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缺位与日本经济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亚洲论文,日本论文,经济共同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口带来利润的动力
制造业在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中担当了增长的发动机。通商产业省为钢铁、石化、汽车、工业机械、电子机械等重工业部门制订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工业目标战略。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这增加了投入未来投资的利润的比例。同时，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大部分用来为私营部门（如运输、培训等）提供公共财产，而不对社会工资和公共服务（如住宅、福利、娱乐）进行投资。这种以牺牲工资消费（wage goods，指依赖工资收入的消费。——编者注）部门为代价而对生产投资部门和出口“倾斜”的发展仍然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特征。
日本是以追赶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发展模式的代表。自明治维新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1.出口初级产品，进口轻工业产品阶段；
2.出口轻工业产品，进口重工业产品和原材料阶段；
3.出口重工业产品，进口原材料阶段。
从战后直到80年代的大部分发展是由重工业方面的投资来推动的。这些部门的巨大规模阻止了中小资本的进入。于是，由少数几个大企业如三井、三菱、住友操纵的高度垄断的工业结构出现了。通过与中小企业的转包合同体制，这些大型集团企业形成一种等级森严的模式。这种结构在今天仍然存在，中小企业占全部劳动力的80%左右，然而，他们对整个生产力的贡献却很低，估计不到大公司的一半。因此，对日本工业的分析显示出二元特征，即大型集团企业控制经济，其工资消费部门的相对忽视阻遏了有效需求的增长。
国家对银行系统的控制使政府部门在投资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同时，限制日本公司通过股票筹集资本或者拥有外资。这种国家直接投资的“护卫体制”的动力舱由大藏省和日本银行控制，大藏省还承担主要银行金融可靠性的责任。竞争通过行政指导得到有效调控，因为国家鼓励大银行和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因此，资金的流动和流通经常通过附属于各自产业组的银行提供。一个默认“贷款权”的官僚政治网的形成是日本资本主义重建所不可缺少的。
为了使日本成为反对现实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战略“堡垒”，美国采取了支持独裁和半独裁政权的政策。在这种地缘政治背景下，来自市民社会的高度结构性的国家自治得到发展。确实，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促进了日本经济和地区霸权的崛起。与此同时，日本享受到了美国军事保护伞带来的利益，即实现了将潜在的军事费用转移到对生产的投资上。
危机和停滞的开始
日本持续的贸易盈余促使外汇储备增加。多年来，美国是个债务国，也就是进口多于出口。日本要么通过直接方式即购买美国债券和有价证券，要么通过间接方式即以美元而不是日元记价贸易和海外债权，以海外盈余支撑着美国持续的收支经常项目赤字。日美两国的默契基于这种设定：日本继续通过购买美国债券和有价证券回笼其贸易盈余；作为回报，日本进入美国国内市场，为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提供扩张的推动力。这种默契的互惠给日本金融主管部门提供在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武器。
从长远看，向国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仅能暂缓经济成热的进程。在国外的资产迟早以利润和分红的形式产生收益，然后在国内市场被消费掉。日本将不可避免地不再是净资本输出国，而成为一个“靠投资利息为生”的国家。这种发展在上个世纪英国统治的衰落和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的衰落中出现过先例。以大英帝国为例，产业成熟是以资本输出为特征的，这促进了国外对手的产业化并最终导致了英国工业的衰落。
但与美国不同，日本不愿意出口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日本的主要国际竞争优势在于其精密机械和设备部门。电子、集成电路、计算机和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成为过去十年来的增长动力支柱。总之，日本努力利用其在高附加值、低能耗产业方面的领先地位。
然而，这些领先产业没能使日本逃脱通常伴随经济成熟而来的停滞趋势。目前的日本危机表现在清偿能力和过度积累两方面。清偿能力危机根源在于1985年9月广场协议日圆对美元升值后制定的导致扩张性金融政策的系列事件。在日圆迅速升值之时保持经济的企图导致了现代史上过度清偿能力的最大堆积。当投机的泡沫经济在90年代早期终于破灭时，日本经济实际上陷入了至今还没有恢复的清偿能力陷阱。不管利率多么低，重新刺激投资的努力均告失败。
过度积累危机是在实际需求相对减少的时候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的结构性倾向造成的。目前使日本经济仍未下沉的有效需求的最好部分是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由于缺乏国内消费的复苏，这两个部分将最终达到其经济和政治的极限。
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圆急剧升值，日本公司加快了资本输出，大部分去往东亚。实际上，到80年代末，大部分企业开始创立国内投资资金，减少对日本银行和大银行的传统依赖。由于丧失了投资的传统资源，银行开始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不顾后果的投机。同时，日本银行降低利率，大藏省在1987年10月股市大跌后采取了扩张性金融政策。然而，这产生了诱导投机金融“泡沫”的效果。为迎合80年代繁荣需求而进行超出能力投资的大企业不久发现它们陷入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的深潭。1989-1990年，日本银行将利率从3.8%增加到8.2%，这引起了金融泡沫的破灭。股市价格下跌超过了60%。
