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的后期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文学论文,庾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3)04-0057-04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庾信创作研究十分重视，然而对其文论研究还不够深入。有鉴于此，笔者本着求真与拓新的精神，拟对庾信晚期文学思想及其创新意义作一探析，以期弥补庾信研究之不足。
众所周知，庾信一生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年在南朝梁代作为一名文学侍臣，创作过大量宫体诗赋，这对创作题材由山水田园走向人性、人情有助推之功，但其反映生活、现实领域过于狭窄，题材过于平庸。中年以后，有两件事件对庾信文学创作影响最大，即公元548年发生的侯景之乱和公元554年发生的江陵之祸。国破家亡的经历使庾信由一位为宫廷而创作、“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侍臣转变成了“抒发人生真情、悲情”，更注重自己的生活感受、意绪，反映民族与国家及个人的痛苦和忧患的羁旅之臣。这一角色转换，不仅促使庾信后期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艺术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其文学观也日臻成熟。
一、文学创作应“含吐性灵”
“性灵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一种主张有源远流长的历史。[1]但是，在中国文坛上最早直接使用“性灵”品评当代诗文者是南北朝文学大家庾信。他在《庾子山集》（本文中凡引庾信作品，皆出自倪璠《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恕不一一出注。）中多处提到性灵问题。“含吐性灵，抑扬词气。”（《赵国公集序》）“四始六义，实动性灵。”（《谢赵王示新诗启》）“年发已秋，性灵久歇。”（《答赵王启》）“天下有情人，居然性灵夭”。（《拟咏怀》其十九）“盖闻性灵屈折，郁抑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是以嗟怨之水，特结愤泉；感哀之云，偏含愁气。”（《拟连珠》其二十三）“性灵如不灭，神理定何从？”（《送灵法师葬》）“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象戏赋》）“性灵造化，风云自然”。（《荣启期乐赞》）观以上数例，可以发现，庾信对于“性灵”，情有独钟。“性灵”一词始见于南北朝，词意由“性”、“灵”二字合成。所谓“性”即性情，“性情”是指人的真朴自然的内在的种种感性心理状态。“灵”原意是巫。后被引申为人的非凡的才能。南北朝时期，“性灵”二字合成一词开始被较频繁地使用，它的词意应为同时兼涵人的本真的性情和人的非凡的才能两个方面。“性”、“灵”二者之间本来就有关联，有什么样的性情往往就有与之相适应的才能，也就是说，天赋禀性决定着人的洞察力、感受力、领悟力和表现力；“灵”可以说是性的外化或再现。但“灵”由“性”生出却又不囿于“性”，作为一种才气或能力，“灵”通过后天的学问习尚而得以丰富和升华，当然这种后天的丰富或升华不应背离“灵”的本源“性”。因此，“性”、“灵”一词合用，实际上既包含着先天的本然的性情、天赋，又包含着被性灵所决定又经过后天丰富升华的才气、能力。庾信在《赵国公集序》中提出“含吐性灵、抑扬词气……发言为论，下笔成章，逸态横生，新情振起”，就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作者性情、才气和能力的综合再现，在创作活动中，作者由本然的性情所决定的才气和能力集中体现在他对在外在世界有什么样的感受和领悟，这样的感受和领悟是否能够用恰到好处的语言得以表达，至关重要。“性灵”二字高度浓缩地概括了决定文学特征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根本要素“性”和“灵”，这种才能实际上是通过作者运用语言的能力得以表现的。作家先天的才气心性和后天的学养习尚的有机融合，只有在作家与外界接触感动中才得以呈露外现。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感动，“性灵”就会消失埋没。“性灵”一词实质上反映了庾信对文学创作的内容及表达方法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2](P67)
那么，庾信强调“性灵说”的动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时风使之然。南北朝时期作家追求真性情已蔚然成风。钟嵘云：“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刘勰云：“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文心雕龙·宗经》）萧子显云：“图写性情，各任怀抱”。（《南齐书·文学传论》）姚察云：“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梁书·文学传论》）“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陶冶性灵，从容讽谏”。（《颜氏家训·文章篇》）萧绎云：“至如文者，惟须绮
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3]萧纲曰：“文章且须放荡”[3]，“吟咏情性”、[3]“性情卓绝，新致英奇”。[3]他们试图把文与质、情与辞、雅与俗、丽与典、华与朴、隐与显、繁与约、平正与新巧、先天的性情与后天的学养等诸多理论范畴恰到好处地通过语言加以表现，庾信处于文学思想多元的时代，这使他有机会兼收并蓄各种文学理论观念且在创作实践中融会贯通，并加以创新。
