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放在北大荒的野百合——杨宝琛剧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大荒论文,剧作论文,百合论文,杨宝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宝琛是在北大荒大豆高粱的哺育下和冰天雪地的磨炼中，而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话剧艺术作家。他的十来部话剧作品，在我国新时期的话剧创作中，以鲜明的特色而一枝独秀。
作家1939年出生于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便对音乐艺术和话剧艺术发生浓厚兴趣，曾多次参加戏剧演出和创作活动。1958年，18岁的杨宝琛，放弃报考大学的机会，志愿报名来到乌苏里江畔建设“共青城”，从此便在北大荒这块黑土地上扎下根来。到北大荒后，他又接触了吴祖光、王正、李景波、于绍康等戏剧家，并从事业余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1962年调到东方红林业局开发完达出原始森林。在北大荒三十余年间，他接触了黑土地土著居民的生活，同闯关东者、转业官兵、知识青年、右派、劳改犯等各种人物打过交道。
六十、七十年代，作家创作了《雪夜探矿》、《军民骨肉亲》、《五号公路》、《林海哨兵》等十多部独幕话剧，1980年调到鸡西市从事创作后，先后创作了近十部力作。
从静穆的白桦林到雄浑的乌苏里江
《叔嫂情缘》是作家进入新时期后发表的第一部独幕话剧。作品着力赞美了北京知青肖英，在知青返城大潮中，坚持在北大荒继续干一番事业的崇高理想和情怀。肖英虽然刻画得比较粗略，但却显现出白桦树般的清纯与秀拔，作品格调清新明快，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相当势切的北大荒情调。作家的审美个性与创作才华，在这部处女作中初露端倪。
被收入维也纳《世界戏剧年鉴》中的大型话剧《将军的战场》，是作家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作品从表层看，讴歌了转业官兵在北大荒艰苦创业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在深层，它通过共产党将军刘雪平与国民党将军迟禺从古城战场到劳改农场的恩怨是非，触及到了文学艺术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刘雪平最终从心灵上征服了迟禺，使他成为新人。刘雪平在重铸迟禺人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博大无私的襟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格，而且也正是人类精神的辉煌之处。刘雪平形象虽然个性还不够鲜明，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较深刻的思想意义，值得载入戏剧史册。此外，这部作品描写的北大荒荒原景观，具有一种疏野粗犷的美，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从题材上看，《铃兰花覆盖的地下》（与王予合作），与《将》剧截然不同，但它的底蕴仍然渗透着英雄主义精神和人性人道主题。作品把日寇的法西斯兽行与中国劳工的热血和尸骨，苏联红军的正义之剑与日寇的垂死挣扎，交织成一幅悲壮的历史画卷，并通过中苏朝日四国两代人在历史悲剧发生地虎头要塞相聚的现代生活画面，对那场战争那段历史进行了反思。剧中梁山和黑野原雄两个人物刻画得较为成功。后来根据《铃》剧改写的《虎头要塞》，改换了历史与现实叠印的写法，集中笔墨勾勒历史画卷，并在这画卷中突出了中苏抗日军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勇牺牲精神，深化了战争毁灭人性，人类需要和平这一主题。此剧色彩更为丰富，风格更为恢宏和凝重，是一部以独特题材揭示反战主题的优秀艺术品。
作家与胡平女士合作的《孝子贤孙》，是一部反映现代北方煤矿工人生活的大型通俗喜剧。该剧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矿山工会劳保委员苗委员这一喜剧人物鲜活而典型。从这个鲜活的形象中，我们想到了黑土地原野上茁壮疯长的大叶樟，饱满热烈的红高粱，响遏行云的唢呐声，看到了千千万万活蹦乱跳的善良豁达的北疆男女。深一层理解，作家还从这个小人物身上发掘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性格中某些有份量的闪光的积沉。二是全剧自始至终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三是作品喜剧性当中内含些悲剧性，有着场景使观众含着泪笑，这是一种较高的喜剧审美境界。此剧的喜剧性如果更内在些，把某些外在性或闹剧性的情节，化为深刻的喜剧情境，那么它的艺术价值将更大一些。
就题材而言，《天鹅湖畔》仿佛是《将军的战场》的姊妹篇，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描写了北大荒军垦生活。但《天鹅湖畔》较之《将军的战场》，已经在审美观上发生了明显的深刻变化。如果说《将军的战场》是一部乐观的正剧，那么《天鹅湖畔》大体上已是一部悲美的悲剧了。在《铃兰花覆盖的地下》中所表现出的戏剧艺术中最深刻有力的东西——悲剧精神，在这部戏中再次凝重地表现出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以及这种心灵创伤对人生的毁灭，是这部戏的重要主题。这部戏刻画了一系列悲剧性人物。战斗在朝鲜战场和林场里都不失英雄本色，但在爱情和婚姻上却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本来与出身不好的卢杰小姐情深意笃，卢杰为了能嫁给他毅然同他一起奔赴朝鲜战场。后来卢杰被俘，心灵和肉体备受摧残，从此一对情人离散在爱河两岸，彼此音讯杳然，等到久别重逢之后，早已物是人非，沧海桑田，有情人难成眷属。因为战争不仅摧毁了卢杰的青春美貌，而且摧毁了她的贞洁和她的心灵。尽管战斗愿意忍受痛苦娶卢杰为妻，而卢杰内心的痛苦使她不得不拒绝战斗那苦涩沉重的爱，并以殉情的方式在茫茫的山林风雪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爱情痛苦在情人之间最容易交叉感染，战斗与卢杰彼此创痛剧深，双双成为悲剧人物。