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舆论与洋务运动的共同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舆论论文,报刊论文,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虽然创办了许多近代军事、民用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就是洋务运动本身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一度反映在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舆论中。 一、报刊舆论中的“求富观”与洋务运动的共同局限 在经济上，这一时期的报刊，作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喉舌，大力鼓吹“利便贸迁”，“行销货物”，使“初产之物，新制之器，均能不翼而飞，不胫而走”，发出了开矿筑路、建立近代工业、撤销“厘金”、改变“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和扶植民族工商业的心声，希望本阶级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实现富民强国。《循环日报》在“评论洋务，鼓吹革新”的同时，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要求中国像西方那样“恃商为国本”，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以英国为例说：“英之立国，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而兵力之强，全在商力之富，以商力裕兵力，二者并行，而乃无敌于欧洲。”英人从事对外贸易，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因而国富兵强。王韬认为中国应大兴工商之利，以华商分西商之利，然后开辟海外贸易，打开国际市场，与列强争胜。[1]《新报》对社会新闻一概不登，反而重视有关经济和商务的稿件，其论说则一味鼓吹洋务，发表不少学习西方科技、兴办近代实业的言论。[2]此外，报纸广泛宣传富民政策。认为“病莫病于民穷”，治国应“以富民为本”，提倡积极扶植与发展民办工商业。说“凡有利于商贾日用者，宜平情设法妥为经理；凡有害于商贾日用者，宜平情设法严示禁除。”[3]减轻厘税以利民间货物流通。 可见，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舆论无论是“利便贸迁”，“行销货物”还是“开矿筑路、建立近代工业、撤销‘厘金’、改变‘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和扶植民族工商业”的心声，所提出的措施都无非是在细节末枝上进行的一些修补，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即经济基础“无关其痛痒”。在缺乏一种破除封建经济的先哲理论的条件下，而要一批作为封建经济的代言人——洋务派去冲决封建主义的藩篱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兴办洋务是为了挽救清朝统治的危机。因而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仅停留在表层上，企图通过兴办一批近代民用工业达到“求富”的目的。实际上，洋务派从70年代至90年代，共创建了20多家工矿交通企业，涉及航运、采矿、铁路、冶炼、纺织、电讯等工矿交通运输业，其中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较为重要，并兴建了400余公里的铁路。在洋务派的推动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至1894年先后创办了170家，资本总额900余万元，涉及缫丝业、轧花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印刷业、机器制造业、采矿业、制茶业、制糖业、制药业、玻璃业、碾米业、轮船航运业及公用事业。这些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即由官府出面主持，管理大权归于官方。因而这些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百弊丛生。结果，有的倒闭，有的被外资吞并，有的长期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现仅以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为例，就可略见一斑。该局1872年在上海创立，半年内亏损4.2万两白银，第二年经过改组以后稍有起色，但由于长期经营管理不善，又受英国太古、怡和两公司的排挤，航运业务发展困难。虽然中法战争后再度改组、重订章程，但业务依然停滞不前。 二、报刊舆论中的“变局观”与洋务运动的共同局限 《循环日报》从创刊起，积极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极力鼓吹变革。自1874至1884年，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变法自强》（上、中、下）、《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王韬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只有实行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至于变法图强的纲领，他强调要在变法改良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那种“堂帘之高远，忘殿陛之尊严，除无谓之忌讳”的局面，仿效英国式的“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团体。 1874年6月16日创刊于上海的《汇报》（同年9月1日改为《橐报》）指陈时弊，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报纸不时转录王韬和《循环日报》上的有关变法自强的言论、译载介绍英国议会的文章。 总之，国人自办报纸“取西制之合我者，讽清廷以改革”[4]，抨击清廷、宣扬改革、传播西学，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以求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激变，不是革命的变革，即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接纳外来文化，都还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未能领悟西方先进之根本，这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水平还达不到要触动整个封建制度的层次。希望在封建制度原封不动的前提下，依靠学习西方“长技”使中国走向自强之路。同样，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中学来包容西学，把“西用”置于“中体”之上，根本目的仍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早识时务的冯桂芬，看到了中西之间的更大差距，除了“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富国强兵之术”[5]。用主辅关系首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希望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促进清政府的“中兴”。此后，洋务论者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多种表述“中体西用”思想的言论。如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6]。他通过引进中国哲学上的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概念来论述“中体”与“西用”的主从关系。王韬还有一个观点，即地球东西两半合二为一，人民也将合二为一，所以道也将由异而同，东西方各有圣人，此心此理都是相同的。道不能即通，所以要借器物以通之，西方的火轮舟船就是这种器。[7]那么，最后的天下一道是什么呢？