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音化的名词性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性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家煊（2007，2009）提出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包含模式”，近年经过一系列论证，理论越来越丰满，至沈（2011a，2012）两篇文章，提出新的“动单名双”说，标志着解决汉语名动关系困境的工作基本完成。最近我们读到吴长安（2012）的文章，用名词和动词的“交融模式”阐释沈先生的观点。我们认为，吴文同样认识到单双音节问题在汉语动名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并且他在观察汉语的名动关系时区分了“单音词时期”和“双音词时期”的做法，是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与此同时，吴文对汉语某些事实的认定也存在一些偏差，本文的讨论就从这里说起。
一、现代汉语里大量存在的“动名同形”双音词
吴文认识到现代汉语里存在一些双音节的“动名同形”现象，他套用语法学界“自指和转指”的说法区分了两类现象。他所说的“自指”就是“指称动作行为自身”，所说的“转指”是“随时拿一个谓词来转指相关度很近或很远的事物”。这并不是朱德熙（1983）从句法角度给“自指”和“转指”下的定义，所以我们觉得吴文这里的“自指”和“转指”都是一种比附性的说法，下文我们都将打上引号。
吴文对“双音词时期转指的名词化”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种情况是产生了一批构成性的新词”
，“新词的产生是动词的构成性无标记转指造成的”；“第二种情况是双音化时期转指的主体，在原动词的基础上加词缀形成一个名词”（如“V+子”、“V+儿”、“V+头”、“V+手”、“V+人”、“V+巴”）。我们的不同看法就在这里。我们不认为第二种情况是主体，而第一种情况只是一小部分。下面摆摆我们观察到的事实。
现代汉语双音节名词里由双音节动词经“转指”形成的实例并不少见。以下分三类举例①。
第一类，指人名词。以下所列出的都是《现代汉语词典》分别了两个义项并分别标注为动词和名词的，名词的语义都可以用“V+的人”获得。例如：
暗探 帮办 帮工 帮闲 帮凶 帮佣 傍角儿 保安 保镖 保管 臂助 编导 编辑 编剧
编审 编修 编译 不才 不佞 不孝 裁判 采购 参谋 参议 残废 斥候 初犯 刍荛
传达 搭档 代办 当差 当道 导播 导购 导演 导游 垫背 调度 逗哏 督办 翻译
俘虏 跟包 共犯 供奉 雇工 管教 管事 护从 护法 护卫 怙恃 扈从 稽查 记录
继嗣 监督 监工 监考 监理 监制 交通（指交通员） 校对 教练 教授 教习 结伙
经纪 经理 警卫 纠察 救护 看护 看守 理事 领班 领唱 领导 领队 领港 领航
领江 领舞 领奏 内应 拍档 叛逆 陪练 配角 捧哏 评审 前导 亲信 伤亡 侍卫
收发 受业 随从 特护 提调 替工 听差 通译 同班 同辈 同窗 同道 同行 同伙
同门 同盟 同谋 同年 同事 同学 统领 万岁 网管 无告 先导 先驱 先行 相好
相识 相与 相知 襄礼 襄理 向导 协理 新交 学徒 隐逸 再犯 赞礼 掌航 侦探
知己 指挥 主笔 主编 主管 主考 主谋 主拍 主演 主宰 助理 住持 专差 总管
第二类，指物名词。以下列出的也都是《现代汉语词典》分别了两个义项并分别标注为动词和名词的，名词的语义都可以用“V+者/物”或“V+的东西”获得。例如：
摆渡 包裹 包装 报道 报导 报告 报话 备考（供参考的）背阴 笔记 笔录 笔谈
蔽障 便溺 表示 补白 补差 补贴 补助 布告 步履 残余 藏掖 沉淀 陈设 称呼
成就 乘方 吃水 吃重 仇恨 酬劳 出产 出手 初犯 处分 储备 储积 储蓄 穿戴
传承 传闻 传说 传真 创作 刺绣 丛集 存蓄 存照 错失 打算 打扮 大写 代步
待遇 当前 当时 当先 导向 典当 电传 雕刻 雕漆 雕饰 雕塑 短打 对门 风传