2、机遇使之然。庾信由南入北，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西魏早期，“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4](P2778)大冢宰宇文泰决心革新政治，励精图治，于大统十一年（545年）令苏绰撰《大诰》发表，禁止有晋以降，华靡文风，致使西魏长期没有一位可称的作家。[5](P59）公元554年，梁庾信出使西魏，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文学的真空地带。他大得宇文泰父子的赏识和重用。（注：［唐］令狐德棻周书·庾信传[M]曰：“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滕赵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请讬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另见滕王《庾信集序》：“屡聘上国，特为太祖所知，江陵名士，惟信而已。绸缪礼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弥加委寄。”以上史料说明庾信与西魏北周诸帝王关系密切。）这一外在环境加之新的生活阅历使庾信的创作进入了高潮。在此期间，庾信创作真正进入了以“性灵观”指导创作的良好状态。庾信文学上全部的灵感和才华在北周得到了尽情发挥的契机。从这一点来看，庾信入北这一机遇，虽被强留北方，终身未归，但北方为他施展个人文学才情，“嫁接”出“兼具南北之长”的文学硕果，[6](P.153)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人生大舞台。
庾信的“性灵”主张，是他审美意识的表现，是他的思想感情与西魏北周现实环境撞击产生的精神火花。与南朝文论中的“性灵”、“性情”相比，已渗入了“异质同构”的新内涵。它既突破了刘勰“性灵”的宗经色彩，又比钟嵘“吟咏情怀”。更丰富多姿，鲜活有力。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二、文学创作应“以悲为主”
庾信创作主张的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以悲为美”，[7]他在《赵国公集序》中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自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颂，谐和律吕。若使言乖节目，则曲名不顾；声止操缦，则成均无取。遂得栋梁文囿，冠冕词林。”在这段文字中，庾信首先概述了先秦、两汉屈、宋、苏、李文学的悲怨特色。其成因在于“哀怨之深”、“别离之世”。接着他将建安文学与太康文学相区别，指出建安之末、太康以降，文学注重“骈俪雕饰”的倾向属“雕虫篆刻”。这就警示人们：西晋作家虽在形式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已不自觉地失却了屈骚和汉魏古诗及建安文学那种“哀怨之深”的情感生命原汁和悲剧魅力。庾信虽然赞扬了赵国公继承《诗经》雅颂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注重诗歌的音乐节奏之美。但他认为赵国公宇文招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自己“以悲为美”的创作原则，只是他为鼓励后生创造积极性而未用言语明说其欠缺而已。（注：［唐］令狐德棻：周书[M]卷十三、列传第五《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赵僭王招，字豆卢突。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赵王招是北周文帝宇文泰之子。武成初（559年），进封赵国公；建德三年（574年），进爵为王，除雍州牧。庾信给赵王招奉和诗十七首，信启十一封，并为其诗文集写序一篇。（宇文）“招所著文集十卷行于世”。（《周书·本传》）《隋书·经籍志四集》载：后周《赵王集》八卷。今仅存诗一首《从军行》.）又庾信在《伤心赋序》中云：“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琏、刘韬之母、任延之亲，书翰伤切，文辞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这与《赵国公集序》所强调的悲怨原则要求一脉相承，互相发明，即建安文学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源自作家有悲惨的生活经历。再如《哀江南赋序》云：“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邈是流离，至于暮齿。……”因而在此赋序中庾信则更为明确提出了“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创作原则。这一文学主张的重要意义在于：
其一，哀怨文学的情感表述在内涵上完全突破了梁传统宫体诗狭窄的艳情表达。这一理论提倡在南北朝文学史上具有恢复“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的进步意义，在现实创作生活中，最能体现庾信的真知灼见。为唐陈子昂追求“骨气端翔，音情铿锵，光英朗练，似金石声”的诗美理想奠定了理论和创作上的基础。”[8](P55)
其二，庾信“以悲为美”观发展了钟嵘以“怨”情作为评价文学重要价值标准的主张。如《诗品》开首评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受到钟嵘推崇的上品诗人中，还有“怨深文绮”的班婕妤，“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曹植，“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的王粲，“颇多感慨之词”的阮籍，“文典以怨”的左思等。在钟嵘看来，诗“可以怨”，[9](P.47)但庾信认为诗文“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强调的是：诗文不仅“可以怨”，而且只能且必须讲“悲怨”。此言虽有偏颇，但客观上折射出的是庾信对悲怨文学不吐不快的强烈诉求。
其三，庾信悲怨文学主张，也反映在他的赋体文学作品中。他作过鸿篇巨制《哀江南赋》，还有《伤心》、《枯树》、《小园》、《竹杖》等抒情小赋，这些赋无一不体现了悲怨特色。它们强烈的抒情倾向使赋成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合适载体。此乃辞赋体制范式的一次革新。难怪屠隆评点庾信后期赋曰：“苏家小赋亦从子山脱胎”。[10](P.17）
