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化”不是一个准确的学术用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语论文,准确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以来，在国内的许多报刊和传媒上可经常见到“拉美化”一词，但使用者所表达的含义却五花八门，缺乏准确性和特指性。笔者认为，“拉美化”不是一个准确、严谨的学术用语，其所指的一些现象也不是拉美国家特有的现象和状态，对拉美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成果要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不要全面否定其现代化和改革的成果，不能以偏概全。
一
2004年，在国内的许多报刊和传媒上可经常见到和听到一个既有点“创新”、但又有点“似曾相识”的“术语”，这就是“拉美化”。使用者莫不把它当作一种“警世恒言”，向国人频频发出“莫学拉美”或“莫重蹈拉美之辙”的警告。
但是，我们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却觉得每个使用者使用这个“术语”的意思和内涵却是不尽相同的，可以说各有各的概念和所指。我们不妨随手引用几个：“良性市场与拉美化警戒”（注：《经济观察报》，2004年1月9日。）；“中国的拉美化倾向”（注：《经济瞭望》，2004年10月22日。）；“中国如何避免拉美化”（注：《国际贸易》，2004年11月20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完善，中国经济可能拉美化”（注：《环球时报》，2004年12月22日。）。甚至有的省也与“拉美化”搭上了边：“警惕广东经济‘拉美化’”（注：《深圳商报》，2005年1月5日。），等等。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拉美化”有的是用来指“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完善”，有的是指“非良性化市场”，有的是指“外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改革开放道路，有的是指“普遍存在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两极分化的现象”，有的则是指“外源型经济崇拜”与“内源型经济歧视”，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把“拉美化”当作是一种负面的东西，但又没有一个严谨的、准确的和特指的内涵和概念。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使用这个用语的有官员，有经济学家，有企业家，有新闻工作者等，惟独专门研究拉美问题的专家和学者，都慎用这个“术语”。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部分专门研究拉美问题的专家和学者都认为这个用语从学术和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准确、不严谨和不规范的。首先，这个用语在使用时主观随意性太强，“各定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每个使用者都有自己的概念和所指，上面引用的那些例子就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拉美化”如果要成为一个严谨的学术用语，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应该有它所特指的东西，而不能是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
二
如果把报刊上所见的“拉美化”这个用语的形形色色的含义和所指，综合和概括一下的话，它的内涵大体上是指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过多吸收和依赖外资，以及两极分化腐败现象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失业率高，农村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差别扩大，等等。
但是，如果“拉美化”真是这么一个内涵的话，那它确实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既然称“化”，那么“拉美化”就应该是拉美国家独有或特有，而其他地区或国家没有或基本不存在的状态或现象。如我们说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就是特指二战前这两个国家的状态，含义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但是，就我们所见到的文章（包括以上所引用的例子）中的“拉美化”的含义来看，却很难发现使用者所指的现象是拉美特有、而其他地区或国家没有或很少存在的。确实，拉美国家在现代化和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失误，有的还很严重，但笔者认为，并没有到“化”的地步。拉美具有的许多问题，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存在的，可以说这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现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只是由于国情的不同，类似拉美国家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失误，在各地区或国家的具体表现各有千秋和特点罢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发展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它们并不是拉美国家所独有的，只不过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起步普遍早于亚洲和非洲国家，这些问题和现象也就较早出现，给人的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我们剖析一下被认定为“拉美化”中一些所谓的“典型问题”，看看它们到底是不是拉美国家独有的问题，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和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过多吸收和过分依赖外资，是所谓“拉美化”中被指责最多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笔者认为，拉美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吸收外资，外资又愿意向该地区投放，正是由于拉美国家本身的种种优势所造成的。（1）80 年代末拉美国家开始的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的经济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大多数国家走出了“失去的10年”的阴影，经济明显好转。其后又在短时期内克服和摆脱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初巴西金融动荡和2001年年底阿根廷危机的打击和影响，一直保持着中速增长，个别国家还高达8％左右，人均收入已超过3000美元。（2）80年代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势头良好，进入90年代后，绝大多数国家都按照宪法和法律的程序举行了大选，政权交接和更迭平稳、顺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得到了保证。许多国家还深化政治改革，扩大政治民主化，缓和社会矛盾。进入21世纪后更有许多国家的中左政党打出“民众主义”的旗号，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使得拉美的民主化进程更为深入。尽管少数国家曾发生过一些不稳定事件（如民众闹事、军人暴动、游击队起事等），但仍都是局部的、个别的现象，并没有引起全局性的混乱和变化。从总体上来说，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局已连续20多年保持了基本稳定，从而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和安定的政治环境。（3）地区一体化发展迅速。90年代后拉美已迅速形成几大块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墨哥委三国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等，这些自由贸易区都已正式启动运作。2004年年底南美国家共同体也正式启动了。这些跨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运行使拉美各区域内的市场容量大为扩大，从而增加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4）拉美国家本身在资源、土地、市场、 劳动力等方面具有较多优势。大多数拉美国家地多人少，土地资源十分丰富，因而土地价格十分低廉，这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个有吸引力的条件。许多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更是十分丰富，投资者更是可以直接投资利用。