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基于我国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不平等论文,收入论文,经验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起飞，对外贸易节节攀升，贸易额从改革开放初期1985年的2066.7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5年的116921.8亿元人民币，对外贸易额扩大了56.6倍。
图1 1985-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变化图
数据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1985-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变化图
数据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从图1可以看出，1985-1994年为我国对外贸易缓慢增长阶段；1995-2000年为对外贸易上升阶段；而加入WTO之后的几年为对外贸易飞速扩张阶段。我国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也是逐年增加，从1985年的0.23增加到2005年的0.64。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对外贸易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对外贸易不断加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又是重中之重。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7)的报告，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中国1995年总体收入差距的一半以上。林毅夫等(1998)采用Theil Entropy分解法考察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是0.288，1995年是0.388，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为0.458，已经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当然我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是这种收入的不平等是伴随着对外贸易不断增长而扩大的，那么对外开放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呢？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定理，一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通过商品交换，会逐步提高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价格，最终达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亦即一国密集使用要素的报酬会逐步上升，而相对稀缺要素的报酬会降低。我国作为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大量的非技术性劳动力，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因此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就会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提高，而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技术性工人的工资降低，由此得出对外开放可以降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而，事实果真如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吗？笔者将在以下的论述中回顾国内外关于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在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并解释其原因，最后得出一定的结论和启示。
图3 1985-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化图
数据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
Andreas Savvides(1998)对收入不平等和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不发达国家来说，贸易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收入分配更不平等；而贸易开放程度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Antonio Spilimbergo(1999)对要素禀赋、贸易开放程度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要素禀赋，在土地或资本充裕的国家，贸易开放会降低不平等。而在技术充裕的国家，贸易开放会加剧不平等；Lindert and Willianmson(2001)通过考察全球化和不平等程度的历史得出结论：过去的两个世纪，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加深了。一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间断性地上升和下降，更多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发达国家或者说工业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得到改善；Guillermo Perry和Marcelo Olarreaga(2006)采用17个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贸易开放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动态效应会加速技术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绝大多数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另外，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同期所采取的其他政策。如果一国政府能够在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增加对穷人的技术培训，向其提供更多的生产型资产，那么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会被大大抵消。
2.国内研究
王少瑾(2007)采用我国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就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进出口的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戴枫(2005)通过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贸易自由化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在取滞后期为1时，发现贸易自由化水平是收入不平等的Granger原因；赵莹(2003)通过建立简单的模型讨论了“技术偏向性的技术进步” (shill-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考虑了发生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中性技术进步，在我国的实际劳动力市场特征下，这两种技术进步将会使技术工人相对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上升，从而收入差距扩大。把教育、失业率、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战略等变量同时引入模型以后，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贸易开放倾向于扩大个人收入差距；魏尚进(2002)采用我国100多个城市的数据得出了在城市水平上对外开放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而徐水安(2003)采用两要素模型分析了加入WTO以后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认为从贸易比较优势角度来看，加入WTO有利于降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加大了不平等程度；而对发达国家则是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就我国而言，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三、模型与计量结果
1.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为系统考察对外贸易与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笔者选取了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1985年一直到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此通过较长时间跨度分析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GNI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来代表收入不平等程度，并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方程：
其中TRADE为我国每年的外贸依存度，即用
来衡量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如果系数
