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视野中的新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夏季号发表了美国学者马丁·H.沃尔夫森题为《新自由主义与社会积累结构》的文章，认为当前在全球处于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所定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因为它没有带来长期稳定而持续的增长。由于劳工运动的重振和资产阶级将转向巩固已取得的成果，资本主义也许会考虑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新自由主义可能会较快结束。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多数人看来，美国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经解体。在经历了十年的危机和挣扎后，这一制度结构已被一个既损毁规制结构，又促进资本流动的自由市场模式所取代。这种已在世界处于支配地位的模式，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即意味着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对产业和金融市场的放松监管，不断增加的金融市场对公司决策的影响，财政政策强调对富人的税收减免和在社会福利项目方面的削减，倾向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
新自由主义时代是否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抑或最好把它理解为旧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危机阶段？下面的讨论将要指出，试图在社会积累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解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这些困难最终引导我们尝试性地对这一理论作某些修改。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
早期关于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范式强调一个制度结构提供的稳定性。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克指出：“没有一个稳定且有利的外部环境，资本家在生产过程的投资是不能进行的。我们将这种外部环境称为社会积累结构……社会积累结构由所有影响积累过程的制度组成”。然而，正如科茨(Kotz)指出的：“要找到整合各种制度的原则是困难的，除非它们在某些方面都有利于积累，并且每一方都在强化其他各方”。
不过，制度结构的稳定确实促进资本家投资和经济增长。但这些制度会最终停止对增长的贡献：或者增长动摇了制度，或者制度设置了进一步增长的障碍。对此，戈登等人指出：如果经济“全然保持原有的社会积累结构，就会表现出不断递减的收益”。只有制度重组才能克服危机：“我们可以将经济危机定义为经济不稳定阶段，它要求为恢复稳定和增长而进行制度重建。”总之，每个社会积累结构组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包括增长和危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大约25年。
后来理论的范式更多地集中关注制度结构提升资本实力方面。鲍尔斯等人指出：“由于能够提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制度结构被巩固了。”资本的实力即意味着利润：“利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力超过其他经济角色”；反过来，利润又是增长所必需的：“资本获利能力的稳定性和水平构成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
运用社会积累结构理论的范式去说明当前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是困难的，虽然可以用它迅速地说明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战后经济。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制约公司价格上升的国际环境（由于美元固定价值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劳工有足够的力量要求提高工资并减少公司利润。从早期范式的观点看，它侵蚀了资本—劳动的制度关系，从而侵蚀了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从后来的观点看，这是对公司实力的直接挑战，而公司实力则是构成社会积累结构的基础。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阶段出现了。公司和工会在收入的分配上进行斗争，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就是各方都无法占上风的表现。尽管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制度还没有被替代，但它们已不再发挥提升稳定性、获利能力抑或经济增长的功能。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处于危机之中。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公司实力和新的制度结构都开始了重建过程。紧缩的货币政策增加了失业，美元的不断升值刺激了到海外的投资。里根政府推动了长期雇佣的减少，对工会的普遍敌视，市场监管的放松，对富人的减税，以及降低劳动保护标准等。正是在美国创建自由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权力决定性地由劳动转到资本手中。
此外，从改变经济当事人行为的规则的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确实是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公司懂得政府不再会干预它们的劳动或环境政策抑或它们的投资何处的决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知道监管壁垒不再约束它们实现金融服务一体化的企图；机构投资者现已摆脱了对资本的控制，认识到它们可以在全球流动以寻求最高的回报。
根据早期范式的观点，新的制度结构应带来稳定和经济增长，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较晚范式的观点，大公司的实力应带来较高的获利能力和经济增长，但事实也并非如此。与战后社会积累结构时期相比，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要低很多。没有增长，就很难说新自由主义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
那么，为什么新的制度结构和公司实力提升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鲍尔斯等人提出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解释：“迫使人民状况恶化的成本”限制了获利能力，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虽然公司实力将收入由劳动转向资本，但这种行为则意味着失业的增加和保持相对较低水平的利润实现能力。闲置的资本存量会减少利润率。虽然这种分析对经济增长的放慢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但它仍留给我们一个疑问：如何将新自由主义时代放入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框架中。
