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教材建设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教材建设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2)02-0064-08
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学科要走向成熟，获得比较稳固的学科地位，必须拥有完整准确、科学系统地反映该学科知识体系的教材及其他相关著述。当然，一个学科要建立起来，要获得应有的地位，还有许多非学术、非教育的因素在起作用，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行政干预、领导意图等。本文拟以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史历程为基本背景，从目前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的实际状况出发，讨论中国近代文学教材建设面临并应当注意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必须说明，本文所述仅限于作为教学系统中的“中国近代文学”学科，而不是试图从严格的科学研究意义上来讨论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纯学术探讨中的学科问题，与教学系统中的学科问题，虽有密切关联，但很多时候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会出现诸多的矛盾。教学知识系统中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不能不根据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必要的规定，否则教材就很难编写，教学也难以实施。
一、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内容和地位
由于中国近代文学还从未被规定为大学中文专业的必修课程，长期以来它的地位是十分尴尬的，不是被当作古代文学可有可无的尾声，就是被视为现代文学无关重轻的序幕，大大影响了它的建设和发展。这一点，只要与临近学科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假如说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基础厚实，近代文学难以相比，那比，比近代文学还要年轻许多的现代文学的迅速成熟和高度发展，就更显出近代文学的萧条寂寞、形单影只了。中国近代文学遭受冷落的情况近年来似乎有所改变，这与学术风气的某些变迁密切相关，如中国文学史研究力图打破长期以来的条块分割局面，扩大研究视野，古今融通；20世纪80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设想的提出和世纪之末对百年文学的回顾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和对流行已久的“新文学与旧文学”对峙模式的调整；一两年来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重新提出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历程的重新审视等等。从总体上看，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学术理念和相关学科的诸多变化激发和促进了近代文学的研究进展和教材建设，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或缺失。
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和古今融通，其学术基础和理论前提必须是相关问题微观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且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采用综合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丰富的文学史事实出发，不可存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既定观念。毫无疑问，需要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非常出色的抽象概括能力才可能胜任此种研究。否则，就会陷入无甚学术价值的随感和一厢情愿的拟想，流于空洞浮泛的议论，缺乏真正的科学意义和学术价值。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研究面临着许多紧迫的学术难题，而近代文学研究的欠缺不能不说是其中之一。结合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当下状况来考察分析，就不难发现，正是近代文学这一“瓶颈”的阻塞，使相关领域的许多问题难以比较好地解决，不仅造成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长期得不到确立，而且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总体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中国近代文学的思想史、文化史价值暂且不论，仅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就不能不承认，处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转换、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充分交流过程中的近代文学，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必须承认，近代文学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不可替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设想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至少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机遇，引起了许多人对它的关注，尽管提出这一口号的初衷是力图突破流行已久的所谓“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格局。更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展并没有从根本上给近代文学研究增添实质性的新内容。这一点，当这一学术设想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叶，表现得还不太清楚，随着世纪末的临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百年中国文学回顾”的日益热闹，近代文学的倍受冷落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近三五年来，尽管冠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之类名称的各种文学史、文学思想史及其他著述层出不穷，但据笔者的闻见所及，这些著作存在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初20年关注不够，往往采取避实就虚或以点代面的方式，给予极其简单化、主观化的处理。其结果就是造成了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的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严重缺席，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也名不副实、残缺不全。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文学观念上的偏差，对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的文学即近代文学的后半部分缺少应有的注意；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不完善、相关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大有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一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者对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的文学状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而对近代文学已有的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又未能予以应有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许多时候流于招人注意的研究口号或出版策略，在此名堂下出现了不少旧瓶装新酒或换汤不换药的著述，不仅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初衷愈来愈远，而且影响着近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对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也极为不利。
