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叙事诗繁荣之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叙事诗论文,唐代论文,繁荣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多“事”时代催生多“事”之诗
中国封建社会的“多事之秋”，择其要者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时期：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三是明末到清初，这三个时期中，具有重大历史标志意义的是“天宝到元和”，因为整个封建社会在此刻由极盛的顶点而转向衰微；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唐王朝的由盛而衰，尽管是一姓一朝的事，但是，它所包蕴的历史内涵却是无比沉重的。它宣告“赞歌”已经结束，“挽歌”已经奏响，唐叙事诗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奏”中鸣响了自己的乐章。以下集中笔墨谈一谈时代“事变”与诗之“叙事”的紧密关系。
第一，山雨行将至，悲风满诗篇。
开元末年，由于各种内在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加之唐玄宗懈于政事，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把持朝政，祸乱开始萌发，“太平盛世”已成旧梦。李白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季，奉诏入京，二赴长安，他“仰天大笑出门去”(《南陵别儿童入京》)，心情极好。但是，不到两年的翰林供奉生涯，使他看到了种种丑恶和腐败，追求功业的思想逐渐冷却。杜甫的“二进长安”在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他受骗落第，同样感受到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两位大诗人均在“二进长安”期间产生了“幻灭”感，并由此开始了面向惨痛世事的歌唱。李白离京后所写《古风(其十四)》，直刺唐玄宗大肆开边，“极言边塞之惨，中间直入时事，字字沉痛”(《唐宋诗醇》)。对于安禄山在北方谋乱，李白亦忧心如焚，甚至不顾安危，深入幽州，探看虚实。他的《北风行》沉痛地记叙了“幽州思妇”诉说的苦难，既有典型的细节描写：“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又有悲愤心情的漫天挥洒：“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的确，“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如果连曾经“仰天大笑”、畅想“海上钓鳌”的李白都敏感到变乱的阴风，沉着的杜甫就更是如此了。天宝十一载(公元725年)，杜甫以饱蘸血泪的笔墨，写下了最初的叙事力作——《兵车行》。这首诗直接切入时政，记叙人民的苦难，是唐诗转向写实的重要标志，胡适对此有高度评价：“这样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甚至于直指皇帝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1](pp.92-93)胡适所说的“问题诗”，即敏锐地把握社会脉搏、揭示社会矛盾、叙说苍生疾苦的那些诗。当时的社会“问题”确实太多了，任何负责的诗人都不能置之事外。于是以“事”入“诗”，叙事诗开始涌动。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这种初涌的潮头终于推出了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千古名篇。诗人在记叙切身遭遇时，把一己融入苍生，发出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怒呐喊。大动荡、大祸乱的腥风血雨就要扑过来了。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诗歌创作已经做好了叙事写实、直面人生的准备，唐叙事诗就要揭开它那惊天动地、波涌云翻的重要篇章了。