卢杰较之战斗，是一位更为撼动心灵的悲美的悲剧主人公。剧中另一位悲剧人物吴双印，则是一个被战争机器碾压得扭曲了的变态人物。他自幼孤儿出身，后来当兵杀人无数，一生没有妻子儿女，没有爱的温暖，心田终于沙漠化了，人几乎变成了疯狂绝望的笼中困兽，令人悲悯不已。卢杰、战斗、吴双印，之所以是悲剧人物，是因为她（他）们的悲剧性，不仅来自外部力量（比如战争或异常政治气候等等），而且主要来自她（他）们难以解脱的内心痛苦。而恰恰在这种内心痛苦中，蕴藏着某些人性的优点和力量。与剧中悲剧人物交织在一起的白天鹅、原始森林、迎春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月光下的浴女等一系列意象，大大增强了美与丑强烈反差，情与景水乳交融的悲剧氛围，强化了艺术感染力。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是作家的一部经典性作品。它标志着作家功力与风格的成熟性。首先，它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北大荒村妇形象窦婶。这个人物是作家人物画廊中，也是黑土戏剧人物谱中一个极富艺术光彩的艺术形象。她充分显示了北方民族性格野性美的魅力与特色。其次，剧中那小勤，是一位吸吮了黑土地之母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一位相当别致的新人形象，为话剧舞台所鲜见。那小舟这一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把一个谨小慎微而善良多难的京都小知识分子形象写活了。第三，这部戏的北大荒地域特色，从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鲜明，相当出色。而且，此剧把这种“北大荒文化”与“京都文化”交织在一起，使之相得益彰，并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色彩，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品位。第四，总括来看，这部戏写得相当洒脱。人物洒脱、情境洒脱、环境洒脱、结构洒脱、语言洒脱。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信手拈来触手成趣，处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生动活泼，没有斧凿痕迹。它趋近于“逍遥游”、“畅比神”的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生活与技巧，题材与人物，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等对立性艺术矛盾消解了，作家从必然王国步入了自由王国。他比较地得心应手了，像鸟的翅膀，海的波浪那样自如了。
《大青山》是一部紧扣时代脉搏的力作。他以昂扬的激情描写了我国北疆大青山林场的改革画卷。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对这幅改革画卷的描绘，不是依据某种改革观念图解表面化的生活矛盾，而是从生活出发，致力于人物刻画，而且努力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从心灵、人格、观念变化上把改革生活写深。其次，这部戏对历史与现实双重观照，从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展现当代改革生活，这就增强了戏的厚度和深度。再次，这部戏弘扬了北大荒人素有的“东北虎精神”或创业精神，这是改革时代时刻呼唤的一种时代精神。全剧从活的人物和生活中表现了一种催人向上的进取精神。
《大江弯弯》是作家又一部出手不凡的力作。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底蕴和情调，都相当独特。这是一部很有魅力的作品，我觉得它是作家献给黑土地的一束具有礼赞和祭奠意义的野百合花，她是疏野的又是清芬的，是悲壮的又是柔美的。我认为，这是作家最富有诗意的一部剧作，是一部意境深邃的剧诗。它的诗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女主人公马莲玉，与窦婶相比，不仅同样的善良豁达与土俗，而且在灵魂深处，内含着一种大慈大悲自我牺牲的宗教意味，从土俗之美中显示出一种女神般高贵的神圣性和圣洁感。她的生命本质拥有着真正富有诗意的东西。这种诗意已超出了通常的善恶伦理概念，而深达生命的极致。二是此剧的情境、人物关系，如爱情关系、亲情关系等，都含有浓厚的人情味，感染力相当强，想象力也很丰富。三是此剧的那种北大荒情怀，像乌苏里江上喷薄而出或沉沉西下的一轮红日，格外的绚丽、分外的深沉，仿佛是漫步天涯的一位行吟诗人一曲深情的绝唱。
从《叔嫂情缘》中那片静穆的白桦林，直到《大江弯弯》中那条雄浑的乌苏里江，一幅幅粗犷的北大荒风情画，凝聚了作家的一片心血和甘苦，展现了作家的独特风格与才华，为黑土地留下了自己的史诗。
北大荒性格挥洒着野性美的魅力
杨宝琛话剧艺术作品的主要艺术成就，就在于这些作品刻画了一系列血肉丰满并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在作家笔下色彩斑斓的人物群象中，我认为最有艺术感染力最成功的首先是女性形象，尤其是以窦婶、马莲玉为代表的北大荒土著村妇形象。其次是那小勤、卢杰等知青或转业官兵女性形象。当然，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别具特色。为了行文的方便，这里先对女性形象予以描述和赏析。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中的窦婶，是一个鲜活的北大荒村妇的典型，是作家可以引为自豪的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这位窦婶虽然只有一米来高的个头，像个上豆似的，却有过十个丈夫，生过十个孩子，有时两三个男人与她一起过日子。窦婶的性格特征是丰富而鲜明的。她具有惊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她在北大荒这个蛮荒世界中练就了一身坚韧的生存本领。