一个文学史学科的建立，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其起止时间、研究范围。中国近代文学也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关于近代文学史的上限与下限，新中国成立之后的50年代曾有过一次讨论，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至学术重新复兴的80年代中期，又进行过一次讨论，实际上是此前中断的对话的继续。虽然从不同的文学史观和分期标准出发，提出了各种观点，但是主流派的意见仍然是维持原来的做法，将近代文学的范围确定在1840年至1919年之间，即分别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作为近代文学起讫的标志。最近，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又重新提出，而且以空前广阔的学术视野、在更广泛的文学背景下进行讨论，引起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笔者以为，文学史的分期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恰当些。也就是说，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问题，也难以得出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结论。它的主要意义在于技术操作层面，比如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教学知识体系的建立和教学活动的实施等。以往关于近代文学起止时间和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恐怕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主观地对文学史进行看似不无道理的切割分期，往往容易把复杂纷繁的文学现象简单化，把极其丰富的文学过程省略掉。这种随意性极其明显的简化和省略已经给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最关心的是教学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的起止时间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宜以维持通行做法为佳，即仍应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范围确定在1840年至1919年之间。因为，目前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一般情况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也开展了卓有成就的研究，在绝大多数大学的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它都是一门举足轻重的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另一个二级学科，也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相比之下，近代文学就显得非常难堪，经常处于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境地。从中国文学史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的角度来看，对近代文学的范围进行这样的规定是最富建设性、最有可行性的做法，在大学中文专业尽量开设这门课程，是相当紧迫的学科建设任务。在目前的情况下，保留教学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近代文学”学科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它的主要任务是准确全面地探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实，尽快弥补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中这一最为薄弱的环节，真正促使仍处于条块分割状态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成为贯通古今的学问，建立科学的中国文学史知识体系。中国近代文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具有勾通古今中外、综合雅俗通变的时代特色，为中国文学史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一学科建设得如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内部分期问题，即对1840年至1919年的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怎样的内部切分。这一问题，近代文学研究界以往也有过相当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种观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二分法”到新时期以来的“三分法”和“四分法”，至今未有定论。笔者以为，这更是一个不必也无法指望取得完全一致意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恐怕没有什么权威性可言；而且，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多少真正学术价值的问题。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应当是充许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见仁见智，各行其是。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了基本规范和总体原则，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在大体符合近代文学发展脉络和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适应教材文学史编写的操作实践和课堂教学的实施。
二、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和各主要文体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总体成就，有一些比较流行的观点，比如说近代文学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政治化、工具化、功利化的道路，自身的艺术本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总体艺术成就不高，无法与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精彩阶段相提并论；中国近代文学更多具有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的材料价值，而不是作为文学本身的艺术审美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长期以来对近代文学的总体成就估计不足，甚至在许多时候有意无意地对它不屑一顾。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与中国近代文学相关的其他学术领域，即使是某些比较专门地从事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不无这类似是而非的认识。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也影响了它学科地位、学术价值的确立。
实际上，以往对中国近代文学基本面貌和总体成就的估价，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知识基础和学术前提，但是司空见惯的作法是以一当十、以偏概全，其中有不少猜测拟想的成份，在思想方法上存在明显的主观枉断、随意取舍的倾向。由此得出的某些认识，生发的某些议论，大多是一些门面之语，皮相之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大胆的估计，其科学性和准确性大可怀疑。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基本面貌和总体成就的真实情况，学术界似乎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切实有效的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条件也尚未完全具备。不论是从中国近代文学已有的研究成绩来看，还是从相关学术领域已经具备的条件来看，我们还没有真正取得关于近代文学基本面貌和总体成就的发言权。对中国近代文学来说，目前最需要也最可能的是对基本史实进行系统的清理考察，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专题研究，做一些切实有效的具体的建设性工作。在长期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积累过程中，逐渐加深对近代文学具体问题和复杂现象的认识，直至真正把握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总体成就。不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近代文学所蕴含的独特思想意义和艺术魅力，所拥有的丰富文学史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大大超出了许多人的想像。
中国近代文学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过程中，比较可行的作法是多关注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史实，多进行一些具体问题的考察和评论，不必在学术准备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急于从宏观上概括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并估价其总体成就。对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描述和分析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史现象，以实现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文学发展过程的认识，许多空泛无用的概念、强加于人的观点和根据不足的论说，对近代文学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有百害而无一益。不仅近代文学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应当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对目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来说也非常重要。