第二，请为父老歌，史笔写乱离。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15万人反于范阳，长达8年、彻底动摇唐王朝的“安史之乱”由是而起。战争异常残酷，广大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生活在剧烈动荡，“事”多于“情”，诗人无法不关注事变，咏叹事变，故叙事诗大兴。李白的第一个反应，不是“飞流直下”地抒情，而是叙事!他的《北上行》，叙写了战乱之初的奔亡之苦，视线投向了疮痍满目的大地。这一时期，岑参、张巡、元结等人亦有对战乱的真切叙写，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杜甫。杜甫以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关注着时事，咏唱着时事。他深深地懂得，在烽火漫天的动乱年月里，受害最深的还是万千黎民百姓，所以他发出了“请为父老歌”(《羌村三首》)的庄重誓辞。为了真实地反映百姓的苦难，他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气，并以叙说时事来激发抒情，从而把唐叙事诗推向了更高的境界。这些诗，如《北征》、“三吏”、“三别”等，均以生动、严谨的叙事笔触，从社会的最底层，描写和咏叹了这场社会大动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乡亲们是理解这些诗、热爱这些诗的，“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其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是往昔那些抒情诗无法比拟的。看来，时代和百姓都在呼唤着叙事诗的变革和升华。
这时候，“诗、史相得”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对叙事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以诗才、史笔来绘就那一多事年代的阔大历史画卷。杜甫做到了。诚如罗宗强所说：“所谓诗史，首先当然是说杜甫的诗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可以在杜甫的诗里找到血肉饱满的描述。”[2](p.108)譬如：《哀王孙》，记叙了玄宗逃跑后羁留长安的“可怜王孙”的悲惨遭遇，以及长安沦陷后的苦难现实；《悲陈陶》和《悲青坂》，记叙了房琯陈陶泽之战大败的惨状，等等，简直就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镜子。与杜甫相比。李白写实的诗篇少了一些，但《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亦有“诗史”之风貌，“此篇历叙交游始末，而白生平踪迹亦略见于此。……通篇以交情时势互为经纬，汪洋浩瀚，如百川之灌河，如长江之赴海，卓乎大篇，可与《北征》并峙”(《唐宋诗醇》)。是的，时代的急风骤雨和电闪雷鸣，为这两座叙事峰峦做了严峻而又淋漓的洗礼，唐叙事诗终于铸就了自己的铮铮骨骼。
第三，生民正憔悴，事事入悲吟。
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唐王朝经济(特别是南方地域经济)得到了相对的稳定和恢复，但元气大伤，已非昔比。在平息战乱中，地方势力坐大，形成了唐中叶藩镇林立的局面。中央皇权的削弱，又引起宦官乘隙染指朝政，形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所有这一切，酿成了中唐的政治黑暗，战祸频频，土地集中，赋税苛重，灾荒不断，民不聊生。这是一段多灾、多难、多事的年月，唐叙事诗感应时事，以新的面貌再度兴起。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唐叙事诗的主旋律是“不平则鸣”和“为民请命”。白居易在《伤唐衢》诗中回忆道：“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他是顶着“贵人”和“闲人”的攻讦和诽谤来悲吟生民疾苦的，故无论是《秦中吟》还是《新乐府》，均带有一种不畏“荆棘”，直入时事的悲壮和慷慨。韩愈亦然。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6《韩文公神道碑》)。韩愈为民请命，被贬阳山，几为权贵所害。不久，他满腔悲愤地写下了叙事力作——《赴江陵途中》，将生民之苦和自身之苦融合在一起痛加描述：“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吚
，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这是何等惊心触目、血泪斑斑、风雨情深的叙述与描写、悲吟与呐喊!以韩、白为代表的这类叙事诗，多将百姓的苦难直入其诗，同时又融入诗人的自身遭遇和深刻反省，故显得格外真实、沉重和宽博。
在“当时之事”激发叙事诗创作活力的同时，刚刚逝去的“安史之乱”依然在影响着中唐诗人的诗思。他们与大历、贞元时期一些经历过“安史之乱”的诗人不同，注意力不在生活底层所遭受的战争苦难，而是将视线投向了上层，投入了宫廷。他们力图从全局上，从中枢部位上，审视“安史之乱”爆发的根由和后果，以此来观照中唐时期的政治腐败与黑暗。元稹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创作的《连昌宫词》，叙写了连昌宫的兴衰变化，其创作动机是借往事以讽今朝，没有当今时事之腐败，诗人决不会以这么多的注意力去叙说数十年前的一段兴衰。与《连昌宫词》题材相似的《长恨歌》，尽管别有“风情”，意求将政治悲剧与爱情悲剧结合起来加以思考，但它“垂戒于将来者”的用心还是相当明晰的；白居易所倾诉的“长恨”，同样根源于那个多难多事的时代。
第四，天崩地解日，长歌当哭时。
