些一般物以外更主要的是有人参与其中，而人是有需要、意志、情感和精神的。正是有了这些不可视见而只能通过理解和体验才能把捉得到的精神要素才使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具有了新的关系结构和意义结构。已如上述，社会转型本质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结构何以成为社会转型的主要对象，并以怎样的机制来进行的。
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相对稳定而持久的固化形式；这种形式的直接表达就是社会规范体系；社会规范体系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范型”，或称为社会生活模式。这种范型或模式是在人们的生产和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其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起自于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以及在实现这一目的过程中所必然参与进来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性。
为着获取人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人类必须以个体或个体之联合形式，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但在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中，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主体都是以客观实在的方式而存在的，人们绝不能像在观念领域那样，可以超出经济的范围而随意构想。相反，在生产活动中，生产主体必须考虑各种要素之间有效的结合方式，以求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即求得最大效率。而要做到这一点，生产活动必须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这个规则的规范化形式就是技术制度体系。显然，这个技术制度体系就构成了人与物之间有效结合方式的模式或范型。严格说来，技术制度是不受社会制度体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分配关系制约的，因为无论哪个阶级，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大体相同的，这就是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产品。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分配关系，却可以通过影响人们进行生产的积极性和态度进而影响到技术制度所实施的有效程度，并最终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换言之，在社会规范体系中，除了技术制度之外还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较之前者，后面这些制度在社会转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当人们走出生产活动领域（主要是主客体间关系）而进到产品的交换、分配和消费领域（主要是主体间关系），人与人之间矛盾与一致的关系，便由先前的隐蔽形式发展为现在的公开形式。为着确保生产活动之外的其他活动能够有效地进行，并使得每个个体得到他应得到的分配份额，用来约束和范导人们各种交往活动的社会规范体系就必然地出现了。但规范体系的生产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人类意识之外化的产物。这是一个人类自身进行自我整合的过程，是人类意识秩序化的要求。但社会规范体系一旦作为人之本质力量对象化之产物存在以后，就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物，进一步地也就成了人类进行认识、批判和改造的对象。这种批判和改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转型的过程。那么具体说来，它是以怎样的机制完成的呢？
社会规范体系原本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规范化形式，因此，人们建构社会规范体系的目的，旨在通过建构一个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价值框架，以使这些活动得到秩序保证和意义说明，从而达到活动者所预期的目的。所以，任何一个规范体系的建立，在一定时期内，与人们的活动是一致的。在活动和规范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在这个张力之下，规范对活动保持着较强的容纳能力，提供着较大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个限度内，活动从规范那里得到的是支持、保证和说明，以及进行自我评价的价值尺度，唯其有了这个尺度，活动才获得了规定和意义。但是，活动和规范之间从来就不是完全一致的。任何社会规范体系从其建立的初起，就已经包含了扬弃自身与他物的种子。这是因为，社会规范体系是作为人类意识之外化的产物而存在，而人类意识就其本质而言乃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它要通过对包括社会规范体系在内的现存事物的批判而走向可能世界。所以，人类意识与其自身之产物的社会规范体系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当这一矛盾激化到非借助现实的行为超出原有规范体系所规定的价值框架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当规范和活动之间失去了必要的强力，规范非但不能为活动提供秩序保证和意义说明，反而束缚其发展时，社会转型也就到来了。简言之，社会转型实质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借助于社会规范体系的重建而实现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社会转型的动因起自于人类意识与意义结构的完满性与社会规范体系非完满性的矛盾；社会转型的目的旨在寻求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结构，为人的生活提供更为有效的社会环境和价值保证。
二、中国社会转型及其困境
社会转型从性质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伴随社会制度的变更而来的社会转型；一是在社会制度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过程中而实现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范畴主要是从人类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规定和立论的，它不同于主要从政治角度说的社会革命。近年来，许多人提出疑问，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还要向何处转？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已是一个完满的概念和完善的体制，似乎不再需要更新和发展了。我们以为，中国向何处转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主要的则是实践问题。我们已经和正在进行社会转型，并将继续下去，这已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趋势，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概念来表达这一历史过程，而在于怎么转，如何用科学的价值观来范导和推进社会转型。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转型，（1 ）由以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社会，（2 ）由农业社会到以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3）由工业社会到以服务和能源、 信息开发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当然，这只是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说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并非都要经历历史发展的这三个典型阶段。