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国防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防论文,特征论文,背景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开辟了一个时代。
邓小平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
在邓小平思想体系中，国防建设思想至关重要，独具特色。如果说邓小平思想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话，那么，这种“特色”在其国防建设思想中尤为突出。否则，无法理解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十几年“繁荣”同时的“稳定”；无法理解这种“稳定”又是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裁军百万等等特殊条件下取得的。
可以说，不了解邓小平独具特色的现代国防建设思想，就不能全面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研究阐述邓小平国防思想的角度可以很多。但，我是从以下二个角度，或者说我是把邓小平国防建设思想放在以下二个背景中来研究的：
其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其二，综合国防的理论背景。
我认为，研究邓小平国防思想的这二个背景非常重要。不注意这二个背景，就无法真正了解邓小平国防思想的意义，也无法了解邓小平国防思想的特色。勿庸讳言，在众多的研究邓小平国防思想的著作或文章中，多数没有能很好地研究这二个背景，与此相联就没有准确地阐述邓小平国防思想的现代特色，就没有真正理解邓小平国防思想的时代意义。要么把邓小平有关国防思想简单罗列、编排一下；要么挂“国防”之名，讲“军事”之实，以“军事思想”代替“国防思想”。显而易见，这对完整准确把握邓小平国防思想进而对把握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缺憾。上面说过，就某一个角度来研究邓小平国防思想是完全可以的。我这样说，并不否定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
一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成是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国外称这时“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揭开了邓时代的序幕”，“是邓执掌大权的起点”。邓小平现代国防思想的形成理应也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国际政治形势如何呢？时代特征是什么呢？现在一般用“和平”与“发展”来概括。这亦是邓小平反复申述、多次明确了的。邓小平的现代国防建设思想，首先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形成的。或者说：“和平与发展”既是邓小平反复申述又是他的国防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邓小平及其所领导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当代国防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步骤都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作出的。
然而，如何正确把握时代特征？怎样科学理解“和平”与“发展”？这并不如1+1＝2那么简单， 承认“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特征是一回事，怎么理解“和平”与“发展”又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并没有科学地作出解释，并没有完整领会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论述的精神实质。把“和平与发展”理解为“天下太平”，理解为“和平时代”的到来，这不能不说是在时代问题上存在的一种认识偏差。
关于时代问题，邓小平讲得很多。那么，邓小平是怎样分析时代？是怎样概括“和平与发展”的呢？
根据我所掌握到的文献资料，邓小平从八十年代初对时代矛盾特点问题特别关注，试图用一二个词来进行概括（作为刚刚开始形成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此时必然要对时代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
1984年5月17日， 邓小平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讲：“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注：《人民日报》1984年5月28日。 ）这是八十年代初邓小平首次从“根本”上来概括时代特征，尽管还不是十分具体。
同年5月29日， 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大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43～44页。）
同年10月31日，邓小平又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五月份讲“比较突出”，而此次用“非常突出”——引者注），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没有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83页。）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又一次从战略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从“比较突出”到“非常突出”再到“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反映邓小平在时代特征的认识上不仅越来越重视，而且越来越深入——引者注），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96页。）
