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性别失衡与产业发展
——来自省份—行业层面的理论和经验分析
杜 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 从经济逻辑揭示了流动人口不仅影响区域劳动供给总量，还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性别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乃至经济发展。利用城市模型论证了不同产业中，存在最优的男女比例，劳动力构成发生变化会影响产出。同时，基于2003～2012年31省中的劳动力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理论模型命题进行了验证。经验分析：流动人口增加了第一、二产业男性占比，降低了男性劳动力在第三产业中占比；在第一、二产业中，增加男性占比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在第三产业中则情况相反；将人口迁入和迁出等动态空间因素纳入实证框架后，发现一些行业中存在人才抢夺或拥挤现象。从而得出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研究结论，即在当前各省份城市之间日渐激烈的人才大战中，更需要注重结构性的人才战略，才能助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
【关键词】 性别结构 流动人口 产业发展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国人口迁移出现“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但随着东南部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多种问题，人口向中西部回流，东南部地区出现“民工荒”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此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合理配置将在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从2011年的2.3亿人增长至2014年的2.53亿人，2015年后持续小幅下降，2018年降至2.41亿人，但该总量仍占人口总数的17.7%，即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流动人口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以及国家卫健委相关新闻数据。 。流动人口不仅影响了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也影响了两个区域的男女比例。
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男女比例高企不下，该结果不仅对婚姻市场造成挤压效应，也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关于性别比例，需要厘清两个概念：出生性别比和人口性别比。出生性别比例指新生儿中男女性别比例，对应出生性别比，人口性别比是指总人口中男女比例。人口性别比依赖于三个主要因素：出生性别比、男女死亡率差异以及流动人口男女数量差异。有研究把男女性别比（105～107）的中位数105.9作为衡量男女性别失衡的标准（Coale，1991）[1]，我们将105.9作为本文判断性别失衡的标准。由于我国出生性别比尚处在平衡的范畴，而各地区间的男女死亡率差异变化较小，因此流动人口的流入成为影响地区性别失衡的重要因素。
Consistent data on the prevalence of malnutrition in gastroenterology units have been limited to a few subsets of patients such as those with cirrhosis[32-36] and Crohn’s disease[37-39].
根据“六普”数据整理发现，2010年各地区中，流动人口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的只有贵州、河南、湖北、安徽以及湖南等五省。若以中位数105.9作为性别失衡的标准，排序在河南之前的省市吸引了相对较多的男性流动人口，而女性则更偏好向排在河南之后的省市迁移。根据统计年鉴数据中国中南部地区男性出生人口较多，流动人口的涌入将增加该地区的男性劳动力供给，同时也会造成婚姻拥挤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Schoen，1983[2]；Angrist，2002[3]；Bhaskar，2011[4]；Li，et.al，2016[5]）。
针对相似的地理位置，中国流动人口的流向是否具有集聚倾向？从图1 并不能清楚地看到中国流动人口的集聚倾向。因此利用Geoda软件，对流动人口数据进行莫兰检验并代入空间模型中进行统计。表1 描述了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性别结构的空间集聚形式，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具有明显的东西差异，也存在胡焕庸线的特征（胡焕庸，1935），即和中国的东西半壁人口分布格局相类似。胡焕庸线以西为热点区域，流动人口中男性占比超过160（女性=100），胡焕庸线以东为冷点区域，男性占比在120 到160 的范围。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对于迁移目的地的选择具有东西分离的空间集聚特征。说明对于迁出位置的选择，较之西藏、青海、陕西以及内蒙等地区，女性更多的向东南沿海或中部地区转移。
图1 2010年各地区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六次）。
表1 2012年各省市流动人口性别结构的空间集聚形式① 注：H-H区域是热点区域，本区域和其相关区域观测值都较大；L-H区域是存在空间负相关，本区域观测值较小，但其相关区域具有较大观测值；L-L区域是冷点区域，本区域和其相关区域观测值都较小；H-L区域，情况和第二象限相反，本区域观测值较大，相关区域观测值较小，具有空间负相关性。
虽然从总体流动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还算处于平衡状态，但细分至各个地区，由于流动人口的迁移趋势、迁移原因的差异（马小红、段成荣、郭静；2014）[6]，各个地区的性别结构的失衡状态逐渐明显，因此流动人口对流出和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均造成了冲击，影响劳动力供给质量，进而影响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基于此，本文对流动人口性别构成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
二、文献评述
从经典的理论出发，单独探讨性别失衡或流动人口对经济或社会的影响的文献并不在少数，然而从性别失衡的角度研究流动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尚缺乏相应的文献支撑。
