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基层论文,机制论文,为核心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正处于全球性变革的时代，改革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主题。就国家内部来说，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到行政改革，从宏观架构到微观组织结构，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极力通过改革去解决各类问题。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的历程，允许私有经济发展，放松对社会管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鼓励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大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后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允许私营企业主、新社会阶层人士加入党的组织，带来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同时，新型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两新组织”）不断涌现，利益格局、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及未来走向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西方部分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国迟早将向西方式民主化转型；[1]也有学者“悲观地”认为，决策权威的分权化以及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崩溃。[2]然而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既没有按西方理论的预设走向西式民主化道路，更没有出现国家的崩溃和分裂，相反“这个政权看起来是越来越稳定了”，[3]且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 理论反映现实，又将影响和建构现实。基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韧性，[4]（P23-26）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仍旧是中国政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5]（P11）呼吁研究中国问题需要“重新把党带回来”。[6]改变了过去学术研究中无视或边缘化中国共产党的惯性研究范式，并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描述和解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治体制的生存、调整与适应能力以及行动策略上。国内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国家的起点和历史任务区别于西方国家，并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及“党治国家”等解释路径和概念框架。[7]在这些“重新把党带回来”理念指导下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多元视角考察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现状，亦有利于构建学术研究的中国本土理论和范式。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实施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时，的确有扩大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考量，但其执政的目的亦绝非只是“为了执政而执政”。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和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其重要的目标追求，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基层是社会的单元细胞，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近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和治理绩效，固然离不开执政党良好的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及行动能力，也与其“重视基层、面向基层”的优良传统和务实做法紧密相关。本文无意全方位阐释“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了发展和治理”这一宏大命题，只是试图从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一个以执政党为核心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分析框架。由此，一方面，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基层社会变迁的外部环境的挑战，通过行动策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行动主体，如何由内而外影响外部环境的变迁，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有关执政党建设方面的研究，大多来自党建学者和党务工作者，成果不胜枚举。但严格说来，这方面文献很多不能算严谨的学术成果，更多的是思想的阐发、个人的体会和经验的总结。而有关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管理）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三方面：一是以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的治理理论研究；二是非政府组织（NGO）和公民参与背景下的治理创新研究；三是中国基层治理传统资源在当下的适应性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有意无意地忽视执政党作为最重要行动主体的现实，以致无法真正解释现实的基层治理。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中国治理的现实出发，研究执政党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联性，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党社分离还是党社一体化 主要涉及党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定位问题，即党是应该与社会相分离以保持相对中立性，还是要实现“党社一体化”。按照通行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政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连接器”，主要发挥意见表达、共识凝聚、价值引导等功能，政党需要与社会相分离。如王占阳在研究村民自治和村“两委”关系时认为，村内应实行党社分开，切实实行村民自治，而不是实行村党员自治，即村委会是乡村的民权中心，而村支部不是乡村的权力中心，党对农村的领导主要是宏观的，村支部和村党员主要是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8]而肖存良则认为，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成功的秘密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市场化改革对我国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结构形成了挑战，在挑战应对过程中，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尚未完成，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尚未最终定型。但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就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9] （二）党组织的去行政化与再行政化 主要涉及基层党组织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即在“无行政权力依托党组织”①出现并增加的情况下，党政应该进一步分开还是党组织再行政化。李景治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进一步调整党、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在社会中的职责和功能应合理分开，防止和克服党的基层组织行政化。