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栋[1]2002年在《制度变革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文中指出城市化是解决中国“叁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关键在于破除城乡分割和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之间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自由、平等的流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前影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总的制度框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形成了一系列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制度，主要有：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制度，城乡分割、严控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城乡分离和城乡不平等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央高度集权和地方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限制城镇发展的市镇设置制度等。这一套城乡分割和城乡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在中国延续了20多年，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逐步弥合了传统体制下城乡发展的割裂状态，为非农产业的发展与空间集聚以及乡村人口进入城市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有力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的积累，为农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寻找就业机会成为必然。城镇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城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为农民在城镇购房、就业和生活提供了可能。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则是对城镇居民特殊利益的逐步打破。城镇对农村居民的排斥力已经大大下降，已经开始形成接纳农民的机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和积累的许多问题也显示出制度变革的局限性和不足，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一系列制度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许多制度变革还不够到位，制度变革的力度不够，各项制度变革也不够协调，在推进制度变革的认识方面还存在许多有待澄清的迷雾。制度变革的局限性和不足制约了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阻碍了城市化进程。本文选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市镇设置制度作为考察对象，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这几项制度的变革及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就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变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刘云喜[2]2012年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城市化的本质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无论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主体是农民,因此城市化是农民的城市化。农民可以通过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而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可以就地实现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在“民工荒”、农民“被上楼"、传统进城城市化引发严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现实背景下,以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为视角展开对农民发展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农民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恰恰是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农村经济转型本质在于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现实具有特殊性,但其本质并不例外。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及其局限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得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体在于农民,农村经济转型发展要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在根据,以及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必须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论。并以农村经济转过程即农民生产方式工业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为基点,首先对作为农民城市化基础的农村工业化之内涵、特征、必要性以及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展开分析,进而对反作用于农村工业化的农民城市化之内涵、本质、规律、中国农民城市化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研究,并从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关系的论证中再次验证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这一命题。同时也从中国传统城市化进程经验教训的分析中得出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农民城市化必然选择的结论。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农民就地城市化是重要且必要的,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途径。所谓农民就地城市化,就是农民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现有的居住地,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城市人(市民)一样的生产和生活的过程。即农民通过由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而实现市民身份和待遇的过程。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本质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变,以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依据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以及作为农民素质技能表现的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功能逐步在农村得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农民问题的紧迫性,农民进城城市化的局限及其引发“城市病”和“农村病”的严重性,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引发问题的严峻性,农村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等都成为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佐证。当然,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其可行性主要体现于：农民这一城市化主体,素质技能的不断提升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根据；农村工业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现实依据；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高度发展,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现有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是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外在动力；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国家对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视及投入,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就地城市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实践的成功范例也证明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不是空想,也不是一般的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具有国际性理论和实践基础的有效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顺应城乡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符合占全国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普遍愿望,其实施已是势所必然。因此可以说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不可阻档的历史潮流。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必要的、可行的,但其发展也需要各种必要条件的积累,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工商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同时在现有条件和状况下,发展股份合作制和现在资本农场,是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上述措施的实现不应,也不能脱离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政策制度保障。在农民就地城市化实现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创新产业政策,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建立和完善适合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