除了吃苦耐劳而外，她有一套决不同于中原或南方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或一般村姑的“生命哲学”，请看她对北京姑娘那小勤的自白：“女人活在这个世上不容易，得多学点本事保护自个儿……你们京都的女人一让男人沾身就上吊跳河的，干啥总想死呢，得想法好好活着，许她们男人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为啥就不许咱们女人娶她几房男人呢！人都是一个老祖宗，写起来都是一撇一捺，谁也不比谁低一头！”这话听起来真是掷地有声。她还说：“女人就靠身上那块爱人肉，只要男人上钩，就牵住她的牛鼻子”，“男女之间就那么回事，在这荒天野地里，女人少男人多，男女到一块图个痛快、乐呵！人活在这个世上都不容易，女人别把那事看得太重了。可有一样就是不能吃亏，我这十个男人给俺留下的东西老鼻子了。”这番话更是石破天惊！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老婆（情人）西蒙娜，用厚厚的一本书剖析“女人是什么”，但在窦婶看来，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她的自白中回响着对传统道德的叛逆之音，对传统行为规范的抗争精神。也显示了泼辣乃至粗俗的性格，以及就她的文化层次所能拥有的一个女人的智慧（“心眼儿”）。但窦婶却决非就是一个“破鞋”，她是蛮荒世界的独特产物，并且叠印着历史的阴影。她感叹“男人都是陈世美！”，在作上述表白时，她“幸福而又感伤”。我们不难从她洒脱的“生命哲学”中体察到一个弱女子内心的辛酸和隐痛。正因为这样，透过窦婶的叛逆、抗争、泼辣、粗俗、“心眼儿”，我们看到的是她性格中最宝贵的素质，那就是善良与豁达。这种心地，不仅体现在她对两个丈夫（其中一个是拉帮套的）近乎母亲似的怜爱与体贴，而且体现在她对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北京人）的那种一视同仁，那种一盆热火炭似的感情，那种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从她的这种善良和豁达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天真的品质，一种诙谐达观的天性。窦婶其人，让我们想到黑土地上那经霜愈红的尖辣椒，根深叶壮的车轱辘菜……
《大江弯弯》中的马莲玉，是作家人物塑造的又一杰作。她是怒放在北大荒原野上的一株圣洁的野百合，一枝带刺的红玫瑰。与窦婶相比，马莲玉是一位有一点白人血统的大美人，虽然人到中年、徐娘半老，但依然风韵犹存，一旦稍加装束，略施粉黛，就俨然是一位希腊女神。然而这位女神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先祖蒙冤被流放到北大荒定居下来，他成了一个目不识丁的俄罗斯人与汉族人的混血土著村姑。特殊的地域文化和遗传基因，多灾多难的历史生活和个人经历，造就了马莲玉坚毅果敢而高贵，善良豁达而深情的性格气质。她这种性格气质，首先表现在独特的婚恋和家庭生活方面。她与被劳改的风度翩翩的知识分子军官善涛结为夫妇，情深意笃。同时在丈夫生死未卜的情况下经过丈夫许诺，与另一位被劳改的知识分子军人杜恒过了一个月的夫妻生活，并为杜恒留下一个儿子。此后，在事实上，她成为善涛和杜恒共同的妻子，只不过对杜恒而言，她只是照料他生活和感情的妻子。同时，她又是两个家庭共同的主妇，同时担负着照顾两个男人和三个子女生活的重担。她对杜恒这位书呆子式的“一个月丈夫”，有一丝情人的感情，而更多的是近乎母爱的感情。他对善涛与前妻焦颖留下的女儿善婕，对自己与杜恒留下的儿子杜小荒，以及名正言顺的亲生儿子善林都表现出同样的无私的母爱。爱是人类情感的极致，而母爱又是爱的极致。马莲玉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善良豁达，感到崇高与高贵，是因为她内心世界深处的这种母爱情感，已深广得无以复加。从母爱主题上看，马莲玉比窦婶被刻画得更有内心深度和情感力度。这里说的“母爱主题”，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狭义的母爱，而是一种兼有哲学、艺术、宗教意义的隐喻，即一种无私与博爱的心灵境界。这种心灵境界是一种超越境界。它超越人生苦难，超越生死界限，同时自然也就超越了世俗的现实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从马莲玉形象中体现出的这种心灵境界，在本体论和终极关怀的意义上，达到了对生命本质的彻悟，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因此我认为，马莲玉是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相当重要的艺术形象。她在作家本人的全部作品以及黑土戏剧的全部作品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马莲玉的独特性格气质，还表现在面临人生命运的重大抉择时，她“做什么”和“怎样做”。当善涛和杜恒因为救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命自己却可能丧命时，马莲玉为了救两个男人的命，她选择了可能舍弃自己的命而被迫结果了那位民兵连长大憨的命这一行为；当面临焦颖可能与善涛破镜重圆骨肉团聚重归故里这一局面时，马莲玉选择了坦白当年杀人罪行而入狱脱身并赎罪这一行为。这两个攸关生死祸福的行为，充分显示了一种大爱大义，显示了无比的坚毅果敢。而从“怎样做”方面看，又充分显示了它的那份柔情和高贵，如毒死民兵连长后她失声痛哭，敛其尸骨；此后又一直为此内疚，并终于以坦白入狱的方式自我赎罪。入狱前，她居然异乎寻常地坦然了，她第一次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位贵妇人，向两位男人慷慨地斟酒话别，并同时拥抱和亲吻了他们，而且没有忘记把散乱的桌椅摆放整齐……