封赏 讣告 负担 负荷 覆盖 概算 干打垒 告白 公告 构想 拐弯 馆藏 荷载 花销
怀抱 幻想 汇编 贿赂 混纺 积淀 积累 积欠 积蓄 集合（数学概念） 辑佚 记录（的材料）
记载 纪年 纪念（记念） 纪实 纪事 假定 夹带 检查 剪报 剪辑 剪影 剪纸 简称
简介 简写 间隔 见证 建议 建筑 讲究 节录 节略 节余 结存 结晶 结尾 结余
借贷（借贷的一方） 借口 禁忌 距离 决定 决断 觉悟 绝户 开始 开头 开销 开支
考古（考古学）拷贝 犒劳 亏耗 亏空 亏蚀 蜡染（指～制品） 来回 例外 了局 料理（菜肴）
零花 零用 留题 论断 梦想 铭记（指铭文） 摹刻 摩擦 磨擦 陪衬 陪送 配备 盆栽
批示 批注 披挂 评价 评论 铺垫（指卧具） 企图 启示 起笔 起始 起头 请求
秋收（指收成）刹车 煞车（指制动器） 煞笔 煞尾 伤耗 赏赐 赏赉 收场 收入 收尾
手记 手书 疏漏 述评 说明 抬头 提成 提要 添箱 条陈 通知 投入 凸起 突起
推论 外卖 尾欠 涡旋 武装 下欠 夏收（指收成） 小便 小写 写真 修辞（～学） 选读
选辑 训诂（～学） 训示 压轴 掩蔽 掩护 谣传 遗存 盈余 阅历 扎染 遭遇 摘要
障碍 照会 遮挡 遮阳 珍藏 证明（证明之物） 支出 注解 注释 著作 专访 妆饰 装备
装裹 装潢 装饰（物品） 组合 组织
以上两类合计近400例，实际使用中或许不止这个数字。比如《现代汉语词典》里“伴游”已标为动词兼名词，但“伴唱”、“伴奏”、“伴舞”、“伴读”都只标动词，未标名词；“编修”、“编译”已标为兼属名词，“编程”、“编创”未标名词；“采购”已标为兼属名词，“采编”未标名词；“帮工”已标为兼属名词，“帮厨”未标名词；“同门”已标为兼属名词，“同宗”未标名词；“主编”、“主管”已标为兼属名词，“主持”、“主刀”、“主创”、“主攻”、“主使”未标名词。这些未标名词的，实际使用中都有很常见的名词用法。
第三类，是可以用“定语动词+中心名词”得到名词意义的，例如：
包车 包饭 包房 包费 包伙 包机 包席 褒称 报价 报料 悲歌 笔误 鄙称 编次
编号 编码 贬称 贬官 变态 标点 标价 拨款 补液 彩绘 布景 藏书 插话 插架
抄道 超收 超支 晨炊 成人 成书 痴想 侈谈 赤膊 赤脚 赤足 敕令 重码 抽纱
出账 初版 处方 传言 创议 存货 存款 存粮 撮要 挫伤 答卷 贷款 倒账 盗版
得分 电函 雕花 顶风 订货 定案 定额 定稿 定价 定局 定量 定时 定位 定员
定址 断言 对策 对话 恶战 发面 发文 发言 发音 罚金 罚款 反光 返利 返程
放疗 废话 飞车 分界 封口 浮想 负债 复电 复函 复信 鼓包 哈气 号令 耗材
合称 合力 合影 合照 和诗 胡说 胡言 化名 画图 画像 换文 回电 回话 回礼
回信 回味 回响 汇款 积怨 急电 集会 集句 寄语 加餐 兼职 兼差 降水 借款
进账 近战 敬称 捐款 决策 绝路 开局 考绩 空谈 空想 口臭 口误 旷古 来电
来稿 来函 来信 裂缝 裂口 裂璺 留言 留影 流毒 录像 录音 录影 落款 萌芽
迷途 密报 密告 密会 密令 密约 蜜饯 免票 描红 蔑称 逆风 逆流 浓妆 沤肥
赔款 配餐 配方 喷漆 拼图 品第 评分 起价 弃婴 谦称 签证 欠款 欠债 欠账
戗面 切片 趣谈 缺位 融资 奢望 奢想 示例 试点 释义 顺风 私语 统称 塑封
塑像 题词 题名 题签 题字 贴水 贴息 通报 通称 通电 通告 通令 通讯 统称
投影 投资 托词 挖方 妄想 妄言 妄语 微笑 伪作 卧果儿 误传 误解 习作 戏称
戏言 限价 限量 限令 限期 新任 信汇 续约 絮语 选编 选刊 选题 选项 选址
押款 扬尘 冶容 野餐 移民 议价 译音 译著 阴谋 引例 硬结 用语 渔利 预感
预告 预见 预言 誉称 约期 造型 赠票 谵语 张本 征文 指令 终盘 重赏 住家
驻军 转年 追记 赘言 自述 综述 总称 尊称 作文
这也属于吴文从语义角度划定的“转指”范围，因为这一类也都是“拿一个谓词来转指相关度很近或很远的事物”。这类计有275例。
二、如何认识语义“转指”现象