顾菁[3]2018年在《信息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动力作用机理及仿真》文中提出21世纪发展中国家最显着的特征是信息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互联网络为代表,以“渗透性”、“智能性”、“综合性”、“扩散性”、“开放性”为特征的信息化在世界范围内突破了城市资源配置的空间桎梏,通过改变传统社会生产组织结构,在全球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布空间和劳动分工方式,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转换。本文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方法构建理论模型,研究信息化对中国城市化动力作用机理的影响并进行仿真。论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点具体有:(1)基于信息网络与城市网络演进的阶段性特征,解析城市网络与信息网络发展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本文立足城市网络范式,以流空间理论为支撑,以辐射模型为基础建立信息网络模型,基于人口迁徙网络关系矩阵构建城市网络模型,提出信息网络与我国城市网络已经历了“具有明显异质性的各自发展阶段”及“一致性初现的互动调整阶段”,正处于“具备明显一致性的协同增强阶段”,解析城市网络与信息网络发展的同质性及异质性,分析信息化对城市网络体系的影响。证明我国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城镇空间体系的优化和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信息网络与城市关联网络的协同关联效应已得到体现。(2)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化主动力及从动力的划分。本文立足耗散结构理论将信息化作为外部熵引入城市化动力系统,运用ISM模型分析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化动力系统影响因素的关联结构,从直接推动和间接渗透两个层面归纳信息化对城市化的影响路径,据此将城市化动力划分为主动力和从动力两个维度。并依据主从动力的划分构建熵变模型,解析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化动力系统总熵值变化的趋势及其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结构和秩序的基本条件。(3)主动力与从动力对城市化进程作用效应的分析与仿真。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城市化动力系统中从动力对主动力的间接渗透效应,解析主动力与从动力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路径及效应。进一步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主动力与从动力的作用机理,探索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化动力的未来趋势,并采用情景分析法,将“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设置为控制变量引入到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模型之中,探索从动力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最优路径。
何念如[4]2006年在《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经济基础也由乡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二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评价；叁是受到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有说服力，即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但笔者的思路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理论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1990，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第叁阶段，1990年代末至2005年。此外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给以评价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同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第叁章以1979年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第四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的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二是随着大量的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不亚于一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态度的转变。第五章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了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第六章作为整部论文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五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做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着的区别。笔者从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以上理解，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后，总结全文，对形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
马先睿[5]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赵在绪[6]2016年在《城镇化社会成本及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焦点。作为国家战略,城镇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现实意义无需赘言;而作为社会工程,在当前体制、机制等尚不完善的状况下,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则逐渐被重视。通过对国内外城镇化问题的梳理不难发现,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已日益受到学界、政界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普遍关注,对该问题的认识也逐渐由感性走向理性。鉴于国内外城镇化社会成本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理论混杂性、方法单一性、区域多样性和指导薄弱性的特点,本论文选择以虚实互动的多学科交叉为视角对城镇化社会成本现象进行研究。结合当前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借鉴现有成果,运用唯物辩证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进行较系统且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初步揭示重庆城镇化社会成本的时空背景、发展变迁、表现形式、动力机制等内在机理,并通过建立不同形式的“社会成本—空间”关系模型,对社会成本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城镇化社会成本调控的“叁位一体”模型,为政府政策制定等提供建议和对策,促进城镇化更加合理有序地发展。研究表明,城镇化社会成本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问题,或者城镇空间发展问题,而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并具有一定的规律:(1)城镇化社会成本是相对于社会效益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没有效益的成本,反之亦然;(2)城镇化社会成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即经济成本,广义即包括经济性成本和非经济性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3)城镇化社会成本具有客观现实性、分层异质性、动态累积性、核算困难性和影响深远性的特征,并受自然、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4)重庆城镇化社会成本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因由,而且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成本问题都具有不同的主导因素和表现形式。具体到当下,社会成本受到国家城镇化战略和地方化发展的双重约束和作用,在社会“结构”和“解构”与“理想”和“现实”的交互作用下,社会变迁和风险发生以及社会成本最终具化;(5)对社会成本测算分析显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庆城镇化总量成本呈持续上升态势,且上升速度加快;分项成本方面,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两者在总成本中的比重经历了波动变化过程;指标成本方面,各单项成本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各项成本增长速度有所差异,按增长速度由高到低可分为四组;成本结构方面,无论对于总量成本还是分项成本来说,就业岗位投资成本和城镇住房成本一直占据城镇化社会成本的前两位,日常生活成本紧随其后,因叁者绝对值一直偏高,故其占比也一直较高;(6)对城镇化社会成本与城镇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和社会成本呈正向的二次曲线关系;城镇规模和社会成本关系呈正向的幂函数关系;城镇用地结构与社会成本没有相关关系,但各类用地对城镇化社会成本具有相关关系,且对于城镇化社会成本增长的作用差别较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其次是对外交通用地,再次是公共设施用地,后续依次为绿地、道路交通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7)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具有系统性特征,其调控应包括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和保障体系,建立“叁位一体”的理论模型。