时至晚唐，藩镇林立、宦官专权的局面毫无改变，“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对立”又酿新祸，政局如雪上添霜，更加黑暗，更加腐败。上层统治集团的虎狼争斗，必然加剧对广大贫民百姓的掠夺，土地兼并问题愈加严重，农户纷纷逃亡，失去土地的农民被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于是空前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天崩地解，腐朽的唐王朝行将覆灭。时代赋予叙事诗以新的命题。
李商隐继承了新乐府运动的讽谕传统。他感时伤世，写下了不少借古讽今、针砭朝政的咏史诗，其中以《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最为有力，最富叙事精神。这首长篇巨制，几乎囊括了中唐以来近一百年的历史。在“西郊”特定的时空背景上，我们看到了连年战乱留下的废圮村庄和破败城镇，看到了“安史之乱”所葬送的昔日的繁华，看到了方镇割据、宦官专权、横征暴敛、虎狼苛政所造成的无穷灾难。诗人尖锐地抨击了现实政治，以沉痛的绝望之情目送着唐帝国的西山日薄。值得注意的是，这首吞吐潮汐的大诗写得相当质朴明晰，全无李商隐诗歌后来的秾艳与晦涩，这说明叙事诗所承负的历史重荷，“迫使”诗人不得不直歌其事。故冯浩叹曰：此诗“朴拙盘郁，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玉溪生诗集笺注》卷1)
在晚唐诗人中，皮日休是唯一参加农民起义的诗人。他于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加入黄巢起义军行列，后被授为翰林学士。这么一位敢于造反的诗人，胸中自然更激烈地奔腾着时代狂飚所激起的怒涛，他愤激地呐喊：“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谤》)皮日休的叙事诗主要集中在他的《正乐府》十首中，这些诗，乃世上“可悲可惧”之事“宣于咏歌”(《正乐府十篇序》)，足见其生成直接关乎时事。譬如《卒妻怨》取材于阵亡戍卒的家庭苦难——“其夫死锋刃，其室委尘埃”；《橡媪叹》取材于贪官勒索致使民不聊生——“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等等。鲁迅在谈及皮日休的散文小品时说：他“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3](卷4p.575)。这番话，用来评价皮日休的叙事诗也是恰当的。是“天下”之沧桑，生民之休戚，给他的诗注入了不驯的神气，从而迸射出夺目的光彩和战斗的锋芒。
能够看出唐末农民起义狂潮直接影响叙事诗创作的，莫过于韦庄的七言长诗《秦妇吟》。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韦庄困于城中，三年后逃到洛阳。这一段从血与火中走出来的经历，对于身为穷秀才的韦庄来说，有着无比巨大的震撼力。他目睹了农民军进抵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黄巢组建政权，官军一部突入，农民军反击获胜，以及长安沦为废市荒街的情景。这是天崩地解的时代大动荡，它带给韦庄的除了惊惶、悲哀，还有冷峻的思考。他把这一切用叙事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借“秦妇”批判义军，一方面借“老翁”谴责官军，而自己的万千感慨则寓于叙事之中。复杂而严酷的现实，酿成了《秦妇吟》的“万象纷呈”和“一言难尽”。对于农民军破城的威势，韦庄如实道来：“轰轰昆昆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如此轰轰烈烈的描写，如此展现农民军的赫赫声威，这在诗歌史上实属罕见。对于官军的烧杀抢掠，韦庄亦如实道来：“千间仓兮万丝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如此揭露官军的残暴和罪行，这在诗歌史上亦属罕见。对于农民军的大肆杀戮和暴烈破坏，韦庄同样如实道来：“(东邻女)长戈拥得上戎车，回首香闺泪盈把”，“(西邻女)牵衣不肯出来门，红粉香脂刀下死”，“(南邻女)忽看庭际刀刃鸣，身首支离在俄顷”，“(北邻女)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等等，亦是令人毛骨悚然。看来，韦庄的心中简直纷乱如麻，矛盾极了!他不像皮日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造反的行列；他也不像李商隐，未经农民起义风暴而尽作“夕阳废墟之叹”；他只能在时代的腥风血雨和电闪雷鸣之中，抒写一个封建社会贫困知识分子的痛苦与迷惘，绝望与愤懑。所以说，韦庄的《秦妇吟》一半是“谤言”，一半是“挽歌”。天崩地解的时势使他长歌当哭，使他据史直书，使他以叙明志。时代，给了他痛彻肺腑的折磨，也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终于用238句、1666字的篇幅，留下了唐代诗坛上最长的诗篇，完成了唐代叙事诗最阔大、最复杂、最沉痛的“最后乐章”。
要之，唐代叙事诗的生成，有着深广的时代背景。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成就了它的“经络”；灼人的生活烈焰和战乱烽火，煅造了它的“筋骨”，形形色色的失落、抗争和追求，化作了它的“魂魄”。它是时代阵痛的产儿。
