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权意涵：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中国论文,主观论文,话语权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3)05-0138-16
一 前言
目前在中国的国际关系文献的讨论中，除了某些散落在讨论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可能在新型政治形态中(例如碳经济)及早掌握话语权的文章中可以略见到，而直接对“话语权”或是“话语权”与“中国崛起”两者进行系统性或理论性分析的文章并不多。对此讨论稀少的原因可能在于：(1)“话语权”的概念不是原本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主题(但在其他文献中对文学、法律、劳工权、女权等国内议题的讨论反而较多)；(2)“话语权”的概念只是用来配合其他研究主题的讨论，例如“软实力”或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中的创新意义”；(3)对于持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立场的中国学者而言，“话语权”并没有如同某些(中国或西方)建构主义者所言具有那么强的解释力，①因而忽略“话语权”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弥补此学术讨论之不足，希冀追溯目前散落于各处的“话语权”②讨论，了解该词进入中国国际关系文献的时空脉络、原因、作用及其重要性。
笔者认为，近年来对于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重视和以往在政策分析上喜欢提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或是国际关系学术圈所呼吁建构的“中国学派”等努力，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相互呼应的结果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政治动机或政策计划所造成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反映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随着中国逐渐与西方接触、与国际接轨，中国学者不断试图以各种方式重新找寻、建构或是定义“中国”的意涵。此种尝试正如同某些中国建构主义者所观察到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过程，其实就代表了一种中国塑造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历程。③同样重要的是，透过话语权的研究，让我们了解到中国也同时在关注其自我形象(self-image)或他者认同(other-identity)的建立，即，通过增进话语权来重塑中国形象以改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本文假定，中国政治科学文献的讨论与实际政策之间有某种的相互建构与辩证关系，因此，透过研究两个重要的文献时期(2004-2005年话语权初始期、2007－2008年话语权兴盛期)可以间接理解中国自身如何透过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方式来产生不同的行为论述，并由此发掘可能的理论意涵。
二 本文研究方法
为考察“话语权”一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圈④的时间点，本文以“中国知网”的资料库为依据，时间范围设定在1978-2012年之间。首先，在资料库母体的选取上，分为“一般文献”与“政治科学文献”。前者文献涵盖的范围包括所有的文学、科学、理工农各种期刊种类，而后者只限定在政治科学的文献范围内(包含三类期刊文献：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军事和国际法)。其次，样本资料选取的方式如下：(1)在“一般文献”资料库中，于“全文”里精确找寻至少出现过一次“话语权”使用的文章数量；(2)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以同样方式搜寻；(3)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除全文里必须出现“话语权”之外，还必须同时出现“美国”一词；⑤(4)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除全文里必须出现“话语权”之外，还必须同时出现“霸权”一词；⑥(5)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除全文里必须出现“话语权”之外，还必须同时出现“霸权主义”一词。以上统计结果参见表1。
表1为笔者利用“话语权”单独或搭配其他相关词汇的数据统计结果。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编号(2)－(5)所搜集到的结果发现：首先，虽然第一次在文章中使用“话语权”的年份是1994年，但是最初开始大量使用“话语权”一词的时间点却是落在2004－2005年。在整体的政治科学期刊文献中，2004－2005年就有123篇(200－77)文章使用过一次以上(包含一次)的“话语权”词汇，相较于2003－2004年的29篇(77－48)、2002－2003年的22篇(48－26)、2001－2002年的19篇(26－7)，增加4倍以上。同样的增长情况出现在“话语权”与“美国”两词同时出现、“话语权”与“霸权”或“霸权主义”等词汇同时出现的情况之下。因此，2004－2005年成为我们观察“话语权”在中国国内开始使用的第一个时间点。其次，使用“话语权”的文章数量增加最多的时间点是落在2007－2008年之间。例如，以整体的政治科学文献来看，在文章中使用“话语权”一词最多的时候是在2007－2008年之间，增加了324篇(837－513)，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将“话语权”与“美国”(增加225篇)或“霸权主义”(增加21篇)一起使用的情况之下。虽然没有完全适用在“话语权”与“霸权”两词汇同时使用的情况之下(此时为2008－2009年的71篇为最高)，但是2007－2008年之间电是该情况，在1978－2012年间“话语权”增加使用的第二高峰时期(59篇)。因此，本文将2007－2008年列为第二个重要的观察时期。最后，“话语权”不论是在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词汇搭配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哪个时期呈现过递减的趋势，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从连续两年之间的比较来看，皆未呈现任何明显的减缓使用趋势。⑦因此可以假定，历年来中国学者对于“话语权”概念的使用一直是有增无减的。接下来，笔者就针对选取的这两个时间点(2004－2005年与2007－2008年)进行质化分析，检视“话语权”分别是在何种脉络下被提出。图1至图3为作者利用“话语权”单独或搭配其他相关字汇数据的曲线分布图。
