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批判》译本——兼论西方文论的翻译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译本论文,帝国主义论文,文本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孟加拉裔美国学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是一篇重要的后殖民批评论文。斯皮瓦克从后殖民主义立场重新解读西方女性主义经典文本《简·爱》，分析了其续篇——英国小说家琼·里斯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女性主义批评通常认为，《简·爱》树立了一个具有强烈个性和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女性主义高大形象，斯皮瓦克却揭示出《简·爱》中隐藏的一种地道的殖民主义话语，简·爱个人见识的提高和高大形象的树立，是以牺牲被禁锢在阁楼上的疯女人、罗切斯特夫人伯莎·梅森为代价的。国内出版的几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文集，如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罗刚、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的《后殖民批评》，包亚明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后现代景观》和张中载、王逢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英文版节选本)都选用了这篇文章，由此可见该文章的重要性。笔者在读这篇文章的几个译本时，发现有的段落和句子的意思出入较大，甚至大相径庭，存在一些误读、误译，曲解原文信息的问题，需要探讨和商榷。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各种西方文论（注：关于对“文论”这个术语的界定和翻译，可参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张中载、王逢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导言部分。）就源源不断地被引进国内学界，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翻译。然而，有关学术期刊的论文大多是对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和评析，鲜见对西方文论翻译的研究，而文论的翻译具有其特殊性。袁锦祥曾经指出，这部分作品专业性较强，句子通常也较冗长，比较抽象晦涩，即使是操母语的读者，往往也要细加咀嚼才能看懂。翻译这方面的文字一般要求准确、通顺、易懂；准确放在首位。如随便意译，便会改变原意。译得过直，却又不通顺易懂，因此翻译的难度较大[1] (P129-130)。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斯皮瓦克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的三种译本中存在的一些误读、误译、曲解原作信息的问题为例，从原文的翻译目的、译文功能和译文读者等方面探讨西方文论的翻译标准。
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其核心是目的理论(Skopostheorie)。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规则就是“目的规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2(P27)。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是“处于特定文化中，具有特定的知识和交际需求的译文读者”。故目的论把翻译定义为“在译语文化中以满足译文读者的某种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一项活动”[3] (P241)。目的论肯定了译文读者的作用并强调了译文读者的重要性。目的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以某个接受者群体为对象，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某种功能。翻译的结果是译文，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的目的与译文功能，才能做好翻译工作，产生出理想的译作[4] (P78-79)。
从上述几部后殖民理论文集的前言或后记中可以得知，翻译发起者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掌握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5] (P3)。“进一步扩大当下大陆学界对西方语境下后殖民批评及其批评背后的文化现象之全面了解”[6] (P398)。其次，从译文读者方面来看，西方文论翻译所面向的读者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高等院校师生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这些读者需要第一手资料和准确的学术信息。文论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需要决定了文论翻译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信”字。因此，信息传译的准确性成为评价文论译本的重要尺度之一。
《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目前共有三个中译本。收在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里的这篇论文是王丽丽所译(以下简称“王译”)，收在《后殖民批评》里的是刘须明所译(以下简称“刘译”)，收在罗刚等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包亚明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后现代景观》里的是裴亚莉所译(以下简称“裴译”)。下面从三个方面试析上述译本中的一些误读、误译、原文信息未能准确传译的问题。