吴文两次谈及“转指”性质的动源名词。第一次是在§2.2.1，讨论“转指的两种情况”时说，“第一种情况是产生了一批构成性的新词，新词还是单音节的，可以说是双音化时代的单音手段”（就在这处明明说“单音手段”的论述中举了双音词“编辑”的例子）；第二次是在§2.4，又一次谈及转指构词，“一是单音动词直接转出了对应的名词，像上面举的‘锁、扣、伤、病’等等，二是先产生了双音动词再构成性转成表转指的名词，像‘编辑、教授、警卫、校对’等等。”总的来看，吴文认为双音化时代动词转指为相关论元的行为，主要用的是“子、儿、头”等标记手段，用作者的话说是“主体”，而本文上面举例的那些只是“一小部分”。据我们的粗略统计，本文上边举例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三类不加标记的“转指”名词合计约670个，而《现代汉语词典》中单音动语素加“-子”尾双音词114个，单音动语素加“-头”尾双音词共18个，单音动语素加“-儿”尾构成的词共61个，三者合计不足200个（事实上单音词加“儿”尾并不增加一个音节，不宜计入），即便再加上吴文所说的“手”尾词、“人”尾词和“巴”尾词，至多也就是三分之一，完全不是前者为“一小部分”，后者为“主流”的形势。
可以看出，吴文为了突出他所谓“自指”类的动词与名词之间的“交融”，刻意淡化了“编辑、教授、警卫、校对”这种“转指”类型名词的存在。然而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认识呢？
姚振武（1994，1996）对朱德熙先生的“自指和转指”理论提出质疑，认为朱先生所说“凡是真正的名词化都有实在的形式标记”这句话是印欧语的概念，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我们认为姚文这里对朱先生的指责不尽适当。我们理解，朱先生所说的“自指”和“转指”是共时平面的句法操作，也就是说，在一个共时系统里，可以观察到成规则的动词“编”与名词“编者”之间这样的相互变化关系，这时就可以谈名词“编者”是动词“编”的转指形式；看不到这样清楚的共时变化关系的（如动词“编辑”与名词“编辑”）就不存在句法上的“转指”问题。按朱德熙（1991）的观点，可以推知，动词“编辑”与名词“编辑”是语义和句法功能都不相同的两个独立的词，共时系统中不关心二者之间的句法关系。用超出朱先生句法定义之外的语言事实来指责朱先生事实概括不全面是不合适的。但是，姚文毕竟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语法事实，那就是，很多双音节动词在现代汉语共时系统中也常常可以观察到不断产生“转指”意义的同形名词现象，如动词“编辑”与同形名词“编辑”（义为“编辑者”），虽然不是句法上成规则的联系，但是至少在词汇意义方面与朱先生说的“转指”有相似之处。朱先生之所以不认为这也算是句法转指，我们觉得，一是因为这本是一种历时现象，二是因为这本是一种语用现象（比如“作曲”在多少语用条件下会被认为可以指“作曲者”？），不是一种可操作的句法通则。
对这种名动同形而语义上属于“转指”关系的成对的词例，每个汉语使用者都能意识到二者之间关系，因此姚振武（1994，1996）和吴长安（2012）都认为现代汉语里明确存在这么一种由动词“转指”而成的同形名词。所不同的是，姚文认为这种现象很多见，吴文认为很少。我们上一节例举的事实，说明这样经语义“转指”形成的双音名词在现代汉语里并不少见。为什么现代汉语里会有这种现象大量存在？前面我们分类举例的时候，曾经用“名词的语义都可以用‘V+的人’、‘V+者/物’或‘V+的东西’获得”来表述，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编辑”、“包装”这样的词可以用“含有一个零形式的‘-者’”来解释呢？未必。我们坚持认为这种指称现象不仅是一种历时现象，而且是一种语用现象，如果我们把观察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产生这种现象的语用环境，或许能对这种语义“转指”获得更深的理解。我们注意到的是，这种语义“转指”其实不仅发生在动词身上，甚至还发生在名词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现象：
故事片《金陵十三钗》
原著：严歌苓；导演：张艺谋；编剧：严歌苓、刘恒；摄影：赵小丁；美术：种田阳平；服装：张叔平；视觉特效：乔斯·威廉姆斯、彭柯；录音：陶经；布景：赤冢佳仁
话剧《窝头会馆》