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找到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引入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需要提出什么特殊的制度结构？根据鲍尔斯等人的论述，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资本—劳动的调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资本—公民调和以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调和。但是我们又被告诫这四个制度构件“仅仅适用于战后的美国”，它们不是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必要基础。为了寻找建立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所需的制度结构，我们需要一个更一般性的方法。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时代，同时解释怎样建构21世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有必要对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作某些修改。
阶级矛盾
戈登、魏斯科普夫和鲍尔斯为他们选择的四个战后制度构件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隐含着一个类似战场的比喻，即：把利润看作“资本与工人，资本与国外的买者和卖者，以及资本与国家（间接与公民）进行的三条战线的战争的战利品”。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资本对雇佣劳动的作战能力。
这个观点把战后制度结构看作是发生在公司利润上的冲突的产物。同样，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克认为，“一个成功的新社会结构”的出现，“将反映产生它的各阶级力量（及其他社会势力）的联盟”。科茨指出，“社会积累结构所要做的就是稳定阶级冲突，将它引向不至于过度破坏积累的方向”。这些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我的进一步概括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包括带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制度结构，都代表了资本主义某些重要矛盾的暂时稳定。
那么，这些矛盾是什么？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此外，还包括资本内部和劳动内部的矛盾（表现为各集团内部的冲突以及为联合而进行的斗争），以及这些矛盾的国际表现。关于这些矛盾，我认为它们是两个集团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是既对抗、又非对抗的冲突。在矛盾中两个集团总是相互斗争，虽然会出现暂时的平衡，即斗争的暂时稳定。
从这一视角分析一个社会积累结构有许多好处。它为解释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更系统的方法；上述矛盾的稳定应成为每一个社会积累结构的基础。同时，它也提出了在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传统分析中没有关注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联合而进行的斗争，例如有关种族和性别的斗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之间的矛盾；还包括与金融资本有关的矛盾：例如金融资本与非金融资本的矛盾，以及金融资本内部的矛盾等。
这一观点非常直接地引出一个不同制度结构的理论。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环境代表了一个新的制度结构，这种结构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暂时稳定。同样，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则反映了这些矛盾的另一种形式的稳定，从而代表了另一种制度结构。下面，我们对这些结构的性质以及它们与社会积累结构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论述。
博拉尼的“双重运动”
博拉尼的“双重运动”理论给出了部分回答。在最早出版于1944年的《巨变》一书中，卡尔·博拉尼(Karl Polanyi)指出，开创自由放任的经济，从而将市场经济与社会其余部分分开的运动，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另一个相反运动的反抗。这个相反的运动是对自由市场的过度扩张和这一市场必然形成的贫困、社会分化和不稳定的反作用。这一运动把市场经济“嵌入”更广泛的社会，去规范市场经济并驾驭资本的力量。显然，它至少代表了劳动者和它的同盟军的部分胜利。另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则代表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
对博拉尼的监管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对战后制度结构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进行比较，是很有启发的。战后结构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需要调节这一原则基础之上的；20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力量对它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作为对2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崩溃和大萧条所引起的庞大失业队伍的回应，通过创建美国产联，运用劳动立法认可集体工资谈判和改善工作条件（瓦格那法案和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劳动市场得到了监管；作为对30年代早期银行体系崩溃的回应，通过银行立法，例如设立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金融机构被监管了；作为对世界经济破坏和崩溃的回应，通过达成布雷顿森林协议，国际货币体系被规范了。
相反，近期的新自由主义结构则代表了资本实力的复兴和战后经济的很多监管进步的废除。劳动工会的力量明显衰退，保护劳动的立法已经被侵蚀，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和布雷顿森林协议都已寿终正寝，自由市场关于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监管的议程已被积极地推向世界的其他角落。
资本主义由自由市场原则还是调节原则主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资本和劳动这一基本矛盾的稳定性所左右的。换句话说，如果劳动的力量足够强，可以调节与资本的互动过程，那么金融市场就有可能被规制；如果资本能够支配劳动并迫使工人相互竞争、金融市场就会被更激烈的竞争所支配。
资本主义的危机