在作家笔下的北大荒土著村妇形象中，我还想特别提到膘子这一女人。她没有窦婶那份敢主事的胆识和享有过十来个男人的缘份，也没有马莲玉那份果敢高贵和圣洁，但她却是一位在实际生活中更具有普遍性和通俗性，而且时时摇动我们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和忧患情感的女性形象。她使我们想起了千万个善良而可怜的农村妇女，无数个像她这样胡里胡涂可怜巴巴地做妻子做母亲的女人们。她令人无限悲悯，她唤起我们强烈的责任感。同时我们又十分爱惜她那一份儿童一样的质朴和纯真的天性。“膘子”是范式化了的文化观念强加给她的一个畸型符号。她使我们联想到早春时节，从湿润温热的黑土里拱出地面的一片一片的苣麻菜、苦苦菜，她们是那么自然纯朴，生气勃勃，而又是那么柔弱和苦涩，那么苦命连绵。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中的那小勤，是一位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这位具有贵族血统的满族姑娘，仿佛天生就有一种刚强和抗争的性格。在北京时具有的这种性格，在北大荒这块凝重粗犷的土地上被磨砺得更加坚韧和成熟了。窦婶等北大荒人给她的生命注入了一种强大的活力。这种活力就是热诚善良豁达，就是坚韧不拔潇潇洒洒，就是敢爱敢恨，敢闯敢干。当这种活力充满了那小勤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血管后，一旦新时代的东风吹来，她便立即绽开蓓蕾，红杏出墙，成为大时代中的金枝玉叶。类似那小勤这样在苦难的历程中，吸吮着底层劳动人民的精神乳汁而成长起来的时代新人，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她们是硕果仅存的历史丰碑，是独领风骚的时代骄子。肖英、延河、陈敏等女知青形象，虽不如那小勤丰满，但显示出这种新人素质的萌芽。
杨宝琛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大多个性鲜明，独具风骨。苦大仇深参加革命的刘雪平，在为穷人打天下和艰苦创业的历程中，不仅成为了当权人物，而且把自己铸造成了一位正直无私胸怀坦荡意志坚强目光远大的大写的人。他的人格精神和心灵世界可以说是光彩夺目。战斗有着与刘雪平类似的生活经历和人格精神。但比刘雪平更多了一些普通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在他的英雄情愫中包容了一般人在所难免的悲剧性，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更富有人情味，是一位比较鲜活的悲剧英雄形象。
同战斗的悲剧英雄形象相反，《孝子贤孙》的苗委员，则是一位具有英雄素质的喜剧人物形象。这是一个品质闪光性格复杂的小人物。在他身上，既有老共产党员那种满腔热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思想素质，又有着新中国大产业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和宽广的胸怀；既有着一般优秀基层干部那种务实的作风和韧性，又有着北方农民那种纯朴、诙谐、狡黠的性格。而在骨子里，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化身，是儒家仁爱精神的平民化和时代化。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独特的发现。
《大青山》中的吴长福，像苗委员一样在北大荒土生土长，也是一位“小头头”。但个性当然与苗委员大异其趣了。这是一个典型的雄性“东北虎”形象。在他的复杂性格中，有雄烈豪强洒脱奔放外刚内柔敢干能干的一面，也有占山为王惟我独尊懒懒散散粗枝大叶的一面。然而虎毕竟是虎，非鼠辈可比。正如一句西方谚语所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一些，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像吴长福这样的“东北虎”，一旦逼上梁山，见危授命，便会吼声震天，一跃十丈，惊天地泣鬼神，“敢教日月换新天”了！
《大青山》中的王瘸子，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有山东汉子的硬劲，有东北汉子的“虎劲”，也有穷人乍富时的那种狂劲和酸劲。而强烈的人格尊严感，豪爽豁达的心胸，以及对父老乡亲的侠义，是他思想性格的本质。此人乍一看似乎面目可憎，令人生厌，但最终你会喜欢他，甚至敬仰他，他有他自己的性格魅力。
《大江弯弯》中的善涛，是一位相当别致而且相当耐人寻味的“怪人”。这个人物在处世做人方面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活法”，这种活法可以说非同寻常。一是能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像魏晋文人那样“达观”。他是投身军旅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后来蒙冤落难到北大荒过着天涯孤旅的劳改生活。但他在逆境中没有变成霜打的茄子，愁眉锁眼向隅而泣，而是像经霜更红艳、舞蹈唱秋风的一片枫叶。他养生养性，打情骂俏，唱歌唱戏，讲究仪表，硬是活出一个“洒脱”来。二是能诚于中而形于外地“为人民服务”。这位老兄虽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却偏偏对那些樵夫渔父山野村姑们关怀备至，视同父母兄弟姐妹。他以高明的医道悬壶行医，救死扶伤，恪尽了一个大丈夫在人世间兼济天下的职责。他甚至还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救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命，真是好一副侠肝义胆！三是能彻底地平民化俚俗化自然化了。这位本来很有教养有文化的风度翩翩的儒将，满嘴方言土语、“嘎嗒话”、“屁嗑”，用报纸卷旱烟抽，见了大姑娘也敢打情骂俏，甚至摸人家大奶子。总之，他是彻底放下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四是能玉可焚而不改其白，竹可毁而不改其节。他信念坚定，操守分明，重感情讲义气，决不见异思迁，随波逐流，在历经磨难后经受住了金钱名利的诱惑。这点信念和操守，也许正是他战胜苦难的精神支柱，是他性格和心灵中最有力最闪光的东西。他的人生是苍凉酸楚的，也是洒脱的“有道的”。设身处地，能有他这么个活法，能像善涛这样做人的，试问能有几人？
杨宝琛笔下的男男女女，有个性方面的种种不同，但有一种共同的性格魅力，这就是北大荒性格野性美的魅力。这种性格魅力，体现了北疆人类群体独特的思维感情方式，以及独特的文化形态。这种独特的思维感情方式，表现为这样的性格素质，即：善良、豁达、豪放、粗犷。这里包含着粗俗和土野，也内含着阴柔的感情和智慧。这种性格魅力，从微观上看，是地域的，是“北大荒”的，而从宏观上看，它又实在与人类精神中那些优秀和崇高的东西相淹通。正如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精神”，不仅是美国西部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我们从马莲玉、窦婶、刘雪平、苗委员等众多“北大荒人”的形象中，不难体味到这种共通的人类精神。