强势日圆使日本工资同时变得太高和太低。从成本看，工资太高，以致不能同东亚的出口竞争，维持制造业以前的就业水平。然而，从实际需求的观点看，工资太低就不能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在1985年以后的时期，日本公司寻求加快出口以解决国内过剩问题，抵消下滑的利润率。1985年以后，通过输出资本到东亚然后从这些生产区将产品出口到欧美的战略，资本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只要工资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日本国内市场本身就不能作为增长的发动机。东亚为国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低成本的、能使日本公司出口到欧美高工资市场的生产地点。从本质上看，日本寻求“通过‘区域化’保持其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战略”。
日本东亚战略的危机：从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的视角看
日本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核心。它代表了生产力和科技增长的源泉；然而，它并不代表实际需求的最主要源泉。后者是由这个地区之外的市场，特别是美国提供的。因而，东亚相对日本有着结构性赤字。保持这种局面的能力取决于日本自身在这个地区以外创造净出口收益的能力。在1985-1995年间，相对日本而言，美元贬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日本国外直接投资向亚洲的转移对亚洲造成了更高的赤字。寻找日本以外的出口市场的压力变得更大。
正因为日本公司拥有所有制造新机械和设备所必需的结构性的投入能力，它们正在从生产高竞争力、价格灵敏的产品中获得利润，如果这些是科技创新的产品的话。另外，日本是东亚地区包括那些国外直接投资很少的国家如韩国的主要生产投资者。除了用于生产的投资，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量基础设施（发电厂、高压输电网、桥梁等）是利用日本公司及其科技体制建立的。这使日本公司在这个地区结构上和制度上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却没有使日本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有效需求的主要源泉。
我们必须重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存在给日本经济定位的影响。华盛顿在朝鲜的战争启动了日本经济。随后，美国额外的转移支付给日本的费用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更多的开支将日本从结构性逆差和赤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了。通过产业追赶战略，更因为国内投资和产出的高水平增长，出口迅速上升。然而，总的说来，日本出口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适度，从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而30年代——那时，工业化伴随着向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极力寻求外部收益（以支付进口战略物资费用）——出口超过GDP的18%。
在60年代之前的15年里和肯尼迪－约翰逊入侵越南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倾向于在进口上依赖美国而在出口上依赖日本，随着开始于60年代早期工业化的突飞猛进（这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由于干涉越南的开支有关），这种情况得到迅速和意想不到的改变。美国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地区的出口市场。而韩国和台湾从日本进口大部分商品的这个过程在亚洲重新创立了日本经济区。这个地区对日本的高额赤字意味着只能在这个地区之外特别是美国可以找到这个地区有利可图的出口市场。
这种模式通过日本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直接投资的增长得到加强。乍看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自己迅速加入到真正的美日经济圈——似乎没有仿效这种模式。然而，如果将香港包括在内，它必然是这种模式，因为它是中国贸易的重要出口。结合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对日本的贸易是有很大赤字的。
到60年代末，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此时，扩张性的需求只需用很少的净投资，因为这不再需要从头建立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获得国外实现的利润就能继续积累，否则积累将要求占更高份额的工资和社会消费。实际上，1973年以前，实际工资的增加一直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
美国在亚洲的战争开支，在促成资本主义的日本新生并创造出日本经济圈的同时，也造成了以美元和黄金挂钩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危机。尼克松1971年宣告停止以美元兑换黄金。这对日本产生的影响要比欧洲大。在60年代末期，日本外向部门开始为日本公司创造丰富的净利润。然而，固定汇率制的终结和紧接而来的原材料和石油价格的上涨，扼杀了日本公司通过出口方式扩大利润的能力。
在1973年和1980年之间，日本海外盈余在GDP中的比例大幅下降，平均起来占不到GDP的0.3%。在70年代，日本所特有的生产能力开工不足的危机，使它的经济比德国更加脆弱。德国过去是，现在也是欧洲产业结构的心脏。因此，德国的出口对于欧洲生产设备的每个方面的正常运转都是重要的。
虽然东亚那些年开始吸收相当多的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但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仍然有限，东亚还没有成为一个持续实现日本利润的腹地。日本公司通过实施紧缩工资的政策和进一步重建来应对危机，但这压缩了国内需求。
对日本过度积累危机的暂时缓解来自美国的政治经济调整。里根时代，由于重新增加的军事开支和财政赤字，加上紧缩的货币和高利率，提高了美国需求的水平，调整了美元币值，使日本和东亚对美国的出口全面扩大。这是建立了良性循环的时期。东亚地区迅速成为相当规模的日本的腹地，到1995年，日本收支平衡的大部分盈余是在这一地区实现的。1985年9月广场协议的签署导致美元贬值，日本与美国的冲突又开始了，日本与东亚之间的协同增加了。
这次美元贬值残酷地持续了10多年，它反映出美国对于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中的地位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日本在东亚的强势地位没有因之使其能独立于美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和控制之外。虽然是区域经济强国（甚至是霸权），但日本本身不是该地区生产体系的支柱，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地区仍然紧紧缚着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之上。
