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联合政府”主张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政府论文,两个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出在中国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并一度为此作过努力，对当时的中国政治特别是国共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关于罗斯福提出这一构想的具体情况及其原因，特别是它与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关系及其异同等问题，目前似尚无专文研究。为此，本文试就上述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的提出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尤其是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和苏德战场上惨败，严重激化了该国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危机，意大利法西斯孤注一掷的穷兵黩武政策最终导致逐墨索里尼下台的政变，成立以巴多格利奥为首的新政府，公开退出法西斯同盟，并向德军宣战。这标志着轴心国阵营已开始瓦解，它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同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宣言中，明确指出对意大利政策是彻底铲除一切法西斯主义，让意大利人民拥有一切机会建立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并且认为“罗致意大利各阶层中一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借使意大利政府为更民主化实属必要。”（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下册，第172页。）莫斯科会议是德黑兰会议的预备会，在此次会议上首次以宣言形式提出将来在意大利成立联合政府的构想，实际上是经过苏美英三国首脑同意后签订的，这说明战后在各反法西斯国家成立民主政府已成为他们的共识，以后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国联合政府成立就是在苏美英三国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的。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会议，商讨有关反法西斯战争事宜，此即著名的开罗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因对此前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使当时的国共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影响对日作战深表不满，决定利用与蒋介石面谈的机会亲自表示他对中国局势的忧虑，劝蒋介石与中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以消除纷争，共同抗日。对此，曾参加过开罗会议的罗斯福之子伊利奥·罗斯福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私下对他说：“我对蒋氏政权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注：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55页。）据伊利奥·罗斯福解释，罗斯福试图按照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政府，在这改组的更为民主的政府的保障之下，尽可能迅速地举行全国普选。在此以前，罗斯福也曾建议蒋介石“中国宜早施行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于同等地位，以解决纠纷……”（注：转引自《黄炎培日记》。）可见他在开罗会议上提出联合政府的构想并非一时的冲动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因为如此，当年开罗会议上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向英国施
加压力归还其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割据地以及租界时，“罗斯福也以组织国共统一政府为条件，允为努力促其实现”。（注：（台）《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17页。）
1944年春季，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在中国战场上却恰恰相反，仅以5-6万的兵力就把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短短几个月中，国民党相继失去了河南、湖南和广西的大片国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虚弱暴露无遗。广大群众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越来越失去信心，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与国统区的情况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所有这些再次引起罗斯福总统的严重关注，并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944年6月21日，即在长沙沦陷的第三天，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目的之一即是转答他对国共关系问题的看法，说服蒋介石与中共合作。华莱士对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曾谈及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终究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是有商量余地的。（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3页。）由于亲自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华莱士回国后，他向罗斯福汇报时说：“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注：《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39-140页。）他主张“对蒋介石的支持现在‘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并赶快敦促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注：转引自《文献与研究》汇编本1984。）
1944年7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派参赞乔治·艾奇逊与孙科会谈，提出如下建议：由委员长召集（包括中共在内）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呼吁他们和他共同承担责任，采取有效军事行动，以拯救国家尚存地区，并向他们充分保证他不再希图以军事手段解决一切中国内部政治矛盾，号召他们和他共同制定并实行一项联合作战计划，同时呼吁人民恢复抵抗重建统一战线。（注：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78页。）8月9日，高斯再次派艾奇逊同孙科会谈，探询他的态度。8月31日，高斯亲自出面，直接向蒋介石阐述了美方意见。高斯表示目前应该“使其他党派中有资格的代表来参加并分担政府的责任”，并再次敦促蒋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5页。）9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高斯：“请向蒋说明总统与我及你的建议既合理又切实，并值得予以审慎的考虑……热望在一个坚强而能容忍的有代表性的政府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能发挥并运用他们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去进行抗战和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并为达到目的，党派的分歧意见可以而且应该消除而发展成为理性之上的联合。照我们的信念，达到目的最有效的机构是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握有完全权力的代表中国一切有力分子的委员会或其他组织。”（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6页。）由此可见，高斯的行动代表了罗斯福的想法，是罗斯福的“联合政府”构想的具体实施。高斯在接到赫尔的回电之后，再次与蒋介石会晤，陈述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申美方的态度：“在发生危机的时刻，组成全民政府是常常采用的方法。”（注：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83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提出了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构想，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他比较一贯地坚持了这一立场，也曾多次为此作出努力。这可从他逝世前不久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看得出来，他说：“中共1944年11月10日提出的五点方案是完全合理的，而蒋的三点方案是十分荒谬的意见。”（注：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172页。）这里的“五点方案”是指中共与赫尔利达成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方案，该方案为蒋介石所拒绝。在这次谈话中，当斯诺问及罗斯福能否支持共产党政府时，“总统果断地把头往后一扬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够把他们联成一体。’”（注：《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348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的实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后面再作论述。
