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探讨&以中国西部12个省和地区为例_收入差距论文

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探讨——以中国西部12省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西部论文,城乡居民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14)05-0016-06

       一、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现象之一。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23∶1，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2，这其中就包括中国。而这一比值在中国西部地区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如表1所示，除个别省份在个别年份这一比值在3以下之外，其余省份基本在3以上，甚至出现了5以上的数值，如西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过大不仅不利于缓和城乡之间的矛盾，也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同时也是国家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和共同富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它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也是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杠杆，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个热点问题上，并且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如Clarke等(2006)通过跨国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差距，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1]。Beck等(2007)强调了金融发展对低收入者的意义，他们利用跨国数据和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发现金融发展不但降低了基尼系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低收入人群的比例[2]。在国内，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2011)检验了目前普遍认同的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并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这一说法，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也有国内学者从更具体的农村金融出发，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王修华、邱兆祥(2011)发现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8)从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之间的内部关系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5]。他们发现由于穷人不能承担融资成本而无法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相反，富人却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因此金融发展就大大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Gregorio等(2000)则从不同收入群体融资难易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研究[6]，他们发现一部分穷人由于不能承担高额的融资成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只能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工作，获得较低的工资，而富有者则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进一步获得更高的收入，进而成为企业家，这样金融的发展就更加扩大了穷人和富人收入差距。国内也有这方面相应的研究，只不过在得出的结论上有所不同，并且提出了新的影响因素。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指出中国金融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金融抑制和城市金融深化同时存在于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失和转移，因此从农村角度看，金融发展不仅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相反，从城市角度来看，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7]。惠宁、熊正潭(2012)认为，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单向Granger原因，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长期内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正效应[8]。陈彦斌(2008)通过对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特征和家庭资产结构的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出现了较严重的贫富差距，但这不在于最富有群体过于富有。他认为提高教育水平和改善婚姻状况都有助于提高家庭财富水平，高财富家庭的资产组合呈现多元化，而中低财富家庭则较为单一，因为规避风险的能力也较弱，同样他也认为，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融资能力取决于家庭财富，财富水平越高的家庭融资能力越强[9]。迟巍、黎波、余秋梅(2008)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劳动者劳动力特点的普遍性，比如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行业、职业分布的变化；二是劳动力特点回报率的变化，如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各行各业回报率差异的扩大等，并发现第二个因素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10]。

       也有一些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张立军、湛泳(2006)研究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11]。姚耀军(2005)利用VAR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法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并且金融发展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12]。

       杨俊、李晓羽和张宗益(2006)以1978—2003年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金融发展的程度加剧了城乡收入间的差距[13]。尹希果、陈刚、程世骑(2007)给出了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即中国金融机构存在着高度的垄断性，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扭曲了资源配置与资本形成[14]。陈志刚、王皖君(2009)从规模扩张、效率提升和结构完善三个方面证明：1986—2005年间金融规模的扩张、经济增长扩大了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率，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升则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15]。王书华、孔祥毅(2010)也有类似观点[16]，而胡宗义、刘亦文(2010)对于金融深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作出了贡献[17]。孙永强、万玉琳(2011)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在金融水平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关系，长期内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8]。冉光和、汤芳桦(2012)研究了非正规金融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改善区域间的资本流动，促进资本供求平衡进而带动其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19]。

       到目前为止，虽然国内外的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各个方面的研究。但并没有具体深入到金融体系的内部，并没有研究金融体系结构内部各要素(如保险等)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协整和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金融体系内部因素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1.参照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2011)[3]关于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文献和田菁(2011)[20]关于区域金融发展指标研究的文献，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公式(1)中，i代表西部各省份；t代表时期；

表示省份i在t时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表示省份i在t时期的金融中介发展指标；

表示省份i在t时期的保险业发展指标；

表示省份i在t时期的人均GDP；

为相应参数；

为随机扰动项。

       2.同时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变量之间的内生性；(2)便于清晰地了解不同单一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力的大小；(3)可以有效地取得被解释变量量值的变化范围和变化区间。我们建立模型2。

      