1986年，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概念：“中国要做的事很多，归根到底是两件大事，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这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注：《人民日报》1986年5 月21日。）1988年又进一步从全球角度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概括：“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美苏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东西方谈判也已取得实质性效果。但是，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国际朋友讲，发展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其他五分之四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且越来越大。”（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155～156页。）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过长地摘录邓小平的一次次谈话。但从问题的提出到最后用“和平”“发展”来概括至少有三点十分明确：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当前所面临的两个问题，或称两个矛盾。有人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两大主题”，如果从“问题”“矛盾”的角度，这样概括是准确的。因为邓小平始终没有采用“主题”这个概念，他用的是“问题”、“根本问题”“战略问题”“全球性问题”等等。在中共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主题”。这里“主题”应该看作为“主要问题”，而不能作它解。把“和平与发展”看作两个问题，这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有人把“主题”理解为“主流”，进而把“和平”理解为“太平”，把“发展”理解为没有矛盾斗争，这是十分不妥的。至少说没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邓小平始终把“和平与发展”当作一个“问题”，其含义是深刻的。
第二，这二个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
第三，这二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是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没有解决好的二大问题。如果说，1988年时，邓小平的确还讲过“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样的话，那么，随着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则很快纠正了自己的看法。1989年11月23日，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讲：“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两个冷战”开始，这是邓小平全新提法。反映出邓小平深层的忧患意识、高屋建瓴的全局意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整个国家的安危问题——引者注）。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我国南方时则明确讲：“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个带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解决这两大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迫切的任务。“和平”与“发展”成为“主要问题”，而不是“太平”，和平时代还没有到来，全世界人民至今还处在一个很不安宁的世界之中。这就是邓小平对时代特点的思考与分析，这也是邓小平考虑国家安全防卫战略时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对“冷战”结束后的“失望”，对“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焦虑成为形成邓小平独具特色的现代国防思想的客观因素之一。
为什么邓小平把“和平”说成是当代的“主要问题呢”？我理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国际政治秩序无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依然存在（并没有随“冷战”结束而消失），而且成为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引发战争的因素增多。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
第三，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的次数明显增多。平均约为战前的数倍之多。九十年代之后，平均每年均在数十次以上。
第四，核军备竞赛尤在，“世界人民仍生活在核武器威胁的阴影之中”。
邓小平把“发展”同样当作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原由概要地说有：
第一，国际经济秩序依旧，依强凌弱，恃富掠贫现象普遍。
第二，南北差距扩大，两极分化突出，贫富悬殊加强。
第三，穷国数量增多，债务负担加重。
第四，贫穷引发动荡，贫穷威胁世界稳定，贫穷地区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转祸战争地。
对“和平”与“发展”问题，我不打算作更详细的实证性的阐述。我考虑，其一，这方面文章很多，无须赘述。其二，目前缺少的并不是解释“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而是要研究邓小平为什么把这二个问题当作时代特征的问题？邓小平为什么把“和平”与“发展”当作“主要问题”提出来的时代意义？作为“战略问题”的国防意义？而这恰恰是邓小平现代国防观的时代背景。现在许多文章大谈特谈“和平”与“发展”，但并不是从“问题”的角度去阐述，因此，怎么能把握邓小平讲这二个问题的深刻含义呢？不从“问题”的角度去阐述邓小平国防思想，自然就无法把握邓小平现代国防思想的特色了。