编剧：刘恒；导演：林兆华；舞美：曾力；灯光：易立明；主要演员：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徐帆
歌曲《菊花台》
演唱：周杰伦；作曲：周杰伦；作词：方文山；编曲：钟兴民；吉他：蔡科俊；混音工程：杨大纬
这里，既有“编剧”、“导演”、“作曲”这样的以动词转指“编剧者”、“导演者”、“作曲者”的现象，也有“服装”、“灯光”、“吉他”这样以名词转指“负责服装的人”、“操作灯光的人”、“弹吉他的人”的现象。看到这样的事实，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动词相关的语义角色的提取”来理解所谓的“转指”现象了。其实沈家煊（1999）早已明确论证过，转指的本质就是转喻。基于一定的认知框架和足够的显著度的转喻在哪里成立，转指就有可能在哪里发生。我们经常看到的成规则的动词转指现象，不过是语用现象中语法化最彻底的一批而已。
语义“转指”可以不依赖于“-者”、“-子”、“-儿”、“-头”等语素而独立存在，成为汉语名词里很有特色的一个大类，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汉语双音词表示指称的天然优势。而“记者、作者、使者、读者、著者、患者、编者”等等，倒真的只是“一小部分”了②。据吴鹏（2010）的考察，现代汉语新产生的固定构词成分至多可以算作“准词缀”，都还保留着实在的意义，并且以具体的语素义对词汇意义做出贡献，远未虚化为意义更抽象的词缀成分，如“能见度”、“知名度”、“抢购风”、“宴请风”、“理解力”、“说服力”、“寻根热”、“反思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观察是，“准词缀”较多地是在三音节（或三音节以上）的词语里出现，这正说明准词缀不是构成双音词的必要因素。
汉语陈述形式的转指化从古至今也没有走上靠词缀来实现的道路，这和汉语动词从古至今一直可以直接构成指称语这个全局性的特征是相协调的。
三、动词“转指”为名词过程中的重新分析及根本解释
如果说“编辑”“包装”这样的词可以用“含有一个零形式的‘-者’”来解释的话，那么这个说法遇到第三类则完全讲不通了。第三类不同于前面两类的特点在于，前两类名词的语义都可以用“V+者/物”或“V+的人/东西”获得，换句话说，从那些词古今演变的方式看确是如此。但是这一类就不一样了，从现代汉语看，其内部构成是“定+中”式的，如：
包饭=包+饭（《现代汉语词典》：按月支付固定费用的饭食）
拨款=拨+款（《现代汉语词典》：政府或上级拨给的款项）
定位=定+位（《现代汉语词典》：经测量后确定的位置）
阴谋=阴+谋（《现代汉语词典》：暗中做坏事的计谋）
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定中”意义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准确地说，是汉语词汇进入以双音词为主时期以后的事。现代汉语大多数的双音词，往往都是在单音词时代先以两个单音词组合成词组，这个词组固定下来进入现代汉语，其内部构成与词组时期是一样的，如“以为”、“同意”、“依旧”、“深入”等等（参看董秀芳2012）。“包饭”等词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大多是以动词身份进入现代汉语，“转指”的名词意义往往是后起的。我们挑一些有代表性的词，看看它们在早期词典中的注释，再与最新词典的描写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
《国语辞典》（1937）：包办饭食。
《远东汉英大辞典》（1971）：to eat meals regularly on a monthly payment basis；to board.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
双方约定，一方按月付饭钱，另一方供给饭食。②
按月支付固
定费用的饭食。
《国语辞典》（1937）：支发或调取款项。
《远东汉英大辞典》（1971）：to issue appropriate funds；an appropriation.
