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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24X（2000）02—0050—04
南宋四川的文学成就可观，涌现出一大批颇有成就的散文家、如虞允文、李焘、赵逵、王灼、张栻、张縯、刘光祖、黄裳、李心传、魏了翁、李鸣复、吴昌裔、牟子才等。另外，外籍文人陆游、范成大，居蜀时间较长，散文成就较高，故附录于后。
一、虞允文、李焘、赵逵、王灼
虞允文（1110—1174），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四川仁寿县）人，通经史，善属文，晓军事，为南宋良相、抗金名将。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4）进士，曾历任彭州（今四川彭州市）通判、黎州（今四川汉源）、渠州（今四川渠县）代理州长官。秦桧死后，因中书舍人赵逵推荐，高宗召对，虞允文上书劝高宗“勤于己而佚于人，俭于国丰于天下”，勤政安民，拨乱反正；又论士风之弊，主张劝贤任能应“以文章进必抑其轻浮，以言语进必黜其巧伪，以致事进必去其苛刻。”又论四川财赋科纳之弊，揭露官吏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劝谏高宗“躬好生之盛德，民之疾苦”，严明法纪，肃整吏治。高宗嘉赏其言，除秘书丞，累迁礼部郎官。
绍兴二十年（1160）虞允文洞察先机，上疏言“金必败盟”，请预修战备，并判断金兵入侵，出兵五路，而大军必出淮西。第二年，金主完颜亮果率兵南下，两淮尽失，一如允文所料。允文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奉命前往采石（今安徽当涂县境内）犒劳宋师，时宋军主帅罢职，新帅未至，三军无主，军情危急，允文即召诸将，勉以忠义，卒以一万八千之师，两战两捷，大败四十万之强敌。江淮浙西制置使刘锜执允文之手叹曰：“朝廷养兵三十年，今日大功乃出儒者！”高宗亦嘉称允文“朕之裴度”。采石一役，虞允文作《江上军事第一剳子》、《江上军事第二剳子》、《江上军事第三剳子》、《奏还汪应辰知衢州词头疏》，充分显示了一代名将的胆略忠勇。明代学者张时泰将虞允文比为岳飞，实非过誉。
绍兴三十二年，允文任川陕宣谕使，临行，告诫高宗“金亮既诛，新主初立，彼国方乱，天相我恢复也。和则海内气沮，战则海内气伸。”至蜀，与四川著名抗金将领吴璘策划并领导了著名的川陕保卫战，进攻凤翔，夺回巩州，收复陕西三路十三州。此时，允文作《论用吴璘以图恢复疏》、《论巩州未下可忧疏》、《论营田之利疏》等奏疏。
隆兴元年（1163），孝宗继位，投降派史浩为相，欲弃地求和。虞允文上《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分析天下时局，对比敌我双方，希望孝宗无为因循，尽力战备，抓住可战之机，励行可战之实。后投降派张思退又欲割地苟安，虞允文连上五疏力争，但孝宗不允，竟与金议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隆兴和议”。
孝宗乾道元年（1165）， 允文为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 三年（1167），吴璘卒，允文复出，为四川宣抚使，作《论明良交感惟信与诚疏》、《谢赐御书汉崔實政论疏》、《论西蜀草木之妖、措置水旱盗贼之备疏》等。卒于淳熙元年（1174），诏赠太傅，赐谥忠肃。
虞允文著述颇丰，杨万里《虞公神道碑》称其终生好学，“食必观书，为文立成，不雕而工”；《宋史·本传》谓其“早年以文学致身台阁，晚际时艰，出入将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无二焉。”著有《经筵春秋讲义》三卷、《唐书注》、《五代史注》、《乾道重修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虞雍公奏议》二十三卷、《内外制》十五卷、《诗文集》十卷、监修《续会要》三百卷，然诸书均佚。《宋诗纪要》收录其诗二首，《宋代蜀文辑存》收录其文八十五篇。
虞允文散文以奏议为主，尚实用，重辞达，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代表作为《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文章首言坚持抗战，收复中原，乃“天地之大经，《春秋》之大义”，接着从宋、金双方君主是否英明、政权是否巩固、国内是否安定，以及民心向背、地利、天时、人才等九个方面，用对比手法，用事实论证“今日可战之机”，最后批评朝廷“规摹未定，议论未一，措置未当，未有可战之实”，劝谏孝宗深思熟议，无为因循，尽力战备，坚持抗金，否则，“张空拳以战”，将后祸无穷。全文短小精悍然议论周详，言辞恳切而又犀利明快，既洞察时局，卓识远见，又意显语质，不雕而工，是文人气质和将军风度妙合无限的好文章。