       公式(2)中，

解释同公式(1)；

分别表示

为对应参数；

为随机扰动项。

       (二)研究方法

       对于模型1，首先对采用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采取相应处理后，利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LS)进行回归分析。对于模型2，本文主要基于贝叶斯线性回归理论，采取MCMC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三)变量解释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NEQ)。目前，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选取主要有以下几种。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21]和孙永强、万玉琳(2011)[18]等主要应用了泰尔指数来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一部分学者用传统的基尼系数来衡量。黄志淋、赖小琼(2011)则从数据的可获得角度出发选择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INEQ[22]。本文选取第三种即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个变量的比值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2.金融中介发展指标(FIR)，保险市场发展指标(ISD)。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西北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故根据田菁(2011)，将区域金融发展指标分为金融中介发展指标、资本市场发展指标和保险市场发展指标[20]。其中，金融中介发展指标用金融机构年末信贷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保险市场发展指标用保险深度即保费收入与GDP的比值来表示。

       (四)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了2002—2011年的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西部12省区主要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西藏自治区、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本文的数据全部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对应西部各省区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对模型1所涉及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目前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其中，前两种检验方法假设面板数据中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而后三种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由于Breitung检验方法必须同时含有漂移项和趋势项才能进行，而本文中待检验数据中并没含有趋势项，因此在整个单位根检验中只选取了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方法这四种方法对各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EQ、金融中介发展FIR、保险市场发展ISD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erGDP在10％的显著水平上均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序列是平稳的。

       表3显示了对模型1进行pooled LS分析的结果，因此公式(1)可用如下方程来表示。

      

      

      

      

      

       图1 模型2的PerGDP参数平稳性

       由公式(3)可以看出，金融中介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而保险市场发展和人均GDP回归系数则均为负值，说明金融中介发展对2002—2011年我国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推动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扩大0.2748个百分点；而保险市场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0.0827个百分点，人均GDP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将缩小，只是数量上有所减少，为0.0008个百分点。从公式(3)中也可以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保险市场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抑制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很显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模型2，通过对2002—2011年数据进行分析。表4显示了对模型2中城乡收入差距、金融中介发展、保险市场发展、人均GDP四个指标之间关系的参数估计。其中start项表示有效迭代运算开始的次数，sample项表示模型估计中选取的迭代次数。本文采取20000次迭代，其中前10000次为实验迭代，后10000次为有效迭代。

       图1至图3是有效迭代次数内各指标参数的平稳性情况，因此，表4中所获得的估计值是可信的。

       通过以上对模型2估计值以及其平稳性分析，公式(2)可由如下三个公式来表示：

      

       由公式(4)、公式(5)、公式(6)可以清楚地看出抛开解释变量金融中介发展(FIR)、保险市场发展(ISD)和人均GDP(PerGDP)之间的相互影响后，单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EQ)之间的关系。由公式(4)可知，金融中介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促进作用，金融中介每向前发展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0.2036个百分点，而保险市场每向前发展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缩小0.07333个百分点，人均GDP同样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抑制作用。

       由模型1、模型2以及公式(3)、公式(4)、公式(5)、公式(6)我们发现在这两种模型下，虽然表达式以及所涉及的因素之间的关联不同，但各指标之间的关系趋势大体相同，使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得到巩固。

      

       图2 模型2的ISD参数平稳性

      

       图3 模型2的FIR参数平稳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2—2011年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我们的实证结果和金融中介在中国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一致的，金融中介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保险市场的发展则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金融中介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保险市场发展的抑制作用。而同时通过研究也发现人均GDP对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虽然作用不是很显著。

       以上结论说明，对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金融中介的发展使高收入的城市居民获益，农村居民则无法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便利获益，同时，金融中介的发展也没能促进低收入者通过金融市场融资进行投资，而只能作为农民工等劳动力的形式获得较少收益，因此金融中介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粟芳(2004)[23]、孙小素(2006)[24]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和保险市场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低收入地区，收入差距和保险市场发展成正相关关系；中等收入地区，收入差距与保险市场发展成负相关关系。基于此点以及本文中关于保险市场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结论我们不难发现我国西部地区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部大开发的成果。

       (二)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让金融资源更公平地向农村地区流动，从而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5]。其次，政府可以考虑适度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给金融行业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从而更有效地增加金融系统的活力并提高其效率。最后，如我国原国家总理温家宝(2011)所言，政府应设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养老、医疗、就业等问题，使保险市场的发展更加完善、更加普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从而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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