《现代汉语词典》（1960）：发给款项。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政府或上级）拨给款项。②政府或上级拨给的款项。
《现代汉语词典》（1960）：公开发表意见（多指在会议上）。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发表意见（多指在会议上）。②发表的意见（多指在会议上）。
《现代汉语词典》（1960）：说话没有理由或不符合事实。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瞎说。②没有根据的或没有道理的话。
《现代汉语词典》（1960）：指游览时以当前景物为背景，把自己留在相片里以留纪念。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指以当前景物为背景，照相以留纪念。②为留做纪念而照的相。
《现代汉语词典》（1960）：理解得不正确。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理解得不正确。②不正确的理解。
《现代汉语词典》（1960）：暗中策划作坏事。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暗中策划（做坏事）。②暗中做坏事的计谋。
《现代汉语词典》（1960）：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预先见到将来。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预先料到将来。②能预先料到将来的见识。
《现代汉语词典》（1960）：预先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现代汉语词典》（2005）：①预先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②预先说出的关于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从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出，有相当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先有一个双音节的动词存在，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中又生出一个同形的名词来，这个新出现的名词与原有的同形动词并不必然具有某种联系。如：名词“留影”并不是“留影”这一行为所关涉的论元角色“拍照人/被拍照人”或者拍照的场所、原因等；名词“预见”并不是会预料的人（施事）或者被预料到的事情（受事）；名词“拨款”也不是拨款人或拨款行为所涉及的受惠者。可见，用句法上的转指和语用上的转喻并不能完全解释相关现象。
姚振武（1996）注意到了“包饭”、“拨款”等词例，用“动宾结构→定中结构”来解释名词的形成：“[名词]的中心语是作定语的动词性语素所表示的动作的对象，整个结构必然同时又是一个动宾结构，而且……它必然是这个动宾结构所表示的动作的结果”。我们看到的事实，定中结构的新生名词，并不都是来自动宾结构，如“胡说”、“误解”、“阴谋”，这样，所谓“对象”、“结果”说，都概括不了了。
这里有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董秀芳（2011）曾经讨论过某些动词性短语变成双音词过程中的重新分析现象，如“表情”，“是一个动宾短语，义为‘表达情感，表示情意’或‘表明情况’。后来，‘表情’变为一个名词，指‘表现在面部或姿态上的情感’”；“对策”，“是一个动宾结构，‘对’义为‘回答’，‘策’指‘策问’，即皇帝举行选拔人才的考试时事先写在简策或书面上的问题。后来‘对策’成为一个名词，义为‘对付的策略或办法’”。这里的例子都是“动宾→定中”的，姚振武（1996）所指出的例子大多是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应该承认，这种类型是多数。与此同时，也有“阴谋”、“胡说”、“误解”这样的“状动→定名”式的重新分析，它是整体先变为名词，人们再把该双音词的第二个音节重新分析为名词性中心语的。这些重新分析现象可以简述如下：
[表情]表达情感→表露的情感 动宾短语→定中式复合词