图1 “中国知网”词汇出现频率的分布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下同。
图2 “中国知网”词汇出现频率的分布结果
图3 “中国知网”词汇出现频率的分布结果
三 两个话语权时期的结果分析
针对中国学者在话语权上的使用分析，笔者认为，检视年与年之间的变化差距会比单看某一年份所呈现的文章绝对值数量更具有研究意义。因此，研究2004年到2005年之间为何开始第一次有较大增量的话语权文章出现，或许会比研究更早于2004年之前零星的话语权文章能让我们了解到话语权一词在学者之间集体使用上的意义。2007年到2008年之间文章数量与讨论的大幅度增加，更让我们希冀找出背后驱使的原因与逻辑。因此，以下本文将针对这两个筛选出来的时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一)2004－2005年：“话语权”讨论的初始期
在这个时间段中，笔者针对“话语权”文章进行筛选。筛选标准是先排除文章内容与国际政治或是中国政治关联性较小的文章，例如女性的社会地位、话语权的文学讨论、劳工与农民在社会中的法律地位等，然后便对剩余的文章逐一仔细阅读并做出整理。在2004－2005年这个时间段中，早期学者们对于“话语权”一词的使用，主要是基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国际接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市场化与现代化的过程”这些背景之上来讨论的。换言之，2004年开始讨论的“话语权”问题，主要是在处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其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家“非意识形态化”或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弱化”的问题。在侯惠勤的文章中一开始便提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⑧侯惠勤认为，如果将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视为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除去中国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则是一种错误的解读或认知。因为，如果中国失去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就等同于表示中国将面临“国家安全”的危机，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改革开放成就，绝不会是因为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⑨的结果。其他作者如章仁彪、⑩张其学、(11)戈士国(12)等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话语权”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后几位作者跟侯惠勤相比较，虽然同样都是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性，但是不像侯惠勤那样单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有自我主动顺应潮流趋势的创新功能，而是强调如何透过外部力量的努力(如政治制度)来发掘或重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优势、提升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面前的话语能力。尤其是在戈士国的文章中，除了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之外，也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除了“对抗性”之外的“结合”特性，这使得话语权的讨论由原先强调其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优势，增加了与其差异性的整合力或结合力优势。例如，在讨论到马克思主义如何透过其整合力的优势而巩固话语权，戈士国列举了四项成果：(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2)马克思主义对于万隆会议中“求同存异”原则的贡献；(3)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初步兼容的成就；(4)“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
有别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早期文献所关注的焦点则是从中国的“主体性”或是“国家主权”(13)来讨论“话语权”。例如，王军(14)认为，中国已经有一系列的中国特色话语(例如“矛盾论”、“三个世界”、“国际格局”)，而这些话语也隐含了中国自己的价值观与视角。笔者认为，这不代表中国就已经拥有重要的“话语权”优势，更没有办法借此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当中被西方所认可、获得所谓的“主体性”。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理解“话语权”意义的同时，不仅看有没有“特殊话语”的存在，还要看有没有一套可以令人信服的理论来阐述中国的话语权。这种对于“主体性”的强调在2005年之后反映在两种讨论上：一种是强调心理建设的方式，通过发扬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来加强对自我的肯定；(15)另一种则是期望通过物质建设上的进步，比如“发展好自己”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不管何种方式，都将之前抽象的“主体性”(16)需求转变为具体的建设策略。
