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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70年代中期，正值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顶峰时期，欧美经济界曾有人预言，到二十世纪末，日本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巨首。当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70%。然而在20年后的1992年，日本的年国民生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42%，在本世纪内超过美国的目标依然遥遥无期。耐人寻味的是，也是在日本社会日益奢华的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学家竹内弘看到了日本必然衰落的征兆。他预言：“日本是下一个美国。我们将重蹈美英覆辙：走到顶点然后跌下来。这一切将发生在下一个20年。”①
90年代中期的现实是，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全面恢复，在决定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高科技信息产业处于显著的领先地位。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经济结构已显然不适应新一轮高科技产业的激烈竞争，传统的优势产业在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冲击下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实使人们普遍意识到，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不存在。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二次大战后日本始终以美国为经济发展的模仿榜样和追寻目标，重蹈美国的覆辙是必然的。但美日两国经济的起飞和成熟期有一个较大的时间差，前者进入成熟期时后者正处于起飞阶段，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也不同，因此在宏观产业政策及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都有各自的民族特征和明显的时代色彩。分析美日发展模式的特征及国家干预在其中的作用对于正在起飞阶段的中国经济不无借鉴意义。
一.美国的国家干预
首先看一下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美国。从其建国初期到十九世纪末，美国以英国为经济追赶目标，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在纺织、铁路、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已接近或超过了英国。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膨胀，现代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出现了，这是由福特轿车生产线的建成而诞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大规模集成生产方式（或称第二次工业文明）主要有以下特征：以尽量高的速度生产标准化的商品，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完全脱节，同时经济发展日渐市场化。这种工业文明需要高度的标准化、规范化、同步化、集结化、扩大化和中央化。②在同一时期，美国工业界还产生了以研究工业行为为主体内容的、世界闻名的“泰勒主义”(Taylorism)。工业经济学家泰勒研究了流水生产线上每道工序中操作工人的每一个动作，并将这些动作尽量简洁和规范，以达到最大限度节省时间及提高效率的目的。第二次工业文明的基本逻辑建立在规模经济效益之上，以最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为宗旨。其发展要求必备与大规模生产同步的大规模教育、运输、新闻媒介等国家和社会基础能力和设施。其能源基础建立在充足和廉价的石油之上。③扩大生产规模、占领新的市场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劳动力，通过企业兼并和股份制等手段则解决了这些传统的作坊式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股份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的雏形也相继产生。鉴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之大和空前的复杂性，任何一个个人或董事会都不可能参与全部的决策和生产过程，于是计划、决策、生产管理、销售等便开始层次化，分工更为细致。这一过程产生了大量的专业人士，从前以拥有产权为基础的中产阶级被受过高等教育的管理和技术阶层代替，形成了“新中产阶级”。④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式资本主义逐渐走向成熟。在此期间，大公司通过横向联合、纵向兼并等方式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控制了主要行业的生产和市场，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人员的作用及职能的系统专业化、大公司对内部各部门的责任分工及权力下放、业务发展前瞻计划、对生产过程的投入和产出分析以及数据处理等现代管理技术，是美式股份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美国的生产管理方式成了西方工业界广为模仿的样板。⑤同时，由于强化了系统管理战略，高度自动化和一体化的生产方式促使工人更多地从集体利益考虑，生产者的个人福利与企业的经营和生存更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劳资关系在制造业领域的大企业中是基本融洽的。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斯总结了美国的生产率在此阶段持续增长的三个原因：一、资源从小农场及小企业向大工业转移。二、普遍实行了规模经济的生产（包括运输和流通过程）。三、包括管理知识和技术革新在内的技术发展。⑥
美国是一个由逃避欧洲封建君主专制和追求宗教自由的移民建立的国家，美国人民对政府干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历来持怀疑态度。政府通过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源，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相比之下，在美国，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干预比欧洲各国少得多。从十九世纪80年代到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段美国经济起飞期，美国不存在类似德国和英国的那种国家福利制度。美国人普遍认为，除了保护国内产业、维护知识产权以及在战争状态下动员总体国力等特别义务外，国家的作用应当是有限的，而且不应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领域。而自由企业精神——个人以最自由的方式追求物质成功，才是美国宪法所尊倡的哲学观和价值取向。⑦但美国经济的发展走的决不是一条无序的道路，认为美国经济是“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至少既不客观，也不全面。