紧随广场协议而来的美元贬值，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使市场向美国公司开放的美国单边主义战略的手段，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日本。在10年中，汽车战、电讯战（摩托罗拉）以及微芯片战是很突出的，而美元对日圆一直在贬值。虽然这些对抗的结果不是很明朗，但它把日本的领导阶层置于不断防守的位置上，从而削弱了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凝聚力。
货币贬值不只对日本公司的利润有负面的影响。从金融角度说，它也使以美元记价的资产贬值；从生产角度说，它进一步压缩了出口到美国产品的利润系数。虽然美元贬值刺激日本的国外直接投资进入美国，但持续的贬值对日本迁移到美国的工厂与本国基地之间的联系的加强并没有什么帮助。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经营的日本公司可能或多或少地像美国在欧洲的跨国公司那样成为自治单位，很少依赖来自本国公司的进口。然而，日本跨国投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和本国维持着紧密的联系，把本国作为工程设计、生产和出口基地。
结果，东亚和东南亚成为日本保持经济优势的最安全的路径。不过，安全地带也能够变成停滞地区。地区的动力依靠于出口特别是向美国的出口。因此甚至日本与这一地区之间的合作的加强也依赖于那些美国政治经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的那些因素。
实际上，日本、东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合作依赖于使这些国家向本地区之外出口成为可能的那种特殊环境。日本经济本身之所以不能成为地区生产联盟的中枢，原因有两点。虽然日本为了实现净出口成功地利用了其地区经济优势，但它既不能又不愿意保证东亚的地区稳定。其次，美元持续贬值将进一步损害日本国民经济，阻止其实现自己的宏愿。
不过，日本利用其与亚洲经济的特殊关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压力。在美元对日圆贬值的十年期间，东亚货币与美元的挂钩既作为反通胀的工具，又作为出口的推动力。日本公司在地区货币与日圆不对称运动的基础上真正确立了地区强权。
评论家指出，固定汇率已经受到人民币不断贬值的损害。几乎没有人强调，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和直接投资从中国出口推动经济的成功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中受益颇多。作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强国，日本不是逐渐被用来像德国在欧洲那样促进一体化进程，而是被用来与美元贬值的破坏性影响作斗争。它转向力图从与美元挂钩和从中国出口部门的增长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
然而，无论如何日本经济还是受到很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美元重新升值以对日本国民经济实施救援，但是由于日本和亚洲之间不对称协作的不成功而没有实现。著名经济学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提出了一条以类似亚洲经济共同体为基础的解决办法。然而，日本和美国都没有促成东亚共同市场的政治意愿。这样做将不得不把主要政治中心让位于中国并在内部建立亚洲支付联盟。冷战期间由凯恩斯理论产生的国际公共开支结束了，但冷战政治及其特殊针对中国的军备计划远没有结束。在今天，政治倾向要求尽力控制金融和流动资本市场，后者正是所谓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关注的中心。亚洲冲突和日本停滞都只是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扩张体制的危机的一个新插曲。
结束语
在写本篇论文的时候，日本仍然陷于衰退的泥潭中。连续的刺激措施比如公共建设项目和对破产银行的紧急援助已使预算赤字超过GDP的10%，而政府债务的比率估计超过GDP的20%。这些措施使经济没有沉下去，但也没有走出危机。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当局屈服于来自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西方要求，实施市场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其短期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自大萧条以来没发生过的螺旋式破产和不断增加的失业将发生。
将银行危机视为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扭曲的症状将更为准确。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高筑起来。然而，重新激发大规模的有利可图的需求的可能性却很有限。很简单，日本工人将不会消费，因为面对逐渐增加的工作不安全感和未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破旧的社会安全网，他们需要存钱防老。目前，日本继续增加经常项目的盈余，这主要来自美国。但贸易盈余的大部分归功于因国内经济停滞而造成的进口下降。过剩生产能力的问题将迫使日本公司扩大出口以抵消国内市场下降的利润率，但不采取减少工资以及重建的激烈措施，出口的扩大是不可能的，而这将与亚洲腹地竞争和冲突。
现在，日益加深的日本停滞是更大亚洲危机的一部分。系统的协作不再存在于日本及受其影响的地区之间。从这来看，日本和东亚成为美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中的最薄弱点。一方面，这个地区完全依赖于美国经济；另一方面，它拥有两个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日本（作为生产中心）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对外盈余相当于美国赤字的主要部分。因此，这些盈余必须引流去为美国国际地位提供金融支持。同样，日本2万亿美元的储蓄必然是流向华尔街或与华尔街有关联的基金和其他机构。但这些联系由于日本积累危机正受到损害。因此，当代世界资本所依赖的金融网络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正受到彻底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