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学文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谈到文学文体，许多人就以为是讲文学体裁，因为人们通常把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理解为文学文体。1990年我开始了对文学文体问题的研究，我在研究中发现，英文style一词可以翻译成文体、语体、风格、格调、笔调等。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体”论也不仅仅是指文类。文体绝不等同于文学体裁或文类，它有着丰富的内涵。那么什么是文学文体？我们如何来理解文体？文体对于文学创作有何重要意义？这就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问题。
一、艺术文体的重要性
文体的选择和运用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作家一旦决定了写什么，在动笔写的那一刻开始，创作的整体过程都是在营造文体。在我看来，一部小说的题材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换言之，如何去营造艺术文体，如何通过艺术文体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揭示出来，是创作成败的关键所在，也关系到对文学的特性的理解。
曾有读者问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写了什么，托尔斯泰回答：“如果要我用文字来说明我在小说里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我就只好将这部写好的小说重新写一遍。”实际上，托尔斯泰完全意识到他的小说和他的小说文体是不能剥离开来的，如果谁要想把小说的文体剥离开，来说明这部小说表达了什么，那就等于毁坏了这部小说。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给杜甫的“三吏”“三别”写内容提要，因为如果剥离了杜甫诗歌的文体来说明他的诗歌写了什么，那这已经不是杜甫的诗歌了。有的小说，所写的题材是很琐屑的，如汪曾祺的《受戒》，写一个小和尚与庙旁一家一个小姑娘的朦朦胧胧的爱意，内容很简单，这篇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于作者的文体创造，作者用诗意的、隽永的语言描写种种人物和情景，营造了一种具有魅力的艺术文体，让读者回味无穷。鲁迅写了《呐喊》《彷徨》两部小说，有人称赞他为“文体家”，鲁迅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艺术文体不可从内容中剥离出来的意义上看，有不少作家和学者都说：诗是不可翻译的，甚至文学是不可翻译的。为什么？因为一部文学作品有三大要素：思想感情、语言和文体。仅有思想感情没有语言的传达，那么思想感情再好也表现不出来；但用语言把思想感情传达出来了，却缺乏艺术文体，即不知如何艺术地运用语言去传达，那结果也不能成为艺术。翻译诗之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不可能把原诗的文体翻译出来。
一切艺术，其中包括文学，都是思想感情、语言和文体三者的有机统一。有没有文体，从作者的角度说，关系到创作的效果；从读者的角度说，关系到从作品中获得的印象，读者通过这个印象才能接触到作者，因此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说：“文体是作者与读者互相交通的桥梁”，“文学的自觉，同时表现为文体的自觉”。[1]他说得很对。文体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文体是一个系统
中国古代文论有丰富的文体理论资源，但过去研究得比较少。直到20世纪开始后，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文学的“内部”，古代的文体论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徐复观在他研究《文心雕龙》文体问题的论文中，首先把“文体”与“文类”（文学体裁）区别开来。他认为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本来是把文体与文类分得很清楚的。曹丕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这里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是文章的分类，是依据题材的不同、用途的不同来分，与决定文章好坏的文体是两回事。曹丕特别指出这是“科”的不同。四科就是四类。“雅”“理”“实”“丽”乃是所谓“体”，即是“文体”。[2]本来曹丕已经把文类与文体分得很清楚，但后人却把文类与文体混淆了。研究表明，徐复观把文体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体裁、体要和体貌。体裁即体制，如诗歌中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体要则是指作品中的智性内容，体貌才是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性情、精神状态。徐复观认为体裁—体要—体貌三者是一个“升华的历程”，一定的体裁经过人的智性的加工，有了具体的内容，达成体要，再经过作者的性情、精神状态的灌注，这就有了“色”，就上升为具有艺术性的体貌。[3]徐复观通过研究恢复了文体的原本意义，这是有价值的。但是他的解释缺少现代内容，例如语体、风格的重要概念就没有包含其中，这样就很难为现代所用。