三、文学创作当求词高意远
庾信不仅强调文学理论以“性灵”为首位，而且对文学作品中的词、意、文、笔都有写作上明确的要求，他在《谢赵王示新诗启》中曰：“八体六文，足惊毫翰，四始六义，实动性灵。落落词高，飘飘意远，文异水而涌泉，笔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岩，可使云雾郁起；济之江浦，必当蛟龙绕船。首夏清和，圣躬怡裕，琉璃彤管，鹊顾鸾回；婉转绿沉，猿惊雁落。”这段书启，开头的“八体六文”、“四始六义”都是文学作品的代名词，整段内容讲的是文学作品应当达到最佳审美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庾信对于语言与意象（意境）关系的要求具有超越前人的艺术思维之处。所谓“落落词高”是指语言应清新、脱俗。所谓清新：“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也。”[11]庾信早年就很注重语言清新。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545年，庾信出使东魏，他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庾信不尚人云亦云于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名句很多都具有清新的语言特色。如“汉帝看核桃，齐侯问枣花。”（《步虚词》）“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和山池》）“树宿含樱鸟，花留酿蜜蜂。”（《和宇文内史》）“塞迥翻榆叶，关寒落雁毛。”（《从军行》）“佛影胡人记，经文汉语翻。”（《法筵》）“羊肠连九坂，熊耳对双峰。”（《酬薛文学》）“早雷惊蛰户，流雪长河源。”（《和人》）“樵隐恒同路，人禽或对巢。”（《园庭》）“猿啸风还急，鸡鸣潮欲来。”（《清晨临泛》）“惊雉逐雁飞，腾猿看箭转。”（《冬狩行四韵连句应诏》）“络纬无机织，流萤带火寒。”（《奉和曹美人》）“石险松横植，岩悬涧竖流。”（《咏画屏风其五》）“爱静鱼争乐，依人鸟入怀。”（《咏画屏风其二十一》）“日光钗影动，窗影镜化摇。”（《梦入堂内》）李调元在《雨村诗话》中认为，以上所引诗句，皆应是杜甫所云“清新”的范围。又“庾子山诗，对仗最工，乃六朝而后转五古为五律之始。其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比何水部似又过之。”[12]不难看出，从唐代到清代文学评论家们都很重视庾信作品语言清新、意态纵横的特点，并对其作出了极高评价。
所谓“飘飘意远”是指运用比兴、物象等手段，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如“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此二绝即一篇《哀江南赋也》[11]又如《枯树赋》与《拟咏怀》其二十一中的枯树意象，借描写树木由盛而衰，比喻自己由少年得意到暮年老朽失意的心路历程。再如他的《小园赋》与《拟咏怀》其十六表面描写幽静闲适、令人神往的小园、山斋，实质是为了引发家国之恨、乡关之思的感慨，外景的美妙与内心凄怆形成对比。“后人模拟是题（指小园赋），一味写景赋形，失之远已。”[13](P.27)
庾信这类创作均达到了意远的审美效果。恩格斯在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就越好。”[14](P.462)恩格斯在此评价的是小说的表现技巧，而庾信是评价诗文创作的语言技巧，但他们的主张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清人陈祚明曰：“夫辞非致则不睹空灵，致不深则非能殊创。《玉台》以后，作者相仍，所使之事易知，所运之巧相似。亮至阴子坚（铿）而极矣，稳至张正见而工矣。惟子山耸异搜奇，迥殊常格，事必远征令切，景必刻写成奇。不独暂尔标新，抑且无言不警。”[15](P.1）窃以为这同样是后人对庾信言意成功运用的充分肯定。庾信提出“言高意远”论，乃集南北朝时期文论之大成，直接影响并推动唐宋文论的发展。唐司空图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16]宋严羽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7](P.688)皆是诗中“远”的审美精神。自唐以后，文人开始以“远意”论诗，唐释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中说：“非谓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唐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中说：“诗有意阔心远，以大纳小为体。”白居易《文苑诗格》也说：“为诗须精搜，不得语剩而智穷，须令语尽而意远。”唐景淳《诗评》则曰：“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中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徐不失言外之意。……语远而体大也。”其后《李希声诗话》说：“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范希文《对床夜语》也说：“诗在意远，固不以词语丰约为拘。”可见，“远意”即“意在言外”已是唐宋评诗论诗的重要标准了。“远”后来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最具美学价值的审美意识之一。它不仅仅是审美理想，也是审美心态与审美方法；它不仅具有平淡简约冲淡缥缈的风采，而更具有超越一切有限的腾然骨力。远是超然之美，是我们民族最深刻的艺术精神。[18]由此看来，“飘飘意远”反映了庾信对超然之美的一种追求。
总上所述，不难看出：庾信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性灵’主张、“以悲为主”、“词高意远”理念，不仅指导了自己的创作实践，达到了“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见《庾子山集注》）的艺术高度，而且直接启迪并影响了后世文学及文论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