一、对原文及背景知识缺乏全面的理解
翻译中的大多数错误似乎都是源于对源语文本理解不彻底[7] (P1)。理解是翻译的关键，必须首先抓住对原文材料全面的、透彻的理解[8] (P5)。
例1.It should not be possible to rea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without remembering that imperialism,understood as England' s social mission,was a crucial part of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England to the English.[9] (P146)
王译：如果我们忘了，对英国人来说，被理解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是英国文化表述的重要部分之一，那么，解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将是不可能之事。[10] (P108)
刘译：如果我们忘了，在英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乃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那么，我们便无法解读19世纪英国文学。[6] (P222-223)
裴译：阅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不可能不想起曾经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传教团的帝国主义，是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 (P158)
这是论文开篇的第一句，相当重要。王译和刘译意思基本相似，裴译则截然不同。那么，哪个译文正确地传达了原作的信息呢？
从句子结构来看：此句可作为假设式复句分析，即以假设为根据推断某种结果，标志是：“如果…就…”，without是常用标志之一[12](P44)。在It should not be possible to rea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里，it为先行词，是形式主语，不定式短语to rea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是真正主语，without在动名词前意思是“不，不曾”[13](P2189)，按汉语习惯翻译时将条件分句放在句首。译成，“如果不记得/忘记了帝国主义是……至关重要的部分，那么，解读……将是不可能的”。这样看，王译与刘译是正确的。然而，此句从句法上又可将to rea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to the English整个看作主语，那么裴译是对的。从句法分析来看，此句是个歧义句。如何判断句子的意思，在求索上下文不得要领时，需要进一步从背景知识来考察。“在语际翻译中，原文的背景知识对于理解原文进而在翻译时准确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和深层内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4] (P32)。原文是一篇后殖民主义理论文章，要准确地理解原文，有必要了解一些有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背景知识。
后殖民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萨义德(Edward Said)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创始者。以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Homi K.Bhaba)为代表的一批旅居西方的东方学者从他们特有的文化立场出发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建构起一种强烈要求挑战中心、解构帝国主义话语和揭穿殖民神话的颠覆性反话语，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立足前被殖民国家和民族，对历经几个世纪的西方殖民过程进行考察，以生活在殖民帝国边缘者的全新阅读视角重读和解构几百年来从帝国立场出发编织的殖民话语。后殖民理论家剖析了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经典文学作品，指出其所包含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话语，使人们看到在过去阅读英国经典文学作品时未能看见或被忽略的东西。萨义德指出：“大部分专业人文学者都不能把长期的、残酷的奴隶制度、殖民主义、种族压迫和帝国主义统治与为这些活动服务的诗歌、小说和哲学联系起来”[15](P4)。后殖民批评所做的工作就是“揭秘”、“解码”，即“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看似自然的各种文本进行解构，揭示其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种新的话语整合，形成一种新的认识”[16]P176)。因此，在后殖民理论产生之前，人们在阅读19世纪英国文学时，很少会像裴译所说的，“不可能不想起……帝国主义，是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背景知识分析来看，王译和刘译对此句理解正确，较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信息。