人类历史发展呈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即便采取相同的发展道路，也未必就以相同的方式来进行。印度学者A·R德赛曾在本世纪70年AI写作成的一篇文章《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中明确指出，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相比，社会主义仍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我们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时期。由于我们所进行的是如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形式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实践，因此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时空特征，使我们面临种种特殊的社会历史难题，这些难题构成着我们社会转型中的种种困难。
从主体角度观之，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现代化过程）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其前没有可供参照的模式，因而是原发国家，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我们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式，因而是追赶型发展中国家。
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其间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在不甚严格的意义上，我们的市场经济仅有十几年的时间。
从空间结构来看，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世界历史交往形式远没有确立的前提下开始的；而我们则是在知识、信息和技术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所必然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
西方市场经济在其久远的历史流变中，其负面效应所造成的个体压力和社会压力是逐渐呈现的，并在这种不断呈现中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他们常常采取侵略战争这种形式，或攫取他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补国内资源之不足；或转嫁国内各种压力于他国，以缓解国内各种矛盾。而我们则是以历史浓缩的形式，把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几乎是同时地呈现出来，因此它所造成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乃是倍加的，致使人们极度地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极有可能使人们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市场经济以及它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因而也就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已不能像原初的西方国家那样，采取非人道的战争形式，只能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发掘自身的自然资源潜力和人力资源潜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因为，建立一个不同国家之间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全球性的发展体系，已不单纯地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西方市场经济在其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曾付出了极大的物质代价和精神代价。这些代价都以史实的形式在我们推行市场经济以前预先地呈现给我们了。因此，为着避免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我们极有可能在力求避免代价的同时，而使市场经济本身以畸型的形式缓慢地演进。由于市场经济有着与其自身不可分割的代价方式（模式代价），于是，我们有可能在既要求市场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又想避免其模式代价之间摇摆不定，以致缩手缩脚，步履艰难。
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以知识为中轴、以技术为先导、以信息为纽带、以开发和服务为主要领域的后现代社会，而我们却处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历史进程上的巨大差距和时间上的共时性，使我们承受着双重压力；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同时还要面对与西方国家大体相同的人类困境——生态失衡、空气污染、资源匮乏、地区冲突、信仰危机、价值失落，等等。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当代人类图景，同时也构成了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社会问题。面对艰难的困境，根本的出路在于选择正确而有效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适当、适时地加以解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三、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追求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人类活动的永恒目标。社会进步实质上是通过人与物的有效结合方式而实现的人的进步。这种进步就其所借以实现的途径和手段而言，包含着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在物的因素已被确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最佳资源配制以求得最大化价值，就取决于人的因素了。这除了以生产和技术水平为主的心智力量以外，社会的规范、制度体系就成了最为紧密的了。而说到底，社会的规范制度体系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化和文化结构的优化问题。
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中经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发展为现阶段的文化结构的转型。这种转型历程充分说明，在社会变迁中，文化结构的转型较之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型，乃是更为根本、更为艰难的部分。因此，当着社会转型进行到一定程度，社会诸多问题 就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深层的文化问题。因为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任何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都是特定领域的人类文化活动，都有人的信仰、信念、意志、情感和价值标准在其中。具体说来，在摆脱困境的实际操作中有这样一些方面。
