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再考察：一个多变量的结构VAR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多变论文,货币论文,结构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7）01—0051—08
一直以来，固定汇率制度被认为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时，各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却被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或考虑，如1999年欧元的成功启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因1997年金融危机而放弃钉住美元汇率政策的东亚各国，已经达成一种共识要求积极推动地区内的货币一体化进程，钉住一种共同货币或一揽子货币被认为是保持区内金融稳定和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一种有效安排。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最适度通货区（OCA）理论的基础上，单纯从经济角度考察这种汇率安排在东亚地区的可行性。
一、相关文献回顾
自1961年Mundell最先提出OCA理论以来，McKinnon、Ingram、Kenen等人分别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众多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成员国之间的四个内部相互关系，即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地区间贸易的紧密程度、国家间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和风险分担系统。这些相互关系可以促成他们加入一个货币区以后的巨大收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观点是，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是各国决定是否加入通货区的最重要的标准。所谓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是指经济冲击对不同经济体产生大致相同的影响，表现在波动状况、政府实施的政策以及经济结构等方面。Mundell认为，具有对称经济冲击关系的国家更适合加入一个通货区，因为具有这种特性的国家加入通货区以后，可以通过区内统一政策的执行来同时消除各国经济的失衡，而不会出现某些国家经济恢复均衡，另一些国家经济失衡却反而加剧的矛盾。
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运用计量方法研究若干国家是否适宜加入最适度通货区，这一工作最早是由Bayoumi和Eichengreen完成的。他们运用由Blanchard和Quah提出的结构VAR模型，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作为模型中的两个扰动项，度量了两种冲击在欧盟成员国内部的表现，以确定这些国家是否适宜组建通货区。在其开拓性的工作之后，理论界对东亚地区是否具备OCA条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Eichengreen和Bayoumi建立了一个两变量结构VAR模型，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间潜在经济冲击的性质，发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可以分别组成两个子通货区[1]。Zhang建立了一个三变量结构VAR模型，对各种冲击对东亚十国和地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满足建立大通货区的条件[2]。AHN选取了12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两变量结构VAR模型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可行性分别进行了分析，认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中国香港、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满足建立大通货区的宏观经济条件[3]。Tang在更长的样本期内（1962～2002年），运用两变量结构VAR模型对12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经济冲击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在这些国家间建立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国内关于东亚是否适宜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讨论很多，但大多进行的是规范研究[4]。谭庆华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选取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共八个国家，运用1960～1999年的数据，建立了一个两变量结构VAR模型，认为部分国家可以先组成一些小的货币区，待发展到一定程度，再逐步融合成更大的货币区[5]。
从前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从经济冲击对称性角度进行的有关东亚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实证研究存在不少缺陷。尽管国内关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很多，但大多着重于规范分析，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来研究东亚货币一体化问题的较少。而大多国外实证研究，鉴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将其剔除在研究对象之外。本文将中国纳入研究对象，利用1980～2005年的最新数据建立了一个三变量结构VAR模型，集中讨论各个经济体间潜在经济冲击的对称性。
二、多变量结构VAR模型的估计方法、数据及模型设定说明
（一）多变量结构VAR模型的估计方法
结构VAR模型是由Blanchard和Quah提出来的，Bayoumi和Eichengreen最早将这一模型用于最适度通货区的实证研究。区别于Bayoumi和Eichengreen将经济冲击分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两变量结构VAR模型，本文将潜在经济冲击分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引入货币冲击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需求冲击易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安排变化的影响，因而，本文引入货币冲击来识别那些不是由政策变化带来的潜在冲击。二是货币冲击也是一个用来观察东亚经济体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如何反应的途径，这对审视东亚经济体的最优汇率政策非常有用。与其他文献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本文将各变量相对于外国相应变量的水平作为模型中的原始变量，以剔除国外经济冲击的影响，原因在于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经济体间较高的经济冲击的相关系数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特有冲击的高相关性，它可能隐含着国外冲击的影响。因此我们以各国实际GDP相对于国外实际GDP的比率
来代表供给冲击，以各国货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e[,t]代表需求冲击，以各国物价水平相对于国外物价水平的比率
代表货币冲击。其中，上标h和*分别代表国内和国外，且上述各变量均为相应变量的对数形式，从而有如下的三变量结构VAR模型：