二、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产生的原因
罗斯福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能够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有所批评，并要求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的根本利益。罗斯福在制定其外交政策时，首先是从美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有双重目标，即近期和远期目标。其近期目标是希望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牵制日本在远东势力，通过中国战场的作用，使美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美国人的生命牺牲，打败日本”。（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98页。）在日本尚未无条件投降以前，如果中国由于国共关系的恶化，爆发内战，势必延长日本法西斯的寿命，美国为消灭日本就要付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其远期目标是希望战后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民主的、强大的”中国，以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并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料基地。关于这一点，罗斯福在1943年11月给蒙巴顿的信中说得比较清楚，他说：“有五亿中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非常有用的。”（注：罗斯福致蒙巴顿函（1943年11月8日），转引自《十字军》第148页。）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个远期目标是利用战时合作的有利时机，促使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通过联合政府这种方式达到扶蒋限共的目的，以亲美的政权遏制苏联战后在远东的扩张。1943年3月罗斯福在与艾德礼的谈话中清楚地表明了这层意思：“在我看来，在我们与苏联发生任何冲突时，中国无疑会站在我们一边。中国将成为远东抵消苏联势力的平衡力量。”（注：《艾登回忆录》第65页。）如果国共关系处理不好，中国就可能爆发内战，罗斯福担心苏联会因此而进入中国，美苏必然要发生冲突。1943年9月，罗斯福在与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就流露出对上述情形的担忧，他说：“日军打败后，国共可能爆发内战，苏联可能站在共产党一边干预，而西方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因此被迫站在另一边干预。到那时，我们将看到西班牙内战中，我们经历的情形，不过规模更大，危险更严重而已……”（注：《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第44页。）有鉴于此，罗斯福才提出“联合政府”的构想，认为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可以达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多重目的。对此，毛泽东也曾评价道：“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14页。）这一点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第二，对国共双方情况的深入了解。罗斯福很注意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早在他第二任期一开始，他就派卡尔逊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作“探求事实”的旅行。卡尔逊写了很多关于中共“奇迹”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告诉罗斯福“援助中共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蓬勃和最进步的组织的友谊”。罗斯福读了这些报告后，承认卡尔逊的报告激起了他的想象力。（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4页。）对照他后来的言行，这“想象力”恐怕就是与中共建立联系，利用中共压迫国民党改革并利用中共力量抗击日本。总之，卡尔逊的信，使罗斯福对中共的情况有所了解并对中共有较好的印象。在这一时期，罗斯福还读了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且很快就成了“斯诺迷”。在此后的几年中，罗斯福经常邀请斯诺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5页。）据斯诺回忆，“罗斯福早在1942年就知道蒋政权缺乏人民一致和热情支持，而且首次谈到了在经济上支援中国游击根据地问题。”可见卡尔逊和斯诺的文章对罗斯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使他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实情。
抗战后期，罗斯福通过高斯负责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史迪威司令部的大量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情况的了解。高斯和史迪威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情况特别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有相当的了解。在他们的领导下，美国年青的外交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在1943年初至1945年初给美国国务院写了大量的真实反映国共实际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对美国国务院和罗斯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对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的产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三、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罗斯福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这决定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对共产党人采取较宽容的合作态度。他曾说他自己属于“中间偏左”阶层。这个从他执政时期的内外政策中得到了证明。应该说罗斯福是当时很有远见有进步倾向的政治家。关于这一点，无论斯大林还是中共中央都曾给予较高的评价。斯大林说：“罗斯福是一位果断刚毅的政治家”，“在现代一切资本主义世界首脑中，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华的人物”，“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注：《斯大林文选》第3页。）罗斯福逝世后，中共《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分别发表社论，高度评价罗斯福，说他“忠实地继承了华盛顿、杰斐逊、林肯以来最优秀的民主传统，从他开始执政时候起，一直本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精神和一切反对民主的敌人作了坚决而不倦的战斗”，“罗氏在美国是一面民主的旗帜，是美国各阶层反对法西斯反人民民主的合作的象征。”罗斯福的民主主义倾向使他从感情上对蒋介石政府独裁专制和腐败无能深深不满，他的现实主义倾向使他不能不正视中共力量，从而在调处国共关系时能采取较灵活务实的做法。
三、罗斯福“联合政府”与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关系
为了说明两个“联合政府”主张的关系，有必要对中共联合政府主张产生的时间与背景作一考察。
