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学术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第五届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最新进展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一些具有研究范式和创新路径意义的问题。这包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及当代解释力；从本体论的根基看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性质；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探讨；“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的争论；文本学和解释学引发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批评性话语；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会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学术走向；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一种前提性的批判，为提出建构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条件，而建构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问题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发表了高清海先生《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一文，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当然是必要的基础，然而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而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这一命题，实质上是对原生形态和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完全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问题这一缺陷的一种理论反应，是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一种历史启示，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当代意义的一种逻辑必然，是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种现实要求。
这一建构需要面向现实生活，面向生活事实。有学者提出，面向事情本身需要文本的悬搁：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巨著，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感觉中朴素地追问：什么是我们的痛苦和忧伤？什么是我们的光荣和梦想？我们真实地希望怎样的生活？所谓生活世界的问题，隐含着更为原始的意向性构造，隐含着更深层的意识奥秘、语言奥秘和哲学奥秘。准确地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真实问题，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就有了共同的关切，对话、互动和会通就有了现实基础。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问题及其深层意蕴。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为什么中、西、马哲学的融会贯通应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原因在于它是中国人平凡、真实和快乐生活的最优理论。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洞见，一是看到了哲学现实化、世界化、人民化的历史条件，即工业革命的巨大生产力使每个人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二是看到了改造资本逻辑以使巨大生产力造福于所有人、使人人都能“从事批判”的现实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元逻辑”、“元问题”的根本批判。在资本最大化自身的资本主义逻辑没有终止其有效性之前，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是不可超越的。在马克思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一些西方哲学理论中寻求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资源时，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交流只能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学说中找到理论的基础。
因此，应当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联系中，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特征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传统，它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的哲学，即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哲学，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都应当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得到充分反映。
然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今天，不仅难以走进现实，而且缺乏学理。究其根本，是研究方法出了问题：逻辑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禁锢在概念的框架中，无法把现实的问题提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结果造成了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分离。其关键所在，是理论研究单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悬置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抽象思辨的层面上，没有去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及其方法论，这就阻塞了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相反，如果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把概念的研究转化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能够走出逻辑的框架，走进中国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文本解读派”和“西马解读派”的历史局限，就在于还未使马克思走向现当代中国实践，未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并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来发展马克思；没有将其研究成果进行实际运用和对新的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了很大的学术努力：一是使哲学在批判反思现实方面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为现实辩护；二是使哲学在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前导性理念方面有所作为，以引导当代中国发展；三是使哲学在关注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和公众的精神世界方面有所作为，即为大众提供人生价值观、生活理念、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四是使哲学在思维方式的时代性、框架性转换方面有所作为，提升和确立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思维。
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的学者引入“中间原理”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也具有“高中低”的层次。近年来，学界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教科书体系的带有整体性的新的理论建构，从而在三个层次都促成了变化。首先，在基本理论的层次，坚持了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当代有着新的、更广阔的范围。“高”和“低”的两个层次的变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间层次的变化。原来教科书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一部分随着科学实践观上升为哲学的普遍原则，一部分下降为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经济的理论。如果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批判性的自由思想”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灵魂和核心”，那么，“批判性的自由思想”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起关键作用的中间原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首先是研究视野的转换。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并在对全球性问题的解读中获得新的时代性发展。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变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线性历史观在多大的程度和成分上还具有合理性。第二，如何看待高新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形态的变革。第三，如何看待区域史、民族史向世界史、人类史的扩展。第四，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织与融合问题。第五，如何看待文明的冲突对于当代社会形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并以什么方式对世界其它国家发挥影响？这是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探索的重要哲学问题。
