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从文化传承看琉球的归属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琉球论文,明清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时期论文,归属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05-0086-06
明清时期的中琉交往，主要是朝贡与册封关系。它始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遣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谕其国，琉球中山王察度则遣其弟泰期随杨载入明进贡方物；洪武七年(1374年)，中山王察度又遣泰期奉表、贡马及方物，并上皇太子笺，明太祖赐其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等，从此确立了两国的朝贡关系。永乐二年(1404年)，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明成祖命礼部派行人时中往，诏武宁袭中山王位，此为明朝与琉球正式建立册封关系。①
中琉之间这种友好交往一直持续到1875年7月，日本天皇政府严令琉球彻底断绝与清朝的朝贡和册封关系为止，前后长达500年之久。在这5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明清两朝的册封使臣、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与琉球的贡使、留学生等穿梭于两国之间，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对琉球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来看，它是琉球不归属于日本的重要证据之一。
一
中琉册封关系确立之后，琉球则成为明清两朝的“藩属”，即所谓“文皇帝时，命使者就立其主，赐之册命，被以印绶、冠带，世为外藩”。②由于琉球在海外诸国中颇称守礼，故明清两朝对琉球的册封都非常重视。明朝派出的册封使一般按封锡藩王的规定，遣给事中和行人为正副使，且分别授予麒麟、白泽，公、候、伯、驸马之服，以示朝使殊荣；而清朝派出的是翰林院编修和都察院给事中等，授予东珠帽顶，正副使皆赐正一品麟蟒服。这些给事中或翰林院编修系朝廷的近侍官，不仅学问优长，而且仪度修伟，为当时中国国内的文化精英，可见明清两朝对琉球的册封是予以较高的礼遇。
明清两朝派到琉球的册封使，大抵明朝有16次，计29人；清朝有8次，计16人。具体名单如下：
洪武五年(1372年)，遣行人杨载，册封中山王察度。
永乐二年(1404年)，遣行人时中，册封中山王武宁、山南王汪应祖。
永乐十一年(1413年)，遣行人陈季若，册封山南王他鲁每。
洪熙元年(1425年)，遣正使中官柴山、副使阮鼎，册封琉球王尚巴志。
正统八年(1443年)，遣正使给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刘逊，册封琉球王尚忠。
正统十三年(1448年)，遣正使给事中陈傅、副使行人万祥，册封琉球王尚思达。
景泰三年(1452年)，遣正使给事中陈谟(《明史》谓乔毅)、副使行人董守宏，册封琉球王尚金福。
景泰七年(1456年)，遣正使给事中李秉夷(《明史》谓严诚)、副使行人刘俭，册封琉球王尚泰久。
天顺六年(1462年)，遣正使吏科给事中潘荣、副使行人蔡哲，册封琉球王尚德。
成化六年(1470年)，遣正使兵科给事中官荣(《明史》谓丘弘，弘至山东病卒，命官荣代之)、副使行人韩文，册封琉球王尚园。
成化十五年(1479年)，遣正使兵科给事中董旻、副使行人司司副张祥，册封琉球王尚真。
嘉靖十一年(1532年)，遣正使吏科给事中陈侃、副使行人高澄，册封琉球王尚清。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遣正使吏科给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李际春，册封琉球王尚元。
万历四年(1576年)，遣正使户科给事中萧崇业、副使行人谢杰，册封琉球王尚永。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遣正使兵科给事中夏子阳(先命洪瞻祖，后瞻祖以忧去，改命夏子阳)、副使行人王士祯，册封琉球王尚宁。
崇祯二年(1629年)，遣正使户科给事中杜三策、副使行人杨抡，册封琉球王尚丰。
康熙二年(1663年)，遣正使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副使行人王垓，册封琉球王尚质。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副使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焻，册封琉球王尚贞。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编修徐葆光，册封琉球王尚敬。
乾隆二十年(1755年)，遣正使翰林院待讲全魁、副使编修周煌，册封琉球王尚穆。
嘉庆四年(1799年)，遣正使翰林院修撰赵文楷、副使内阁中书舍人李鼎元，册封琉球王尚温。
嘉庆十二年(1807年)，遣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册封琉球王尚灏。
道光十七年(1837年)，遣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编修高人鉴，册封琉球王尚育。