二
八十年代，我国军事学术界曾围绕“未来战场设计”问题引发一场争论。有人说，随着海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海洋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未来国防建设中海军的作用最突出，发展海军最迫切。有人认为，空中是世界各国争夺的战略“制高点”，空中防卫的战略地位最突出，发展空军乃至提高太空防卫能力最重要；还有的人说，未来海军、空军都重要，都要给予高度重视，等等。
这场讨论在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到重要日程的情况下——对理顺国防建设发展思想推动国防建设现代化发展步伐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一点上《解放军报》功不可没）。但由于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局限在“谁比谁重要？”上，所以，随着讨论的深入，这种存在一定局限性的讨论便很快匆匆结束。
1991年之后，这种是海军还是空军更重要的讨论的文章基本见不到了。
在八十年代出现的这场争论，尽管时间不长，而且匆匆收场，但，我认为它从另一层面上却反映了它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甚至远远超出这场讨论本身。就是说，它实际上暴露了传统国防观的局限，说明了传统国防观已面临挑战，表明用现代国防观取代传统国防观已提到议事日程。现代国防建设的实践已在呼唤一种崭新的国防观——现代国防观（我称“大国防”观）的出现。
研究邓小平独具特色的国防思想除了要考虑“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八十年代现代国防观逐渐形成这一理论背景。邓小平国防思想特色的“特”首先就在于她本身就是一种与时代合拍，反映现代国防建设实践需要的具有现代国防理论特色的现代国防观。
回顾国防观发展的历史轨迹，我把国防观的发展分三个历史阶段：古代“内陆型国防观”→近代“疆域型国防观”→现代“利益型国防观”。
“内陆型国防观”
所谓“内陆型国防观”，指古代以保卫本国内陆的安全为目的的一种国防观。古代土地是否被分割？城堡是否被占领？被看作国家是否安全的唯一标准。“守城护土”是国防的唯一职能。公元前2世纪， 罗马帝国沿国境线修筑了无数段数十、数百公里、长短不等的土墙和石墙，壕沟和防栅；中国的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15 年动工建造的蔚为壮观的万里长城，均是这种国防观的物质表现形态。
“内陆型国防观”产生于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古代，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斗争水平、战争规模与水平相适应的一种国家安全观。古代，人们普遍以土地为本，为了保障土地的安全，其国防设施就是“城”，在兵器不发达的情况下，攻城是比较难的。《孙子兵法》中把“攻城”列为“下策”，可见其不易。所以，《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古代，对有功之臣“封城封地”，就说明“城与地”的重要地位）。某国一旦国城被破、地被割，就意味着国家的灭亡。相反，守住了“地”与“城”，国家就有了安全保障。
“疆域型国防观”
近代，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战斗飞机、战舰、乃至导弹、太空武器的出现，古代“城”的地位下降。“城”的防卫作用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内陆型国防观”退出历史舞台，“疆域型国防观”随之产生。
所谓“疆域型国防观”，指的是以保卫本国某一疆域（如：领土、领空、领海等）的安全为目的的一种国防观。这种国防观不仅包含有保障国土、“城”的安全，还进一步提出“领海”“领空”的安全，甚至“太空”的安全。十九世纪的“海权论”“空权论”以及本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高边疆论”均是这种国防观的反映。
“海权论”认为，制海权是战争胜利之本。夺取制海权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和致胜的必要条件，国家有了制海权就有了安全保障，而夺取制海权依靠强大的海军，所以，海军是军队的主要军种，国家最终的安全靠海军。八十年代在我国军事学术界引起的“海军比空军更重要”的争论实际上是“海权论”思想的延续，只不过比原来增加进一些对海洋重要性特别是资源方面的现代科技知识。“海权论”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国防观。它比“内陆型国防观”在安全的范围上扩大，但仍是以保障某一疆域的安全为目的的，尽管当时对武装力量特别是海军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仍暴露了时代的局限性。
同“海权论”不同，“空权论”认为，空军可以单独决定战争胜负的结局。依靠空中进攻，对敌国政治、经济中心及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战略轰炸，即可迫使敌国投降，赢得战争胜利。有了强大的空中防御力量，国家的安全就有了保障。随着导弹、核武器的出现，又有人认为使用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实施大规模的核心突击，即可决定战争结局，这实质上是“空权论”在新条件下的反映。显而易见，“空权论”的主张尽管有一定的道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起着十分重大作用，但主张有了“制空权”、有了空军，就可以决定战争结局，就有了国家的安全保障，不免存在片面性。
“高边疆论”是美国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美国认为，目前人类已进入从探索空间时代迈向开拓和利用空间时代的新纪元，太空是除海、陆、空之外的“第四战略领域”。当今世界，谁先夺取宇宙空间这个“制高点”，谁就有了安全的战略优势。失去这个“制高点”就失去了战略优势，就不能确保本国利益的安全。为此，美国必须加强“宇宙国防”，否则，在这一战略链条上丧失重要一环，国家利益、国防利益的整体性就将受到削弱。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曾公布了一系列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先是“星球大战计划”，后又修改为“智能卵石计划”，大有抢占太空“制高点”先下手为强的咄咄逼人态势。