[10]林尚立认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从传统的行政化的功能定位回到政党化的功能定位，党促进基层社区发育和成长不可能、也不应该用行政资源来推动，而应该用党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来推动。[11]梁妍慧也认为，面对高度异质化的社会结构及利益多元化的人群，面对不断涌现的社会组织，党组织显然已经无法依托行政权力对他们实行动员和控制，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从行政权力的结合中分离出来，回归到正常的社会化。[12]在这些学者看来，基层党组织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既是价值上的背离，同时在经验上不具可行性。但现实的发展是，党在基层社会的活动对行政权力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经费、办公场所、人员上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有增无减，如近年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的“三有一化”活动（有人管理、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区域化党建）即是最好的说明。 （三）组织创新策略与基层治理创新途径 主要涉及执政党如何适应形势，通过组织完善、功能创新、策略调整来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王海峰认为，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必须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开发基层党组织的内在社会功能。党的群众工作就是政党扎根于社会，政党作用于社会，其本质是政党回归社会。政党回归社会的核心就是要确立政党全面服务社会的政治逻辑和行动策略，政党正是在领导社会和服务社会的有机互动中实现自身的社会化。[13]陈文则提出，在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日益深化，社区形态发生深刻转型的现实背景下，执政党引领基层群众自治有必要遵循“政党嵌入”和“体制吸纳”的双向路径，激活现行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创设各种利益协调机制，及时化解社区中的多样矛盾，充分吸纳和整合社情民意。[14]谢新松提出，在完善和推进社会治理进程中，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社会多元化的现实还是社会实现善治的诉求，均需要社会治理的主体，即政府、市场组织和公民社会，积极探索和实施文化治理模式，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15] 以上研究不论是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大进步。这些研究能从本土现实出发，总结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经验并进行理论思考，不但有利于提升我国基层治理理论研究水平，亦可增进与国外理论界的对话。但通过文献梳理，亦发现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一是研究视角。政治学和党建的视角较多，而缺乏更具整合性和操作性的治理（管理）视角。二是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居委会、村委会及业委会等较传统的基层组织，一定程度忽视了“两新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三是分析框架的建构。往往侧重于某个方面的描述，不能较完整地解释现状。如有的研究，虽然发现了“党治社会”中“组织嵌入”和“体制吸纳”策略的运用，但却忽略了“价值引领”作为“治理灵魂”的作用。从党建理论和实践来说，党十分重视以价值为核心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强调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党内工作部门设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工作机关改革，虽然在效能、精简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保留着以组织、宣传为核心的构架模式”。[16] 本文通过对一线党政官员和基层民众访谈、基层治理活动的非参与式观察以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库”的分析，总结近年来各地实践探索的经验，引入“嵌入性理论”、“吸纳理论”和“文化领导权理论”，对应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统战、宣传三大主要职能，构建“组织嵌入——体制吸纳——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整合分析框架，用以讨论当下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显现的功能，说明其行动的方向与方式。 二、执政党的有机整合治理机制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以此分析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运动的互动关系。之后，“嵌入性”概念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组织与战略及其适应性等研究中得以应用，用以阐释社会行动主体在持续互动交往中形成的关系和制度。亨廷顿在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力量时，发现政党组织嵌入社会网络的复杂性和深度对于其实力意义重大。他认为，与工会、农协等社会经济组织保持紧密联系的政党组织，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和领导能力。[17]（P370）笔者认为“嵌入性”理论对于当前我国党与社会关系、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基层治理的策略选择，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一）组织嵌入 建党以来，党重视基层工作，将自己的组织扎根于群众之中。从“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开始，党逐步在军队、地方政权及人民团体建立相对应的基层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基层组织由建立在“连上”、“村上”，逐步发展到建立在车间、单位，普及到农业集体组织、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等，实现了“党政社一体化”。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社队及单位体制逐步解体，各类组织自主性增强，新型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两新组织”大量出现，由社会变迁导致政党与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党的基层组织出现悬浮化、边缘化甚至“不在场”现象。因此，重新“发现社会”，通过组织“再嵌入”实现对新型组织和社会空间的领导，成为党在基层治理的行动目标和策略。 1.基层组织嵌入。通过将基层组织建立在社区、车间、项目部、各种协会及网络上，实现了党的组织对现实社会空间及网络虚拟空间的有效覆盖。基本途径是：在农村，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相对集中点建立基层党组织；在城市社区，推行网格化管理，将支部建在楼宇（楼门、庭院）、商贸市场及项目工作；在科研院所建立科研团队、课题小组和各类学生社团。采取单独组建、行业统建等方式，在非公企业建立组织，以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为重点，加大在中介机构、协会、学会和各类新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的力度；建立网络党组织，开通“e支部”、“党务通”等平台，把党建拓展到网络上，把组织活动开展到网络上。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96.7%以上的非公企业建立了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内党组织应建已建率达到98.4%，全国基层党组织总数达到402.7万个。 2.（公职）党员嵌入。此机制主要是通过发动、组织和挑选具有较高思想政治觉悟、理论政策水平和能力素质的政府公务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党员群体，进入基层治理一线，实现党在基层治理和建设中的作用。近年来，各地从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到农村、社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挂职锻炼，担任“第一书记”、党建工作指导员，以及建立机关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等。