1，建构现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信仰体系。信仰是一个民族、 国家乃至个人进行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动力，同时也是使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趋之于已设定的价值理想的心理过程。信仰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把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整合为一个较为一致的模式，使之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借助于此，人们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健康、饱满的精神状态。因此，信仰什么，如何信仰即成了如何进行社会转型的关键问题。
从信仰的对象来看，有社会理想信仰和宗教崇拜信仰；从信仰发生的机制来看有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而在实际的社会信仰活动中，它们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绝不是说，社会理想信仰和宗教崇拜信仰就没有了本质区别。宗教信仰因其信仰对象是虚构出来的幻想存在物，信仰的结果只能是心理、情感和精神需要的某种满足，这种满足是以超脱现实世界和消极方式来实现的，它未使现存的事物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而社会理性信仰则不同，它是立足于现实而走向未来的，其目标是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尽管它也需要心理、情感和精神的支持，但本质上社会理性信仰则是社会理性的产物。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倡导的是社会理性信仰而不是宗教崇拜信仰。
社会理想信仰是人们对既定社会理想的信赖与追求。社会理想的确立，是居社会重要地位的权威集团依据对现存世界的价值分析而建构出来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须代表人民大众共同的愿望，否则社会理想信仰就成了少数人的事情，因失去了强大的群众基础而不能实现。所以，只有当社会理想信仰变成了群众进行生产和革命之坚定信念的时候，才具有现实性。中国的现代革命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共产主义为其信仰对象的。因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就使得社会理想信仰和个人信念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但随着生产活动、交往活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变化，社会信仰对象也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信仰对象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一是信仰对象在内涵和外延上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新的内容。伴随着这种变化，人们的信仰也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对原有信仰对象的怀疑，对眼前短期而有效的价值目标的全力追求；同时又不满足于此，在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又在苦苦地追求着更为长远的价值理想。我们把这种因信仰对象发生变化而导致的人们在心理、情感和精神上的“无主状态”称之为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常常和社会转型相伴而生。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信仰危机”确属一个重大社会文化现象。如何摆脱危机实现信仰重建，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社会转型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首先必须指出，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信仰危机，不是因原有信仰对象（共产主义）的“消失”而产生的，而是伴随原有信仰对象在内涵上不断丰富而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危机仍是推动社会发展以求人的全面进步的一个良好契机。但既是一种危机又总是说明了原有信仰对象的某种缺欠和不足；既是一种契机，又必定包含着实现信仰重建的有利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这种不足以及实现信仰重建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在现代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主义以一种价值理想的形式，作为人民大众的信仰对象，并成功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完成，这是由当时的实践水平和意识水平决定的。第一，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夺取政权以求得全人类的最后解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就成了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反映这一任务从而代表群众之根本利益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就成了不可怀疑的信仰对象。至于这种理想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社会结构、实现到何种程度，在当时的实践水平和意识水平上是不可能被考虑到的。第二，二次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弱小国家的殖民统治而开始的世界历史交往形式虽已初步确立起来，但我们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而进行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基本上是在原有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下进行的；对西方的经济、科技、制度和文化采取全面批判态度的意识形态体系，使我们基本上失去了把社会主义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加以比较和借鉴的可能性。因此，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为信仰对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仅以精神价值和精神动力的方式而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质言之，当时社会需要水平的低层面、社会需要结构的简单性（夺取政权、解决温饱），直接决定了当时的共产主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匮乏和不足。
这种不足和匮乏，一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需要结构和水平发生相应变化的时候，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即是说，在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实践水平、意识水平和需要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似乎开始怀疑甚至不再信仰它了，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世俗层面的对利益和金钱的追求；货币似乎成了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这一事实表明，人们的信仰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完满的概念和体系，它不是一种既成的存在物，而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过程，在不断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中求得自由、平等和进步。所以，一当人们带着完满的共产主义概念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时，便从先前的信赖走到了怀疑甚至否定共产主义一端，继而失去了对各种社会对象进行正确评价的价值尺度。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应该信仰什么，实现信仰重建的条件和措施有哪些。