《辨鸟赋》、《诛蚊赋》为虞允文早年之作，有着更多的纯文学倾向。允文至诚至孝，母死，朝夕哭于墓侧。墓有枯桑，两鸟来巢，盘旋莫去。允文念父之鳏而有疾，七年侍侯，跬步不离左右。作《辨鸟赋》，以鸟乌私情，传人间至孝。文章情真意切，摧肝裂胆，有李密《陈情表》之感人力量。《诛蚊赋》以蚊蚋为毒人间，喻金“逞威于河内”，主张除恶务尽，“不复使无用之物，无穷之毒，存于世间”。文章描写如生，工丽对仗，充满强烈的爱国愤激之情。
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丹稜人（今四川丹稜县）人。年十二时，金兵破汴京，虏徽、钦二宗，北宋败亡，李焘“慨然有志驰驱”。年二十，“愤金仇未报，著《反正议》十四篇，皆救时大务。”绍兴八年（1138），二十三岁的李焘擢进士第，历任成都府华阳县主薄、雅州推官、双流知县、荣州知州、潼州府转运判官、湖北转运使，晚年至兵部员外郎，累迁礼部侍郎，最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李焘一生为官清廉，不置姬妾，不置田产，勤政爱民，忧国兴邦，南宋著名学者张称“李仁甫为霜松雪柏”。
李焘精通经史、天文、历法、兵书，又兼善诗文，“平生生死文字间”，著有《易学》五卷、《诗谱》三卷、《春秋学》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四朝通史》三百五十卷、《巽岩文集》五十卷、《李文简诗集》等约50种，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六朝制敌得失通鉴博议》十卷、《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卷，均收入《四库全书》。《宋诗纪事》、《成都文类》、《永乐大典》、《四川通志》等七书录其诗30余首；《宋代蜀文辑成》、《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录其文82篇；《李焘文粹》收入《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韩柳文评论》分别收入《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集》和《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
李焘散文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散文方面。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用力三十年，“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参求真是，破巧说、伪辨之纷纭”，“精力几尽此书”（《文献通考》）。该书上自宋太祖建隆（960年），下至宋钦宗靖康（1127年）， 记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史实。体例仿司马光《资治通鉴》。记事详尽，考据精审，为宋代最佳之当代史、中国古代最佳之断代编年史，故南宋学者叶适谓“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四库总目提要》也谓“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六朝制敌得失通鉴博议》详载东汉建安五年至陈祥明二年六朝攻守胜负之迹，并议论得失，力图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为南宋抗金提供历史借鉴。故彭元瑞在《知圣道斋读书跋》中谓“仁甫此书，为南宋而发，非为六朝也”、“忠臣义士之用也”。《四库总目提要》也称“焘之所见，固非主和者所及，亦非主战者所及”。
李焘有不少奏疏类散文，《进〈六朝通鉴博议〉疏》可谓此类代表作。文章首先提出“地势、民心、兵、将、事机”乃“胜天下之具”，帝王必“借险于地，系本于民，寄力于兵，取谋于将，决胜于机，而后可以言战”，“若地险而便，民悦而附，兵劲而义，将勇而贤，机至而乘，信能行此五者，而以德先之，则可以全天下所付，而无敌于天下矣。”然后历述六朝战事，分析或“不得其地”、或“不得其民”、或“谋虑失当”、或“有机而不能乘”，或“五者之具皆不能兼”而“终不能混一区夏”，统一天下的历史教训。最后阐明作《六朝通鉴博议》的目的，希望能“取其失者而监之，则于谋谟为有补矣”，为南宋抗金和兴复提供历史借鉴。全文见解深刻，论证翔实，语言简洁，文气通畅。
《南定楼赋》为纯散文作品。李焘“登兹销忧聊暇日兮”，“俯仰千载怀诸葛兮”，借凭吊诸葛亮一生功业，寄寓自己报国兴复的一腔怀抱。全文浩气凛然，充满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
李焘继承唐宋古文“文道合一”的传统，反对北宋“太学体”的空疏浮泛，其文皆经世致用，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针对性，并且“大篇详而正，短篇简而法”（叶适《巽岩集序》），结构严谨，立论坚实，证据古今，是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性巧妙结合的典范。