二、崇实尚俗文学思潮的推动
当清新活泼、雅逸高华、勇敢豪迈的盛唐诗风勃发昂扬之际，一种沉郁顿挫、深厚庄严、崇实尚俗的文艺思潮已经开始涌动。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一部分失意士人日益感受到“门阀制度”的高压和窒息(尽管这种制度已在唐太宗、武则天年间有所抑制)，体察到锦绣繁华背后的阴暗和森冷。譬如《箧中集》的作家们，就较早地发出了愁苦之音，萌动了实写人生、观照苦难的创作意向。到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杖杀李邕、裴敦复，李林甫伪称“野无遗贤”之后，元结和杜甫亦加入到这个行列，开始以沉重的笔调叙写自己的愤懑与悲怆。在文学主张上，元结强调“著斯诗也，将系规讽乎”(《元次山集》卷1《补乐歌十首有序》)，他“把诗美刺说发展到了极端，彻底否定了诗的抒情特征”。[2](p.110)显得有点矫枉过正。杜甫则处理得比较平稳，他一方面提倡“比兴体制”，一方面却在《北征》等大量诗篇中运用真实的描写，而将寄兴融化在字里行间。杜甫的基本创作倾向是写实，努力将世上疮痍化为诗中哲理，把民间疾苦汇入笔底波澜。他突兀于盛唐诗人群体之中，为唐代叙事诗之“大合唱”定下了沉著、壮美的基调。
贞元后期，随着政治革新呼声的高扬，文学思潮也激起了新的波涛。在诗歌领域，白居易不但力主写实，而且强调通俗和详尽。“诗到元和体变新”，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最大“变新”之处，乃是将时事直接入诗；这对唐叙事诗的开拓和发展，无疑是新的推动。元稹在和李绅“新题乐府”时表白：“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元稹集》卷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他们均实写时事，“即事”而“名篇”。白居易在“新乐府”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新乐府序》可视为这一文学思潮的纲领性宣言：“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句首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集》卷3)。此种诗歌创作理论，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即“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同上《与元九书》)。我们不能要求封建时代的进步诗人提出“为民服务”的主张，他们能把“闻于上”与“察乎下”较好地结合起来，就已经值得称道了。新乐府诗派的主将们，为了政治革新，为了裨补时阙，将“生民之痛”直接引入了诗篇，这无疑有助于诗歌进一步靠近时事人生，张扬叙事诗篇的现实主义精神。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中的叙事诗作，应视为这种诗歌理论结出的硕果。在“尚俗”、“务尽”方面，白居易比张籍、王建等人更为彻底，他要求诗歌创作尽可能地通俗浅白，尽可能地把话说尽。王安石称：“天下俚语被乐天道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由于极为通俗，白诗“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也有人对白居易的这种创作追求不以为然，说他的诗“情意失于太详”，“意伤于太尽”，“遂成浅近，略无馀蕴”(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我们以为，叙事诗和文人倾诉自家胸怀的抒情诗不同，它更主要地是面向世俗社会，面向万千民众，故必须通俗易懂，必须详尽描述，否则便泯灭了它的特征，失却了它的责任。我们应当高度评价元、白等人所鼓动的这一股文学审美思潮，它有力地带动了元和时期叙事诗的蓬勃兴起。
晚唐之初，出现了对元、白文学思潮的反拨。尽作“黄昏之叹”的李商隐一辈，不再追求文学之功利，他们诗思抑郁，怀古伤今，缺乏一种直接干预时事的勇气。但他们依然能从杜甫那里承接些许沧桑之感和郁勃之思，故诗中之叙事常有杜甫的沉郁之风，杜牧的《杜秋娘诗》如此，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亦如此。待到晚唐后期，随着吞没“夕阳”的“暴风骤雨”的袭来，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精神又得到不少诗人的认同，写实、尚俗的文学思潮又在回旋振荡中呈现出新的风貌。皮日休有意识地触及“国之利病、民之休戚”，努力恢复新乐府的“正宗”面目。他要扫除晚唐艳体乐府的弊端，使诗风归于质朴，归于浅近，美刺讽谕，透射锋芒。韦庄的前期，亦主张写实、尚俗，其诗作敢于面对现实，表现唐末重大社会问题，也有人称之为“诗史”。