同治五年(1866年)，遣正使翰林院编修赵新，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册封琉球王尚泰。
这些琉球册封使在航海过程中，免不了要受风涛之险，有时甚至是九死一生。为了避免海上遇难，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海上保护神——天妃妈祖的显灵救助上。因此，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之一——天妃妈祖崇拜，就随着这些册封使传播到琉球。
在琉球有两个天妃宫：一个在那霸，曰“下天妃宫”，位于天使馆东门，南向，前广数十亩，有方沼池，宫门前有两尊石神像，入门甬道至神堂距离三十步左右。堂内有崇祯二年(1629)册封使杜三策、杨抡题写的“慈航普渡”匾；顺治六年(1649)招抚司谢必振题写的“普济万灵”匾；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王垓题写的“普济群生”匾。大门上书“灵应普济神祠”，则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封使夏子阳、王士祯所立。天妃宫两旁皆民房，琉球国中的案牍多储于宫内，有钟一架，系琉球国王于景泰八年(1457)铸施。
上天妃宫在久米村，据夏子阳《使录》称，为嘉靖中册封使郭汝霖所建。宫在曲巷，中门南向，神堂东向，门旁亦有两尊石神像，进门上甬道，左右宽数亩，缭垣周环。正中为天妃神堂，右一楹为关帝神堂，左为僧寮，阶下钟一所，大门左有神堂，上响供龙神。因册封使渡海皆祈求天妃灵佑，故一至琉球即谒庙行香，并竖匾挂联以酬谢之。例如天妃堂内有崇祯二年(1629)册封使杜三策、杨抡题的“德配玄穹”、康熙二年(1663)癸卯册封使张学礼、王垓题的“生天福灵”和康熙二十一年(1682)册封使汪楫题的“朝宗永赖”三匾。另有册封副使林麟焻题的二十三字长联，下署“裔姪孙麟焻敬题”，其因是林麟焻为福建莆田人，而天妃亦为莆田林氏，故有此称。梁上有“灵应普济神祠”横额，为万历中册封使夏子阳、王士祯所题。每当册封使到达琉球，入住天使馆后，则有鼓乐仪从奉迎船上的天妃及拏公诸海神之位，供于上天妃宫内，朔望日前往行香。③乾隆二十年(1755)，册封使全魁、周煌又说服琉球国王在姑米岛真谢港新建天妃宫一所，周煌亲自恭书匾、联，匾曰：“玉山仙姥”，联曰：“凤舸仙神光，一片婆心扶泰运；龙津标圣迹，晚年福曜镇安嘉”。④
册封使在琉球除了建造天妃宫外，也有建其他寺庙，把中国的佛教文化亦传播到琉球。其中如明宣德年间的册封使柴山三次到琉球，曾建大安祥寺和千佛阁。安祥寺后改名为护国寺(“护国寺”匾为康熙二十一年册封使汪楫所题)，亦名海山寺，或三光院，位于波上山坡之中，为琉球国王祈祷之所。寺中僧名赖盛，佛龛中有神手剑而坐，名曰“不动”，或曰“火神”，殿下有一钟，景泰七年(1456)丙子铸，铭文与天妃宫相同。⑤
二
这些册封使每次到达琉球，册封完琉球国王后，必须留在那里等待季候风返航，时间大约是三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除了游历琉球山川名胜，访问当地风俗民情外，也留下不少诗文佳作、匾额字画。如琉球在那霸港册封使登岸的地方建有迎恩亭和天使馆，供册封人员驻扎。馆中的厅堂、廊房、楼阁、亭园、台榭、书室、小轩，周围宽广，与燕中报国寺相类；馆内铺设的桌椅、床帐、碗碟、杂物等，俱照中国制度，平时由专司收貯在库，俟册封使至日方敢动用。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到达琉球时，天使馆虽已年久失修倾颓，但后楼上尚留有明崇祯二年(1629)册封使杜三策题写的梅花诗百首于壁间，其余吟咏甚多，外有匾额、字画，皆是明清两朝册封使留下的遗跡。⑥在天使馆仪门上原有“天泽门”三字匾，由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封使夏子阳所题，后失去，继由康熙五十七(1718)册封使徐葆光补书；大堂前楹有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王垓题的“天威远布”隶书四字和康熙二十一年(1682)册封使汪楫、林麟焻题的“敷命堂”三字，后又加徐葆光题的“皇纶三锡”四字，悬于正梁上。⑦
明清册封使每次渡海时，按规定都携有从客偕行。在这些从客中，不乏各种专业人才，他们把自己的技艺带到琉球，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例如在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随带的从客中，有姑苏人陈翼，字友石，多才艺。到达琉球后，琉球国王即持帖请他教授其世子等三人的琴艺，三人是世子名弥多罗、王婿名哑弗苏和法司子名喀难敏达罗。他们寓居在天界寺学习一月，后又移至中山府习月余，授国王世子思贤操《平沙》、《落雁》、《关睢》三曲；授王婿《秋鸿》、《渔樵》、《高山》三曲；授法司子《流水》、《洞天》、《涂山》三曲。其他登门求教者无虚日，皆称之“友石先生”。此外，有西湖人吴燕时，字羽嘉，业岐黄，切脉知生死，琉球国中求医者无不立愈，亦有数人受其传授医术。⑧时隔50多年后，当册封使徐葆光到达琉球时，原先“友石先生”教授的琴艺已失传，琉球国中亦无琴，唯有琴谱乃保留，琉球国王则遣那霸官毛光弼随徐葆光带来的从客，福州人陈利州学琴三四月，练习数曲，并请把琴一具留下。⑨