按季节分析IMERG在中国大陆估计降水的临界成功指数CSI,结果表明:夏季最高,约为0.3;其次是春、秋季;冬季最低,约0.12。IMERG在中国大陆东、西部地区各季节估计降水的CSI变化趋势与整个中国大陆相同。除秋季基本一致之外,其他季节都是东部的CSI略高于整个中国大陆,但西部的CSI在各季节都低于整个中国大陆,除冬季略小之外,与东部相差约0.1(图5c)。
最早关于性别问题的标准生物模型，可追溯至1930年Fisher 结合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提出的‘sexy sons’的假设，均衡时由于父母对后代性别均等的偏好，而不存在性别失衡的问题，出生性别比例维持在104。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性别均等偏好的假设与现实常有出入，特别是亚洲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导致了父母对于子女性别逆向选择的行为（Edlund，1999[7]；Hesketh and Xing，2006[8]；Bhaskar，2011[4]；Brainerd，2017[9]）。另一方面，由于婚姻市场中存在婚姻拥挤（Marriage Squeeze）效应，男性所面对的适婚对象范围大于女性，从而加剧了婚姻市场中的性别失衡（Schoen，1983[2]；Angrist，2002[3]；Bhaskar，2011[4]；Li，Chan，Spencer and Yang，2016[5]）。
“希望来吧”作为非盈利性公益机构，其性质决定了这里既是爱心的高地，又是资源的洼地。要想持续性地提供志愿服务，必须让社会各界的资源持续充分地向这里汇集。“希望来吧”搭建了一个让社会各界爱心注入的蓄水池，在吸纳政府公益创投、公益基金，注入政府资源的同时，也充分吸引企业的资源，让爱心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便捷、高效、安全的履行平台，更在全社会传递浓浓的爱心，让关心公益、参与公益的良好风气不断深入人心。
基于性别失衡的问题，学者就其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大多数文献集中考虑婚姻市场内部，认为性别失衡问题（男多女少）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Angrist，2002[3]；Chiappor，Fortin and Lacroix，2002[10]），对后代性别的逆向选择将加剧市场中男性的冗余，降低该区域的福利，如中国（Bhaskar，2011）[4]。其次，性别失衡会通过社会路径造成犯罪率的上升，尤其是金融犯罪（Cameron，Meng and Zhang，2016）[11]；研究发现犯罪率和16至25岁年龄段的性别比率之间的弹性为3.4，男性比率的上升造成了七分之一犯罪率的上升（Edlund，Li，Yi and Zhang，2013）[12]。性别失衡不仅影响婚姻市场内部均衡、社会稳定，也对经济方面，如家庭户的收入水平以及一国的经常账户收支平衡，产生重要的影响（Becker，1981[13]；Wei and Zhang，2009[14]；Du and Wei，2010[15]）。
各地质背景中二叠系土壤硒含量最高，平均值为1.52mg/kg，其次为三叠系与泥盆系，分别为1.21与1.01mg/kg，最低为奥陶系，为0.57 mg/kg。可以发现，石门县各地质背景表层土壤总体硒含量较高，其土壤平均值全部达到富硒标准（0.4mg/kg）。
性别失衡问题对经济的影响传导机制，始于性别的逆向选择，但劳动力中的性别比例，不仅受出生性别比和婚姻拥挤影响，还受流动人口因素影响（Hutchinson，1956[16]；Tyree and Donato，1985[17]；Angrist，2002[3]；Hesketh and Xing，2006[8]）。流动人口中性别比例变化的流向造成流入地劳动力性别比例的变化，最终影响流入地产业发展。Bardhan（1974）认为相较于印度北部种植小麦的女性工人，南部种植大米的女性工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原因在于大米种植产业对女性的需求要高于小麦产业[18]。Qian（2008）研究了中国经济改革后具有性别特征的特定工作的收入变化，发现区域种植的路径变化和地区性别比例具有显著的关系[19]。因此，流动人口中两性比例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劳动力流出地和劳动力流入地两地的性别结构均衡，也影响了两地主要产业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在资本配置较固定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是否具有效率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存在阻力，造成了劳动力配置的低效率（Au and Henderson，2006[20]；Tombe and Zhu，2015[21]），随着劳动力转移成本的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升高。Au and Henderson（2006）测算了随着产业构成的变化，流动人口涌入，劳动力人均产出和城市规模的关系，认为中国农村地区存在资本低配的问题。鉴于中国经济明显的二元性，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具有明显差异，而该不同使得流动人口通过储蓄机制影响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李扬、殷剑锋，2007[22]；张勋、刘晓光、樊纲，2014[23]）。
各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选择省际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一方面地区GDP涵盖了各个行业的生产产值，同时由于标准统一，可以对不同行业模型中性别结构解释变量造成的GDP变动进行比较分析；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各行业的数据可得性，因此选择GDP作为被解释变量。
其中，
三、理论分析
（一）生产问题
考虑不同城市有不同类型的产业，对于j 类型i 城市产出表示为
为j 类型i 城市当地生产者的最终产出
表示中间未进行交易的中间商的投入，xl 表示中间服务企业的产出，且在i 城市中有si 个这样的企业。假设企业同质。全要素生产率为Ai ，假设为希克斯中性。（为简便以下省去ij 上下标）
唐玉烟靠坐在洞内的角落，慢慢地睡去。这个女孩，大概是在连日的追杀中养成了习惯，就连睡觉，都要把刀抱在怀里。
用户检索后，进入二级目录，网页左侧为数据库分类，右侧为该数据库中包含的检索结果，此种设计可提高用户的检索效率，如图3所示。
国防潜力能否有效转化为战争实力，与潜力建设是否有效落实直接相关。按备战打仗要求加强国防动员潜力建设，应确立“作战牵引、重打基础、突出重点、依靠科技、加强统筹”的动员潜力建设思路，真抓实干，紧抓快干，不断推动国防动员潜力建设向能打仗聚焦、向打胜仗聚力。
l 1：中间商企业中女性数量，l 2：中间商企业中男性数量；
本文根据国家电子地图31省区地理位置信息，通过GeoDa软件计算出空间权重矩阵，经过Hausman检验，对不同行业采取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以及动态空间模型。动态空间模型中，每个空间单位在不同时间的观察值存在序列相关性，每个时间在不同空间也存在空间依赖，评估不可预测的特定时间和空间效应以及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因此把等式（6）纳入空间模型后，改写成如下形式：