如2012年，中共山东栖霞市委办公室制定了《关于选派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到工作薄弱基层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的实施方案》，从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派40名优秀的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到村、非公企业、社区、社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此外，不少地方通过发动和组织基层社区内的公职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党代表等，在所工作的单位、所生活的社区“亮身份、做表率、受监督”，发挥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资源优势，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社区建设。如深圳南山区开展的携手共建和谐社区的“十百千万行动”，号召上百名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担任楼栋长。 3.服务合作嵌入。党组织以功能转型实现组织嵌入，即通过增强对“两新组织”的服务职责，引领发展，促成合作。向服务功能的转型是党在基层的重大突破，它谋求新的合法性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是依托服务来渗透嵌入的。具体策略主要有：一是理念引导。通过组织“两新组织”人员培训，使他们对党有感情、坚定跟党走。如2009年，中共江苏省委出资组织开展“商二代”培训，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二是组织孵化。党和政府运用自己掌握的丰富资源，对“两新组织”从出生阶段起便加以指导，使其成功走上正轨。如全国各地科技园区及创业园区的企业孵化服务，近年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还相继展开公益组织孵化服务。三是购买服务。通过向企业和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与它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以资源优势影响它们的理念、机制和运作。如上海、北京、无锡、广东、浙江等地政府陆续开始探索向社会组织购买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养老服务、医疗服务、残疾人服务、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此外，各地通过建立“阳光驿站”、“党员服务中心”、“流动党员之家”等方式，实现党员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既增强了党组织对党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又向普通群众及其他社会组织传递出“以人为本、注重服务”的理念，增强党对其他个体和组织的吸引力。 （二）体制吸纳 通常认为，有关政治领域的吸纳论述，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用“行政吸纳政治”来解释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的政制体制。自此以后，相关概念逐渐为学者所熟悉和使用。除行政吸纳表述外，还会使用政治吸纳、精英吸纳、政治安排等来描述，笔者倾向于使用“体制吸纳”。所谓体制吸纳，是指执政党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方法策略，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两新组织”和新阶层人士吸纳入既有的体制，使其能为体制所用，进而整合各种资源，推进发展和治理的过程。 党十分重视吸纳新兴力量和各类精英为己所用，并发展出独特的统战理论和工作机构，如统战部门、政协组织、工商联组织和人民团体等。亨廷顿指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的能力。”[17]（P129）“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重建过程中，一是通过纵向的组织网络，在全国各地建立庞大的政治组织体系，由政党组织体系来凝聚社会，组织社会，实现社会的组织化。二是通过横向的统战网络，在全国各地面向各阶级阶层建立横向的统一体系，把多元化的社会整合起来，把横向的多元社会体系吸纳到政党周围来，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局面。”[18]（P279）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随着“无行政权依托党组织”的增加，组织传统上采用的命令服从体制无法适应新型基层党建的需要。为此，需要通过党的“统一战线重心的下移”，通过“体制吸纳社会”达到整合资源，进而实现治理基层社会的目标。 1.精英吸纳。从精英流动和社会治理角度看，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与领导地位，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就必须尽量将高素质的人才和精英吸纳到党内，使“天下英才尽入彀中”。精英吸纳机制正是通过招募、动员等方式，将社会中的代表人物、行业精英和意见领袖等纳入体制中，发挥他们专业知识、丰富资源和广泛联系的优势，增强党的代表性和行动能力。在基层治理中则体现为：发展“两新组织”、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通过公务员考试等机制吸纳基层优秀分子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成为“代表制官僚”，发挥他们沟通社会的独特作用；将基层精英吸纳进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及理事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等。以乡村治理为例，近年来精英参与或推动基层治理的实践大量涌现，如浙江温州、绍兴、台州等地推出“协议村官+乡村精英的契约之治”、“乡村精英+龙头企业的协作之治”、“村务监督委员会+乡村精英的制衡模式”和“农村党支部书记量化考核机制+乡村精英的促进模式”等，创新了传统精英治理的模式，适应了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2.参与吸纳。参与理论将民众角色定位于家园的守望者，基层建设和治理的“主人翁”。现代的公共治理没有民众的参与、合作，执政党（政府）很难以单独之力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和公共问题，因此党十分重视将公共参与引入治理过程，在党（政府）主导之下推动民众的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有序参与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其主要途径包括：立法、行政、政协机关通过信访、民主恳谈会、热线电话、听证会、代表质询会、圆桌讨论会、政策咨询会等机制，吸纳民众参与，并将民众意见带入有权机关；授权一线群众担任调解员、宣传员、陪审员，参与相关公务管理活动；重视网络参与和吸纳，如开通党务政务网站，设置公众邮箱，开展干部定期在线交流及网络征求意见；吸纳群众到基层组织自治管理中，加入基层党组织倡导的互助公益及兴趣小组等。如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2013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村（社区）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吸纳社会精英、社区警长和优秀异地务工人员参与村居事务；将优秀大学生村官、经济能人、行业带头人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两委”中来。而银川市近年则探索和实践吸纳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使499支群众文艺团体、72支志愿者文艺队伍及民营文化公司成为文化活动主体。 3.团体吸纳。此机制主要是党政权力系统通过特定的授权和程序，将没有明确法律地位，没有法定正式编制的社会组织，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进行管理的一种做法。团体吸纳与基层组织嵌入，可以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但在观察的视角和作用力的方向有所不同。正如美国学者狄忠蒲（Bruce Dickson）所观察到的，在中国，吸纳政策包括对私营企业家的吸纳和技术精英的吸收，以及创建各种联系国家与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而这其中商会是最突出的一个。