册封使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加速了琉球国家文明化的进程，正如明天顺六年(1462)册封使潘荣在《中山八景记》中所说：“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义之乡。”⑩其中最显著的是，琉球自建国以来，从无有关国家历史的记载，至1650年始由琉球王尚质之从弟尚象贤(字文英)首次编写《中山世鉴》一书，书中大量引用了嘉靖十一年(1532)册封使陈侃撰写的《使琉球录》和《保元物语》等。(11)另者，册封使还协助琉球在各地建立文庙，使琉球人有受教育之所，特别是在久米村聚居的闽人三十六姓，世世代代可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蔡世昌在《久米村记》一文中就写道：在文庙之左有明伦堂，堂中“两庑设学选立二师，一曰讲解师，一曰训诂师。村中通事、秀才及童幼皆从业焉，师生有舍，庖廩有次，人知响学，争自濯磨，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皆庙学之赐而吾村之盛跡也。”(12)由于文明之风渐长，故在琉球官宦之家俱有书室客轩，庭花竹木四时罗列，书架上摆列《四书》、《唐诗》、《通鉴》等集，多为重新翻刻，旁用琉球土语译注，以便阅读。(13)再如琉球国中产米无多，故大半以番薯为粮，嘉庆四年(1799)册封使李鼎元至琉球时，特书《朱薯颂》一文付之国中文人，并慨然为之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弹雀。令金而如泥，人以之涂艧。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瑶池之桃，人以之为不死之大药。”告诫他们：“薯之用如此，慎毋贱视。”这些琉球文人读过之后，深受教育，皆表示：“吾今而知薯之德与薯之所以貴也，行当传之邦人，毋讳食薯。”(14)
三
明太祖为方便琉球请求册封和朝贡往来，曾派遣闽人三十六姓到琉球，为其管理朝贡事务。此事缘起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琉球国民才孤那等28人驾船到阿兰埠采硫黄，遭风飘到惠州海丰，被巡海士兵所获。因语言不通，以为是日本人，转送至京城。正值琉球遣使入贡谈及此事，明太祖遂将之遣还，并派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到琉球，以方便琉球的朝贡往来。这些三十六姓的后裔子孙，皆不甚繁衍，至万历中，仅存下蔡、郑、梁、金、林五姓。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琉球国中山王尚宁奏称，因时间久远，文字、语音、航海、更针经常出现差错，请求依前例再选派人到琉球。后来据说明朝又续派去阮、毛两姓，连同以前存留的五姓，共有七姓。(15)
三十六姓向来聚居于久米村，亦称“唐营”。因琉球人称中国为“唐山”，呼华人为“唐人”，故他们居住的地方遂称“唐营”。后来因三十六姓中显荣者多，又改称为“唐荣”。至于“久米村”一名，则是因国王厚待三十六姓后裔，世代赐以俸禄，故取“世禄”之义。(16)三十六姓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琉球与中国之间的朝贡往来，他们之中“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为指南之备。”其子弟“能言教以汉语，能书教以汉文。十岁称若秀才，王给米一石；十五薙发，先谒孔圣，次谒国王，王籍其名，谓之秀才，给米三石；长则选为通事，积功至都通事、通议大夫、中议大夫，而至紫金大夫。”在琉球国中声名最显赫者，大概都是三十六姓后裔。(17)
三十六姓除了维系中琉交往外，还把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据说琉球原先风俗，男女相悦，便相匹偶，不懂婚嫁。在三十六姓到达之初，此风俗尚未改变，后来经三十六姓教化，始渐知婚礼，而旧俗遂革，号称“守礼之国”。(18)此外，三十六姓还借每次朝贡之机，长年在福州停留，寻师访友，把一些儒家古籍携归琉球，而后重新刊刻，旁边附注琉球文字，以便于琉球人阅读。其中如琉球板的《近思录》，屡有引《明一统志》、《邱琼山家礼》、《梅诞生字汇》等书，似乎都是明季刻本。它不可能是日本人可以做到的，且书中的序言通常沿用明朝的弘治、万历年号，这显然不是日本书籍，惟有三十六姓所为的可能性大。(19)
明朝为了加强中琉交往，还准予琉球派遣留学生入国子监就学。洪武二十四年(1319年)三月，明太祖告谕礼部大臣曰：“琉球国中山、山南二王皆向化者，可选寨官弟男、子侄以充国子，待读书知理，即遣归国，宜行文使彼知之。”(20)翌年秋天，琉球国王则遣其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及寨官子仁悦慈三人，入南京国子监就读；山南王亦遣其侄三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入南京国子监就读。自此之后至隆庆、万历之际，琉球派员来国子监入学大约有14-15次。(21)明朝予以他们优厚的待遇，规定“凡琉球国起送陪臣子弟赴南京国子监读书习礼，本部转行各该衙门供给廪米、柴炭及冬夏衣服。回国之日，差通事伴送至福建回还。”(22)清朝沿袭明朝的做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册封使汪楫、林麟焻上奏，请求让琉球遣子弟入学读书。获准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琉球王尚贞则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维新等人入国学读书；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九月入国子监，皇上还为之特设教习一人。(23)