我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文学文体，并于1994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通过研究发现，不论在中国古人那里，还是在西方现代文论家那里，既不能把文体等同于文类，也不能把文体等同于风格。这一点与徐复观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我认为文体是一个系统，我给出了这样一个界定：“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4]就是说，文体首先是一种文本体式，如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各有各的体式：小说必须是叙事的，其体制必须有一个故事；诗歌必须是抒情的，分行则是其体制要求的；散文则把抒情、叙事、议论融为一炉，但一定要有意思所在；剧本是以故事去展现矛盾，但其语言秩序是对话体。但仅有这种容易把握的体式还不是文体，文体的语言秩序中必须表现出作家独特的情感、性格、精神风貌，而这一切又必然是时代的、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折射，这才是文体的全部内涵。
文体呈现为“文类—语体—风格”这样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升华的系统。
文类即文学体裁的分类，它是文体的起点与基础。一般而言，体裁分类的规范不是个人营造的结果，而是人类长期的文学实践的产物。以中国诗歌的体裁为例，唐代五言、七言绝句和律诗的成熟，是汉代乐府诗、魏晋南北朝不规范的五言和七言诗，经过几百年的实践才达到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又觉得旧体诗词太束缚人们的手脚，于是开始提倡写白话新诗，但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其语言体式的规范仍在摸索之中。现在有很多白话诗根本不讲体式，如不讲押韵，不讲节奏，也不讲诗情，什么都不讲，就是把一些话分行写出来。就拿新诗最早的提倡者胡适的《尝试集》来说，就仅仅是一些话。如他集子中第一首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字句也还整齐，也好懂，但如果把它与唐代的那些诗篇相比，就太缺少诗情画意了。多数学者似乎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白话诗第一是白话写的，要自由，第二要有诗情，第三要有意象，第四要有韵律或节奏，要根据这些基本的原则使新诗的体式逐渐完备起来。30年代以来，大家都看到了新诗存在的问题，有的作家还为此做过讨论与尝试，如鲁迅就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5]鲁迅是议论，闻一多就亲自尝试。他创造了一种以“音尺”为基本单位的新诗体式。如：
孩子们｜惊望着｜他的｜脸色
他也｜惊望着｜炭火的｜红光
闻一多解释说：“这里每行都可以分成四个音尺，每行有两个‘三字尺’和两个‘二字尺’，排列的次序是不规则的，但是每行必须还它两个‘三字尺”和两个‘二字尺’的总数。这样想来，音节一定铿锵，同时字数也就整齐了。所以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6]闻一多的尝试和意见都很好，但如果人人都如此写诗，那么诗又会被带上镣铐，又不自由了，就违背了提倡写新诗的初衷。难怪毛泽东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7]由此看来，文学体裁体式的成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是长期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但文学体裁的体式的确就是文体的起点，一定的体裁要求一定的语言体式，即语体。
既然一定的文类要求一定的语体，那么语体又是什么呢？语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体指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中所讲的话语在词汇、语法、语调等方面形成的特征。不同的场合所用的语体是不同的：正式的会议语体与日常家庭语体是不同的，商场语体与课堂语体是不同的，股市语体与学术研讨会的语体是不同的。婚丧嫁娶，不同场合，不同情境，各有各的语体。朋友、熟人见面也有语体，如现在约定俗成的语体就是“你好”“欢迎”“谢谢”“再见”等，与以前熟人见面就问“您吃了吗”不同。所以广义的语体是发展的、变化的。狭义的语体指文学的语体，即与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相匹配的语体。例如，文学中诗歌、小说和剧本虽然都是对生活体验的升华，但它们的体验的对象是不同的。诗歌是情感的体验，因此它的语体是抒情语体；小说是对事件的体验，因此它的语体是叙述语体；剧本是对生活冲突的体验，因此它的语体是对话语体。文学语体又可以分为规范语体与自由语体。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一般的规范语体，这是容易掌握的。除了规范语体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自由语体。自由语体虽然要符合规范语体，但更多的是反映作家个人的情感特征、精神风貌、思维方式等创作个性，这一点与前面徐复观所讲的“体貌”颇为相似。汉代杨雄《法言·吾子篇》说：“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这里所谓“书”实则指文学作品。杨雄认为文学作品有“色”，即认为文学文体中有一种充分显示作家个性特征的那种具体的、独特的、有情趣的自由语体。例如郁达夫曾这样谈到鲁迅杂文的自由语体：“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8]规范语体具有保守性和惰性，但自由语体则充分个性化，具有开拓性和革命性，是整个文体的生长点。