[19]（P9）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往往通过团体吸纳，建立起以核心党组织为龙头，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中介机构、老年团体、文化团体等多元组织参与的社区事务共管共治机制。如宁波市开展的“区域化党建”，即社区成立区域联合党委、党员服务中心、流动党员服务站，以及负责吸纳党员的企业联合支部，同时突破城乡二元界线，形成城乡一体、网络分布、条块结合的基层区域化党建网络格局。此外，全国多地开展所谓“党建‘1+X’”模式探索，就是由1个经济实力雄厚、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核心村居或企业与1个或几个相对落后的村居或企业，跨区域、跨单位组建联合党组织。党组织还积极推动将社区老年协会、残疾人协会、救助社、慈善超市及相关兴趣协会吸纳入社区建设中，发挥这些组织在提供服务、拓展人脉、增进互动中的作用。 （三）价值引领 价值是人类对于自我发展的本质发现，具有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功能。价值引领即执政党以自身推崇的价值标准引导群众的价值判断，以期形成社会的价值共识，进而动员整合社会朝着执政目标努力的行动。价值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核心，实施价值引领与夺取并巩固“文化领导权”密切相关。葛兰西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包括作为政治社会的“国家”和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两个部分。国家的统治权在市民社会主要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即通过家庭、社会、学校、工会、媒体等社会团体，将符合其利益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灌输和渗透到大众意识之中，得到大众的认可接受，通过掌握文化来赢得民众服从而达到自身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它通过合法性的重塑，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从而使我国“‘市民社会’已经深化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成为国家背后更加强大的‘堡垒和工事’”。[20]（P191）巩固党在基层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得到基层社会的认同和凝聚。 1.合法性的塑造。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邓小平指出，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由于基层处于与民众接触的一线，牵涉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往往导致基层政权与民众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另外，中国有着“差序政府信任”的文化背景，[21]也即我们通常听到的“上面的经（指党的政策）都是好的，就是让下面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这实质上是在肯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情况下，对基层组织合法性的质疑与挑战。越级上访、集体抗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基层治理层面上，近年来执政党致力于重塑合法性：一是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领人民发家致富，让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二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还包括战胜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体现出的能力，在防范危机和驾驭风险中累积合法性；三是党的先进性和道德合法性，强调“打铁还须自身硬”，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体现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进而拥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四是提供一定的政治参与渠道，主要包括开展“两推一选”、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干部述职、群众质询、民主恳谈、协商对话、参与决策等。 2.核心价值的引导。树立核心价值观就是要让全社会有共同的观念基础，让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组织之间达成“心理契约”，即对建立在承诺基础上的相互责任和义务的主观感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包容和整合社会意识，这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十八大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核心价值观不能空洞的泛泛而谈，需要每一个人都是创造者、参与者，其生命力在于群众的实践。核心价值观需要“接地气”，需要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中，融入城乡居民自治中，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具体到基层治理方面，就是要为基层有效治理确立良好的“心理机制”，增强价值认同，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有典型塑造、标杆激励、主题教育活动及模范优待等。如道德模范、感动人物、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评选；文明家庭、诚信单位、文明社区评比；对先进典型和英模人物及其家属实行政策和物质优待和奖励。开展核心价值观“走基层”等活动，如2014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家风”话题，致力于培育和弘扬践行核心价值观。 3.公共文化服务。托尼·本尼特（Tonney Bennett）认为，“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地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这部分地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22]（P163）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就是建构公共性，这在一个公共性日趋衰落的转型社会中，它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23]现代性治理不再主要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制，而更主要依赖认同、说服和协商，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在文化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除了为民众提供文化性公共服务（产品）以外，更主要的是透过它培育公民精神、建构文化认同，在认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治理。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起到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公共文化服务在基层的实践作用：一是意义唤醒，如加强基层文化史迹挖掘和保护、建立历史名人纪念馆（碑）和完善乡规村约等，增进基层民众的身份认同；二是实施完善，如加大文化站、“村村通”工程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使群众能更便利享受更多文化生活；三是内容输入，如通过广播电视节目、文化下乡、文化进社区等载体，使先进文化深入基层；此外，还通过发展群众性的文艺队伍，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活跃社区文化，参与文化建设。 当前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特点是，在国家与社会不断分离的同时，又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新的结合，即在推动基层自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同时，执政党以组织嵌入、体制吸纳作为两个主要抓手重新深入社会，并将价值引领贯穿始终，构建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有机整合基层治理机制（见图1），力求实现提升治理能力，增强基层治理合法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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