李焘有七子，除长子李谦早夭外，其余六子皆有文才，特别是李壁、李
嗜学如渴，为文隽逸，颇有成就，时人谓之“眉山三苏”。
李壁（1159—1222），字季章，号雁湖，又号石林， 绍熙元年（1190）进士，曾官至参议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开僖二年（1206 ）上《请贬秦桧疏》、《请追夺秦桧王爵疏》，揭露秦桧“阴受虏嘱，力倡和议”、“诬杀将臣，易置兵柄”等罪行，主张“亟贬秦桧，示天下仇耻必复之志”。李壁著有《南北攻守录》五十八卷、《援毫录》八十卷、《临汝闲书》一百五十卷、《雁湖先生诗集》四十卷、《雁湖文集》一百卷等九种，惜大多亡佚。今存《中兴战功录》一卷、《王荆公诗注》五十卷及诗八十余首、词十首、散文三十七篇。《周文忠益国公状》洋洋万言，记南宋名臣周必大一生事迹，为李壁散文代表作之一。
李，字季允，淳熙四年进士，今存《十二朝纲要》二十五卷、诗四首、散文二十篇，以史学、文学知名。
赵逵（1117—1157），字永叔，资州（今四川资中县）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制科对策，论君臣父子之情，得高宗欣赏，擢进士第一。时秦桧擅权，赵逵贤良纯正，不附权贵，故屡遭压抑，秦桧死，方迁著作佐郎兼权礼部员外郎。高宗称其“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绍兴二十六年（1156）迁著作郎，寻除起居郎，复除中书舍人。绍兴二十七年，同知贡举，秉公考阅，广举贤才。可惜未及大用，旋以疾卒，年仅四十一岁。
《宋史·本传》谓赵逵“纯正善文，皆一时之良”，高宗谓其文似苏轼，号为“小东坡”，著作《栖云集》三十卷，今佚。《宋代蜀文辑存》录其文十七篇，《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赵逵一家。
赵逵散文仍以奏疏、书序为主。《上孙太冲书》、《送范漕赴湖北序》为其书序类代表作。孙太冲为蜀中名人，赵逵尝为朝廷推荐太冲。《上孙太冲书》论“求仕必求知于人”、“求知于人而必得其正”。求知知于人，方可“见信于时，见用于君”，否则“终身沉陆”、“毕世为下乘”；求知不得其正，则会“被恶名”、“玷清议”。文章正反鉴照，事理结合，言辞恳切流丽，有相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送范漕赴湖北序》先叙湖北的重要地位，古为“宿兵重地”，今为“国之西门”，次叙湖北之民企踵而望范公，最后勉励范公“薄其赋，时其役，革其浇，起其良心”，励精图治，勤政爱民。语言干练省净，诚挚感人。《制科对策》为赵逵奏疏类代表作，文章论述“君臣父子之间，乃天下真情所在”，宣扬圣主贤臣的封建君臣关系。
王灼（？—？），字晦叔，号颐堂，又号小溪，遂宁（今四川遂宁县）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南宋初年。宋高宗绍兴年间曾为幕官，但不久归隐不仕，以此终老。绍兴十五年（1145）至十九年（1149）曾寄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著名词论《碧鸡漫志》即作于此时。王灼善文工词，今存《碧鸡漫志》一卷，收入《四库全书》；《颐堂词》一卷，收入《蜀十五家词》；《颐堂先生文集》五十八卷，残存八卷，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宋代蜀文辑成》录其文十一篇。
词论著作《碧鸡漫志》体现了王灼散文的最高成就。该书以笔记体的形式，详述词调源流，核其名义，正其宫调，溯得名之缘起及变迁沿革，具有很高的词学研究价值。对于宋代词家风格，该书也多有评论，虽三言两语，常得其精髓，既形象生动，又入化传神，语言也古朴雅致，自然清新。
王灼赋也自有特色，现存赋五篇，其中《醉竹赋》模拟醉竹形态，逼真传神，如“偃者如倒，止者如寝，振籁者如虎，摇柯者如踔，解者如绝缨，堕叶者如毁衽。狼狈颠蹶，无复修整。随人西东，不得自逞。虽虚心其何用？顾大节之徒秉。”形容醉竹偃斜如人之醉倒，静止如人之寝卧，振动发声如虎之怒吼，枝干摇曳如人之跳跃，笋壳剥脱如冠缨断绝，竹叶堕落如衣衫破损，狼狈不堪，边幅不整，随人移植，无由自主，虚其心而无所可用，秉其节而徒然无益，用拟人、比喻、象征手法，将醉竹的形貌、声态、习性描摩如前，绘声绘色，出神入化。该赋还迭用典故，如用阮籍等“竹下七贤之酣放”、李白等“溪滨六逸之酩酊”，用王绩“醉乡之境”、张仪“佯醉之态”，表现醉竹的狂放飘逸、亮节高风，皆生动切贴，耐人寻味。该赋前半部假设客人之问，表现了世俗之人对醉竹的指责，后半部以王灼之答，揭示了醉竹的高逸绝俗，全赋歌颂了包括王灼自己在内的高洁隐士的精神品貌。（待续）
[收稿日期]200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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