文类语体是指一定的文学体裁所要求的语体，自由语体是指作家个性化的语体。文类、语体和风格的关系是，一定的文学体裁要求一定的语体，一定的语体由于作家个性化的发挥，达到了极致，就形成一定的文学风格。风格是作家将语体，特别是自由语体稳定地发挥到一种极致，并与作品的其他因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的。风格的形成是某种文体成熟的标志，因此它是文体的最高体现和最高范畴。没有风格的作家其作品也就谈不到文体，其创作也就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德国伟大作家歌德说：“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因此，他主张“给予风格这个词最高的地位”。[9]
但什么是风格呢？有人说风格是一种语言形式；有人说风格是作家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流露；有人说风格是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语体特征的切合与统一；有人说风格是经过批评家鉴定后可以辨认的一种格调；有人说风格就是人。我的理解是综合性的，我认为风格是文体的最高范畴，它是指能够引起读者的持久审美享受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的有机整体中所显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创作个性是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语体特别是语体的提升是风格得以产生的根据。
体裁→语体→风格是文学文体的系统，一定的体裁要求一定的语体，一定的语体被发挥到极致，即形成风格，风格最终成为文体的最高范畴。
三、文体在创作中的意义
文体作为文学的形式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文体在创作中具有雕刻、塑形的力量。作家面对一股情感、一个事件、一种风景、一个细节，如何将它变成动人的艺术呢？这就要依靠文体的力量。文体雕刻、塑形的途径很多。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简单地举例式地谈两点：
第一点，“相反相成”。意思是文体与题材形成对照，从而变异出一种新的东西。我们当然要求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但问题是如何达到这高度统一呢？一般人总是认为喜剧的内容要与喜剧的形式相配，悲剧的内容要与悲剧的形式相配。其实，文学创作的实际常常是相反的。喜剧的内容配以悲剧的文体、悲剧的内容配以喜剧的文体，往往会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题材或内容而言，是悲剧性的，可是鲁迅却用一种带有幽默感的喜剧笔调来写这个故事，让人们笑，又让人们笑不起来，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因为人民就像阿Q那样不觉悟。悲剧（题材）与喜剧（文体）相反相成，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第二点，“冷眼深情”。这是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一句话，意思是你画的画一定要蕴涵深厚的、热烈的感情，可是你的艺术描写（即画的艺术文体）则要不动声色，尽量平淡客观，用一种冷色调去处理，结果是冷的色调会把热烈的感情衬托得更深刻、更动人。记得契诃夫在读完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之后，给这位作家写了信。信中说：“我以读者的身份给您提一个意见：您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的时候，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在这背景上就会更明显地露出来。可是如今在您的小说里，您的主人公哭，您自己也在叹气。是的，应当冷心肠才对。”[10]中国当代一些小说家，例如刘震云，已经体会到这种艺术原理，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他的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如《新兵连》《官人》《官场》《一地鸡毛》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不露声色地、看似冷漠地描写他的主人公和各种事件、场面，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热情却从字里行间显露出来。这是多么美妙的文体啊，可惜的是，刘震云后来转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去却或多或少把这种文体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