北大荒人的思维感情方式，北大荒人的性格素质，是由多种因缘化合而成的。简要地说，它是蛮荒的自然景观和雄浑的人文精神共同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产儿，天人合一，交互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秀逸婉丽温和的江南多俊杰飘逸之士，温柔贤淑之女。阴柔的自然景观造化出阴柔的性格美如人体美。以“大”而“雄”为特征的北大荒自然风物，造就出倚天屠龙的男子汉，翻江倒海的豪杰女。这里阳刚的自然景观造化出阳刚的性格美和人体美。当然这种南北阴阳差异，只是相比较而言。南也好北也罢，无论阴阳，都具有人类思想感情的全部丰富性和深刻性。但对作家艺术家而言，发现并表现出这种同中之异，即自然与人文的个别性特殊性，却正是他全部创作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他的风格与才华之所在。再者，人又是文化或文明的产物，人与文化交互影响。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南方性格的阴柔之美，与千百年来在南方普及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道家文化血肉相连；而北大荒，很少受上述三种文化的影响。没有受到上述三种文化的熏染，使北方性格显得不那么典雅，不那么圆融，甚至不那么文明；而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北方性格的原始性，即自然性或原创性。北大荒在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的故乡，中原文化在这里有影响，但不显著。近代以来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较大。到了现代，传统的中原文化和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纷至沓来，与传统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构成了一种博大的开放的流动的充满活力的“北大荒新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北大荒新文化”形态，造就了“北大荒性格”，造就了马莲玉等一系列土著的或外来的“北大荒人”，也造就了北大荒文化艺术的疏野之美，粗犷之美，即美学上所说的“壮美”或“崇高美”。
英雄主义情愫人道主义精神交相辉映
“冬春雨雪交加之际，昏暗的天空忽而落下细雨，忽而飘起雪花，雨和雪悄然无声落在大森林，迎春花顽强地顶着料峭的严寒在风雪中怒放……”
“北大荒兴凯湖畔，达子香、迎春花盛开，浩瀚的湖水刚刚解冻，像万匹野马在撒欢，像海浪一般不时地冲击着堤岸……”
读了分别见诸《将军的战场》和《北京往北是北大荒》的以上两幅图景，我们不禁被一种壮美的境界所感动，被一种英雄主义情愫所激荡。英雄主义情愫，像普照山川的东来紫气，播散在杨宝琛的全部话剧作品中，构成这些作品的深层底蕴之一，也形成了作家审美理想的一大重心。
这种英雄主义情愫，着重体现在各种各样具有英雄素质的人物形象上。它首先体现在共产党军人形象上。如刘雪平、战斗、李政、卢杰、徐冬梅等。《天鹅湖畔》中天使般的舞蹈演员阿莲，向“大老粗”军官战斗求爱时，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她说：“我爱军人坦荡的胸怀和正直无私的品格”。阿莲的这句话，很有分量，很真实。这句话可以概括刘雪平等共产党军人英雄品格的本质。就主观的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而言，我感觉在作家的心灵深处，对优秀的共产党军人情有独钟，这份“军人情怀”似乎是他创作冲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客观的审美效应而言，这种山岳般的军旅人格，永远像红梅傲雪，玉树临风，魅力永在。
其次，这种英雄主义情愫，体现在土著的北大荒人形象上。如马莲玉、窦婶，她们不是横刀立马的军人，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而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山野村妇。但从本质上看，她们既是凡妇，又是英雄。她们是黑土地这一蛮荒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巾帼英雄。他们像战士在战场上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持刀进逼的劲敌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牺牲精神，战胜了艰苦险恶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时她们象很多英雄一样，战胜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自私、软弱和狭隘。在战胜生存环境和自我的斗争中，她们铸造了与共产党军人殊途同归别无二致的英雄品格——“坦荡的胸怀和正直无私的品格”。再次，她们拥有英雄品格的另一个要素——富有抗争精神和进取精神的独立人格。她们虽然是无权无势清贫寒苦的一介草民，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窦婶朴素的话说：“人都是一撇一捺，谁也不比谁低一头！”用马莲玉的话来表达：“人这辈子不能光会喝喜庆的甜酒，还得会喝打八刀的苦酒！”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为，证实了自己响当当的人格宣言。