许多拉美国家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对较高，且年龄较轻，而劳动力价格却比较低廉，这也是吸引外资的一个有利条件。（5）墨西哥金融危机、 巴西金融动荡和阿根廷危机前，这些国家确实存在着金融制度不健全、对外资监管不力、过多依赖外资等问题。但是，这些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都相继健全了金融制度，严格了金融纪律，增强了抗金融风险的能力。因此，尽管金融危机曾一度对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使这些国家的股市乃至经济一度大幅度下滑，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及时采取措施，提高本国的利率以防外资抽逃、调动外汇储备支持本国货币等，很快就挡住了这些金融危机的冲击，稳住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在金融风波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抗金融风险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外资进入拉美的信心。从这些国家近两年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外资（包括中国的资本）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6）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曾长期看好东南亚地区的美日欧工业国家，把投资的重点和兴趣转向了拉美地区，以求减少投资风险和增加投资效益，这更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这些年来拉美地区成为除中国外世界上另一个最受外资青睐的地区。国际金融和投资界普遍看好拉美，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一地区。每年进入拉美地区的外资都在600亿美元以上，这一地区已拥有1000多亿美元的外资。当然，大量外资进入拉美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和作用，但许多拉美国家也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如何更好地、有利地利用外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负面影响和问题将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被渐渐削弱和克服。
（二）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另一个被指责为“拉美化”的“典型特征”。
确实，拉美国家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的现象是严重的，但在世界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大小。根据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数据，1999年泰国的基尼系数曾达到0.444的高点，2001年仍为0.419，高于同期日本和亚洲大多数国家0.350左右的水平，而接近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水平。（注：《经济参考报》，2003年6月19日。）又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一般保持在0.484和0.407左右。（注：世界银行编写组编著，蔡秋生等译：《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根据最新统计数据，衡量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新兴东亚地区平均为0.460，属于基尼系数高水平地区。（注：参见世界银行凯瑟·克鲁姆2003年10月18日在亚洲博鳌论坛上的发言：《东亚一体化：共享增长的贸易政策议程》。http://www.boaoforum.org）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更高，20世纪90年代不少国家都超过了巴西的0.500，南非的基尼系数曾一度高达0.600。（注：参见王海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http://www.unirule.org.cn）因此，用社会收入悬殊这一点作为“拉美化”的主要依据之一，在实际统计数据面前也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是不科学的。它不是应用归纳法对世界上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进行全面归纳、概括的结果，而是抓住拉美国家中这个显得比较突出的现象进行简单化类比后所作的主观臆断。所谓“拉美病”及“拉美化”，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独有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至于其他一些被列为“拉美化”突出的问题，如腐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农村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差别扩大等，更不是只有拉美所独有，这些问题几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存在，对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简单地把某些问题说成是某一地区或国家特有的“病”，如果在宣传上为的是“吸引眼球”或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警觉，甚至作为一种炒作，笔者尚可姑且不论。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严谨、科学的学术术语，笔者是坚决不能苟同的。
三
“拉美化”命题的提出，还牵涉到应如何评价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成果问题。大肆宣扬“拉美化”的一些人认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很糟糕，特别是它们的改革更是“一塌糊涂”，完全失败。但事实并非如此，拉美国家的经济并非“一塌糊涂”，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是取得了较大成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拉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中已遥遥领先，拉美的整体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一些拉美大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工业和科技基础已相当雄厚，在某些领域中科技发展水平已居发展中国家前列，甚至在国际上也是引人注目的。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和阿根廷时，就特地访问了这些国家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并与这些国家及其中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这正说明了这些国家在科技上的领先之处。因此，对拉美国家的发展和成就还是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和全面地评价，不能全面否定其现代化和改革的成果。过去一个时候，在现代化模式和进程方面中国学界和国际学界很流行将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相对比，似乎后者的情况要好得多，问题和失误要少得多。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之后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显示出这场危机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金融危机，而是一场深层次上的结构性危机和发展模式危机，从而将“东亚模式”完美的神话打得粉碎。这场危机显示，许多东南亚国家不但同样存在着与拉美国家相类似的问题和失误，而且其外国短期投机资本、泡沫经济等甚至超过许多拉美国家。这从另一个方面更说明“拉美化”的一些立论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笔者这样说，也并不是想否认拉美国家在现代化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尽可能地避免重蹈覆辙。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在现代化和改革中的某些积极、有益的经验，只要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帮助，我们也应该吸取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