早在1890年美国就有了《反托拉斯法》，从1887年到1978年美国经济从兴盛到相对衰落的一个多世纪内，联邦政府就颁布了涉及行业竞争规则、商业道德、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重大法律77部。从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到80年代初里根上台的这段时期，美国实际上实行的是“调控资本主义”或“调控市场经济”。市场力量及股份资本主义的代表企业和商业界与代表国家干预力量的联邦政府形成了共生的局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用财政支出的方式进行，而非中央计划或企业国有化。有必要强调指出，接受国家对国民经济生活的干预并不等于违反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运转需要由国家来发挥某些市场力量所难以起到的作用。尤其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某些特别时期，需要国家出面抑制市场力量的过度运行。国家并不是某个大公司或特殊利益集团谋利者，而是私有制长远利益的监护人。⑧
政府干预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一些典型的项目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如“新政”时期的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二次大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战后的国民住宅计划、农产品促销计划以及国家航天工程等。在上述项目中，官、产、学三方的优势和资源以合理的方式结合，凝结成为一股强大的合力。为应付苏联在火箭和人造卫星方面的挑战而设立的国家航天局(NASA)聚集了全美最优秀的科学家和经营家，得到了学界和企业界双方的合作。在农产品外销局中，由于大部分人都有过从事有关农业工作的经验，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因此与农户和农业团体的关系都很融洽。在住宅方面，负责向购房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联邦全国抵押协会的有关人士由于有金融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因而能够博得金融界的尊重。成所有此类案例中，美国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扶持也许最有典型意义。美国政府对半导体的重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因为一方面它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其次是因为产品本身以及产品市场皆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性零组件产业，也被称为“科技驱动组件”(TECHNOLOGY DRIVER)，掌握如此关键性零组件的市场优势，等于掌握工业与经济领先优势。⑨1986年日本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的最大市场占有国，迫使许多美国厂商退出市场，形成了美国半导体用户以及电脑使用者和生产者、乃至国防武器工业，对日本半导体都有相当高的依赖。在产业界、学界以及国会的强力游说下，美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行动，一方面成立了半导体全国顾问委员会(NACS)，并向总统和国会提出了“国家半导体战略”，另一方面对日本有关行业进行了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同时放宽美国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并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国家半导体战略”中的大部分内容已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施政重点，在联邦政府的通力配合下，美国生产的微型电脑已占领了日本国内市场的24%以上，美国半导体工业的实力得到了实质性增强。
二.日本的国家干预
关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中外学者已有许多论著。被学界广泛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是在美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的保护和鼓励下起步的。⑩美国希望一个在经济上快速复兴的日本来抗衡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展，美国的扶持是对日本经济复兴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是，日本采取了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以对抗来自外部世界的竞争，一方面将自己的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地的双重策略。由于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日本公司得以在国内抬高售价，积累超额利润以补贴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投资和扩大厂房的费用；与此同时，政府还对这些公司实行补贴，使其能够以低于国内的价格将产品卖到国外。这种对内保护对外倾销的双重战略帮助日本公司击败了其外国对手，并奠定了它们独占未来市场的基础。(11)另外，政府的宏观指导、产业决策的官、产、学一体化、民间的高储蓄率、终身雇佣制、平缓的劳资关系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也都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促进因素。总之，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中处处体现出国家的干预作用。
在促成日本经济复兴、生产发展以及工业增长方面，日本政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大都是通过通产省来发挥的。通产省对日本经济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在于它发现并形成对目标产业的作用。更广泛地说，在这项决策的过程中，协调整合公、私相关部门的投入。通产省早期的官僚式指导，实际上使它在选择目标产业，以及在对它们提供支持的问题上，变成了决策中心。(12)日本为其经济起飞制定的产业政策是其克敌致胜的法宝。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迪特里希把日本的产业政策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数以百计的立法与行政措施，用以驱驶日本的工业结构做必要的转变；其次是能将这些措施通盘整合起来的工业理论；第三个层面是由一个不同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所组成的根本体系，即“日本制度”。迪特里希认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与一流的专业官僚体系，这两个特点已成为执行产业政策的关键力量……日本的产业政策无法借立法措施强行接枝到既有的社会结构上。它需要的是全国上下的决心，以及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制度下长达数十年的有机成长过程。”