到20周，宝宝体重增加到300克，从16周的120克到20周的300克，这4周时间里宝宝增重180克，平均每周才45克。孕妇到20周应该可以增重4千克。如果孕妈妈想要控制体重，这时增重3千克即可，因为在20周前增重的4千克里有2千克是非必需增重的间质，相对而言可以减少一点，所以增重3千克也可以。
两部门生产要素有如下关系：
把（2）～（4）代入（1）：
相应求出Y 关于K 、L 的一阶导数时：
相应可求出k 、l 1、b ，
式中：Ii为单元变形破坏的可能性；S为已知总单元数；N为变形及破坏的单元总数；Si为研究区内指标Xi的单元个数；Ni为指标Xi的变形破坏单元个数。当Ii越大，越有利于发生变形破坏，表明地质灾害易发性越大，危险性越大。
两部门厂商分别最大化自己的收益，相应可求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报酬，
同部门中男女之间工资有如下关系：
最优情况时，通过推导一阶导数可以计算出a 和b ，
根据式（16）和（17）可以得出本文的第一个命题，
第三，在不同行业中，固定资本投入、人均工资和人口规模几乎都对经济起到了积极刺激的作用，但是也有行业（第一产业和采矿业）存在不同情况。其原因可能是第一产业的人口规模并不能有效支撑其经济发展，相反还会产生相悖效果。推测其行业中可能存在劳动力冗余和不匹配的问题，单纯的增加工资和固定投入，并不能有效支撑经济，甚至只能增加成本；但统计结果并不显著，其结果存真仍需考虑。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三个变量的空间效应。
（二）人口流动的动机
两类群体的流动动机和迁入地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从工作性质考虑，两类群体在工作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两者完成工作的质量也不同，因而产出存在数量或质量的差异，并体现在不同产业不同工作的报酬上。
基于此，模型设定流动目的地居民的效用为U ，流出地居民的效用为V ，流动人口转移至目的地工作面临两部门的选择，得到不同的工资信号，制造业工资W ，中间服务业工资为w 。男女由于性别不同，选择不同部门的概率不同，假设男性选择制造业的概率为η ，中间服务业的概率则为1 -η ；相应女性选择两个部门的概率分别为p 、1 -p 。
当存在流动利差时，劳动力发生流动，相应流动的成本为C 。因此根据期望效用理论以及无利差条件，流动的均衡条件应为：
其中
表示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转入地的劳动力状况相关，C ' ＞0。这里把劳动力转移的成本看成是转移遇到的壁垒，包括生活成本和政府设置的行政壁垒（如，户口），成本和该区域劳动力的动态流入率相关，即
。从式(20)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转移达到均衡时，和两类群体期望工资，生活所产生的成本相关；两类群体进入某一区域后影响了当地性别构成，通过各产业中工资信号、生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两类群体最终进入不同产业工作，从而影响了最终产出。因此，可以得出本文第二个命题，
命题2：流动人口中性别差异会影响各地区劳动力组成，进而影响最终产出。
四、数据说明及基本结果
正如引言所述，人口从西部向东部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由于传统的面板模型未能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因此实证检验部分，不仅要考虑理论分析的基本变量，还要对模型中的空间效应进行考察。
L 1：制造业业中女性数量，L 2：制造业业中男性数量
比如说，在苏教版的数字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先确定出教学目标，辅助学生学习乘法知识。为了提升其教学效果，将游戏导入到数学教学课堂。在具有磁力的白板上画出相应规格的棋盘，棋盘规格可以为5*6，然后把磁扣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摆放在各个小格子当中，让学生自己去数清楚磁扣的数量，无论是纵行上磁扣的数量还是横行上磁扣的数量，都要查清楚，用以往的学习方式计算出磁扣的总体数值，有些学生的计算方式为：5+5+5+5+5+5=30，还有一些学生的计算方式为：6+6+6+6+6=30。这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所得出的数值相同，可以利用这一游戏，进一步地引申出5*6=30的乘法运算知识内容。
语言水平的提高，词汇的积累和语法习得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大量的记忆和练习，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学习策略，学习的时间就会更加延长，甚至事倍功半。外语学习者要在教师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词典，养成良好的、主动使用词典的习惯，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若能克服学习中的惰性，尽量选用全英词典并持之以恒，则外语学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式中
是被解释变量
的时间一阶滞后
是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
为相应空间权重矩阵D 的第i 行；γi 为时间效应
为扰动项空间权重矩阵M 的第i 行。由于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所以λ =0。如果ui 与
无关，且不考虑动态过程，则模型为随机效应模型。
（一）数据来源
以上机制分别研究性别失衡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流动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但是从流动人口造成性别结构变动，性别结构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方向，尚缺乏文献支撑。本研究从性别失衡的经济影响、流动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等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补充。
为了研究不同产业中性别结构对地区GDP以及流动人口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抽取了20个行业中的11个行业① 由于《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仅公布至2012年，因此选取时间段2003年至2012年数据，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以下简称第一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下简称电力等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简称交通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 2003～2012年的数据，对31个省级面板（不包括港澳台）进行了分析。