“高边疆论”是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光束照耀下出现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高新技术的采用，外层空间力量的强弱的确与国防的安危密切相关，太空的开发也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相联。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考虑，“高边疆”的确不可忽视，我们应该早作准备。但是，那种认为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就能使国家利益万无一失，却是不全面的。更何况，及使要占领这个“制度点”又必须具备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绝不是轻而易举地说说而已。“星球大战计划”在美国也是一变再变，最近，又听说这个计划是个大骗局！这充分说明要实现这一计划是何等的不易！“高边疆论”说到底仍是“疆域型国防观”的反映，无非是把安全的重点放到太空而已。这种国防观的缺陷随着现代国防建设的实践必然日益显露出来。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国情、一定的实力等不同情况下，重点建设国家安全防卫的某一方面，提高某一方面的实力（如，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海军与空军须加快现代化建设）是完全必要的。“疆域型国防观”在目前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重大战略调整的今天，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要特征的形势下，“疆域型国防观”仍然是传统“守土卫边”的反映，它不能完全反映以综合国力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间全方位、多层次竞争的现实，已不能完全反映现代国防建设发展的现实。目前，国防观的发展，已处在一个从“疆域型国防观”向现代“综合利益型国防观”转变的历史时期。
我这样讲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综合国力”的竞争
种种迹象表明国际社会已进入了国家总体实力竞争的阶段。国家总体实力指国家拥有的全部物质力、精神力及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的综合反映，又称之为“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开放性、关联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未来的国家安全就基于世界各国在“综合国力”这场竞争中的成败。“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综合国力强弱，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二，威胁安全的因素多元
由于国际竞争综合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日益多元化。既有军事因素又有非军事因素；既有显在因素又有潜在因素。战争的破坏对国家安全是一种威胁，“和平演变”同样是一种威胁。今天的现实是发展缓慢而落后以及“和平演变”比战争的威胁更重大、更深远。
其三，军事因素的主导地位削弱
不可否认，军事因素仍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局部武装冲突仍使部分地区不得安宁。但，当前的国家安全环境越来越显示出，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因素正失去其主宰地位。而非军事因素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角色。通过非军事手段达到原先军事手段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事例目前已不鲜见。
其四，安全防卫力的整体化
与“综合国力”竞争及威胁因素多元相适应，国家安全防卫力日益整体化。现代国家安全靠的是综合国防力，是由国家的整体实力决定的。国防威力既包括国家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军事设施等构成的军事力，又包括国家的人力、自然力、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外交力、精神力等非军事力量。单有军事力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某国综合国防力的强大。单靠军事力也无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发展军事力靠的是雄厚的经济力和高水平的科技力。国家的安全还靠政治的稳定及社会的认同。当今国防威力的这种整体性特征较任何时代都更突出。
总而言之，无论是竞争“综合性”、威胁“多元化”或是防卫“整体化”，说到底都是由现代国家利益的综合性决定的。现代国家间竞争的核心仍是一个“利益”，但这种“利益”既包括疆土利益，还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科技利益、思想文化利益，既包括国内利益还包括国外利益等等。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各种“利益”已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任何一种利益受损都将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说已往的战争还主要为了争夺某一“疆域”的话，那么，今天的“战争”则是多方位的。既有领土之战，又有经济战、政治战、科技战、人才战、思想文化战、外交战等等。保卫国家整体利益的安全成为现代国防建设的当务之急。现代国防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以捍卫本国综合利益安全为特征的综合国防。