该句的翻译还有其他一些理解问题。刘译把…imperialism,understood as England' s social mission,was a crucial part…to the English译成“帝国主义乃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不仅从语气上削弱了原作的意思，而且插入语understood as的含义未译出，a crucial part of译成“主要的重要部分”令人费解。此外，漏译representation。
裴译将…imperialism,understood as England' s social mission，译成“曾经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传教团的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等同于“社会传教团”显然不妥。帝国主义的扩张也包含着文化侵略如对境外派出传教团等，但帝国主义不等同于传教团。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武力的主权施加与经济侵略，在扩张中完成对臣属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译者未能对mission根据语境选出恰当的词义，mission一词有外交使团、大使馆、传教团、教堂、教区、任务、使命、天职等多种意义，属一词多义现象。如何选择最恰当的义项，应从语境来考虑。这里mission译为“使命”比较合宜。其次，裴译将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England to the English译成“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有欠准确。
例2.I must read this as an allegory of the general epistemic violence of imperialism,the construction of a self-immolating colonial subject for the glorification of the social mission of the colonizer.At least Rhys sees to it that the woman from the colonies is not sacrificed as an insane animal for her sister' s con solidation.[9] (P154)
王译：对此，我坚持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普通认知暴力的寓言，作为为了美化殖民者的社会使命而进行的自我献祭的殖民主体的建构过程来读解。至少，里斯确保了这样一点：殖民地的妇女并没有为了姐妹的联盟如同疯狂的野兽一样被牺牲。[10] (P119)
刘译：我认为这是对帝国主义暴力的讽喻，是对歌颂殖民者的社会使命而作出的个人牺牲的解构。起码，洁恩·莉丝没有让那个从殖民地来的女子，为巩固她姐姐的(指《简·爱》中的简·爱)地位成为一个精神失常的动物而死去。[6] (P232-233)
裴译：我须把这一点读作帝国主义一般知识暴力的寓言，读作为了殖民者的社会传教团的光荣而设置的殖民地主体的自我祭献的构想。至少，里斯看到了来自殖民地的妇女，并不是姐妹同盟的愚蠢的牺牲品。[11] (P168)
王译和裴译有几个共同的问题：其一是将colonial subject译成“殖民主体”或“殖民地主体”使人费解。仅从subject一词所处的句子很难确定其确切词义，必须扩大其语境范围至前后有关的句子、段落乃至语篇，即从广义上下文来判断。上下文告诉读者，作者这里说的就是小说《简·爱》中来自西印度群岛英殖民地的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译成“殖民地臣民”，则十分清楚明白；所以，colonial subject应译成“殖民地人”或“殖民地臣民”。这里将subject译成哲学上的术语“主体”，使人感到高深莫测，其实是误导读者。西方文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是非常难懂，如果再将原本清楚易懂的东西译成使人难以理解的，就更不应该了。其二是将the woman from the colonies译成“殖民地的妇女”，忽视了woman前面有定冠词，将特指译成了泛指。实际上这里指的就是伯莎，应译成“那个来自殖民地的女子”；其三，对her sister' s consolidation的误译。这里her sister指的就是小说《简·爱》中的简·爱，如刘译所注。因此，for her sister' s consolidation不能理解为“为了姐妹的联盟”或“同盟”而应是“为了巩固、加强她姐/妹的地位”。
此外，裴译把第一句里的social mission再次误译成“社会传教团”；二是将第二句里的see to it that…译成“看到了”，而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务必使，保证使”；三是将as an insane animal译为“愚蠢的牺牲品”，意义不符语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an insane animal不是可有可无的。《简·爱》里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一个来自英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女子被描写成了一个野兽样的疯女人。因此引起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女作家琼·里斯的愤怒。她用十年心血写出了《藻海无边》，来洗刷宗主国作家笔下对殖民地人的诬蔑，还疯女人一个公道。斯皮瓦克在此指出，里斯并没有为了巩固简·爱的地位，就将那个从殖民地来的女子(伯莎·梅森)当作疯狂的野兽牺牲掉。刘译将colonial subject译成“个人”，意义不完整；将construction译成“解构”有欠准确，应译为“建构”。
二、未能把握原文语句的特点
未能把握原句语句特点，对句法分析失误，无疑是造成误译的原因之一。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法关系实则表明各语言单位所表达的信息间的逻辑关系。句法分析上的失误必然会导致逻辑关系的紊乱。