明确具体的发展理念、目标;制定以模式引导和空间优化为主的内容体系,从区域、城、乡等方面出发,提出城乡融合的具体空间措施;提出包括预警、制度、人本、分担在内的保障体系,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曾宪明[7]2005年在《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是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世纪,21世纪是人类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全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l世纪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社会结构变革。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提出了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重大战略方针。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它有哪些内容和特征?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这些都是贯彻落实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必须正确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仍然比较片面、简单,对于其中部分问题的看法还存在较大的分歧,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以促进中国城市化更快更好地实现。 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是人们追求城市富裕文明生活的必然结果。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城市化道路,是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战略、动力、机制、速度及有关方针政策的总称。各国的城市化道路并无统一的固定模式,一般是根据本国国情慎重抉择。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主要包括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城市化动力及实现机制的选择、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和成败的关键。因此,研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巴西、印度等非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分析、比较这些国家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走好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其主要特点是:(1)滞后型城市化道路。(2)政府主导型城市化道路。(3)城镇体系结构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4)城镇地区布局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国际经验表明。中国既不能走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滞后型城市化道路,也不能走部分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过度型城市化道路,而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为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既是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选择,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城市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同时推进,集
燕泰翔[8]2010年在《中国工农关系演进与农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所谓工业化,即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新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初级形式,或者说,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它包涵了制造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信息化或新型工业化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工业化是其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工农关系标志着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它是农业国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或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要素组合和制度组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关系的综合反映。工农关系不仅表现为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体现出国家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而采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战略。因此,工农关系的本质是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农业(包括“叁农”)与非农的关系。研究工农关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农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产业,其发展效果决定了国家工业化的顺利或波折,甚至成功与失败。工业化发动和经济起飞,离不开农业的支撑,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没有稳固的农业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或城乡之间关系的强制性是普遍存在的,这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发生的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情况正好相反。在中国1953年开始的50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演进均是以工业和城市偏好为特征的,虽然不同阶段的制度和机制不同,但工农或城乡间资金流向都指向工业和城市,并且在进入21世纪后,这种资金流动有加速趋势。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制度诱因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工农关系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末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特点是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通过统购统销、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一束扭曲市场规律的制度安排,并通过对农业赋以重税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农业发展因严重的制度制约而呈低水平徘徊甚至下降情势。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前几年,特点是由商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1992年之后,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在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逐步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中国“上下结合”的改革模式和“帕累托改进”的设计导致了制度收益显着增长,改革的自发性也决定了其不可逆性。随着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深入,所注入的强大活力催促着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成就了一种“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但当焦距拉近到农业发展的微观层面观察时,却发现“中国模式”的河床并不平坦,中国农业发展在经过了改革之初的恢复和高增长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其内在增长要素和外在制度环境一直没有再现对农业有利的情况,农业发展出现剧烈波动:1979年～1984年(制度效应)、1990年～1996年(乡镇企业效应)表现增长趋势,1985年～1989年(政策效应)、1997年～2004年(市场效应)呈现下降趋势(2004年之后由政策效应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导致再次呈增长趋势)。第叁阶段为2004年之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推进市场化改革阶段。中国开始工农关系的历史性调整,“两个趋向”理论创新带动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创新。国家财力增强,支农手段多样化、支农强度有所增大、农业基础地位与作用被决策者纳入“重中之重”等认识上的进步,标志着农业发展回归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农业发展总体表现为恢复和增长的趋势。总之,叁阶段划分以工农关系演进为依托,总体上可评价为:前两个阶段是“以农补工”偏斜发展阶段,后一阶段是“以工哺农”的“均衡”发展起始阶段。中国工农关系制度设计和变迁符合世界工业化一般规律,即从1953年工业化开始时的“以农补工”到2004年“以工哺农”的制度转型。但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结构的特殊性,中国工农关系又具有自身不同的特征,表现在阶段性和非典型性两方面。这些特征使工农关系制度演进与农业发展之间呈现高度相关性,或者说,对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农民收入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准确把握中国工农关系演进的特征、从农业发展视角入手、以制度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手段,探索发现中国农业发展的制度原因,对未来中国工农关系演进方向和现代农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工农关系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前人对工农关系与农业发展都分别进行过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成果,形成了基于不同视角的结论。