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三个代表”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和民族理论，二者似无关系，但细究起来并不能隔绝：其一，中国民族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三个代表”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是现时的马克思主义，前者需要接受后者的指导；其二，中国民族理论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民族理论也当体现党的宗旨。基于这种考虑，在当前全党进行“三个代表”教育的进程中，我们也有必要提出，民族理论研究要自觉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
民族理论不是研究生产力和经济问题的专门学科，但它同样需要关注生产力和经济问题，同样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包括民族过程在内的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民族理论学说时立足点就是生产力和经济因素。他们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列宁曾把世界民族运动的发生与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联系起来，考察问题的视角也是“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即“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建立民族国家”。（注：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6页。）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人更突出地将发展生产力、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和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作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观察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基础，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民族理论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绝对真理。生产力决定社会状况，也决定民族状况。生产力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族过程和民族问题。民族理论必须把握生产力的变化趋势，必须研究生产力变化与民族过程和民族问题的关系问题。当代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各种科学发现和高新技术正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社会联系和观念意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进一方面加剧了民族自觉，推动了全球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高涨；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也前所未有地增进着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了解，文化交流在加速，共同利益在增多。这些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着民族的存在状况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由先进生产力推动的社会正发生着巨变，民族过程和民族问题也正经历着巨变。因此，关注和研究生产力变化对民族过程、民族问题的影响及相关的各种问题，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也是在代表先进生产力方面的一种自觉。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对民族理论来说是一个直接的要求。因为，理论科学属于意识形态，属于文化。原则上说，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先进文化，因为它探求真理，揭示规律；但具体到科学领域里的某一主导思想、社会思潮、流派学说和社会影响却并不一定都具有先进性，尤其是社会科学。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源自延安时代的民族工作，从一开始就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数十年来它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问题的解决和科学的民族观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也曾出现过诸如“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这样的理论失误。民族理论担负着理论创造的职责，其创造产生的成果对中国的民族工作、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提出先进性的要求对民族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坚持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中国民族理论得以发展的基础。但坚持不等于“守摊”。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因循守旧、保守僵化，然而这种弊病在民族理论研究中并不少见。因此，“与时俱进”方针应该在民族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提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党中央为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原则界定。这对民族理论不仅是一种原则要求，也含有相当的具体成分。“三个面向”实际是一个眼界问题，民族理论研究决不能囿于既有的理论框框和问题范围，各种既存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和学说观点都应纳入我们的视野；而促进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为全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又正是民族理论的既有职能。中国民族理论向新世纪提供的应是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成果，这是对其代表文化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科学的最高追求是它的真理性、客观性，但对科学提出为什么人或代表什么人的问题并不过分，因为这只是个确立出发点的问题：出发点不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的问题不同，也必然有为什么人和代表什么人的区别。于是，我们对中国民族理论也应该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人们公认，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是成功的。这里的根本原因，一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民族实际的结合，二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代表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从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各民族人民都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从而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戴。中国民族理论历来有着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立场，这一点决不可以动摇。
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就是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在平等的基础上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就学科属性而言，民族理论不可能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和政治实践，但它的研究方向和具体成果则有着服务于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广阔空间。就各民族的发展提出问题，就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出问题，就各民族共同关心的民族过程和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发展趋向提出问题，是民族理论实现自身价值的现实选择，也是现阶段服务于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要求。理论的根基在实践。只有能够回答现实问题的理论才有生命力，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理论才能得到人民信赖，民族理论也只有在不断满足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