为了更好地接受中国文化，琉球在国内还仿照中国各地设立文庙。其文庙始建于康熙十二年(1673)，位于久米村泉崎桥北，庙中制度、俎豆、礼仪悉遵《会典》。康熙五十八年(1719)，琉球国又于文庙南建明伦堂，谓之“府学”，择久米大夫、通事一人为讲解师，月吉读《圣谕衍义》；三六九日，紫金大夫诣讲堂，理中国往来贡典，察诸生勤惰，籍其能者备保举。八岁入学者，择通事中一人为训诂师教之。(24)在文庙两庑藏有大量经书，其中多数是由福州购回的中国书籍，也有部分是琉球国人所著，如《世纉图记》、《中山历传世系》、《中山世鉴》、《中山集》、《闽游草》、《燕游草》、《中山官制考》、《指南广义》、《执圭堂草》、《观光堂游草》、《澹园集》、《要务汇编》、《四本堂集》、《五云堂集》等。有些琉球版的书籍，如《近思录》，则屡引《明一统志》、《邱琼山家礼》、《梅诞生字汇》，大概是来闽留寓的琉球人把宋儒之书携归另刊，旁附以琉球文字，以便其国人诵习。(25)文庙在传播中国文化、加速琉球国家文明化的进程中起到较大的作用。
四
明清时期，不管是由明太祖派往琉球，协助其管理朝贡事务的“闽人三十六姓”；或者是明清两朝选派国内文化精英担任使臣到琉球册封；乃至鼓励琉球国王派遣子弟入国子监留学等等，都起到了传播中华儒家文化，加速琉球国家文明进程的作用。正是在三十六姓的教化、册封使的影响，以及琉球本国留学生直接把中华儒家文化传播到琉球，使琉球国内的风俗民情、社会制度逐步趋于华化，其文明之风亦日渐见长，如天顺六年(1462年)册封使潘荣在《中山八景记》中所述：“果能以诸夏之道而施之蛮貊，渐染之，薰陶之，提携而警觉之。将见风俗淳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义之乡。”(26)特别是琉球本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一般都担任大夫、长史、通事等文职，起到了把中华儒家文化传播到琉球的桥梁作用。我们从琉球文字的发展就可看出，据元代陶宗仪所云，琉球在元代时来华朝贡，所上表文以木为简，高八寸许，厚三分，阔五分，饰以鬃，扣以锡，贯以革，而横行刻字于其上，其字体蝌蚪书。而至明代来朝贡，其表文已皆用中国文字。陶宗仪所说的横行刻字蝌蚪书，或其未通中国之前的字体，已无从考证。(27)可见这些留学生对琉球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所说：“俗无文字，入学中国，始陈奉表章，著作篇什，有华风焉。”(28)
从上述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中琉两国在长达500年的交往中，明清两朝主要是将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以促使琉球文明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正所谓“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义之乡”。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当时的琉球应该是属于中华儒家文化圈，它与日本在文化上的关系甚少。特别是琉球自明洪武初就已立国，时国分为三：察度王中山、承察度王山南、帕尼芝王山北；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尚巴志即位，先灭山北，次平山南，则统一了琉球。因此，琉球在当时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它不归属于日本。日本对琉球向来是采用武力兼并的做法，它与中国通过传播儒家文化进行教化的做法形成很大的反差。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云龙管沼(Unryu Suganuma)在《主权与领土分离中日关系：领土收复主义与钓鱼列岛》一书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依靠儒家文化作为教化工具去引导朝贡国，而不是枪。与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于1879年最终吞并了琉球王国，而中国人从未想把其朝贡国琉球作为殖民地或征服其领土。相反地，他们要求朝贡国的人民崇尚能改变政治灵魂和社会道德的儒家哲学。中国给人的印象，显然是在构筑一种和谐的世界秩序。(29)
日本兼并琉球是通过“暴力与贪婪”，而不是以“领土扩张”的原则。1872年，日本借琉球人漂流到台湾东岸被当地居民杀害事件，宣布废除琉球国王，设立琉球藩；三年后的1875年，又严令琉球彻底断绝与清朝的朝贡和册封关系，强迫琉球“藩王”上东京，进行所谓的“藩政”大改革；1879年4月，日本政府出动了450名军队和160名警察，镇压300年来没有设过军队的琉球“藩王”，将之改为政府直辖的冲绳县，连琉球国王尚泰也被掳至东京。琉球就这样被近代天皇制度剥夺了作为独立国家的权利，被迫断绝与清朝的臣属关系，沦为天皇制度的殖民地。这就是所谓“处理琉球”的历史内容。(30)
1945年，琉球群岛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冲绳之战，将近四分之一的琉球人被当成“间谍或叛徒”死于美军的炮火和日本兵的虐杀之下。当时美军攻占琉球时，有规定停止日本帝国政府在琉球群岛行使的一切权利。然而，在美军占领琉球32年后的1971年，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美国又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对于1971年6月11日签订的“冲绳归还条约”，海峡两岸当时都表示强烈反对。台湾当局发表声明称，对冲绳未来地位问题做出的决定“没有遵照适当的程序”深表遗憾；大陆方面则谴责这种“归还”是一种“肮脏的交易”和“卑鄙的欺诈行为”，认为美国的控制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美国无权将其非法占领的群岛包括在“归还地区”。(31)