本研究在大量借鉴和参考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国内外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工农部门的产业关系或经济关系上,关注点多在于工农贸易环境和条件的相互变化方面,而制度研究尚不丰富,特别是工农关系制度变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方面,还没有与时俱进结果或令人信服的结论。本研究选择把制度作为主要研究目标,提出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是保进工农关系协调演进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中国工农关系“以农补工”制度延续的非典型性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种传统工业化的负面效应也非常严重。非典型性意味着经济结构偏离度逐步加大,工农关系中农业就业份额与产值份额是非均衡变动的,且到目前还呈现出扩大趋势,这与库兹涅茨“到U型理论”并不契合。反映出中国工农产业部门的经济转型与城乡关系的社会结构转型相迭加,农业发展与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相交织,增加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复杂性和难度。面临传统工业化“制度遗产”和全球一体化新挑战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形成双重约束,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组合:包括以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创新、以农业技术进步、扩散、推广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创新、以财政支农为核心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创新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创新等。上述研究的总体结论是:工农关系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它不仅指工业与农业产业部门之间经济关系,更涉及政府与市场、农业与非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工农关系制度环境对农业发展具有显着影响;工农关系演进在中国具有非典型性和复杂性,通过制度变迁协调工农关系演进方向,创建良好的现代农业制度环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公平问题;不仅决定农业发展,也决定全社会发展;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中国工农关系转型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制度与技术创新的有效组合,可以推动现代农业向着高质量、多功能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汪冬梅[9]2003年在《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重大?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化解有效需求不足?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战略措施?同时,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对于保护资源与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经济国际化,提高国际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问题一直受到许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在当前中国业已加入WTO,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宏观背景下,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总结并重新审视城市化的理论,回顾?梳理并进一步分析城市化的实践,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借鉴本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具体,从外围到内核的思路和方法,对城市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首先,对城市化的概念?测度以及世界城市化的状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然后重点研究了中国城市化的历程及现状?中国城市化的模式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优化和创新等重要问题?最后,对中国城市化的前景(趋势)进行了简单瞻望?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本文认为,科学的"城市化"概念应该是对其原因?过程?本质?结果等诸方面内容的简练概括,它应该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多门学科适用性的特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笔者认为城市化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非农化,一方面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体系不断升级?城市经济日趋现代化,另一方面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渐与城市接轨,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在中国,城市化比城镇化的说法更科学?可取?一般而言,测度城市化水平有两种方法: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二者各有优劣,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构建复合指标体系的总体思路是"抓大放小"?2.起步于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世界城市化迄今已经历了叁个阶段:兴起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普遍实现阶段?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把各国所采取的城市化模式分为不同的类型?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一般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多样性的特点?从量变到质变是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规律,这种基本规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具体规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从时间维度上看,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推移,城市化进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即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或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规律;从空间维度上看,城市化规律表现为由聚集与扩散机制所决定的城市化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的聚集--扩散--再聚集的规律;从动因维度上看,随着产业的转换与发展,城市化的动因也随之发生从量到质的演变与更换,不同产业顺次成为不同时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从效益维度上看,城<WP=7>市化过程是规模效益递减规律起作用的过程?3.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城市化的主导动力因素有所不同?本文构建了包括经济增长?产业转换与发展?要素流动?市场机制?城市聚集效应等多个因素在内的城市化动力机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的宏观动力;产业转换与发展是城市化的传递性中观动力;要素流动是城市化的现实性微观动力;市场机制是城市化的协调动力;城市聚集效应是城市化的内生动力?4.建国以来,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临界点,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之前的曲折发展阶段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城市化在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问题?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能否选择正确的城市化模式对今后的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本文认为,建国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中国采取了与经典城市化模式相背离的"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也曾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但其负面作用是极其深重的?这一模式由于指导思想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而滋生了"准城化"现象;由于忽略了资源的有限性而使城市化的可持续能力大打折扣;由于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成为一种成本较高的城市化模式;由于没有形成真正的发展极而未能带动区域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小城镇只是城市体系的底层组成部分,着眼于未来发展,其功能应该定位在乡村社区的服务中心上?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是城市化的起点而非终点;是区域的"二传手"而非增长极?21世纪的中国需要建立在共性和个性相结合,既遵循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这就是"市场主导型城乡综合发展的多元城市化模式"?即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宗旨,以城乡一体化为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要素集聚?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协调以及城乡关系调整等方面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通过多种具体方式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中,实施"市场主导"是这一模式的关键;"城乡综合发展"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目标;"多元化"将是未来中国城市化?