例3.In this essay,I will attempt to ex amine the operation of the ' worlding' of what is today ' the Third World' by what has be come a cult text of feminism:Jane Eyre.[9] (P146-147)
王译：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考察一下“第三世界”和“世界性”的运作过程。正是由于这种运作，《简·爱》已经变成了一个偶像式的女性主义文本。[10] (P109)
刘译：在此篇论文中，我将讨论当今“第三世界”的世界性之运作情况，因为正是由于这种运作，《简·爱》才成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6] (P223)
裴译：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对已然成为女权主义经典文本的《简爱》的分析，考察一下现在被称作“第三世界”的“世界化”这个概念的情况。[11] (P159)
王译和刘译都把这句的意思误译成，《简·爱》之所以成为“偶像式的女性主义文本”或“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是因为第三世界的世界性运作。这是对句法分析有误。该句里有两个由关系代词what引起的从句，在句子中都做介词的宾语。王译和刘译的问题出在对第二个从句的理解，该what从句做介词by的宾语，应该是“通过业已成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简·爱》……”。裴译理解基本正确，但后半句表达欠妥。可改译为：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分析)业已成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简·爱》，来考察一下当今“第三世界”的“世界性”运作情况。
例4.Wide Sargasso Sea marks with uncanny clarity the limits of its own discourse in Christophine,Antoinette' s black nurse.We may perhaps surmise the distance between Jane Eyre and Wide Sargasso Sea by remarking that Christophine' s unfinished story is the tangent to the latter narrative,as St.John River' s story is to the former.[9] (P155)
王译：《宽阔的沙加索海》以不可思议的清晰在安托万内特的黑人护士克里斯托芬(Christophine)身上标出了文本话语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将克里斯托芬的不完整故事标明为对《宽阔的沙加索海》的偏离，而将圣·约翰·里弗斯当作对《简·爱》的偏离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推测出两个本文之间的区别。[10] (P121)
刘译：《藻海无边》非常明白地限制了安托娃内特的黑人女佣克里斯托芬的话语。我们可以猜想，克里斯托芬没有讲完的故事与书中后来发生的事是不相关的。这跟《简·爱》中圣·约翰·里弗斯的故事于《简·爱》的前半部不相关一样。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简·爱》和《藻海无边》之间的差别。[6] (P234)
裴译：《藻海无边》通过克里斯托芬·安托内特的黑保姆这个形象，以颇为神秘的清晰度揭示了这部小说的话语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认为克里斯托芬的未完的故事是《藻海无边》叙事的切线，那么，约翰·里弗斯的故事就是《简爱》的切线，这就是两部小说之间的距离。[11] (P170)
刘译对第一句的理解有误，原句意思并不是说《藻海无边》限制了克里斯托芬的话语，而是通过克里斯托芬表明了小说自身的话语局限性。王译和裴译对第一句的理解基本正确。但王译将第一句里的Antoinette' s black nurse误译成“安托万内特的黑人护士”，克里斯托芬是安托万内特的“黑人女佣”或“黑人奶妈”。裴译将un canny译成“颇为神秘”不合语境。刘译将第二句的the latter误译成“书中后来发生的事情”， the former译成“…的前半部”。这里的the latter“后者”指的是《藻海无边》，与the former“前者”相对应，“前者”指的是《简·爱》。在英语作品中，作者为了避免重复，往往用the former,the latter这类词来替代前面提到的事物。裴译把第二句里the tangent译成“切线”，使人莫名其妙。将distance译成“距离”，过于直译，应译为“差别、不同”。
三、对斯皮瓦克的论文所涉及的文学作品不了解
文论常常会涉及文学作品。斯皮瓦克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评论了三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琼·里斯的《藻海无边》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文章不少段落直接引自或与这三部小说的内容有关，译者在翻译时，如果不熟悉这些作品，又不查阅有关资料，就会因为缺乏充分的上下文信息而造成理解有误。有的译者显然对斯皮瓦克讨论的后两部作品缺乏了解，以至译文中出现多处误译（注：这两部小说国内都有中译本。据笔者所知Wide Sargasso Sea至少已有两个译本，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王家湘所译的《苍海茫茫》，另一个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陈良廷、刘文澜译的《藻海无边》。Frankenstein除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刘新民译的《弗兰肯斯坦》外，还有好几个译本和注解本。）。篇幅所限，仅举二例。
例5.Immediately after the exchange between her and the Man,well before the conclusion,she is simply driven out of the story,with neither narrative nor characterological explanation or justice.[9] (P157)