抗战期间，国统区发生了几次民主宪政运动。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遭到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强烈谴责，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有所收敛，并许诺“准备实行宪政”。在这种气候下，一度低落的民主宪政运动又活跃起来。这一次的民主宪政运动已不是一般的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求立法，实行宪政，而是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现实统治权，要求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统治地位，对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为了引导民主宪政运动朝正确方向前进，中共中央首先决定党要参加这一运动，为此，中央政治局专门作了一个指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同时，该指示还认为国民党之允诺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只不过是在国内外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借以拖延时间，欺骗人民的花招。并且指出：只要允许人民充分讨论，就有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宪政运动向前推进一步。（注：《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2册，第427页。）至于推进到什么程度，指示没有说明，可见此时，中共尚没有形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最终提出有待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1944年5月11日起，国共双方开始又一轮长达四个多月的谈判。在此段时间里，中共向国民党所提出的政治条件始终是如下三点：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符其实的地方自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2册，第594页。）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提改组政府，实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而对中共所提三项条件，国民党代表认为太抽象，拒绝加以讨论。1944年7月26日，在中共欢迎美军观察组直赴延安考察的晚宴上，约翰·谢伟思还特意向毛泽东询问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的进展如何？“他说没有什么进展，国民党目前还不让林祖涵（林伯渠）回来。”（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年20-21期，第9页。）可是到了同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与谢伟恩的谈话中表示：鉴于国民党在目前的谈判中曾以“过于抽象”为理由拒绝中共关于民主的要求，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准备考虑向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的建议。（注：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220页。）由此，可以认定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大致形成于这一时期。
为什么中共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会提出这么新颖、振奋人心的政治主张呢？目前史学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中共独立提出的，根本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影响。另一种认为中共该主张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孰是孰非，莫衷一是，笔者较倾向于后者。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当局无理拒绝中共要求，迫使中共寻找对策，考虑怎样提出更加明确具体的民主要求，以使各党派及全国民众普遍乐于接受；另一方面，又与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有关，尤其是谢伟思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话有直接影响，这些谈话对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具有催化剂的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谢伟思、戴维斯等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真实记录及对美国国务院建议为美国政府制定正确对华政策大有裨益。谢伟思、戴维斯二人出生于中国四川，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受教育，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中国话，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中国通”。他们对国民党政治腐败、消极抗日极为反感，力主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派军事观察员去中共根据地了解情况。早在1942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代表到中共抗日根据地设立联络机构，戴维斯及时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当时在重庆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柯里，询问我们是否可以去，但他没有表态。（注：《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2年中国卷，第227页。）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趁回国述职的机会再次向国务院提议派代表赴中共控制区，这样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如何？他们对同盟国作战大概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准确情报“要鉴定内容不一致的报告并作出一个重要判断极其困难”，而当前美国不熟悉共产党情报又如何能制订正确的对华政策呢？（注：《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3年中国卷，第197-199页。）戴维斯在3月16日报告中也持该观点，他们的建议得到了美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将军的支持，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他们的意见被听取……那我们就好了。”（注：《史迪威在华使命》，1953年华盛顿版，第367-368页。）
1943年11月底，戴维斯参加了开罗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已对蒋介石很失望，他公开谈到如果蒋介石失败的话，“我们要物色别人或别的集团，坚持下去。”（注：《中国百年外交风云录》，第117页。）在听到罗斯福的这番话后，戴维斯再三坚持要派一个观察组去红色根据地，他在给对总统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物——柯里和霍普金斯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避免死心塌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和战后适应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42页。）“我们需要趁着还受共产党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收集敌人的情报”，在那儿“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不过，最主要是通过派遣观察组来开始中共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从而打破蒋介石封锁所造成的中共孤立的局面，避免中共在孤立无援情况下投入俄国人怀抱，在政治上拉拢中共，“削弱【其】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制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而派遣观察员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无疑表明美国承认中共存在的合法性，这无论如何是国民党政府所不能接受的，“通过正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来制服他。”（注：《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29-130页。）霍普金斯和劳克林·柯里按照戴维斯想法向总统提出上述建议，果真不久，罗斯福采纳了该建议，他亲自向蒋介石提出派一代表团去华北的要求，但蒋氏既未表示同意也未表示反对。
1944年春，国统区豫湘桂战场大溃退，引起了罗斯福的极大震动，为了避免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在华出现抗日力量的断层，因此有必要物色其他抗日集团，这便加速了美国政府要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步伐。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劝逼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赴延安。