孟祥林[10]2006年在《城市化进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揭示个体城市、城市群发展的微观和宏观机理及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并通过时空分析论证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方向。所以本文在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城市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后运用边际分析、弹性分析等微观分析方法以及四部门分析的宏观分析方法并结合城市发展过程的空间演变图示对个体城市以及群体城市的规模扩展过程进行了论述。分析认为城市首先发生于经济域内的经济核,经济核由于聚集作用与周围腹地发生经济联系,并发展成为区域内高经济势能的极核。经济核演变为个体城市后发生一系列的微观经济过程并向周围腹地扩展,扩展过程遵循地租衰减规律。按照规模经济原则、居民点布局过程中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可以确定城市规模扩展的最远边界。计算分析认为,扩展的杜能模型中竞租对距离的变化规律说明从经济中心向外延伸的经济行为存在收益极点,这个极点就是个体城市扩展的最远边界,并认为摩擦强度的作用差异导致城市发展中多核心形成以及城市不同方向的非均衡扩张。通过消费者均衡理论分析同样认为:个体城市外围空间的扩展过程就是居民户寻求效用最大点的过程,该点就是城市扩展的最远边界。在对个体城市规模扩展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对群体城市的规模扩展进行了论述,分析中通过共生互动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认为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规模扩展的影响可以随边际输出倾向、边际投资倾向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城市化进程需要通过外生力量对其进行逆向调整,正是通过多种变化的复杂关系引发了城市群中规模等级有差别的个体城市的成长方向不同,加以个体城市间的相互影响与经济上的紧密联系等原因形成区域上的城市群。分析认为,城市群产生的过程就是经济核通过经济波对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辐射过程,这个辐射过程遵循梯度原理,空间内要素密度的分布不均以及动态变化过程中的疏密差异导致城市沿叁维空间发展亦存在差异,再加上经济波辐射强度的差异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不同水平的个体城市的形成,这些城市个体通过经济的和空间的联系形成域内的城市体系。个体城市以及群体城市的空间扩展过程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并不相同,所以城市化进程的时空比较与影响因素分析成为城市规模扩展研究之后的另外一个紧密联系的论题。认为城市以及城市群的空间扩展过程需要以腹地的经济和自然条件为依托,空间内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导致城市化进程时空分布不同,这种差异可通过城市化进程不均衡指数进行了对比,该指数越高则超前城市化程度越明显,分析发现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区面积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并非对称发展,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展速度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而小城市的发展状况正好相反。通过对城市群内主附城市关系的分析认为: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由于影响强度不同而导致影响域的巨大差异进而形成不同规模的城市群。通过对城市化进程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区位、人口迁移、制度和产业结构等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区位因素通过地价约束和运输成本等限制城市成长并通过规模经济收益促进城市成长;计划和市场提供了两种不同效率的制度安排,前者人为设置了城市化进程,后者通过资源自由配置实现了城市化进程的能量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通过土地用途的决策权衡、弹性比较以及产品收益预期等多种方式影响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变革可以通过影响地租曲线的跃迁影响城市化进程。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区位与不同规模的城市个体和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可以预示:小城镇充分发展是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性选择。分析认为,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发展速度不同,根据各自的发展速度可以计算出其发展趋势。未来发展势头最为乐观的是人口规模在20万-50万的中等城市,如果按照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率2.3%,预测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0%的时间大概在2020-2021年左右。小城镇充分发展是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参考文献：
[1]. 制度变革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D]. 高国栋.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2].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D]. 刘云喜.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3]. 信息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动力作用机理及仿真[D]. 顾菁. 西安理工大学. 2018
[4]. 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D]. 何念如. 复旦大学. 2006
[5].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6]. 城镇化社会成本及调控研究[D]. 赵在绪. 重庆大学. 2016
[7].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研究[D]. 曾宪明. 武汉大学. 2005
[8]. 中国工农关系演进与农业发展研究[D]. 燕泰翔. 河北农业大学. 2010
[9]. 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D]. 汪冬梅. 山东农业大学. 2003
[10]. 城市化进程研究[D]. 孟祥林. 北京师范大学. 2006
标签：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城市化进程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智慧农业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城市选择论文; 经济学论文; 智慧产业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成本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