对以捍卫本国综合利益安全为特征的国防观的变化，国际社会已普遍引起关注。八十年代以来，有的重新解释“国家安全”概念，有的试图用新的安全概念来替代旧的安全概念，有的则以新的安全观为指导，对本国的国防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尽管由于各国的政治背景、经济利益需要的差异决定了国防观政治内容的重大差异（如，一些超级大国阐述的新国防观就带有明显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性质），但强调国家利益的整体性、国防内容的综合性、用现代国防观取代传统国防观已成为时代潮流。
日本国际问题专家那须圣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一书中认为，目前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资源之战，实质上已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率先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的概念，这一安全战略新概念强调：一个国家的安全从前是以能否具备击退对手军事进攻的能力来衡量，而今天国家的真正防线并不单纯在军事上。所谓安全保障就是保护本国人民生活不受各种威胁。安全保障的手段是综合的，军事手段不仅是军事的而是综合的，非军事手段也不限于非军事的，同样是综合的。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应注意各种手段的相互补充，使之发挥确保国家安全的综合效果。主张通过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力量，实现军事安全保障和经济、社会安定的安全保障目标。基于这一思想，日本政府成立了“综合安全保障阁僚会议”并通过经济企划厅委托综合研究所进行了“综合国力调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以此保证“综合安全保障”方针的贯彻实施。（这里，从安全的性质、手段到目标都作了系统明确的阐述，并在行动上作出了切实的调整，反映了日本对新国家安全观、新国防观的高度认同。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末以来，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科技实力逼得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节节后退。日、美间的经济竞争，日本的“胜利”，近年来美国民意中反映出对日本的恐惧，这充分说明，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用非军事手段完全可能取得已往用军事手段来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战略目标。说明日本认同现代国家安全观的深刻的也是成功的战略意义。）
美国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尤为关注现代国家安全内容的变化。一些政治家共同认为“美国正在趋向一种新的国家安全模式”（注：[美]《华尔街日报》1988年8月11日。）。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 作者指出，国际竞争史表明，只有军事“安全”是决然不够的。从近期来看，军事强国固然可以遏制或打败敌对国家，但从长远看，这将对满足本国公民的消费要求和保持本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不良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在《真正的世界大战》一书中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苏对抗，而是世界各大国为了掌握新的全球经济而进行的争夺战。布什期间，美国会一份文件中明确指出，美国面临着两种世界性战争，即与苏的军事斗争和与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而后一斗争比前一斗争更为突出。1990年美《外交》杂志发表西奥多·索伦森（六十年代曾任肯尼迪总统演讲词撰稿人）的文章——“对国家安全的反思”，文中指出，美国过去以遏制苏联军事势力和意识形态影响为前提的安全概念必须改变。索伦森认为，当前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除军事上的因素（包括非理智的、意外的核战争）之外，还包括诸如“来自拉美、亚洲和其它地区的毒品非法侵入我国，是对我国利益的真正威胁”；“对我国的环境，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臭氧层、海洋和气候的破坏，是对我们的真正威胁”；“美国人的人身自由和事业自由，我们应该十分谨慎小心以免严重损害国家安全这一概念本身所要保护的价值观和制度”等等。索伦森提出，依我所见，“新的多极时代国家安全的两项基本目标是，在世界市场里保持我国的经济活力和独立，在全世界和平地促进民主。”（索将这二项内容作为国家安全基本目标，这很值得人们深思与警惕！）
1992年8月2日，美《纽约时报》又发表了一篇由前政府官员组成的两党委员会撰写的文章，题目为：“应重新估价国家的安全定义”。文章强调，世界经历了一场革命，基于新的现实，“应把安全的重心从军事考虑转为人口、难民、环境、和平与经济”。1993年10月，美国防部发表《自下而上的回顾报告》则明确把新的危险划分为四个范畴：①由于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而产生的危险；②由个别地区性大国扬言进行大规模进攻、种族或宗教的对抗国家恐怖主义或友好政府被颠覆而产生的区域性危险；③前苏联和东欧的民主改革进程受到威胁；④国际经济竞争的倒退从经济上危及国家安全。美国《新闻周刊》则提出在“新世界秩序混乱”中产生了一个“新殖民主义者”的概念。它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新殖民主义者？“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枝；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他们并不大肆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能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针对新的形势需要，美国还及时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新战略包括：
第一，保持美国自由独立的国家及其社会准则和制度的完整；
第二，促进经济兴旺和不断发展；
第三，保证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制度及公平开放的自由市场的发展；