总观唐代文学思潮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写实、尚俗的发展趋势。这在诗歌领域显得相当明显。是日渐复杂、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加剧着这种趋势；是讲求实在、注重功用的审美需求，呼唤着这种趋势。于是，从放纵抒情的唐诗国度里，终于突起了一支生气勃勃的“异军”，它就是贴近现实、贴近民众的丰富多彩的“叙事诗”。
三、文学各体的交互影响
一种文学样式的兴起与繁荣，还与那一时期各种文学品种之间的气韵交流、相互影响有关。唐叙事诗之繁茂，同样得益于其它文学样式所提供的“养分”，这里边包括唐传奇、唐散文、唐代讲唱文学等等。
第一，唐传奇之于唐叙事诗。
唐代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世俗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人们的审美需求也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的“好奇”之心更倾向于世俗社会的“奇事”，希望文学作品能够更紧密地靠向现实人生。这是一股执着的“向俗”的潮流。顺应着这股潮流，小说“至唐代而一变”，“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3](卷9p.70)。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雅逸高华的诗歌艺术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审美取向上作某些调整，即更多地关心俗人、俗事，俗情、俗感，这种关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歌创作本身的通俗化、大众化，二是一些著名的诗人直接涉足传奇创作，写出了一些诗情浓郁、文字清丽、叙述宛转、生活气息相当醇厚的传奇作品，如元稹、陈鸿、白行简等人的传奇名篇。认识到这种动向，我们就不难理解《莺莺传》与《莺莺歌》的同时问世，就不难理解《长恨歌》与《长恨传》的比翼双飞。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不但在向小说招手，而且在呼唤着诗歌向它靠拢，“歌”、“传”同时登台的文学现象便应运而生了。
的确，以安史之乱为转折，唐代诗歌开始由“理想”的讴歌转向“现实”的沉吟，诗人更多地将他们的视线投向多灾多难的人生大地，至于元、白，那种写实、求俗的诗风已经蔚为风气。如前文所说，元、白在文学创作上追求功利和教化，其作品多带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此种价值取向的驱动下，他们对时事弊端、生民疾苦、百姓呼声(包括街谈巷议、民间传言、奇闻逸事)均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其诗作必然更深刻地打上了俗文学的印记。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传》，分明与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李、杨爱情故事密切相关，民间传说相当有力地锲入了诗歌创作，诗歌创作的个体经营色彩被民间文化的集体意识所淡化，故无论是《长恨歌》还是《长恨传》，均应视为高层次文人对万千“下里巴人”的认同和接受。这样一来，高雅的诗艺和通俗的小说艺术便比较自然顺畅地开始了渗透和交融，相辅相承，相得益彰。元稹创作了通俗小说《会真记》，兼有《会真诗三十韵》；据陈寅恪所云，元稹的乐府诗《连昌宫词》亦“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4](p.57)。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演进动向。贞元末至元和间，在青年文士之间流行着一种新的文体，这便是兼顾汲取唐传奇营养、展示诗才史笔的“叙事诗”。
第二，唐散文之于唐叙事诗。
盛唐时期的散文，注重风雅而摒斥绮艳，开始由骈体向散体转化。这一阶段的散文中，对叙事诗影响最大的当属“书信”。一些文士为了自荐、荐人，往往以清新笔墨，蘸飞扬之气，叙说着生平遭际和才能抱负，展示了腾踔的节奏和浓郁的诗情。这里边的代表作可推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和《上安州裴长史书》，两书气概不凡，琅琅铮铮地记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事迹，忽而如江河流泻：“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忽而如雪涌千堆：“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如此疏密自如、形象生动的记叙，对于他后来的叙事诗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诸篇，均有上述叙事书信的气派和神采，使人领略到散文与诗歌亲密交融的无限韵味。这一时期的一些精彩碑志，亦对叙事诗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人章学诚说道：“自西京以还，文渐繁富。铭金刻石，多取韵言，往往有序文铭颂，通体用韵。”(《文史通义》外篇《墓铭辨例》)章学诚点明了碑志的一大特点，即与诗歌样式的靠近。盛唐张说的碑志就写得颇多诗意，其文“返归质实，虽仍有骈体，浮侈华靡之风已革，叙碑主生平事迹，摩写传真，有的甚为生动”，“不仅叙事，且有人物形象，俨然已类同于传记文学”[3](pp.183-184)。唐代碑志艺术的繁荣，较好地将“传记文字”与“诗歌”绾结到一起，这无疑也有助于叙事诗艺术的成长和发育。