再次，这种英雄主义情愫，也体现在“失败的英雄”形象上。“失败的英雄”，一个是迟禺，在战争上政治上以及爱情上他失败了。但其一，在战争失败之际，他没有苟且偷生，而试图“殉国”；在战争失败之后，他没有苟且偷安地立即向胜利者摇尾乞怜；在爱情失败之后，他同样没有忍辱偷生，而试图与情敌一决雌雄。凡此种种，都不失男儿血性，军人风采。其二，在种种失败的逆境中，他不是一个轻易放弃信仰的人，只要不是真正经过了心灵的自觉和自醒，他就要对自己操守的信仰负责任。其三，在真正经历了灵魂的搏斗后，他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伟大精神，坚定地去成就一个新人。而善涛，则是另一种失败的英雄。他虽然有点被失败压扁了、变形了，但终于没有被压倒、压垮，他还是撑住了，始终拥有了一个有信仰有追求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失败的英雄更悲壮。
杨宝琛作品的英雄主义情愫，来自他熟悉的人物和生活，也来自他自己的心灵境界。作家本人的心灵深处和审美趣味，就存在着一种深沉的英雄主义情怀，就与英雄精神和品格有共鸣。实践告诉我们，对具有英雄素质的人，一个能敏锐地“看得见”另一个就“看不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作家把英雄主义情愫表现得那么生动感人，可能是因为他身上就流淌着窦婶、马莲玉一样的血。而作家与人物之所以有这种以英雄情愫为纽带的血缘关系，是因为他（她）们是为同一方水土所养育，是被同一种文化所陶冶吧？
杨宝琛话剧作品的英雄主义情愫，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艺术特色，这就是这种情愫里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散发着温馨的人情美、人性美。我们注意到，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作家话剧作品的又一深层底蕴。也是作家审美理想的一大重心，准确地说，在作家的话剧作品中，英雄主义情愫与人道主义精神是互为表里，水乳交融的。他的英雄主义情愫不是神化了的英雄观念的图解，而是人类精神在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中的结晶与升华。这个结晶和升华，大致说来就是一个字：爱。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亦不是抽象人性论的一般化的庸俗表现，而是注重把人道主义提升到英雄主义情愫的博大境界当中来。正因为这样，作家笔下的英雄人物才有血有肉可亲可敬，作品的英雄主义情愫才化为了具体可感的一种审美境界；同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就与奴隶主义拉开了距离，而成为一种富有思想力度和人格高度的神圣情感。
这种英雄情愫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相互融合与辉映，在作家的作品中处处可见。窦婶有坚韧豪爽的英雄情愫，有过一些策划那小勤等姑娘集体“强奸”管教臭子的“英雄壮举”。但她在观念上和实际上都不大把男女之事当回事，很有些“肉欲主义”的味道。她主张男女之间“图个乐呵，痛快”，都别装着，憋着。她已经有了两个丈夫还嫌不够，又动了真情想找她崇拜的男子汉邢队长“图个乐呵”。她这个人不怕硬的，但对遭难的人却是一片热心肠，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扒给他们吃。而在她洒脱豪爽的“英雄样儿”背后，又不时流露出某种人生的苍凉感和孤独感。马莲玉也是一样，她能为保护两个心爱的男人去杀人，去坐牢，但免不了暗中把苦泪偷弹，在明面把苦酒含泪而饮。她坚韧高贵的性格和身躯中包孕着一种博大的母爱感情。刘雪平对迟禺的改造，也决非是英雄打狗熊冷酷无情，而是用种种言行（包括舍命救迟禺这样的行为），对迟禺进行人格平等的感化。《虎头要塞》中的乌龙，当然是英雄好汉，但在生死关头，他杀身成仁，情系千百万个无辜的日本妇女儿童。就连杜恒这样的书呆子，也终于在膘子的痴情追求中，倒在了她肥硕的乳房上。杜恒这一“倒”，当然有肉欲在内，但也包含深厚的同情和怜悯。
英雄主义情愫与人道主义精神的交融，造成了作家话剧作品的一种悲壮的美。这种悲壮美，构成了作品的突出格调。这种悲美格调，较为鲜明地体现在《天鹅湖畔》、《铃兰花覆盖的地下》、《虎头要塞》、《北京往北是北大荒》、《大青山》、《大江弯弯》等后期作品中。下面这幅意象性图景，也许可以直观地体现出这样悲美格调：“秋天，满山的树叶像枫叶红彤彤的，不时有树叶轻轻落下，零零星星的天鹅大雁孤独地向南飞去，不时发出凄苦的哀鸣……”
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差不多都有些悲壮之感。在他（她）们的英雄情愫中都含着一些泪和血。战斗在如上所述的情景中“感到一阵凉意和孤独”，她被失意的爱情和婚姻折磨得苦不堪言。而卢杰的巨大悲剧性更是不言而喻，同剧中的吴双印已不是悲壮，而是悲哀了。窦婶的前半生是一串血泪斑班的脚印，中年时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境况，似乎也没有多少幸福可言。马莲玉一生像一头吃草挤奶的乳牛，才把两个大男人保住了，把子女们也养大了。含辛茹苦大半生虽甘甜又苦涩，并于花好月圆时又遭遇了无奈的人生境况。苗委员事实上是在苦中作乐。而吴长福重振雄风时，已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人生代价。至于善涛、杜恒，在令人赞叹之余，亦不免为之抛洒出一串同情的泪。作家笔下能敢死敢爱敢恨敢想敢干的北大荒儿女们真是壮而悲，悲而壮，像八百里完达山慷慨苍凉！
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对英雄主义情愫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现实主义的真谛，一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二是细节真实。在这两点中，又包含着强烈的人民性和时代感。作家大多数作品，都有凝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都是从具体的现实关系和具体的地域环境中，运用一系列真实的细节，刻画真实或典型的人物。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人物真实可信，把善和美表现在真之中。而又把真善美，统一在人民性和时代精神之中。这样，作家表现的英雄主义情愫，就不再是一种观念的图解或矫情的东西，而是一种富于美感的情愫。作品呈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不是抽象人性论的翻版，而具有鲜活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内容。总之，作家同北大荒的人民生活保持了血肉联系，作品洋溢着人民生活的乳汁，跳动着时代精神的脉搏和一颗赤子心。