根据（6）～（10）式，可以发现当达到最优生产选择时，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可写为：
劳动力性别分布状况以及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国家统计局，采用中国2003～2012年31省中的劳动力数据。同时考虑各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及工资水平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关于教育水平，我国的统计资料并未系统地报告省际教育水平，学者使用该指标也存在一定差异，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各省受教育程度构成水平，对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进行构建，即按各阶段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加权计算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学6年，文盲为0年。其他指标构建及数据来源详见表2。考虑到时间因素和异方差，上述数据全部采用对数方法进行处理。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分析流动人口对地区性别失衡以及产业变动的影响，回归过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各地区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冲击影响，第二部分测度了各地区行业中劳动力性别组成变化对当地经济产出的影响。
为了使模型估计结果更稳健，使用空间Hausman检验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之间进行选择。分析表3流动人口对各行业性别结构的影响发现，流动人口在第一产业、制造业、电力等供应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住宿餐饮业的方程中得到的系数显著为正，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中流动人口的系数显著为负。该结果说明，流动人口促进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部分第三产业中男性占比的增加，促进了大部分第三产业女性就业的增加。流动人口的这种“推—拉”作用是否对当地经济产生了积极效应，应进一步对劳动力性别结构影响经济的模型进行分析。
表2 变量及数据来源① 由于篇幅所写，不报告各行业中的数据描述性统计信息，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表3 流动人口影响劳动力组成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3
表4报告了11个行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影响地区经济的回归结果。为了缓解内生性和异方差问题，模型中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对11个行业进行了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其中，制造业、电力等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没有通过hausman假设检验，故采用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其余五个行业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回归。
回归结果发现：第一，产业不同，劳动力性别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不同。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男性劳动力占比增多对地区经济起到提升作用。如表所示，第一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等供应业以及建筑业中回归系数为正，在控制时间因素后，第一产业和电力等供应业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随着时间增长，男女性劳动力的差异减弱，其原因可能是培训削弱了劳动力产出的质量差异。第三产业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增多，对地区经济起到了支持作用。如表4 所示，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性别结构的系数全部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在劳动力吸纳结构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劳动力的增多不但不会提升经济，反而可能促使地区经济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住宿餐饮业属于第三产业，不考虑对其他地区的空间效应时，解释变量以及其空间滞后项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系数为正。说明第三产业较于第一、第二产业，性别结构对行业的影响更为复杂。
第二，空间效应明显，不同行业中各地区劳动力性别构成具有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当地的劳动力和周边地区的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加权平均效应（即空间滞后项）结果显示，三大产业中的性别系数几乎和结论一中结果相悖，说明劳动力的性别结构不仅影响本地区经济发展，还影响相邻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考察解释变量的总效应，即解释变量对本地区的直接效应和对相邻区域的间接效应加总起来的总效应。从总效应可以看出，与结论一相似，第一、第二产业中男性劳动力占比升高，不仅会促进本地区的产业产出，还会刺激周边地区的经济水平，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第三产业中情况相反。观察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可以发现，GDP滞后一期对经济起到了积极显著的作用，说明第一产业、制造业、电力等供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信息服务业中，各地区GDP对本地区的经济支撑具有明显的惯性特征。
表4 劳动力性别结构影响经济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4
命题1：流动人口通过数量和性别结构两方面影响参与劳动的有效劳动力数量。