时至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体革新和文风改革，散文创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们的主要口号是“文以明道”，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不平则鸣”。这样，其散文作品就明显地带有“写实”的功利性和“愤鸣”的抒情性。这两者的兼顾，有力地催动了叙事诗的崛起，促使诗人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沉入世事深层，吟唱生民疾苦。韩愈在面对一些重要生活题材时，往往既有散文，又有叙事诗作，一击而两鸣。如面对贞元十九年的关中旱饥，韩愈奋笔直书，写下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另外，他还以诗歌来记述，大发“不平”之音：“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赴江陵途中》)。这种文学创作动向，说明散文的纪实性和抒情性，已经同叙事诗的纪实性和抒情性两相和鸣，互助互持，达到了“风雨同舟”的境地。以此来观照白居易等人的“一吟悲一事”、“但伤民病痛”，我们同样看到了“不平则鸣”精神在叙事诗中的闪光。此外，韩愈、卢仝等人还注意以散文入诗，追求诗歌的散文化。他们的一些诗作，打破诗的韵律、节奏，采用明白而连贯的叙述，如此艺术追求，亦对叙事诗的表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唐讲唱文学之于唐叙事诗。
唐代商业经济相当繁荣，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的人生追求和审美欲望更多、更直接地与“利”、“俗”、“实”、“趣”相连，他们对文化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娱乐。顺应着这一种欲望潮流，唐代民间讲唱文学日渐兴旺起来，并与变文紧密沟通，演示出新的局面。所谓“变文”，它“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做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变文是配合变相图演出的，大致是边说唱边引导观看图画。说白叙述故事，唱词加深印象。变文是一种供对听众(也是观众)演出的说唱文学底本。”[5](pp.628-629)变文的出现，与唐朝封建统治者提倡佛教密切相关。佛教徒们为了讲说佛经，采取边说、边唱、边看图画的办法来叙述佛经故事，演绎佛理经义。这样做，既通俗又有趣味，很能吸引广大市民。久而久之，它讲唱的题材范围不再囿于佛经，而是拓展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甚至汲取日常生活素材进行创作。唐代讲唱文学的繁荣，催生了一批以说唱为形式的叙事诗，一般以七言为主。郑振铎在谈论这类“民间叙事诗”时，认为它比“民间杂曲”更为“伟大”，“其内容能将简朴的故事，敷演为甚长的歌辞，且描写亦活泼切至，有生动之趣”。[5](p.50)的确，我们在研究唐代文人叙事诗时，切不可忽略广泛流传的“民间叙事诗”。这些诗，想象奇特，大胆夸张，情节曲折，洋洋洒洒，且能大量运用民间口语，很有艺术魅力。其中如《季布歌》这样的长篇作品，笼袖历史烟云，刻划人物形象，达到了较高的审美境界。看来，“下里巴人”的讲唱文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沃土，培育了一批闪烁着民间风采的叙事诗歌，委实是唐代诗坛的一大幸事。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当时的文人叙事诗必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张祜曾嘲弄《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两句为《目连变》；今人陈允吉考证，《长恨歌》有可能摹袭附会了《欢喜国王缘》。[6](p.223)这些议论与判断，虽然是零零星星、点到为止的一家之言，但也能启发我们去理解唐代讲唱文学对于文人叙事诗的奇妙影响。
唐代是文学艺术大繁荣的时代，诗歌、散文、传奇、讲唱、美术、书法、雕塑、舞蹈等等，皆取得了令后世瞩目的成就，再加上与域外文化的广泛交流，各种文学艺术样式便形成了一个天然融和的大家庭。叙事诗置身其间，它得到多方面的启发、促进和滋润，便是相当顺畅自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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