(13)在50年代初，由通产省主导的工业产业政策已趋于明朗，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假如通产省当初选择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决不会有今日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通产省的一位官员总结了日本产业决策者们当时的战略考虑：“根据比较利益法则，日本是否应该将它的未来寄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对于一个只有500万或1000万人口的国家，这种决策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但日本拥有比它们多十几倍的人口。如果日本经济采取这种最简单的自由贸易法则，并专注于这些产业，它将永远无法摆脱亚洲的贫穷与停滞模式，并且以自由世界中最薄弱的一环成为远东的一个充满未知数的区域。通产省决定在日本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就是那些以相对成本来考虑最不适合日本发展的产业。如钢铁、煤油、石化、汽车、飞机、各种机械工具以及稍后的电子产品和计算机。从短期的静态观点来看，鼓励这些产业无疑是与经济理性背道而驰的。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产业正是需求弹性大、科技发展快、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产业。显然，不依靠这些产业，仅仅依靠轻工业，要满足一亿人口的就业要求并把他们的生活提高到欧美国家的生活水平是不现实的。日本必须发展重工业和化工业，它别无选择。”(14)
日本最成功的产业决策及发展实例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钢铁和汽车，而是造船业。从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批准日本造船业重新开工到7年后的1956年，日本几乎在一瞬间就成了世界第一大造船国。60年代中期后，日本建造的新船几乎占了世界新船总吨位的一半以上。其后直至80年代初，世界造船第二大国的交椅相继为英国、瑞典、西德和韩国所占据，但它们的产量都未超过日本的1/5。
海运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计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从海外进口资源及出口产品都需通过海运，日本自十九世纪末加入国际贸易行列后，备尝了依赖外国船舶之苦，于是日本政府将造船业列为战后扶持的首要行业。现代化的造船业需要稳定的订货需求和大量的资金，日本政府从几个方面同时给予了支持。首先，由主管海运和造船两个行业的运输省于1947年5月提出了著名的“计划造船”政策，由政府出钱建立造船公团并让其订购船舶，然后公团将船舶租于海运公司，由海运公司支付资金，公团再用收来的租金订购船只。从1947年到1980年计划造船达1153艘，运载能力为3500万吨，为造船业创造了稳定的需求。(15)在资金方面，日本政府主要面向开发项目的复兴金融公库以及日本输出入银行都把造船业列为提供优惠贷款的对象，同时日本国会还授权日本船舶振兴会举行赛艇活动为造船业筹措资金。当时的日本造船业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由于钢材成本过高，日本造的船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英美进行价格竞争，为了保护刚起步的钢铁业又不能从国外大量进口钢材。日本政府为了缓和钢铁和造船业在钢材价格上的对立，通过属于政府的日本开发银行对造船公司提供进口钢材价格补贴，同时又再度起用甲午战争时期使用过的连锁方式，即把原糖的特别进口配额分配给造船公司。当时日本国内原糖供应严重不足，市场价大大高于国际价格，造船公司廉价进口原糖，然后在国内市场高价出售，用获得的利润进一步补偿了高价进口钢材的成本差额，上述政府补贴和扶持措施使日本出口船只的价格至少降低了16%。为了尽快赶上与欧美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运输省向海运造船合理化审议会提出了制定造船业现代化综合计划的咨询，把追赶美国的技术水平作为日本的奋斗目标。通过不懈的努力，50年代后期的日本已在新钢材、焊接技术、分段建造方式和大型起重机等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在后来的石油危机造成的海运和造船衰退时期，日本政府又出面干预，由国会通过《稳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采取了特别采购、促成各造船公司合并等措施，尽量使日本造船业保持技术和生产能力。造船业是二次大战后日本最先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造船业奠定了钢铁工业大发展的基础，在机械工业方面，造船需求促进了船用机械的发展，而船用动力机的技术进步则提高了发电机和其它电信设备的生产水准。(16)
在造船业之外，日本的钢铁、汽车、化工、电子和民用电器等行业的崛起无一不与日本政府的扶持和保护有关。日本对本国基础工业和支柱产业的保护并不排斥国内企业的互相竞争，相反，日本吸收采取了美国的自由竞争的原理，鼓励企业引进欧美各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知识（日本备受经济界称道的全面质量管理法TQC实际上也带有浓重的泰勒主义色彩）。与美国企业不同的是，日本企业相互竞争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向海外市场发展，通过在国内的市场竞争来达到占领国外市场的长远目标，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而非出口本身，是征服世界的跳板。为了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政府出面调节劳资关系，在大公司实行终身雇佣制，实行带强制性的高储蓄，为企业免费提供技术服务。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起飞期的所有经济和金融活动几乎都与日本政府的决策和干预有密切关联。
三.美日经济中政府作用之比较
美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制造业高速发展的经济高增长期和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经济成熟期，或称“后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还有：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加速向海外转移形成“产业空洞化”，迫使国内企业向高新技术领域转移以保持工业竞争力。由于各自的文化、民族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所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同，美日两国在经济发展和成熟期所采取的战略有很大的区别，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战略区别尤为明显。
美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移民组成的、开放的大陆国家，自然资源充足，国内市场庞大。长期以来，其国内市场及邻国加拿大是其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市场支撑，在1970年以前，出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未超过6%。(17)在战后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或总体经济实力对美国构成过实质性的威胁。在这种相对顺畅的宏观环境下，美国企业没有或极少为击败海外竞争对手和占领海外市场而采取极端措施，美国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也主要是调节、辅助和推进性的，极少设定行业赶超目标。因此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征是，经济发展以追求现实和近期利益为主要目的。