[对策]回答策问→对付的策略 动宾短语→定中式复合词
[误解]错误地理解V→错误的理解N 状中短语→定中式复合词
[阴谋]暗中策划→暗中谋划的计谋 状中短语→定中式复合词
从右侧格式概括可以看出，不同的来历在现代汉语里造成了相同的构词方式。陆俭明（1988）认为名词性的“来信”等词是古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现象在现代汉语里的遗留，至多是现代汉语里属于文言语体的内容。这种看法小视了现代汉语双音词中“定名”构词方式的吸引力。姚振武（1996）认可这些“重新分析”是现代汉语的一般现象，不过其“结果”说也仅是从部分语言事实得出的一种说明，未能概括更大面积的事实。我们认为，最好的解释，还是“名动包含”说和“新动单名双”说。沈家煊（2012）指出，汉语动词都具有名词性，名词性的强弱靠单双音节来区分，单音节的动词叫“动强名词”，双音节动词叫“动弱名词”。吴长安（2012）对“动弱名词”指称动作行为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讨论，即其所谓“自指”现象；本文的讨论则是着眼于吴文所谓的“转指”现象，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汉语双音动词“转指”为相关事物、变成地道的指物名词时，种种语法表现，也是受制于“名动包含”和“动单名双”这两个本质特点的：由于汉语名词不依赖于形态标记造词，那么双音节“动弱名词（编辑、指挥等）”转变为真正的名词时，也就不需要改变“双音节”这个形式了；又由于双音节的“动弱名词”容易被识解为真正的名词，于是汉语使用者在实际应用中无意识地对“包饭”、“贷款”、“阴谋”这些词做了重新分析，把它们视为以名词性语素为核心的“定+名”结构的双音名词。其实，这种“无意识”也是有汉语语法系统里自身的理据的，柯航（2007）曾经论证：汉语定中式复合词与状中式、动宾式内部的松紧度不同，定中紧于状中，偏正紧于动宾。词性转化这个视角，让我们对“名动包含”和“动单名双”这两个特点的深刻性有了更丰富的认识。沈家煊（2011b）指出“汉语里双音化，作用在名词动词身上都是‘充实’或‘减虚增实’，即减弱动性增强名性”，吴长安重点讨论的“自指”现象（单音动词加上一个语素变成指事的双音词）和单音动词加上词缀的“转指”现象，是这种“充实”最表面化的体现，本文重点讨论的“转指”中的重新分析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现代汉语双音词自身强烈的名词属性，它具有一种对非名词的双音实词的吸引力，导致一大部分双音动词在转变词性的同时也改变成了典型的双音名词的结构——定中结构。这就是双音化的名词性效应。
余论：汉语使用者是不是“不关注词类差异”？
“名动包含”论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汉语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区别是清楚的还是模糊的？吴长安（2012）在论述其“名动交融模式”时反复强调，汉语使用者缺乏词类意识。文中多次说到“汉语表达中不关注词的类与类之间差异的情况是古已有之”，“古人对词性的改变是无意识的”，“造词的类的无意识导致使用上也无意识”，“汉语词类的发展至今仍在‘表事物、表动作、表状态的深刻差异’和‘不关注词的类别差异’二者相互矛盾中缓慢进行着”等等。
古人真的缺乏词类意识吗？要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可靠的途径是看古人有没有词类方面的论述呢，还是看古人实际的语言使用？后者的说服力毋庸置疑。吴文认为，以《马氏文通》为标志的汉语语法学的诞生，带来了语法学者的词类观，并没有改变汉语使用者缺乏词类意识的事实。我们的看法是，尽管《马氏文通》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汉语使用者关于词类的系统性论述，但是汉语使用中的词类意识却一直是清醒的，尤其是名词和动词的区别。