第四，保持世界稳定与安全，使美国的利益不受重大的威胁与保证美国的联盟关系健康而富有活力。
1994年初，法国对该国的防务委员会的阵容作了重大调整，吸收了一些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的代表为成员。对为什么采取此重大举措，防务委员会常任秘书长阿兰·昆策尔解释说：促使政府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国正在扩大国防的概念。即从过去为保卫其领土提供武器系统扩大为保护“包括经济实力和科学基础在内的法国形象和国际影响”。
奥地利的一些政治家也提出，对一国安全构成威胁的，除了敌对国家的军事实力外，还有其它一系列新的因素。如，经济上的落后，科技上的掉队，生态的破坏，恐怖组织的活动，吸毒集团对国民健康的危害，等等。
英国在1980年成立国家保安局之际便制订了一项法令，强调该局的两项职责，一是“保护国家安全，防止间谍、恐怖主义破坏活动，防止企图以政治、企业或暴力手段从事颠覆或破坏行为”；二是“保护英国经济稳定，防止外国人以行动或蓄意造成的威胁。”1995年11月，欧盟10国加上同欧盟有联系的17个国家的外长和国防部长们共同批准了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27国明确把难民、经济、核扩散、生化武器的使用等等列为欧洲21世纪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印度总统夏尔马在1996年国庆日的前夕发表讲话说，腐败、以犯罪手段从事政治活动、种族歧视和宗派纠纷威胁着国家安全。他大声疾呼：印度国家安全受到多种威胁！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则认为，该地区的安全保障与其说是军事防御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捷克外长伊日·丁斯特比尔说：“在谈论东欧的安定时，不能不谈经济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长期以来，安全的概念是指避免各国之间可能的冲突。但现在对多数人来说，安全问题出现在国内，不安全感主要产生于对日常生活的无把握感，其次才是产生于对世界大动乱的恐惧。
1993年下半年以后，俄国根据国际、国内新形势，在重新权衡和评估国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安全政策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其中，明确提出国家安全面临内、外两种危险。为对付来自内部的威胁，俄首次赋予军队对内职能。规定“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某些部队可用来协助内务部机构和内卫部队执行任务，”目的是“尽快使局势正常化，恢复法律和法制，保障社会安全，向居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为政治解决冲突创造条件。”赋予军队对内职能是俄军事战略与原苏军事战略相比一个重大的原则变化，它标志着俄军已不仅是对外作战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对内巩固政权、保持国家稳定、制止民族分离主义分裂国家的重要工具。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种种变化，不难看出，在当今国家安全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已大大拓展。现代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已包含下列七项内容：
1.捍卫国家的性质、政治制度；
2.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
3.保卫和促进国家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
4.创造一种有利于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5.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冲突和挑战作出有效的反应；
6.避免和遏制国内和国际间的战争；
7.维护和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
这种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水平，维护了国家整体利益，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新形势下的国家大战略。
面对国际新形势，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上述种种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他的政治决断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与措施。当多数人还停留在对问题的表面进行描述的时候，对一些重大决策的变化还在按传统思维模式进行思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国防观向现代国防观的转变。
在时代问题上，他没有被表面的太平所迷惑，他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二大“问题”，反映了他深远的战略考虑：世界仍不太平，中国面临新挑战，治国首先要有忧患意识，国家安全防卫意识要加强。“新挑战→不太平→忧患→国防”这就是客观的、必然的发展逻辑。
在理论上，虽然邓小平没有更多地理论论证，但他对一个个问题深刻的揭示，足以表明他对现代国防观的体悟。否则，无法理解他——
为什么大声疾呼要尽快发展经济，否则中国要被开除“球籍”？
为什么说，思想路线不端正就要“亡党亡国”？
为什么说“不搞现代化，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为什么说不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被葬送？这要“亡党亡国”？
为什么说没有党的领导，“就会从根本上导致亡党亡国”？
为什么说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为什么把诸如接班人选拔、法制建设等等问题都与国家安危联系起来？
……