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严重不足，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为薄弱、亟待加强的一个环节。但是近代文学的某些方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进行过一些颇有成绩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由于政治气氛和文化环境愈来愈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近代文学研究已经愈来愈明显地出现了非学术化倾向，但这毕竟还算是带有一定学术意味的工作，这些工作也自然成为新中国的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结束之后，近代文学研究又重新起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愈来愈令人欣喜的学术景象。几十年来的学术历程一方面为近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成为近代文学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的学术基石，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近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基本面貌，限制了近代文学研究范围和学术空间的拓展。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近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模式，虽然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愈来愈多地被改变、突破，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这种固步自封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与此相关，近代文学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也就出现了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科学合理的教学知识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经常出现从个人兴趣爱好出发随意取舍的情形。在教学内容上存在过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明确的知识标准和学科规范，在评价标准上也存在忽高忽低、畸重畸轻的情形，缺少应有的学术准则。这种情况从近代文学几种主要文体在教学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中表现得相当突出。诗词方面，过分强调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为代表的“新派诗”、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革命派诗人，而对极其复杂、影响深远的宋诗派、汉魏六朝派、中晚唐派、同光体诗家不是关注不够，就是在没有进行过认真研究的情况下，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毫无学术意义的批判，对颇有气象的近代词也缺少关注。文章方面，集中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和后来的革命派散文，忽视了同样重要的桐城派、湘乡派、文选派等内容。小说方面，谴责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中就占据了过于突出的地位，以至于遮蔽了其他小说流派，如对贯穿近代小说史始终的侠义公案小说、狭邪小说、讲史小说、言情小说等的意义估计不足，而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在很多时候还停留在六七十年前的文学革命和新旧文学斗争的水平上。在近代文学诸主要文体中，戏剧研究最为薄弱，许多基本事实尚未弄清，许多戏剧现象少人问津，它在文学史教材和教学中的地位也最为卑微。以往虽曾注意戏剧改良运动，但对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理论建树大多语焉不详。而对于传奇杂剧的近代命运、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地方戏曲的兴盛、文明新戏向现代话剧的转换等重要内容，多是一笔带过，连浮光掠影似的印象也没有留下。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不仅造成了近代文学教学知识体系的残缺不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水平的提高。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并付出切实的努力，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如上所述，由于目前尚未真正具备准确概括近代文学基本面貌的学术基础，尚未真正具备全面估价近代文学总体成就的必要条件，在近代文学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中就应当采取扎实可靠的方式，多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强化问题意识，多作一些对该学科的发展有益的建设性工作，尽力避免时下习见的急功近利、贪大贪多、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论等影响学科建设的现象。在处理近代文学诸主要文体之间的关系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时，宜采取稳健的姿态和宽容的态度，充分认识各主要文体在文学发展和文学史格局中的意义，尽可能将它们纳入教材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具体的做法应当是，对已经受到重视的内容要重新审视和估价，对那些被强调得有些过分的内容应当反思并调整，而对那些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被准确认识、没能取得应有文学史地位的内容，则应当尽快进行观念的调整和内容的完善。文学史上一切重要现象的产生自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多种综合因素的密切关联和复杂作用构成了文学史的纷繁面貌。文体样式、流派思潮本来没有高下之别、贵贱之分，在一定时期的文学历程中，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重要的是深入认识、准确分析其中的种种必然和偶然、现象和关联，以展现生动传神、真实可信的文学史场景。因此，教学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就应当尽可能多展示一些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作为接受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知识基础，其中也应当包含更重要、更深刻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启示。
三、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和教材模式
文学发展作为复杂而有意味的过程，应当具有某种独特的内部理路，表现在文学史著作的叙述中，就是一系列现象构成的基本线索。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建设中，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被过分简化、基本线索被无限制地突出；一是如何认识文学发展过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复杂关系。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和现实政治机缘，并非仅仅是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及其他著述中如此，在其他学术领域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清理和反思是非常庞大、极其复杂的问题，至少要涉及从五四运动开始中经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发展、文化走向、意识形态等许多方面，此不多述。
仅就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建设而言，将复杂多变的文学史过程人为地简单化、概念化的倾向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有所好转，但受此观念影响的教材和著述仍时可见到。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把丰富多彩的文学史过程简化成几条无血无肉的干枯概念，将大量的文学现象处理成过于简单明晰的一条线索，从而使复杂多姿的文学史成为现实政治和长官意志的空洞无物的图解，完全丧失了独立品格和科学价值。任何文学史著作都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是人心中和笔下的历史，都无法指望也不必奢望完全复原本来的历史，文学史的原生态只存在于人们的不断追索之中，只存在于文学史建设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理念之中。今天的人们在面对以往的文学历程的时候，把它估计得愈复杂愈艰难，就愈可能接近文学史的本相，也就愈可能具有科学价值。一些教材和著作对近代文学史的复杂性、多变性估计不足，关注不够，这反映了研究者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理论素养的极度匮乏，也反映了编著者文学史观念的落后和科学意识的欠缺。
像长期以来许多学术领域出现的问题一样，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也没有处理好文学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多年来我们已经相当习惯的思考和表述方式是把许多现象都归结为历史的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常被作为权威且流行的解释而强加于人。不可否认，文学史发展过程如同其他历史过程一样，具有某种必然因素，存在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认识必然性、规律性的前提下，还必须充分关注文学史过程中的多种偶然性、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我们过分相信所谓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把它作为一种认识方式和思考方式，在许多方面已经留下了深刻甚至惨痛的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关注文学史过程中的偶然性、多变性就显得非常重要。文学史过程就是在多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下行进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进程中准确地估计并认识其中的必然与偶然、常态与变态，从而对文学现象作出深入的分析，对文学史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