人类有史以来以迄于今，一直贯穿着英雄主义传统，因为人类总是需要英雄，也总是崇拜英雄。有人说，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悲哀的时代。其实，没有英雄的时代，是更悲哀的时代。而从审美上说，英雄主义情愫属于崇高美的范畴，是一种很高的审美境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审美价值。古往今来，塑造英雄讴歌英雄，一直是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这也是当代伟大作家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当代社会物欲横流，人性异化，许多人在拜金主义影响下，日益英雄气短，变得自私冷漠和狭隘，他们阳气萎缩，精神衰微。然而改革时代，需要博大的阳刚之气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时代在呼唤英雄人物和英雄主义情愫，呼唤着大写的人和新人一批批涌现出来，也呼唤着当代文学艺术创造出更多的活生生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多的崇高精神和阳刚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宝琛的话剧作品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
像英雄主义情愫一样，人道主义精神也一直是人类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一个伟大传统。任何一个伟大作家或一部伟大作品，都无不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芒，无不包含着丰厚的人性人道内容，无不涉及到“生死爱”这一永恒的主题，伟大的作家不是回避这一主题，而是赋予这一主题以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时代感，赋予它以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这方面，杨宝琛的话剧作品是富有启示性的。
深沉的激情化为灵气裹挟整体艺术形象
“北大荒某农场，天空星月闪烁，一堆篝火熊熊燃烧，不一会儿，烧荒开始了，昏暗的天空渐渐变成了橘红色，出现了一片火海，远处一排拖拉机挂着五铧犁破土前进。人群沸腾，望着燃烧的田野纵情欢呼，最后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展现在《将军的战场》中这幅壮观的图景，使我们感到，作家仿佛是歌唱着舞蹈着把它写出来的。一股像野火烧荒引发出的气浪一般的激情，热乎乎地向我们全身心扑来，把我们激动的心裹挟在那里面。
在《天鹅湖畔》中，则有另一种深刻的激情在激荡着我们。第一幕，在北大荒原始森林腹地的天鹅湖畔，刚刚草创的天鹅湖林场的一个大马架子里，冬春之交雨雪交加，来自天南海北的垦荒队员不分男女挤在大通铺上，“床下流水叮咚，墙上万紫千红”，条件确实够艰苦的了。但作家硬是在这艰苦环境中点缀出一个“墙上万紫千红”来，而且用他多情的神来之笔，让江对岸的巴扬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悠悠扬扬地飘进马架子里来，并把雨雪交加中的白天鹅的鸣叫声糅进这歌声里。作家把天籁之音、乐音与人们的心音浑而为一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极有感染力的早春边塞情调。在第三幕里，夏天的天鹅湖畔，群山回荡着伐木声和劳动号子声。在这样紧张艰苦的劳动场面中，作家以诗意的笔触写道：“夕阳西下，月光初照，洗澡的女人们犹如玉女走上岸来，月光映照着她们的倩影，忽然，江对岸传来《天鹅湖》的音乐声”，同时，“白天鹅飞翔鸣啭”，阿莲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些如诗如画的场景，蛮荒而绮丽，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我们能触摸到这些文字暖融融的温度，以及作家怦然跳动的脉搏。一缕温馨的感情如空谷幽兰，把我们潜移默化地引领到一种美感的境界当中来。
作家的激情，我们从上面的意境中可以领略到，也可以从下面的仪式性场面中感触到。如《天鹅湖畔》结尾：“三个老战友以跪式对天鸣枪致哀，悲壮的音乐撼动着大森林、黑土地，一束红光映出卢杰女神般的宽容善良刚毅的笑容，她似乎把世上的一切恩恩怨怨看得那么轻，那么淡。她在迎接人间最美好的世界到来……”。又如，《大江弯弯》最后一幕，马莲玉入狱前，先把自己着意打扮了一番，她“忽然变成一尊希腊女神，浓眉大眼深眼窝高鼻梁，头发卷曲披肩潇洒，脸上略施了些脂粉，更显得端庄俊秀，一套紧身的连衣裙勾勒出胸部、臀部极为突出的线条，加之她那持重慈祥的笑容，犹如女神降临到两个男人面前。”接下来，她端起酒杯，向两个男人辞别说：“北大荒人讲话，要说的话全在酒里了，来，我先喝为敬……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人这辈子不能光会喝喜庆的甜酒，还得会喝打八刀的苦酒……人一辈子无债一身轻，活得自在啊……”然后她斟满了三杯酒，三个人在沉默的气氛中一饮而尽，并与他们一一吻别。《大青山》结尾，吴长福给父老乡亲和山林土地那悲壮的一跪，那番豪壮的誓言，也喷发着惊天动地的一腔激情。
作家的激情，还显现在他对爱情生活的独特表现上。作家也许不是“西厢”，“梁祝”式的爱情写家，就是说他注重的不是爱情花前月下的缠绵悱恻。但作家却善于以凝重的笔触，勾勒出爱情生活的主要块面和显豁的色彩。尤其能揭示出爱情的巨大的内在深刻性，这内在的深刻性，是情感和灵魂的震颤（而不仅仅是肉的震颤）。这种灵魂的震颤是一种生命的巅峰状态，它表现为物我合一的忘我境界，表现为一往无前生死不渝，悲天悯人大慈大悲，表现为宗教式的神圣性和牺牲精神。这种灵魂震颤不仅是爱情本身的力量，同时凝聚着生命的全部活力和人性的辉煌。比如，刘靖对刘雪平的纯洁的爱，阿莲对战斗的神圣的爱，马莲玉对善涛和杜恒慈悲的爱，窦婶对两个山东汉子的那种怜爱，乃至膘子对杜恒的傻爱，都或深或浅地显示出爱情内在的深刻性。这是爱情中真正有份量的激情的东西，它比一首情歌、一个热吻更凝重、更感人。当然，作家在爱情观上显然不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主义者，而是更接近于劳伦斯的情欲和性欲“双星均衡”观，如从窦婶、马莲玉、膘子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她们旺盛的肉感和性欲。