从这个视角出发，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就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对于推进唯物史观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助于恰当地提出问题；第二，有助于调整和转换思维方式；第三，有助于促进原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交往的理论、国际分工的理论、世界市场的理论等，社会发展实践中遇到的“机遇”问题、“跨越”问题、现代性问题、普世伦理问题、发展方式问题、代价问题等，都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课题。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主要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体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和解答，而在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需要对唯物史观作出新的调整和变革。
实践哲学的复兴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无疑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确路向。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的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范式。第一，必须首先划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边界。从数学化和理性化的自然世界图景中摆脱出来，承认和坚持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生活的特殊性，避免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去同化社会历史运动。第二，应当建立一种以文化哲学为基本形态的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和实践哲学范式不是用普遍的理性观念去解释每一时代的精神特质和社会机制，而是在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世界中挖掘作为人和历史存在的价值基础的文化意义结构。第三，作为文化哲学的实践哲学范式的核心，是在新时期把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精神建构成现实生活世界的内在的精神维度，使之成为人的生存得以继续、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据。这必须是我们进行哲学范式选择的基点。
文本学研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转变的另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研究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但着眼于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应特别强调三个方面，即学术态度、文本基础与比较视野。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改变，尤其要把文本的基础意义凸显出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呼唤对具体问题、文本、思想等进行长期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当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应当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但同样是关注，在研究方式上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分野：学术性的关注是把对现实的诠解、反思和引导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避免流于对政策和流行观念的单纯辩护和庸俗图解。
由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引出了有关马克思文本解读的问题。在《回到马克思》中，张一兵教授把“应该”与“是”之间的对立及其调解作为马克思理论进展的主要动力，并由此区分出马克思思想历程的三个主要阶段或制高点，这些制高点代表着不同的认知范式或逻辑公式。从完整的过程看，由于终点上表现为一种完成的科学，而起点上表现为伦理要求，这两者构成一种对立，所以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就具有非连续性特征。这个特征的理论意义，在于清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知中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喜欢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现成的结论，它假定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并且始终朝向马克思主义。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视为同质性的。当然，在马克思思想变迁过程中，政治立场与理论立场之间复杂的冲突和协调使得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创作时间相近的文本）具有明显的内在连续性。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过程中，就会更加谨慎地深入理论的逻辑，而不是浮在表面的结论上。必须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待单个文本，不能将其孤立化、片面化甚至教条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解读模式应当遵循一个“防御性原则”，这个原则一是表明对多样性学术研究生态的尊重；二是维护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核心，即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力，强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三是为了在持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三、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革命的意义上改变了“哲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马克思确立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是把“实践”当成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恰恰相反，是从“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反本体论的哲学革命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当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原则区别。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正因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解释原则，因而才构成了哲学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核心的观点。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史表明，研究者们把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曲解为绝对的决定论，这种误解已经在理论生活和现实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正因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着表现方式上的差异性和表现结果及实质上的相似性，所以，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称作为“自然历史过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它极其严格地阐明了主体性作用的范围，规定了主体性的界限。“自然历史过程”理论为我们准确地诠释主体性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首先，主体，不管是以个人、集体还是类的形式出现，其本质含义都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规定的。其次，主体必须在遵循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后，主体即使是诉诸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冲突，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方式也是有限的，即他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社会历史阶段，而只能缩短和减轻社会转型过程中分娩的痛苦。
如何从后现代视角看待马克思及其哲学？《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从解构立场重新阅读马克思的理论成果。这并不是意味着德里达完全认同了马克思的思想，他以自己的解构精神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解构，并以被解构了的马克思哲学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同他对形而上学批判所要表达的面向未来的承诺，进行了理论上的对接，以此作为批判全球资本的理论基础。这种解释虽然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但确实张扬了马克思哲学中所具有的批判精神。问题在于，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构式改造，虽然再次呈现了马克思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但当马克思哲学被改造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承诺时，实现这种承诺的可能性何在？谁能承担实现这个承诺的责任？如果多元性构成了未来建构的重要维度，那么在多元性之间如何勾连出较为明确的目标？如果“幽灵”的策略是为了批判全球资本，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本扩展是否只靠一种幽灵式的解构就能改变？这些问题在德里达那里是无法回答的，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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