从总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资变量在9个行业中全部显著为正，说明工资不仅刺激本地区经济增长，还对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积极刺激。其中行业工资变动1%，对当地经济和周边经济刺激超过0.9%的有采矿业、电力等供应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住宿餐饮业，说明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工资仍然存在偏低的状况，提高工资有助于经济的上升。观察固定资本投入和人口规模变量，在统计结果显著的行业里，固定资本投入对经济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人口规模在第一产业和采矿业中对当地和周边经济总体呈现负向抑制作用，说明第一产业和采矿业存在资本配置不足，劳动人数的增多不仅不会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反而会降低该行业的效率水平。
第四，十一个行业中，教育水平和人口迁入对地区经济起到了几乎一致的正向影响，迁出人口的上升则和之前的模型得出的一致结论不同。从现实角度来看，人口迁入迁出不仅影响迁入地，还会影响迁出地的人才储备，因而不仅要考虑当地影响还要考虑周边地区的影响。考虑空间因素后，人口迁出回归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几乎为消极效应不同，人口迁出在第一产业、采矿业、电力等供应业中呈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该结果说明劳动力数量在这些行业中存在拥挤状况，劳动力迁出对地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一产业和采矿业的回归系数进一步印证了结论三，认为该行业存在劳动力冗余的问题。
观察人口迁入回归结果，采矿业、电力等供应业以及金融业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力冗余（采矿业和电力等供应业，另一方面可能是人才流入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的劳动力供应水平（金融业业），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地区，如果人才流入对本地区的支持作用小于其周边地区人才流失的损失效应，则人口迁入水平提高对本地区和周边总体经济起到抑制效果。
综合考虑人口迁入和迁出的总效应后，迁入为正向影响、迁出为负向影响的两个集合的交集，就是存在对本地和相邻区域呈现人才此消彼长经济效益的行业。即存在人才强夺的行业（金融业、住宿供应业和房地产业）。
第五，地区经济环境依然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控制变量，考虑空间因素后，城镇化水平在各行业中的影响差异增加，但产业结构合理程度以及人口抚养水平和基础回归一致。城镇化因素对第一产业的作用增强，对第二产业的作用减弱，进一步突出产业差异。
上述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中的预期吻合，因此可以得到初步结论，劳动力性别组成在不同行业中存在不同的影响，一些行业男性劳动力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一些行业中性别结构的失衡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口流入及流出对各行业的促进及抑制作用存在差异。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通过修改模型设定、采用不同的性别指标，对性别结构影响产业变动的模型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一）考虑更换模型并采用更加稳健标准误
首先，考虑到模型选取偏差以及可能存在的遗漏关键变量，本文引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替代空间面板模型，尽可能控制不可观测变量所带来的估计偏误。相比空间面板模型结果，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忽略了变量间的空间因素影响，结果单一，但回归结果与主要基础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即增加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占比，对地区经济起到了提升作用，而在第三产业中，劳动力组成结构的男性增多，对地区经济起到了抑制作用。控制变量主要结果也和空间回归结果一致，其全部回归结果仅呈现部分空间面板的回归结果，容易看出经济中的基本走向，进一步说明了空间面板模型结果的稳健性① 由于篇幅有限，故隐去稳健性分析表格，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
铁路勘察设计院承担项目总体的技术人员一般主要集中在线路、站场、结构、经济调查、行车组织等专业领域。这些专业目前只在于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铁路勘察设计院，属于社会上的垄断性专业(高校一般对应铁道工程、交通运输、交通运输及管理等专业)，基本没有社会资源可供利用。这意味着铁路勘察设计院的总体人才几乎不可能从外部引进，必须立足自主培养。
（二）采用不同的性别指标
利用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例来替换劳动人口性别比例，衡量流动人口性别比例变化对地区产出的影响。比较回归结果，除了第一产业和金融业系数相反，其他行业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方向一致，一方面说明回归结果稳健，另一方面也说明流动人口性别比与劳动人口性别比的变化方向几乎一致。而金融业系数相反，说明流动人口中从事该行业的男性增加促进了地区经济，进一步说明流动人口劳动力组成对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存在行业差异。由于第一产业系数统计结果不显著，不再多加讨论。
而当我们反思本次疫苗事件时不难发现，本次事件的成因有二。其一，疫苗厂家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忽视职业道德，放松产品质量监管；其二，与此同时，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的问题也甚嚣尘上。面对以上的社会问题，站在儿童健康权法律保护的视角上，如何确认和保护少年儿童应有的权利，使之不受违法侵害，是一项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的法律课题。