中的各分量分别表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同时假定它们之间序列不相关并且正交，方差和协方差矩阵为单位矩阵。由于各国实际GDP、实际有效汇率和物价水平是这三种类型冲击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将各种经济冲击对这三个变量的影响表述如下：
为识别各种潜在经济冲击，本文对上述模型做如下假定：（1）货币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没有长期效应，
（二）数据与模型设定说明
1.数据说明。本文选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中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共1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1980～2005年的年度数据资料，考察这些国家和地区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可行性。我们以1996年的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GDP代表实际总产出，并以当地货币表示的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统一换算成以美元表示；实际有效汇率是基于CPI计算出的；国内物价水平则以1996年的不变价格表示的CPI衡量。最后对上述所有变量取对数。同时，考虑到美国经济对东亚各经济体的重要影响，本文将各国内变量相对于美国相应变量的比率作为模型中的原始变量以剔除国外经济冲击的影响。所有数据均来自《BvD外部金融分析、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库》。
2.单位根检验和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在设定结构VAR模型之前，首先运用ADF检验考察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我们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的水平形式均为I（1），其一阶差分形式均是平稳的，满足建立结构VAR模型的条件。然后，我们设定结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并对所设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根据AIC信息准则和SBC准则以及对所建模型残差项的检验，本文将中国香港、菲律宾和泰国的结构VAR模型设为2阶滞后，其他经济体的结构VAR模型均为1阶滞后。通过对所设模型滞后结构的检验，所有模型的根的模都小于1，即上述所有结构VAR模型均是稳定的（限于篇幅，单位根检验以及滞后项结构检验的结果未在文章中列出）。
三、实证结果
结构冲击ε[,t]的估计值，就是各经济体所面临的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如果一种经济冲击对两个经济体的影响程度相似，我们便说这种经济冲击是对称的，根据OCA理论，具备这种性质的经济体适宜组成通货区；否则，就不适宜组成通货区。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每两个经济体之间某种经济冲击的相关系数来反映这种对称程度。如果相关系数为正，说明这种经济冲击对两个经济体的影响是相似的；相反，如果相关系数为负或者统计上不显著异于0，那么这种冲击是非对称的。因此，下面将分别计算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在每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相关系数，然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计算各种经济冲击的大小和调整速度，并分析各种经济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以判断东亚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可行性。
（一）结构冲击的相关性
1.供给冲击的相关性。从表1可以看出，尽管东亚不适于组建一个单一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但供给冲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间是对称的，表现出成立几个潜在子通货区的可行性。其中，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供给冲击相关系数是显著的，可以组建一个子通货区；供给冲击在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之间也是对称的。此外，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以及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之间也表现出对称的供给冲击。
2.需求冲击的相关性。与表1供给冲击相关系数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东亚经济体之间呈现不显著的需求冲击的相关系数（如表2）。只有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以及韩国与泰国之间呈现出对称的需求冲击，这反映了这些国家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紧密程度。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第一，需求冲击主要受国家宏观管理政策和国际货币安排变化的影响，与潜在私人部门的行为没有相关性，因而需求冲击只是暂时性地影响各个宏观经济指标；而供给冲击不受这两者变化的影响，但与潜在私人部门的行为的相关性较大，因而，供给冲击比需求冲击的影响更持久。也是由于需求冲击不是纯粹的随机冲击这一特点，Bayoumi和Mauro认为在评价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时供给冲击更富有信息价值。第二，尽管目前部分国家和地区逐渐放宽了汇率的波动幅度，但大多数东亚经济体采取的仍是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隐含了宏观经济政策对需求冲击的效应。
3.货币冲击的相关性。由表3可以看出，与前述需求冲击相关性的显著程度类似，东亚在货币冲击的相关性方面同样表现出不明显的相关关系。中国、韩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日本与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以及菲律宾和泰国之间有着对称的货币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在货币冲击方面，中国香港、新加坡与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经济冲击的规模和经济体对潜在冲击的调整速度
经济冲击的规模和经济体对潜在冲击的调整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适于加入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其逻辑在于：经济冲击规模越大，内生变量即宏观经济的波动也越大，从而对能消除这些波动的独立货币政策的需求也越强烈，这就阻碍了统一货币政策的执行；相反，如果潜在冲击规模比较小的话，即使是非对称的经济冲击也不会对经济体产生显著影响。因而，经济冲击规模越大的国家，越不适宜加入最适度通货区。类似地，经济体对各种潜在经济冲击的调整速度越快，丧失独立货币政策的成本越小，因而越适于加入最适度通货区。经济冲击的规模和经济体对潜在经济冲击的调整速度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在此，我们以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各国实际GDP的长期影响（20期）来衡量供给冲击的规模；根据前文的假定，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只有短期效应，因此，我们分别以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和CPI的短期影响（1期）来衡量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的规模；以4期以后的累计响应占长期累计响应的比例来衡量各经济体对潜在经济冲击的调整速度。