综上所述，琉球早在14世纪中叶就已立国，在与明清两朝交往的500多年里，虽然与明清王朝建立了朝贡与册封关系，但明清王朝从未干涉其内部事务，也未将其作为殖民地，甚至连琉球国王的继承都从未施加过影响。因此，琉球向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明清两朝通过派遣册封使到琉球册封、接受琉球留学生入国子监读书等渠道，逐渐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加速了琉球国家文明化的进程。就从文化传承方面来说，琉球应该是属于中华儒家文化，而不是属于日本文化。尽管1879年日本实行所谓的“处理琉球”，以暴力手段将琉球强行改为冲绳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71年美国与日本私下签订“冲绳归还条约”，非法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日本。但是，这一切均改变不了琉球原本是一个独立国家，它不归属于日本的历史事实。
注释：
①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第443页。
②屠应浚：《送给事陈君使琉球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70页。
③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清代琉球纪录集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第30页。
④周煌：《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第166页。
⑤(15)(27)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第58，65，94页。
⑥张学礼：《中山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第308页。
⑦⑨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⑧(13)张学礼：《中山纪略》。
⑩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2页。
(11)小叶田淳：《历代宝案(琉球外交文书)》，《日本学士院纪要》第47卷，第1号，1992年10月。
(12)蔡世昌：《久米村记》，潘相辑：《琉球入学闻见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476页。
(14)(17)(18)李鼎元：《使琉球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127，100-101，111页。
(16)蔡世昌：《久米村记》。
(19)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第449页。
(20)黄佐：《南雍志》，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111-112页。
(21)潘相辑：《琉球入学闻见录》，第237页。
(22)申时行：《大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791，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23)王士祯：《琉球入太学始末》，《清代琉球纪录集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17-18页。
(24)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620页。
(25)黄景福：《中山见闻辩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26)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续修四库全书》742，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00-601页。
(28)张瀚：《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页。
(29)Unryu Suganuma,Sovereign Rights and Territorial Space in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Irredentism and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2000,p.110.
(30)[日]井上清：《钓鱼列岛的历史和主权问题》，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3年，第75-80页。
(31)Kimie Hara,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7,pp.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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