首先，社会主义必须也必然是我们的信仰对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合理而有效的经济活动模式，与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最佳资源配置方式，首先要求的是自由、平等、公正和效率原则，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是完全一致的〔2〕。但在计划体制下这种精神为何没有得到实现呢？ 这是由于，在计划体制下，社会主义精神与实现这种精神的管理体制是分离的；经济和文化决策上的政治化，利益分配上的平均化，日常生活上的一律化，使得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不是依据客观规律进行，而是依据主观愿望来组织。这就从根上失去了为实现社会主义精神而需要的现实基础。于是，人们就把对计划体制之种种弊端的认识推广到社会主义精神上，结果连社会主义本质也给否定掉了。所以从实质上说，社会主义转型乃是一个为社会主义精神寻找合理基础的过程。
其次，对社会主义的重新信仰已不再是一个自发的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但要完成这一任务，至少要做到：（1 ）对社会主义要有一个科学认识。这是社会主义信仰的理性前提。社会主义是在不断修正和完善中体现其优越性的。若是以一种完满的观念来认识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很难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2 ）社会信仰从来就不是个人自发的过程。若是没有权威人物或权威集团借助各种媒介进行的宣传、影响和灌输，社会信仰就难以形成和发展起来。要使人们再度信仰社会主义，没有使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是不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合理而有效的社会制度体系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制度建设就成了实现信仰重建从而完成社会转型的根本保证。
2、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社会整合所借以实现的手段，除了通过理想层面即社会信仰之外，更为主要也是更为根本的则是社会制度体系。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实施，是一个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否则它就不能为社会主义信仰提供根本保证。
前已述之，社会规范体系的建立是人类秩序意识之符号化的产物。即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自然也就包含着建立各种规范体系之合理基础的“批判”过程，没有了这种前提性的批判，规范体系极有可能建立在非理性如情感、意志基础之上，其结果往往是重大社会决策的失误，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发展的低速度和低效益。计划体制下，制度和规范体系的建立与实施，一般来说是没有价值分析和合理化论证这一过程的，而是直接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的。由于人们对社会规范体系的建构原则及其合理基础不甚清楚，因而对这一规范体系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精神的认识也是模糊的。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实践水平和意识水平决定的。历史的惯性使建国后的人们仍以革命时期的那种革命态度和革命热情，来进行决策、生产和交往，因此，寻求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合理基础的工作，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原因在于，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只是观念的；只有当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而不再是革命实践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实施才会真正落到实处，人们才去寻找这种建构的合理基础。这一过程大体开始于本世纪70年代末。这就是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标志着人们的社会意识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再是情感、意志和主观愿望层面的了，而是社会理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建构社会制度体系的合理基础和原则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这就是公平效率原则。社会制度体系能否体现公平效率原则，直接反映出该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和人道性；有利于谁和不利于谁的倾向性。
社会规范体系既是人们进行生产和交往活动的合理化形式，所以其第一原则应该是效率原则，这是由人类进行生产和交往的目的决定的。社会规范体系若是失去了人类的合目的性，即不能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满足各种需要提供秩序保证和意义支持，其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其次，社会规范体系至少在理想上是否有利于一切人，直接标示出该规范体系的公平程度。社会规范体系若不能为所有的人获得平等竞争、平等交往和平等分配的机会提供保障，那么该规范体系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合理性。但必须指出，把公平效率立为规范体系的建构原则，与该规范体系完全体现这一原则是有相当距离的，完全体现公平效率原则的规范体系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体现这一原则，其中根本的出路仍在于规范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社会制度的完善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解决的。社会规范都有一定范围和一定强度的约束力。从约束的性质来看，可分为强制的和非强制的。强制的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那部分，非强制的是指虽没有法律效力但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那部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加强和完善具有法律效力的那部分体系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转型时期一些重大社会现象如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侵害公民权利等等，已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了。但这些现象却经常发生且屡禁不止。这充分说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规范体系还远没有健全和完善起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仍在于制度本身，这就是制度制约制度。这有两个关键内容，（1）建立适用于新的活动领域的规范体系。 市场经济提高了人们进行生产和交往的社会化程度。生产所用时间的缩短和日常生活时间的延长，使人们的活动空间、活动效率较之从前极大地提高了，由此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复杂了。这些新的活动领域和新型关系需要新的规范体系来进行约束和范导。然而，这些新的规范体系还远未建立和完善起来，一些不合理社会现象的长期存在，正是这种不健全的直接表现。（2）在社会规范体系中，除了用来约束和范导人们的经济活动、 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之外，还应有用来约束和评测权力适用范围和运用效益的制度体系。