符号为正，则表明对外贸易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如果为负，则表明对外贸易缩小了收入不平等。考虑到我国的对外开放过程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市场经济相关体系处于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还不能完全符合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所提出的最终收入会趋于平等的假设前提，如：要素的自由流动、完全贸易自由化。现实中，对外贸易并没有导致产品价格完全相同。但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有碍对外贸易的不利因素逐渐减少，笔者认为随着对外贸易的提高，我国的收入会接近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论述，不平等逐渐下降。从而有理由怀疑以往关于对外贸易一直对收入不平等有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而且是否也存在一个拐点。因此，加入
，即用外贸依存度的平方考察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更确切的关系。
库兹涅茨(Kuznets，1955)认为收入不平等与收入之间会在收入增长的一开始呈上升趋势，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增长呈相反关系。因此，在模型的解释量中加入了剔除价格因素后的每年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根据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的“随着劳动者受教育越来越多，国家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平等”的观点，以及Psacharopoulos & Wood-hall(1985)、Ram(1989)、Becker & Chiswick(1966)、Tinbegen(1972)等的研究证实了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用教育扩展程度来表示我国的教育情况：EDU①=(识字很少的人数*1+小学的人数*6+初中的人数*9+高中的人数*12+大专及以上的人数*16)/全国总人数。
邹恒甫(2001)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经验研究，认为金融发展程度与收入分配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模型中的FINANCE为金融发展指标，FINANCE=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2.计量结果
根据模型，利用Eviews3.1软件对我国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
从方程1的结果可以看出，变量TRADE、TRADE[2]和系数的t值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可调整
[2]=0.906，说明我国对外贸易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TRADE的系数为正，而TRADE[2]的系数为负，说明在我国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的关系。即对外贸易在一开始与收入不平等是正相关关系，拉大了收入不平等，而当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则又是负相关关系，会如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所言，缩小收入不平等。当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0.58②左右时，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达到最大，此后，随着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则会缩小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方程2中，增加了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受教育年限、金融发展程度三项指标。其中TRADE、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GDP、EDU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检验；FINANCE也在1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0.938，D.W=2.053，说明变量选取合理，模型估计结果良好。
从每个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来看，TRADE、TRADE[2]仍为一正一负，符合倒“U”形。GDP的系数为正，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收入不平等是逐步增大的，正好验证了库兹涅茨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论述，进一步的检验见方程3，其中GDP、GDP[2]的系数一正一负，验证了在我国的确存在着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倒“U”形，D.W值不高，说明忽略了重要解释变量。
EDU的系数为负，说明在我国教育的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存在正相关关系，仿佛与一般的理论分析不相符合。奈特和萨伯特(Knight & Sabot 1983)强调，在二元经济中由教育的“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工资压缩效应” (wage compression effect)③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有复杂影响。他们认为，教育的扩展会对经济产生两种不同效应：一方面，教育扩展使高学历群体规模相对扩大，这种结构效应起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后来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由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增加而产生的工资压缩效应会减少教育的未来收益，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由此可见，教育的扩展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白雪梅(2004)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在中国，教育的扩展与收入不平等也是存在倒“U”形关系。目前的教育扩展并不能起到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只有在平均受教育程度超过临界点之后，才能起到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如方程5的结果，本方程模型估计，当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2④时，收入不平等达到最大，此后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才是负相关关系。而截至2005年，根据估计计算，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6左右，处在倒“U”形曲线的左边，因而EDU的系数为正。
FINANCE的系数为正，说明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起着扩大作用。因为在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国家主导型的大银行机制，政府在资金的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在“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导向下，我国金融机构中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对外贸易部门，甚至连在农村的金融机构也只是承担了一个储蓄机构的作用，大量的资金被从农村转移到外贸部门。在这种“马太效应”的影响下，FINANCE的系数为正也就不难理解了。
3.成因分析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所论述的贸易自由化带来要素价格均等化，最终会使收入逐渐趋于平等，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前提下的，商品的价格能够合理地反映其成本构成，要素的投入与其回报是一致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遵循着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到了外贸部门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增加了这些被转移出来的“农民工”的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是相对在农村时的提高，是绝对收入的提高，但并不一定是相对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缩小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是一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增长方式，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依靠大量资源投入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来支撑的，外贸部门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享受着太多的优惠政策。我国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参与分工的同时，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相关环境、法律、社会保障等经济制度体系及与对外贸易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要素报酬市场化等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出口商品的价格如此之低，但实际却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没有完全反映出其生产成本，诸如对环境的损害成本并没反映到商品的成本中去。“农民工”被剥夺了各种劳动保障，针对“农民工”的报酬标准、福利待遇被人为压得过低，与“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据媒体报道⑤，从1992到2003年的12年中，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只上涨了68元，如果排除通货膨胀等因素， “农民工”工资实际为负增长。在这种“打倒底线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对外贸易所能得到的好处都留在了城市。