可见，邓小平面对着现实的中国并不面临外敌武装侵犯的根本威胁，或者按传统理解“安全”本不成问题的情况下，他一方面作出“本世纪无大战”、“裁军百万”、国家和军队工作重点、中心“转移”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性判断与决策，一方面又引人注目地一次次讲“亡党亡国”问题，反映了邓小平政治家的胆略与深遂的洞察力以及深谋远虑。如果回过头去把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放在国际大背景中去比较，一面是“苏东剧变”、社会动荡不定，另一面是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平在领导现代国家安全、现代国防建设方面所表现出的雄才大略，不能不承认邓小平的现代国防思想的巨大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
不可否认，邓小平国防思想与毛泽东国防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但它的区别性更突出。区别性决定了邓小平国防思想的特殊性，特殊性是区别性的反映。我认为这种区别性是十分明显的，见下表：
毛泽东国防思想
环境不同 时代:"战争与革命"
格局:"二级争霸"
准备打仗
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
备战
防外敌武力侵犯
中心不同 以阶级斗争为纲
"反修防修"
传统型——守土卫边
发展军事实力,建"三线"
内容不同
"深挖洞""广积粮"
兵民结合,全面皆兵
武力对恃
……
邓小平国防思想
环境不同
时代:"和平与发展"
格局:多极
发展生产力,"四个现代化"
裁军、"精兵之路",提高综
任务不同
合国防力,整体防卫(如防
"和平演变")
中心不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现代化"
现代型——提高综合国防力
发展经济、科技强国、强军
内容不同 质量建军,构筑思想防线
抓思想路线、党风,改革开放
科技教育人才、社会稳定
"搁置争论,共同开发"
实力对恃……
区别性意味着它的独特性。那么，邓小平的国防思想有哪些特性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即——
①全局性
所谓“全局”亦即“大局”，是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邓小平在思考国家安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全局”观点。要站在“全局”看问题，要从“全局”出发，要顾全“大局”，要在“大局”下行动。正如邓小平在一次同国外朋友谈话时说的，我们中国人考虑问题不是从自己的角度，而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邓小平的国防思想始终体现了这一特性。
②整体性
邓小平的国防思想中，十分注重整体性。国家利益的整体性决定了考虑国防问题要有整体观念；现代国防建设需要在立足整体的前提下做好与国防事业相关的一切工作。国防实力凭籍的是整体实力；利益整体需要整体防卫。
③综合性
国防效益是一个综合因素。既有眼前的、又有长远的；既有显性的又有隐性的；既有军事的又有非军事的；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综合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强大的国防效益。邓小平果断地作出裁军百万的决定，强调走“精兵之路”是他重视国防综合效益的精彩之笔。
④根本性
邓小平的国防思想是建立在坚实的、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基础之上的。他十分厌恶空谈国防。国防建设的根本在于搞好国家的经济建设，在于“现代化”。他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他警告：离开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经济建设是发展国防的根本。
⑤长远性
始终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本身就充分体现了国防建设的长远性。邓小平多次说过，国家战略要从长计议，不能只顾眼前的短暂的、个别、局部的利益。要考虑世界长期安全、稳定与和平的利益。他甚至强调，有些事情从眼前看是有利的，但从长远看则是不利的。有些则相反，从长远看是有利的，而从眼前看则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勇于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以保证国防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保证国家建设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前进。
⑥客观性
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多大？国防建设的投入要多少？国防建设目标定多高？这都需要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国力，国防建设就不能健康发展。邓小平素以求真务实而著称。他向来反对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对华而不实的浮夸之风。他对弄虚作假、一味追求高、大、空、假的一套深恶痛绝，坚决摒弃崇尚空谈、追求形式、不务实效的工作作风，一切着眼于客观实际。他多次说，对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做出错误判断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国防战略。
邓小平的国防思想产生于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现代国防思想既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又为中国国防建设事业指明了一条光辉灿烂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独具特色的现代国防思想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健康稳定发展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邓小平现代国防思想宝贵价值的认识将会越来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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