三种经济冲击的规模和调整速度的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在前文，根据潜在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日本和泰国，以及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存在组建子通货区的可行性。在此，根据经济冲击的规模和经济体对潜在冲击的调整速度，将这些子通货区组建的可行性作进一步的考察。由表4容易得到，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这两个潜在子通货区的各经济冲击的平均规模均高于整个样本的平均规模，但调整速度却慢于整个样本的调整速度，因而，这些经济体均不适于加入通货区。平均而言，日本和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这两个潜在子通货区的各种经济冲击的规模要小于整个样本的平均规模，而调整速度相对高于整个样本的调整速度，因而这两个潜在子通货区存在成立的可行性。需要指出的是，从单个经济体看，部分经济体遭受了相对较大的冲击规模和有着较慢的调整速度，例如，泰国的供给冲击规模大于整个样本供给冲击的平均规模，这似乎表明，这些经济体不满足加入最适度通货区的条件。但是，经济冲击规模和经济体对冲击的调整速度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指标，因为在选择组建通货区的成员国时，理论并未在这两个方面提供一个正式和严格的选择标准与技巧[5]。
（三）脉冲响应分析
本部分主要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评价各经济结构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出发点在于：当经济冲击发生时，如果不同经济体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对冲击有着大致相似的响应模式，那么在地区内部采取统一的汇率政策是适宜和有效的，具备这种性质的国家加入最适度通货区的成本自然就小。也可以从最适度通货区的定义来理解这一点：最优通货区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者是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性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所以，当各国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冲击的响应模式大致相似时，自然就类似于共同钉住汇率制度。
图1的脉冲响应图衡量了一个标准差的各经济结构冲击对各经济体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动态效应，我们将滞后期选为10期。由于货币冲击在长期内不影响实际有效汇率，因此，本文只研究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动态影响。图中冲击1、2分别指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
图1 结构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的脉冲响应图
本期给国内供给一个标准差冲击，尽管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幅度不同，但均立刻产生一个正的响应，随后这种影响逐渐消失；台币的实际有效汇率立即产生一个负的跳跃，但这种负效应非常迅速地转化为正效应并在第4期基本消失；而港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在当期产生一个负的跳跃，在第2期左右转化为正效应且影响的持续期较长。就需求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动态效应而言，除中国香港外，东亚其他经济体表现出了非常一致的响应模式：国内需求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立即产生一个显著的正响应，随后这种影响逐渐减弱至0。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经济体的汇率均存在超调现象。
根据前述分析，除中国香港以外的东亚各经济体，它们各自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对各种经济冲击的脉冲响应模式是非常相似的。这表明，这些经济体放弃各自对本国货币汇率的干预，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成本相对较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了一个三变量的结构VAR模型，利用1980～2005年的数据，研究各种经济冲击对东亚各经济体的影响，以此来考察东亚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经济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东亚并不满足建立单一、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的条件。但是，通过对三种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论支持日本和泰国，以及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分别组建子通货区。因为，潜在的经济冲击在这些经济体内部是对称的，经济冲击的规模相对较小并且这些经济体对潜在经济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快，各经济体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对冲击的响应模式也非常相似。
东亚地区建立最适度通货区是一个演进的系统工程，除了需要为加强地区间贸易联系、促进要素市场的流动性以及宏观政策协调这些经济因素做出努力外，还需要历史、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协同以及各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清迈协议》为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提供了基石。在此基础之上，地区内的几个大国需要提高相互理解和信任，展开一些具体可行的政策合作。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抵御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惟有加强区域合作才能保持本国以至本区域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对于我国也是如此。在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我国应注意以下问题：（1）东亚货币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要求我国积极创造条件稳步推进，不可操之过急。（2）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努力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我国的渐进式改革给经济金融领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当前的金融监管能力与经济金融发展状况不相匹配，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监管水平以获取尽可能高的货币合作收益。（3）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乃至国际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极，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乃至国际化将给我国在以后的区域货币合作中带来巨大利益，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
收稿日期：200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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