同时，在教育的结构效应下，对国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我国来说，随着教育的扩展、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当前，我国的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整体教育水平较低，高学历人才匮乏，2003年《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显示，2000年中国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7.97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5％，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2.74年和35％，日本的12.55年和31％，英国的12.46年和25％，德国的12.34年和23％，韩国的11.48年和23％。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供给的同时，技术性劳动力却表现出稀缺，因此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性劳动力的工资往往要比“农民工”高出很多，而这些技术性劳动力往往是能够留在城市的居民。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并没出现如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所说的收入不平等的降低，而是拉大。
但这种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并不是一直持续的。从表1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对外贸易是先扩大、后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模型估计当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0.58以后，收入不平等会随着外贸的扩大而缩小。0.58的外贸依存度正好对应的是2004年以后的对外贸易，也就是说从2004年以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是随着外贸的发展而缩小的。在2004年我国开始出现了“民工荒”，在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最低工资法对企业主的约束力更强；农民工的工资开始上涨；社会的环境成本开始计入商品价格之中；产业结构在逐步调整；外贸部门所享有的优惠政策在逐步消失；社会资源不再是一味流向对外贸易部门；外贸引导资源从而拉大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在逐渐消失。因此，随着外贸的发展，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逐步下降。
四、结论与启示
以往关于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跨国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由于跨国数据的种种局限性，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迥然不同。而关于我国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主要选取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在一国之内，各个省之间的贸易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局限于本省之内，因此，用全国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更具有可靠性。根据回归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和启示。
1.我国对外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是有扩大作用的，但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是一种倒“U”形的关系。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影响在2004年开始出现逆转。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终是符合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论述。因此，虽然改革前期我国的对外开放扩大了收入不平等，但开放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对外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只是暂时的。
2.对外开放在改革的前期对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扩大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相关环境、法律、社会保障等经济制度体系及与对外贸易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要素报酬市场化等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体制的完善，我国的广大劳动力资源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对外贸易会逐步缩小收入不平等。
3.我国目前正处于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起扩大作用的倒“U”形的左边，而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已经越过最高点。因此，对我国而言，只有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培养更多对外开放所需要的人才，才能减少目前教育扩展时期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终达到收入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4.转变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更合理地配置资源，让生产商品的社会外部性成本体现到商品的价格中，通过对外贸易带来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进而使收入更加平等。
因此，我国不应该因为前期对外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否定对外开放的成就，而是应该更好地把握对外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已处于倒“U”形右边的机遇，加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以促使经济的市场化，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增强资源的市场配置功能，完善法律体系，充分利用并发挥我国的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去，最终实现收入的平等。
注释：
①其中1985-1999年各学历受教育人数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中大专及以上、高中和中专、初中、小学、文盲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每年各类学历毕业人数的推算得到的。其中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归为大专及以上组；高中和职业中学归为高中组，并按照中国每年死亡率从总人数中根据比例减去一定的人数。2000-2005年数据是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每年各类学历毕业人数推算得到。即，当年该学历总人数=去年全国该学历总人数+当年毕业学生数-按全国平均死亡率计算该学历总人数中所死亡人数。
②这可以通过对方程1一阶导数求极值得到，即13.75/2×11.885≈0.58，通过对方程2所得的结果一阶导数求极值，所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0.54左右，说明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③结构效应是指在教育收益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学历构成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工资压缩效应是指在劳动力学历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供求发生变化，导致教育收益率发生变化，进而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④这可以通过对方程5一阶导数求极值得到，即1.575/2×0.086≈9.2，该结果与白雪梅(2004)在《管理世界》(月刊)2004年第6期第53-58页所估算的9 .3(而实际上，在她的模型中，她认为考虑到中国近20年不平等程度稳中有降的事实，实际的会稍低于9.3)相一致。
⑤珠江时报网：http://dadao.net/php/prtime/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