没有这部分规范，权力的使用极有可能超出它所适用的范围，使得行使权力的人获得权限以外的利益。在计划体制下，权力制约机制是通过一律化的共产主义观念体系来完成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弱化，要求着权力制约机制要通过制度来完成，这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然而这部分规范还远未建立和完善起来，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公平效率原则。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和政府除了用制度这一强制手段来整合人们的行为之外，更为根本的则是观念的整合方式。因为制度的约束和范导作用只有通过观念的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们的合理行为是他律与自律有机统一的结果。因此，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思想文化建设就成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3、思想文化建设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又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种经济行为，毋宁说是借着经济的形式而实现的伦理活动。市场经济的伦理内涵正是思想文化建设的根本内容。效率原则要求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人们，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提高社会活动效率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人们形成伦理意识和伦理行为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契约伦理活动，打破了计划体制下那种依靠自然情感和革命情绪把人们联系起来的伦理关系；契约伦理原则上要求人们具有公平和效率意识。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尽可能普遍有效的理性尺度，去匡正和范导人们的行为。当这种理性尺度以“绝对命令”的形式发挥其职能时，理性尺度就变成了评价尺度，有了这样的尺度，人们的评价活动和评价对象才可以被置于客观公正的基础上，社会公平也才有可能。
在思想文化建设中，除了知识的习得、技术的提高和公平意识的强化之外，职业道德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方面。职业原本是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伦理范畴。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有着一种信仰上帝和攫取金钱乃是不可调合的观念。于是，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了近代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解释上的难题。通过对宗教圣典和上帝的重新释义，人们找到了由宗教信仰通达世俗活动的根本路径，这就是，对世俗功利的全面追求乃是对上帝真诚的爱。解释难题的消解，禁欲与金钱之间的通联，使人们把对上帝的爱化为对世俗利益的追求，逐渐地也就形成了对世俗活动的敬重和负责精神。这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敬业、精业、勤俭、诚实、 守信成了职业概念的主要内涵。在这种职业观念的指导下，职业和职位实现了有效的分离。职业是就完成某一社会工作的质量和敬业精神而言的；职位是就完成职业所赋予的要求以后所得到的报偿所说的。由职业到职位的过度需以前者的有效完成为其前提的。这就使得从业者主要着眼于职业本身的效率和伦理要求，而不是职业以外的某种东西。当从业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职业中去的时候，他分明是在借着职业的伦理要求而为着他人和社会服务。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及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职业和职位是直接合一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缺少中介而直接过度的。即是说，当我拥有某一职业时我就必定拥有某个职位，因而即可获取某些特殊的利益报偿。如此一来，一个从业者在他从事某一职业（特别是权力部门）之前，已把该职业所带来的利益作为他的主要动机了；一当机会成熟，不是为了职业而仅仅是为了职位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职业观念的缺失以及监督、评测和惩罚机制的不健全，为这种实现提供了主客观条件。这就不难发现，在社会转型时期，职业规范建设和职业道德强化乃是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总之，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只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更主要的是文化结构和意识结构的转型。其中信仰重建是核心，制度完善是关键，文化建设是目的。信仰重建构成文化结构中理想文化层面的内容，没有合理有效的信仰体系，社会转型就失去了意义支撑，制度体系的完善也就失去了最高的指导原则，也就不能体现公平效率原则。社会规范体系的重建与完善，是社会主义信仰落到实处的根本保证，也是把信仰和职业道德联系起来的有效环节。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构成了文化结构中实践文化层面的内容，它既是完成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又是这种转型的必然结果。而在实际的运作中，信仰重建、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乃是三位一体的，其中制度完善是关键。简言之，在社会转型期，相对于政治整合而言，文化整合乃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
（收稿日期：1996年10月28日）
注释：
〔1〕《新知识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63 页。
〔2〕社会主义精神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而言的。 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利益的全力追求和物欲的极大满足。社会主义精神是一个综合概念。从主体角度观之，表现为人们在观念、心理和行为三个方面的综合状态：观念上的理性信仰，心理上的健康要求，行为上的道德完善。从制度方面看，表现为社会规范体系所体现出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公平原则是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基础，保证了社会的正义，以及个体在生存与发展上的平等、自由和共享；效率原则体现了人们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为人们日益完善的生活提供着客观基础。同时，社会主义精神也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它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培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是通过人的物质生活而体现出的精神方面，是通过物性而体现出的不断发展着的人性。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社会主义精神就是人们之间基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互助、友爱的和谐关系，它体现着科学理性和人道原则的统一。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又是在这种追求中所体现出的精神状态。
〔3〕[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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