古代的散文不太着意于语言手段的运用，韵文里尤其是诗歌里则非常讲究语言使用的技巧，除了语音特征以外，词性特征也是在诗歌创作中很受重视的因素。诗文中凡是讲究对仗的场合，不仅要求相对仗的词符合平仄等语音上的要求，而且要求词性的一致。而词性的关注，最重要的就是名词和动词的区别。王力（1958）说：“关于对仗的规矩……只须名词和名词相对，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副词和副词相对，就行了。其实，在诗句里，只有名动两种词为主要的成分，尤其是名词必须和名词相对；形容词有时可以与动词同类（尤其是不及物动词），相为对仗。”张中行（1992）也说：“……语言的意义相对也是这样，没有走实字对虚字以及名词对动词等的路，而是要求实对实，虚对虚，名对名，动对动”。
王力先生举了李嘉佑的七律《同皇甫冉登重玄阁》为例，讨论了其中的颔联“孤云独鸟川光暮，万井千山海色秋”和颈联“清梵林中人转静，夕阳城上角偏愁”的对仗情况，王先生说：
颔联“孤”“独”“万”“千”，数目；“云”“鸟”“井”“山”，名词；“川光”与“海色”，名词仂语；“暮”与“秋”，名词当形容词用。颈联“清梵”与“夕阳”，名词仂语，“林中”与“城上”，名词仂语；“人”与“角”，名词；“转”与“偏”，副词；“静”，形容词，“愁”，不及物动词。
王先生这一段说明文字，不仅向我们例示了名词与名词相对、动词与动词相对、副词与副词相对的情况，而且例示了形容词与不及物动词相对，以及名词活用为形容词用法的相对。
在解释杜甫《客至》“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时，王力先生特意讲解了“无”与“只”的相对，他说“无”是动词，“只”虽然原本不是动词，但是“此处作‘只有’解”。③这个讲解阐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杜甫这些人对于“与‘无’相对必须是动词”这一点的意识非常清醒，所以才有了把“只”临时用作动词的做法。
对仗中对实词词性的严格要求是韵文写作中的常识，无须赘述。我们简单引述几个例子，是为的说明，古人在语言使用中，既非词性无意识，亦非“词性的改变无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语法”条目中说：“从唐代开始的格律诗，讲求对仗，上下句相应的词语大体上有相似的功能。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可以想见作家心目中已经意识到词的功能类别。”
以诗词这样的韵文为例，并不是局限于特殊文体的讨论，而是因为，古人的“词类意识”在散文诸文体文献中留给我们的线索不如韵文里这样明确，也就是说，古人有“词类意识”是个普遍的事实，并非只有韵文写作时才有。
于是我们看到两方面的清楚的事实：一是古汉语中看上去并没有形态意义上的名词与动词的系统性区分，另一方面是古人在使用中表现出清醒的词性意识。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正好是诠释了沈家煊（2007，2009）所反复论述的：“汉语名词/动词的构成就是指称语/陈述语（语用范畴），所以不存在‘句法上’是什么范畴的问题。”“印欧语里具体的语用范畴已经演变为抽象的句法范畴，汉语里具体的语用范畴还没有演变为抽象的句法范畴。”从古汉语文献中看不到名词与动词的有形的区别，④这是句法上尚未范畴化的表现；而使用中（如对仗）所表现出的“名-动”对立，正是语用范畴“指称-陈述”的清楚对立。吴文看到了前一方面的事实，却忽略了后一方面的事实，把句法层面上的“名-动”无区别延伸到了表达层面的“无意识”。跨语言的研究表明，缺乏“名-动”形态区别的语言有，缺乏指称和陈述这种语用对立的语言还从没见有报道。
过分强调汉语使用者对名动区分的无意识，实际上是模糊了汉语仍然重视指称与陈述深刻区别的表达特点。“词类包含模式”所概括的事实，一方面是“名动不分”，因为动词都是名词，另一方面名词和动词还是两个可以区别的集合，因为名词不都是动词。中国人有名动区分的意识，但不是印欧语那种名动分立的意识。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的时期也有名动的区别，古人借以构造句法结构；现代汉语则是循着汉语特有的“动单名双”方式，清楚地显示着动名区分，并且，这一根本特点，带来了一系列语法后果，吴文对“自指”现象的分析和本文正文对“转指”现象的讨论都是证明。
①这三类实例的考察，是同事项开喜与我共同完成的。
②“-者”也不是动词性语素的专用，现代汉语里也有“前者”、“后者”、“笔者”等例子。
④事实上也有汉语历史上曾有形态有形表现的探讨，见梅祖麟（1980）等关于“四声别义”的系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