王韬的回答是：“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王韬要革的不是儒家根本的治道，而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常见的“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等等[8]。 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9]他用主辅关系来表述“中体西用”思想。汤寿潜说：“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尊者形下之器……愿人善用其议，善发其愤，求形下之器，以维形上之道。”[10]在倡导开书院、采西学时主张：“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并聘洋师，兼攻西学，体用兼备。”[11]孙家鼎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时说：“中国五千年来，神圣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2]当时的洋务大吏张之洞也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奕、李鸿章等人也都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名教纲常远胜外洋獉狉之俗，只是军火、机器、工艺技术等项不如外洋，故要用西洋的杂艺来补中国之不足。李鸿章于1865年在奏折中系统地阐述了其体用思想：“中国文武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13]可见，“中体西用”思想为一切洋务论者所认同，并逐渐形成一股社会思潮。 这种指导思想，不是使固有的文化适应“近代”的变革，使之具有“近代”的功能，并正确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有益的东西，而是在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秩序，在于仅仅局限在吸收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技，即他们的学习仅限于外夷的“器物”，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4]而疏于对“器物”后面异质文化和文化后面深层结构的学习和探索。因此这种“新其貌，而不新其心”的学习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是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自强、富裕”之路的。一场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这种文化选择具有它的保守性和狭隘性，仅仅从器物层面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落后的国情，制度的落后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中体西用”坚持以封建制度和纲常伦理为本体，不允许丝毫变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一种手段，用来维护腐朽落后的封建体制。在此目的驱动下，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奠定富强的基础，事实上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三、报刊舆论中的“自强观”与洋务运动的共同局限 在政治上，国人自办报刊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洋务强国的思想浪潮，大都表现出敏于时代思潮的政治关怀，试图建立舆论阵地，为洋务自强立言发声。 “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作为《循环日报》的办报宗旨，报刊内容大力提倡兴办洋务。在“器”、“技”方面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抵御外患，鼓吹“自强新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造战舰、制枪炮、练兵将、固边防等。《循环日报》于1874年2月6日发表的《倡设日报小引》着重提出了学习外人之长以治理中国的问题，宣称该报对西方知识将“广为翻译，备加汇罗，俾足以佐中治、稔外情、详风俗、师技艺。其良法美意足以供我揣摩，地理民风，足以资我闻见，则尤今日所急宜讲求者也。”接着又陆续发表了《当用泰西新法》、《当仿西法造战舰》等宣扬革新自救的言论，说：“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肆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一味。他处所造机扳，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而窥其意，则已嚣然自足。辄以为心思智慧足与西人匹，或且过之而有余矣。）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今公使简矣，领事设失，皇华之选络绎于道。或恐有仪、秦其人，逞游说以悉簧鼓，而徒以口舌得官者，更恐有黄缘攀附，奔走钻营，而得附于其间者。所谓才者未必才，所谓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15] 《汇报》相当大版面是关于宫门钞、上谕、奏疏等稿件，主张富国强民、革新自救、支持兴办洋务、鼓吹实业救国。易名《橐报》打起洋商招牌，要求改革的言论有所增加，经常转载《循环日报》鼓吹变法自强的论说，还译载介绍过英国议会制度。 境外的《香港华字日报》也同样鼓吹自强革新，“外观于世界潮流，内察乎国民程度，知非自强不足以自保，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16] 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中国的有志之士所探索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融合方式，先是注重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中国人对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接受，相对地要容易一些，而对于民主思想的吸收，则要经历较为漫长的岁月”[17]，尤其对于西方制度文明的接受，却相对缓慢。 同样，洋务运动在军事上对西方的效法仅限于物质文化范围。他们认为“师夷长技”的根本目的，仍是为了“制夷”，而“制夷”最根本的方法，仍是“剿”。为了提高自己“剿夷”的能力，必须要提高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要保持优良的武器装备，即必须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于是就出现了各式军事工业应运而生的局面：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共兴建了20余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自强以练兵为要”，洋务派把编练新式海陆军作为自强的又一重点，清军开始装备洋枪洋炮，海军建设尤为突出，90年代建成的北洋船队，拥有铁甲舰、巡洋舰大小舰只20余艘，并在沿海各省修建了近代化的炮台、船坞和港口，其中以旅顺、烟台、马尾、大沽、黄埔、大连湾、吴淞口、威海卫等最为先进。但是甲午一战彻底击溃了他们心里那一丝可怜的希冀。正如严复在总结洋务运动成效时说：“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怀，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肆业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邮电十三也，铁路十四。拉杂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收其效。”[18] 综上所述，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在构建洋务“变局观”、“自强观”、“求富观”的过程中起着舆论先导的作用，但其洋务舆论观中无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势必成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