受到长期军事斗争和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也与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简单化、机械化的解释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思考许多文学问题、学术问题、文化问题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思维定势，就是习惯于把一些未必势不两立的事物、存在多种关联的现象套进既定的对立模式之中，采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甚至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思考方式，过分强调了“一分为二”，而对同样重要的“合二为一”视而不见，于是就有了曾经广泛流行的“激进与保守、主流与逆流、进步与落后、红线与黑线、唯物与唯心、革命与反动”等等对立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许多学术文化现象。许多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和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想方式的影响。尽管这种情况在最近20年中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其影响依然可见。要进行扎实有效的近代文学学科建设，要把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真正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必须有意识地摆脱这种流行甚广、影响极坏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让近代文学史教材建设和近代文学研究最大限度地回归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本身，强化学术色彩和教学目标要求，采取宽厚兼容的姿态，以博大平和的态度去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的一系列问题。文学史著述、教材建设是复杂的学术工作、教育活动，不是对敌作战，也不是政治斗争，完全无必要采用军事的、政治的方式，只能采取符合学术发展和教育规律的方式来进行。如此简单的道理却在极其特殊的政治气氛中，在极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下，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今天回顾多年来我们自身和学术研究所经历的种种，不能不令人扼腕太息。
四、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积累与发展、专家著述与教材编写
厚重的学术积累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都非常重要。学术积累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是学术进展的基本标志，更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对中国近代文学这样的学术基础相当薄弱、学术准备很不充分的学科而言，学术积累更加关键。无论是专门的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还是与该学科发生各种学术关联的其他领域的专家，都应当强化学术积累意识，为近代文学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作出不懈的努力，为早日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文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智慧。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成绩比较突出的阶段：一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当时该学科最高水平的研究者，产生了一批堪称近代文学学科基础的著作，这一学科从此得以比较稳固地建立；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一代一代的研究者薪火相传，队伍日渐壮大，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空前众多地出现，反映着近代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水平。上世纪之末和新世纪之初，由于一批学者学术思路的调整和特定的时间机缘，近代文学研究似乎有望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最近二三年来有关著作的出版、研究论文的发表情况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趋势。这对近代文学教材建设和教学知识体系的建立来说，无疑是一个佳音。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可能由此获得一个难得的机遇，在认识学科价值、形成学科特色和确立学科地位的道路上迈出比较坚实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意识地回顾与反思我们的学术道路，及时准确地把握学术的新进展，并以冷静清醒的态度分析新情况，切实有效地将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新的学术进展作为教材建设的共同基础，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真正提高近代文学的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水平。
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20多年来中国近代文学教材建设和研究进展的一般状况来看，有两个比较紧迫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是长期困扰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突出问题：一是教材建设如何及时反映最新学术进展和水平，即学术研究与教材建设二者的内在关联、整合互补；二是如何明确地区分专家著述和教材编写，即学术著作和教材建设二者如何合理有效地区分、各司其职。由于编写者学术前沿意识不强，缺乏应有的学术敏感，使有的教材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上，不仅没能反映出该学科的基本学术状况，其中还存在某些早已被学术界确认为不妥或错误的观点。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也有着实质性的差异。简而言之，如果说学术研究、学术著作的着眼点主要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创新，以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为特色，追求并建立学术个性和研究风格，那么教材建设、教材编写的主要任务则应当是根据教学规格和学科规范，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知识体系，以稳健平实、妥当公允为主要目标。这样说，一方面是希望近代文学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本学科的学术状况和最新进展，使教学知识体系和专业研究之间建立应有的学术关联，从而使教学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将教材建设和专业研究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要求研究者强化学术前沿意识、学术个性意识，真正促进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进而使近代文学学术研究与教材建设之间建立一种互动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关系。
在中国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不如人意的情况。有的教材由于把主要精力花费在创新方面，却又缺乏必要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致使应有的基础知识、基本内容被忽视，很难适应课堂教学需要。这样的著述既非具有规范性、实用性特点的教材，亦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管是在专业研究中还是在教材建设中，都难以找到恰当的位置。另一方面，有的以学术专著面目出之的著述，却相当明显地带有教材的某些特点，不乏知识的准确、观点的稳妥、条理的清晰，但明显缺乏应有的学术创新意识和研究风格。此类著作难以归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之列，更不能算作可供教学使用的教材，在专业研究和教材建设中，同样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与这些情况相联系，某些近代文学研究论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乏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缺陷，低水平的重复、缺乏学术史意识和学术前沿意识的文字时常可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近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提高。以上两种情况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注意专业研究和教材编写的联系与区别，学术前沿意识、问题意识欠缺，教学观念、教育意识摸糊，必然导致这样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对近代文学学术研究和教材建设两方面都造成不良的影响。
以上所述，全属一孔之见，或许有些是杞人忧天，过于悲观了些，或许还有更突出的问题没能提出，未中肯綮。不论如何，此番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感想，都可以用爱之愈深故责之愈切的情感来解释。随着新的学术机遇的到来和学术规范的完善，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近代文学有可能引起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关注，它长期以来倍受冷落的状况将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也有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早日建立起完善的教学知识体系，在大学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确立应有的学术价值和学科地位。
收稿日期：200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