六、基本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测算了各地区流动人口影响各区域性别失衡进而影响产业发展的情况。分析表明，从地理分布来看，我国流动人口具有胡焕庸线的空间流动特征；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第一、二产业中的男性劳动力增加，而批发零售业、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中，男性占比下降。观察性别结构对当地经济产生的影响发现：在第一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等供应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男性占比升高有助于提高当地经济；而增加其他第三产业男性占比会对经济呈现负向作用。我国现有人口流动性别分异对我国产业结构对调整起到了支持作用。同时也分析了十一个行业中劳动力市场状况，指出了存在劳动力冗余和人才抢夺的行业。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应放宽流动人口准入政策，配合产业优化升级，合理引导人口流动。随着东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西部地区应做好产业承接分工，建立制造业集群，并以集群为中心建立基础设施服务网络。在此大的布局背景下，合理引导人口流动，将男女性劳动力供给匹配纳入考量因素之中，防止出现匹配质量差异造成的劳动力冗余。
第二，增大传统行业的科技创新，推行产业生态化。根据本文结论，第一产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存在人均资本配置不足，劳动力冗余，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应进一步加大对传统行业的科技投入，实现产业生态化的三大产业改造升级。
第三，大幅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城镇化增质提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本文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下，回归得出单一但符合直觉的结论，十一个行业中，教育水平和人口迁入数量的增长，拉动了当地经济；人口迁出数量增长，当地经济下降。但考虑空间因素后发现，人口迁入迁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影响了迁入迁出两地人才储备，针对存在人才抢夺的行业（金融业、住宿餐饮业和房地产业）应进行总体布局，建立区域间合作机制。针对存在拥挤效应的行业（第一产业、采矿业、电力等供应业）应在合理疏导流动人口流向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各地区的教育投入水平，增加高素质人才劳动力供给；加大产业的转型升级力度，发展高科技含量的生态型产业；加大推进城镇化，缓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舒缓人才扎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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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ing Population，Sex Ratio Imbalance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DU 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As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becomes more serious，its economic and social influences gradually expand.With the size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he past ten years，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economy but also affect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labor force.This article used the urban model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was an optimal sex ratio in different industries，and changes in labor composition which would in turn affect the output.This paper also used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analyze the data of 11 industries in 2003～2012 with the provincial panels.It was found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d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males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and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labor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The increase in male occupation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contributed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tertiary industry，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helped to boost the regional economy.Taking the spati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phenomenon of labor shortage in some industries，and labor oversupply in other industries.Therefore，the impac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ould have different outcomes by industries，not a single result.
【Key words】 Sex Ratio；Floating Population；Industry Developments；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6.003
【收稿日期】 2019-04-18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6-0025-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及效果评价研究”（19BJL082）。
【作者简介】 杜薇，女，河南安阳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
标签：性别结构论文; 流动人口论文; 产业发展论文;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论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