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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分别为7.8%、7.1%、8%、7.3%和8%左右，其中国债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2、1.7、1.8和2个百分点。以建设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的财政政策性投入也存在不足。突发疫情的出现，放大了这些不足，也加速了财政的转型。
“非典”加速财政转型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诚如《远东经济评论》所说，“这是一场影响到经济的危机，而不是一场经济危机”。为了对冲并降低这次危机的不利影响，财政政策发挥了其见效快、导向作用大等特点，功不可没，也就是在这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加速转型的端倪初现。它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政政策目标：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非典”疫情的突然出现，迫使我们重新评估以前的财政政策目标。可以推测，财政政策此后不会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重要的目标了；今后的财政将逐渐摆脱经济主要建设者的角色，更多去关注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公共安全、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有效解决将会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二，财政职能：多重财政逐渐向“公共财政”转变。尽管我们很早就确定了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但当前我国财政还同时具有“建设财政”和“公共财政”的特点。突发的“非典”疫情，暴露了我们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软肋，控制这一疫情迫切呼唤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更多转向公共财政并固化这一职能。事实上，在控制疫情扩散的时候，财政政策反映迅速，也立竿见影。可以预见，财政支出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尚早。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建立在以下基础上，财政政策的职能转型，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有所增强，民间投资增长加快，消费出现新的热点等，眼下，还很难说这几个条件已经满足。“非典”疫情的突然爆发，它对整个宏观经济目前和今后的冲击，不仅暴露财政的某种定位错误，呼唤财政的转型，而且也需要财政政策能够力挽狂澜，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
第四，财政政策执行：从收支两方面保持一致。“非典”疫情的出现，迫切呼唤政府用以一贯之的财政政策来应对这种突发事件，政府事实上也正在行动。一旦“公共财政”体制得以确立，政府将从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投资者角色中淡出，从由于承担建设职能而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应该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将会充分发挥，政府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将会减少，这客观上动摇了政府财政政策不一致的基础。
影响波及证券市场
由于“非典”疫情的出现，财政政策转型的步伐加快，而它带给证券市场的影响值得关注，新的市场机会将会出现。
仔细分析从1998年以来公共财政支出，可以发现，除了事关国家安全和行政管理的必要的公共支出以外，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还是用在水利、交通、能源、市政建设、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换句话说，建设财政的特色依然。政府投资介入生产领域过多过深，使过去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做法有所加强，官商一体，角色错位，与民争利，而投资的效果也很难予以保证。政府过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难免就被忽略。
水利、交通、能源、市政建设、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确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这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尤其如此，也是财政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政府也有积极性在基础设施上投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些公共需求完全可以让市场机制来调节，事实是，非政府资本（包括民间资本和外资）介入这些领域，其投资的效果也要好于政府。市场经济国家已经逐渐把这些“公共产品”让民间资本来承担。“非典”疫情的出现，凸显了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上的不足，这会加速财政从一些非政府资本有能力进入也会经营很好的领域中退出，专注于教育、科技、农业、文化、体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救灾救济、扶贫等公共事业，而这必将影响证券市场一些行业（参见下表）。
财政政策转型对证券市场上的有关行业影响分析
财政转型对于证券市场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还需关注，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将持续几年的时间，公共财政的投入还将加大，因此，政府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退出并进入公共事业领域还将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从这一方面说，对有关的行业以及上市公司的影响在短期内将都不是很明显；二是，政府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逐渐让位于非政府资本，“强制性”的银行配套资金也将随着政府的不断退出而减少，总投入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还需视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三是，政府今后主要的着力点将在公共事业领域，对这些领域，财政政策也将发生变化，政府不仅会加大投入，也会在税收政策上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相关的行业以及有此有关的行业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