爱情是一块试金石，它最能检验出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修养和思想境界，从对爱情生活的艺术表现中，大体就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主要审美理想和思想艺术素质。从杨宝琛笔下的爱情描写中，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充满崇高感和神圣感同时又相当土俗鲜活的激情。
作家的激情，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幽默感上。他的作品既有恢宏悲壮的风采，又有诙谐幽默的特色。作家及其作品都不是板着面孔，正襟危坐，而充满乐观或达观的情调。如《天鹅湖畔》第一幕，当时因为只有一个大马架子，住宿相当紧张，于是温政委动员大家说：“每个人的床位不得超过五十公分，有家属的住在蚊帐里，男女同志要挤在一起睡。为了不发生意外，我看这样吧，共产党员挨着女同志睡。”当大家笑嘻嘻地议论纷纷时，一个青年战士突然说：“报告，我们共青团员能挨着女同志睡吗？”弄得大家哄堂大笑。又如该剧第五幕，因为没有单身宿舍，农垦战士鲁军实在憋不住了，只好把老婆领到小马架子里偷偷野合，碰巧被战斗发现了。战斗先假装板着脸训斥了他们一顿，妻子蓬头垢面地哭泣着埋怨和捶打丈夫说：“我说不来吗，你偏来，不要脸……”这时战斗开心地笑着说：“打，狠狠地打这个不要脸的。”在《大青山》这部带有悲剧意味的作品里，作家同样穿插了调侃笔墨。戏一开场后，人们用一大盘子小白鱼逗老毛子喝“鱼头酒”的场面，令人忍俊不住。而老罗锅子对老马太太可笑的性追求和性嫉妒，几乎让人笑破肚子。通俗喜剧《孝子贤孙》中的苗委员，更是诙谐至极，笑话百出，“丑态”百出。老卓头的黄昏恋，也是相当滑稽的。而最幽默的，恐怕是《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了。窦婶策划的“集体强奸”臭子事件，简直令人喷饭。她对两个丈夫嬉笑怒骂、装疯卖傻、打情骂俏，玩这两条汉子于股掌之中。而对“那玩意儿特别长”、“睡过四个外国娘们儿”的“三条腿”，她忽而飞眼吊膀，忽而颐指气使，如猫戏鼠。至于她对邢队长大做其美人爱英雄式的春情梦，更令人啼笑皆非。《大江弯弯》中膘子对杜恒的追求，与窦婶对邢队长的追求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家的激情更主要的体现在他笔下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中。不难体味到，作家之所以把窦婶、马莲玉、刘雪平、战斗、卢杰、苗委员、吴长福、善涛等人物写得那么鲜活，是因为他不仅熟悉他（她）们，而且热爱他们，作家是怀着满腔热情和鲜明的爱憎，用心血为笔黑把她（他）们塑造出来的，这也正是这些艺术形象感人至深的奥秘所在。
作家的热情和激情，已化为一种灵气，裹挟着作品的整体艺术形象。作家的作品在某些局部上，可能还不那么到位，不那么精致和考究，甚至显得有点粗糙，但作品那股子由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生活气息和火热的激情化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有气势的灵气，会把人一下子裹挟到他的戏剧天地里。我认为，在作家写实风格的作品中，无形中渗透着一种北方式的大写意的艺术精神。
对作家的这种激情，这种灵气，我想称之为“杨式情调”。这情调的根在北大荒的原野山川里，在北疆男女的血肉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风云里，也在作家本人的真善美的心灵境界里。这情调的质地，与《春江花月夜》相去甚至远，却与《英雄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相类似。它不是小家碧玉，小桥流水，而是铁马金戈，大江东去。这情调使我们想到排成人字的春归雁飞越千里完达山；一天长风吹渡坦荡如砥五彩斑斓的千万里黑土地；想到漫天飞雪把兴安林海、三江平原飘飘洒洒地粉妆玉砌；想到突然间晴空霹雳暴雨如注刹那间又晴空万里彩虹高挂的北方大雷雨气象；也想到了从万里青纱帐中激越出来的唢呐声，从白桦林深处涌动出来的伐木声和劳动号子声……这情调是一种个性化意象化诗化了的关东风情或北大荒风骨。情调或意境的有无与深浅高下，是衡量一位作家艺术水准的重要尺度。“杨式情调”标志着杨宝琛话剧作品的成熟性和独特性。“杨式情调”同汉魏风骨，同宋词“重、拙、大”的境界有相通的东西，属于一种壮美的格调。
作家柯云路说：“人们并不都懂得，热情永远比经验更宝贵些，因为这种品质更年轻。”又说：“丧失了生命力，智慧仅仅是痛苦的结晶。”热情就是人的生命力。他还说：“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热情要磨灭了，就很难再获得了。”列宁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没有人的巨大热情，没有热烈的幻想，人类就难以创造出奇迹。对于必须以情感人的文学艺术而言，更是如此。可以说，没有热情和激情，就没有优秀作品，更不会产生杰作。拥有热情和激情的作家艺术家是令人羡慕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它不是每个作家都可能拥有的，也不是一个作家在各个时期都能拥有的。
如果问：现代生活中还缺乏什么？我说：是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如果问：当代艺术还缺乏什么？我说：也是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如果问：你以杨宝琛作品最喜欢的是什么，我说：还是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他不是在“玩文学”，而是把生命与文学打成了一片。作家及其作品，都像怒放在北大荒的野百合，充满了野性美和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