王译：就在她与那个男人达成交易后不久，小说远未到达结尾的时候，她被逐出了故事。这既无法用叙述的需要来解释，也不能用性格逻辑发展的正当要求来说明。[10] (P123)
刘译：就在小说离结尾还有很长一部分内容时，克里斯托芬刚与那个男人交过锋，她干脆被驱逐出小说。我们既没有看到作者对此做出交代，也没有看到作者对她性格做出分析和公正的处理。[6] (P236)
裴译：就在她与那个男人交换之后，很快，她就被非常简单地逐出了故事之外，既没有叙事上的交代，也没有人物性格上的解释和平衡。[11] (P172)
此句与小说《藻海无边》有关。关键问题是对两个词的理解和翻译。一是exchange；该词一词多义，既有“交换、互换、交流”，又有“交火、交战、交锋，争吵”等意义。判断该词词义可从两个方面入手：或是查阅《藻海无边》中有关篇章段落，获得必要信息；或是根据广义上下文。这里译者只要参考原文的前几段便会明白， exchange指的是克里斯托芬与罗切斯特面对面地交锋舌战。王译将该词译成“达成交易”，裴译译成“交换之后”，都不符合语境。刘译正确地传达了原作的信息。第二个是justice；刘译为“公正的处理”，裴译为“平衡”，均未译出该词在这句话里所应有的含义。根据上下文选择justice的义项，“正当的理由”最为贴切。从以上这两个词的理解和翻译来看，即便是十分熟悉的词，也不能望文生义。此外，裴译漏译了well before the conclusion。
例6.I would now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framing woman in the book who is neither tangential,nor encircled,nor yet encircling," Mrs.Saville" ," excellent Margaret" ," beloved Sister" are her address and kinship inscriptions.[9] (P162)
王译：现在我则认为，该书中的女性是位建构性的人物。她既未偏离主题，也不是封闭的，甚至也不是正在封闭的。“萨维勒夫人(Mrs.Saville)”，“超凡出众的玛格利特(Margaret)”，“惹人怜爱的妹妹”是她的地址与家属关系的铭文。[10] (P130-131)
刘译：在此，我还想指出的是这本书里有一个构想出来的女人。她既不与主题无关，也不在主题范围内，更非围绕主题而存在。她就是书中被称作“萨维勒夫人”，“了不起的玛格利特”，“亲爱的姐姐”的那个与故事叙述人有血缘关系的女人。[6] (P243)
裴译：现在我要说的是，在这一部作品中，有一个框架式的妇女，她既不是切线，也没有被圈住，更没有圈别人。“沙利文夫人”、“优秀的玛格丽特”、“亲爱的妹妹”是她的落款和与写信人的关系(《弗兰肯斯坦》)。[11] (P178-179)
“萨维勒夫人”，“玛格利特”是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故事叙述人罗·沃尔顿的姐姐。该小说以沃尔顿写信给其姐的方式叙述了弗兰肯斯坦及其所造怪人的故事。王译将a framing woman译成“该书中的女性”所指不明。her address不是“她的地址”，而是“对她的称呼”。此外，王译将nor encircled,nor yet encircling译成“也不是封闭的，甚至也不是正在封闭的”令人费解。裴译将a framing woman译成“一个框架式的妇女”，tangential译成“切线”，nor encircled,nor yet encircling译成了“也没有被圈住，更没有圈别人”，使人不得其解，address也误译成“落款”。刘译较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信息，但对tangential一词理解欠准确，该词意思是“与……关系不大的”，“略为触及的”。
王译把注释9，15，21条中斯皮瓦克的Can the Subaltern Speak？译成《萨巴顿能说话吗？》，使人不得要领。subaltern在辞典里有明确的释义，“下属，下等人，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斯皮瓦克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阐发了最初由葛兰西提出的“属下”(subaltern)观念，用subaltern“属下”来指涉那些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被压迫阶级。该词可译为“属下”或“非主流阶层”。
裴译把该文后29条注释全部删掉，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在翻译学术论著时，不能因为注释繁琐而涉及面又广就将其略去，因为注释是论文或论著的有机构成部分，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理解原著，了解作者思想，阐明作者某些观点等等，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删除注释，必然有损原著的质量（注：《中国翻译》1994年第3期李嘉熙的《“注解”的翻译不可忽视》指出，有的人对“注解”的翻译七折八扣，任意取舍，既损害了原著，又犯了翻译上不忠实的大忌。）。王译和刘译把注释全部译了出来。值得称道的是，刘译除注释全部译出，还对涉及到的背景知识、文学作品名称及相关人物，加上按语，便于读者理解。
文论的翻译功能在于传达学术信息，其翻译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信”。因此信息传译的准确性是评价文论译本的最重要的尺度。综观三种译文，误读、误译和曲解原作信息的问题，远不止拙文所列举。其中，裴译的误读、误译较多，王译次之，刘译较少。造成误译的主要原因是对原文和背景知识理解不够透彻，句法分析有误以及对斯皮瓦克的论点及其所讨论的三部作品缺乏了解。斯皮瓦克一向以文风晦涩著称，其文章往往集多种理论于一身，引经据典，谈古论今。翻译其作品对译者来说确有难度。希望拙文能引起译界对文论翻译存在问题的重视，引来对文论翻译的批评之玉，文论翻译也要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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