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国内市场狭小，同时又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封闭性较强的岛国，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仅靠自身的市场和资源来支撑是显然不够的，因此日本社会的工业化只能以从国外进口资源同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来实现。从日本经济起飞的全过程来观察，在战后废墟上建立现代化工业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循序渐进的发展，更不如说是一种有严密计划和组织的国家行为。如果不借助政府的行政能力来集中、调配国家资源并保护国内市场，日本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和发展现代化大产业同时开拓海外市场。日本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限于调节、辅助和推进，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因此，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式资本主义模式是以高度集中性和富于攻击性为特征的。
鉴于二者在国情、宏观发展战略及所处国际经济环境方面的不同，两国的企业经营方式也有明显的差异。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加护野忠男对美日企业经营方式的异同作了如下归纳：一、美国企业重视以投资收益率为中心的收益目标；日本企业则重视市场占有、新产品的比率等成长目标。二、美国企业重视股票价格（股东的利益）；日本则不太重视。三、美国企业着眼于短期的成绩来分配投资比例；而日本企业则从长期的观点来决定投资比例。而产生这些差别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企业在有可能扩大市场的情况下，采取宁愿延迟获得收益，也要首先扩大市场占有率，加强竞争力的战略。(18)
日本在其经济高速发展期所制定的目标是尽快使日本进入第二次工业文明，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而这正好是美国先前已走过的道路。从70年代初开始，第二次工业文明在美国逐渐接近尾声，美国开始步入后工业化社会，而日本则是在80年代后期才开始明显出现后工业化征兆，这段相当长的时间差是日美经济增长速度及经济力量发生急剧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方式的衰落是由其内在特征所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是，以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来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品成本，生产能力的扩张以拥有充足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的无限扩大为前提。但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一个无限扩大的市场，高速发展期的劳动力成本也决不是一成不变。而且随着技术扩散化、生产分散化、消费个性化和市场全球化的来临，引进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很容易在传统产业领域超过工业化国家。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以美国为典型的工业发达国家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不得不部分放弃一些诸如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或将生产向海外转移，同时国内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调整。一向以追赶美国为目标的日本也不可能抗拒这一客观经济规律。以“快速模仿”为战略基础的日本产业界不在发明创造基础上进行竞争，而更趋向于从海外购买最新技术，这种方法在日本货币和劳动力比欧美便宜时起了很大作用。而如今日本的成本接近或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竞争者，而且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崛起，一度“快速模仿”的日本，发现自己也被日益增多的致命竞争对手所模仿。(19)美国先于日本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其第三产业比日本要发达得多，美国从事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占全国就业者总数的43%，日本只有29%。第三次工业文明浪潮的概念及产业雏形起源于美国，而且美国先于日本将人工智能、微电子、新型材料和遗传工程定为下一个工业浪潮的支柱产业，在这一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历届美国政府起了倡导和推进作用，“全美信息高速公路”便是最显著的例子。另外美国企业通过精简管理机构、裁减正式雇员、雇佣临时工、采用新技术等方式提高了生产率，美国的竞争力再次跃居世界首位。日本在这轮新的工业浪潮中实际上又重新沦为追赶美国的角色，但这一次很难判定是否将再现“龟兔赛跑”的结果。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决定这场高技术产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已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资金、技术以及承载技术的教育和科研基础，当然国家的决策和扶持也将是不可缺少的启动力量。
四.关于中国的思考
中国同时具有与美日两国类似的民族、文化和地理特征和条件，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领土、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几乎数量无限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大体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和社会。美日两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关系、相当完备的社会法律机能、雄厚的国民教育基础和相对廉价的能源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未来中国的国情如何变化，要达到使中国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准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上述四个基础因素缺一不可。另外从日本的发展模式中还可以看出，在资金缺乏和技术相当落后的情况下追赶发达国家，国家需发挥强有力的决策和行政能力。经济起飞期的日本享有较好的国际市场环境，且当时整个亚太地区尚无有足够实力的对手与其竞争。