对于国统区军事危机的根源，谢伟思在1944年6月20日为华莱士起草的《中国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改革是中国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注：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第278页。）他认为挽救中国当前危机的设想，不应把宝完全押在国民党身上，应依靠美国力量，影响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共产党及其他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改组政府。“我们必须设法帮助扭转当前崩溃趋势，并把中国从军事上消极无为的状态中唤醒起来。这些只能通过加速中国民主的政治改革来实现。我们必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起催化剂的作用。只要我们谨慎地施加影响，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而我们迄今一直未有意识、有步骤地使用这种影响。民主改革并非一定意味着要推翻委员长或国民党。相反，如果他们看到这一点的话，他们的地位将得到改善，中央政府的稳定将得到增强。中国现有的民主势力将得到加强，国民党内的反动独裁倾向将发生改变，一个多党派的统一战线政府可能出现。”（注：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第282页。）美国为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实现中国民主化只能靠中国内部的力量，不能由任何国家强加于中国，美国政府的任务是“以间接的、经常是谦逊的方式运用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向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对民主的善意和严肃关注。”（注：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第283页。）从谢伟思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建议美国政府应以间接方式向中国民主派施加影响，而派遣观察组去延安则是向中共施加这种影响的重要步骤。因此，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将很自然地成为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谈论的话题之一。在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第一次长达8个小时正式谈话中可以清晰看到。当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是由单一政党、仅仅90名国民党党员选为总统，他连希特勒都不如，没有做总统的合法性，希望美国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化时，谢伟思“提及了许多关于中国统一以及我们希望在所有国家发展民主的美国官方声明。”（注：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第219页。）在谢伟思这些谈话里肯定包含有罗斯福“联合政府”的构想，对于该点，毛泽东曾有明确说法，9月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他首次把联合政府问题提出到会上讨论。他当时特别指出：谢伟思告诉我，美国政府有电令给高斯大使，要促成中国建立一个容纳广泛代表性各党各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注：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发言记录，（1944年9
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这表明毛泽东已获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希望中国出现多党联合执政的格局。对此，中共认为用联合政府的提法，不仅迎合美国政府的政治需要，而且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又可以作为抽打国民党政府的鞭子，逼蒋介石改组政府，改变前一段时间重庆谈判时的僵持局面。根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精神，9月4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拍电报给在重庆谈判的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示他们：“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党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的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80页。）在该指示下，林伯渠于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公开首先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该建议一经提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纲领，从而把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石。
与此同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在欧洲，德国法西斯陷于苏联红军与美英盟军东西铁钳夹击之中，被占领国家纷纷解放，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国成立多党派民主联合政府。“比利时也在民主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人第一次入阁”。（注：《新华日报》1944年9月28日。）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入国内，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造成了强烈冲击。可是，蒋介石违背历史潮流，在1945年3月1日公然表示“改组政府就是推翻国民政府”，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从而使他在政治上空前孤立，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宪政运动更加高涨，中共由此获得意想不到的政治收获。毛泽东对此，在1945年3月3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讲话时指出：“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们是没有料到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版，第101页。）
应当指出的是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和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第一，两者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国民党这一大资产阶级政权，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美国在华的根本利益。而后者是从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根本利益出发的，目的要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创造条件。第二，罗斯福的“联合政府”构想前后有较大的变化。从开罗会议到赫尔利来华之前这段时间内，基本上为压蒋联共方针，在赫尔利来华之后，其“联合政府”构想是以坚持巩固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为条件的，采取扶蒋压共的政策，其后更是走上了扶蒋反共的道路。而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涉及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寸步不让，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联合政府的实现作出了艰难的努力。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重视盟国领导人的务实见解并及时加以吸取，充分说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放眼世界，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共中央在山沟里，不知外面世界的状况，是一个封闭式的保守政党。在决定中国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就是说在中国是实行各抗日党派和各阶层人士成立联合政府，把中国引向光明，还是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把中国引向黑暗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中共领导人能够海纳百川，吸收盟国领导人的真知灼见，这充分说明中共是一个开放的政党。这个传统一直发扬到今天，具有了更大的历史与现实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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