但是，正如戈登、魏斯科普夫和鲍尔斯所指出的：资本能够很“强大”，它可以改变力量的平衡，使收入的分配更有利于自己，从而使总需求下降。其结果，经济就会被消费不足问题所困扰。同样，资本也会太“虚弱”。由于劳工及工会力量的增长，利润会减少，导致利润挤压的危机和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下降。
在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后期，即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的强劲增长进一步提升了劳动的力量，正如戈登等人所说的，资本的实力和利润均受到来自国际竞争和美国国内有关职业安全和健康、环境保护及消费品安全等运动的挑战，从而导致了一个利润挤压的危机。经过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十年输赢未定的斗争，到80年代初期，资本终于占了上风。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通过抑制总需求来击败劳动，导致了持久的消费不足问题。
消费不足问题是自由市场阶段的重要特征，我把它作为本项研究的另一个假说，由于它与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收入从劳动到资本的转移，以及以利润挤压危机为特征的调节阶段的结束等一系列问题有关，而利润挤压危机则是在劳动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时出现的。
资本恢复实力并平息利润挤压危机的一种可能是资本恢复其实力。同时，由于自由市场阶段的特征是消费不足，通过劳动恢复实力（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要与资本分享权力），也有可能形成解决这一危机的反作用力，使收入的分配向有利于劳动的方面转变，并着手处理消费不足问题。尽管这些结论缺乏必要的逻辑论证和更翔实的历史调研，但美国历史很可能存在着一种趋势，即自由市场与规制阶段的交替出现，正是二者的交替，使美国历史具有不同的特征。
重新解释战后经济
那么，上述分析对新自由主义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既不是原有社会积累结构的危机，又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它是一个体现资本支配劳动的新的制度结构。它不是原有社会积累结构的危机，是因为旧的社会积累结构已不复存在；它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是由于它并没有恢复稳定、获利能力或增长。此外，它正在被长期的消费不足问题所困扰。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斗争的十年，在这一期间，资本和劳动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旧的社会积累结构出现了危机。
战后阶段的调节经济是一种体现劳资力量平衡的制度结构，它避免了消费不足和利润挤压危机这一孪生问题（至少60年代末以前是如此），实现了经济增长。它的确是一个社会积累结构。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并不体现劳动对资本的支配（这样的劳动支配地位有可能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挑战的力量）。事实上，战后的改革是由资本支持的。资本通过支持改革，规避了20世纪30年代动荡时代所产生的许多激进结果；资本通过支持对劳动市场的监管，给战后阶段的寡头垄断产业带来了秩序和稳定；它通过刺激总需求促进了产品销售。
此外，改革是在资本的操纵下为其自身利益进行的。它在战后阶段与劳动工会进行集体谈判，但换来了工会对接受管理控制的认可；它刺激总需求，但通过商业税收减免的途径提高了公司的利益。
正如戈登、魏斯科普夫和鲍尔斯所指出的，“国家在为民众需要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的扩张作用，是要受制于资本主义获利原则的，这一原则是指导公共政策的最终准绳。”战后阶段的改革更加证实了这一观点的真实性；但从中得出的结论，并非是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代表了资本实力的增加；而是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证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劳动的实力是可以增加的。资本和劳动都可以运用国家机器精心炮制一个调节的制度结构，后者则代表了二者力量的平衡。
同样，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也被用来强化资本的权力关系。一个“自由市场”的时代并不意味国家退出经济，让市场运作得更为自由。它意味着国家创建了一种制度结构，并以此实现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它有效地降低了保护劳动的立法，调整税法以使公司和富人受益，保护公司（例如制药产业）不卷入民事诉讼，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消除对资本的控制和向海外投资的其他障碍，并在国外使用外交和军事力量以保护本国投资。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已取得了显而易见的利益：他们拥有资本，其结果是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和财富。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可以利用特权地位影响和左右国家，不论是与劳动分享权力，还是支配劳动，情况都是如此。
在作出结论之前，我还应点评一下所谓的“新经济”。在2001年经济衰退之前，伴随着1995年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率呈现强劲提高，它是否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有两个理由：第一，1995年以来，基本的自由市场制度结构并没有改变；第二，1995年到2000年增长的迅速提升是以相对短暂和不可持续的发展为基础的。
重新解释社会积累结构理论
作为结论，本文简短地概括一下对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有可能进行的修正。实际上，它们已经包含在前面分析中。
1.资本主义下延续相对较长的制度结构体现了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暂时稳定。
2.这些结构具有连贯性，它们或者通过调节市场表现出来，或者通过自由市场表现出来。
3.这种连贯性是被劳资矛盾的稳定化所规定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市场的存在是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而调节结构则源于劳动与资本之间力量的平衡。
4.由于调节结构既避免了消费不足问题，又避免了利润挤压问题，会导致经济增长，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积累结构。
5.自由市场阶段会导致调节阶段，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趋势。
6.因此，一个调节的制度结构（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有可能被提到议程。其原因，部分在于劳动矫正自由市场不平等和社会紊乱的反作用，部分在于资本要在调节经济下巩固其在激烈竞争条件下取得成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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