同样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目前并不拥有如此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要比当初的日本付出更高的代价。况且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其结构和质量是不太可能借助国际力量和环境予以根本改变的，因此，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的协合作用应当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原动力。国家干预曾在中国国民经济粗放发展时期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并在能源、钢铁等行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目前在电子、汽车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的落后，主要应归咎于若干年前国家宏观产业决策的失误。
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职能来看，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应明确区分消极保护与积极保护。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市场，面对虎视眈眈的外国生产商的压力，中国需生产与国际市场种类和质量不相上下的产品方能守住这一市场，而提高产品质量的唯一捷径是参与国际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制造业领域的许多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是由国家多年来的过度保护造成的。从长远来看，服务业的过分保护也不利于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特别在目前中国基础设施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的状况下，适当引进国外同行业的竞争对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及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有积极意义的。家电、玩具、制鞋等轻工业受国家保护程度相对小一些，并较早地参与了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已具备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的实力。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当初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政府宏观决策，今天的中国决不会有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家用电器大量出口的局面。当然也出现过重大的失误，如没有充分意识到绿色和平主义对西方消费观念的巨大影响，因而未能及早预料到无氟冰箱将主导未来的出口市场。可以考虑在汽车和电子业采取同样的引进方式，但决策过程需具有更大的技术前瞻性，为避免重蹈电冰箱行业的失误，应更多地从环保和节能的角度来设计未来的出口产品。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发挥类似日本通产省的作用，为企业提供准确的信息指导和服务。对支柱产业领域有竞争力的企业可采用国家股份制的方式予以支持，同时通过专业银行实施优惠贷款政策。美日的发展模式表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既有约束性法规，又有指导性的建议，而所有这一切的实施又需要一个较完备的法制社会环境和国民教育基础，因此国家干预还应当担负起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创造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义务。
注释：
①（美）乔尔·科特金（日）岸本和子著，辜正坤、高佩义等译：《第三世纪》，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118
②Romesh Diwan and Chandana Chakraborty,High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Praeger Publishers,1991,P.16
③Romesh Diwan and Chandana Chakraborty,High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Praeger Publishers,1991,P.17
④Tom Kemp,The Climax of Capitalism,London and New York,1990,p.15
⑤Tom Kemp,The Climax of Capitalism,London and New York,1990,p.153
⑥Herbert Stein and Murray Foss,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American Economy,Washington,1992,p.68
⑦Tom Kemp,The Climax of Capitalism,London and New York,1990,p.18
⑧Tom Kemp,The Climax of Capitalisn,London and New York,1990,p.158
⑨彭慧莺：“从半导体贸易体制看美国国家角色的变迁”《美欧月刊》第九卷第十一期，P.30
⑩David Watts,The Times Guide to Japan,London,1993,p.102
(11)（美）菲力浦·科特勒等著，蒋涛、莫凡译：《日本战胜美国》，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P.22
(12)（美）菲力浦·科特勒等著，蒋涛、莫凡译：《日本战胜美国》，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P.60
(13)张可喜著：《日美经济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192
(14)（美）菲力浦·科特勒等著，蒋涛、莫凡译：《日本战胜美国》，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P.62
(15)（美）傅高义著，陈奇麟等译：《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发行，P.26
（16）（美）傅高义著，陈奇麟等译：《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发行，P.67
（17）Herbert Stein and Murray Foss,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American Economy,Washington,1992,p.231
(18)日本经济新闻社编，王革凡、张来英等译：《东洋奇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P.545
(19)（美）乔尔·科特金（日）岸本和子著，辜正坤、高佩义等译：《第三世纪》，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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