2005年开始的关于“话语权”文献讨论上有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将中国“话语权”的意义等同于中国在国际组织或是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这里的讨论中，其评价和衡量中国是否有话语权的标准是，中国是否能够妥善地利用国际资源(例如国际组织或是国际制度)来增加其影响力。(17)如同傅菊辉一文所提到的，“闭关锁国，不去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其结果只能是逐步被边缘化。政治资源越短缺，竞争力就越差，在国际上的地位就越低，甚至连话语权也会被剥夺。”(18)这种讨论，是将“话语权”的存在视为一种战略运用，(19)而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消长或是主体性的呈现。伴随这种战略性运用所铺陈出来的背景，已经由早期的改革开放、国际接轨的认知，转变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20)在这样的认识下，中国学者开始大量使用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率先提出的“软实力”(soft-power)概念，以此解释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可能不是单靠硬实力来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21)文献中对于软实力的定义是相对于传统军事力量(或是经济)的硬实力(hard-power)，而其内涵则是相当广泛，几乎只要是军事或经济力量之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当做是软实力来使用，包括政治力量、文化教育、外交、媒体等。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去检讨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对于“软实力”的定义是否明确，而是强调文献中开始借用“软实力”概念与“中国崛起”、“话语权”两词的关联。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一方面要去面对在西方因为“中国崛起”认知所制造的“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攻击，另一方面又必须兼顾到中国自我认同的部分。因此，选用“软实力”这个词(相对于“硬实力”)不会呈现出一种侵略或是霸道的感觉，符合中国“和为贵”(22)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可以兼顾到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与国际上认同的双重目的。
总结2004-2005年这一时间段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对于“话语权”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特点：第一，在讨论的脉络上，最早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实基础上，这包括中国现代化与市场化的成就、国际接轨的过程以及对于国际组织的参与。而在2005年之后，文献的分析背景则渐渐转为以“中国崛起”为基点。第二，在话语权的讨论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角色与定位成为早期文献关注的焦点，慢慢加上对于中国“自主性”、“主权独立”的探讨。2005年以后则关注如何利用“软实力”来增加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与地位、国家利益，同时增进中国话语权的能力。第三，将“话语权”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作为讨论议题，事实上分别代表了“非物质性”与“物质性”的认知，而对于“主体性”或是“国际事务地位”的要求，则分别代表“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两种不同的需求(针对此点，笔者在本文结论中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2007－2008年：“话语权”讨论的兴盛期
就文章的数量而言，2007-2008年间提及中国“话语权”问题的文章的确比2004-2005年间多出不少。就文章质量的变化上来说，2007年的文章仍沿袭2005年文献的讨论方向，强调中国如何可以利用“软实力”来增进其话语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只是，文献中原本的“中国崛起”背景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和谐世界”，而针对“国际”的情境，也不时加上“全球化”、“全球治理”等概念。(23)至于战略的目标，则加入“负责任的大国”与实践“和平”。这里不完全是说在2007年文献中所讨论的这些概念，例如“和平”、“全球”，在此之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及过。本文要强调的是，某些在2007年之前会关切的议题——例如“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话语权”——已经开始减少，(24)而许多一再提及的概念——例如“和谐”、“和平”、“负责任的大国”等—都与当时的中国外交政策(25)或是国际关系(26)有关，并非只是重复使用同样的词汇而已。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首先，文献的讨论仍沿袭之前的关注，希望借由掌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是建立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能力。(27)所谓“提升话语权能力”，就是希望借由理论的语言，有系统地阐述中国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思想，而不是沦为一种“拿来主义”，只能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28)其次，文献中除了强调中国自我创建理论体系的重要性之外，更应强调一种“抵抗”或是“批判”的面向。申小翠一文在探讨全球主义时提到，所谓的“全球主义”不过是另一种西方话语殖民的方式：
“把全球化过程在话语上建构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潮流，鼓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使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们都把‘全球化’当做一种命定的东西，从而无条件地顺从这种命运的安排；在此基础上，针对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扩散的阻碍作用，开始鼓吹‘民族国家过时论’和‘历史终结论’，要么强调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治理，要么宣传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横空出世。萨义德深刻地揭露了这种‘符号暴力’的欺骗性及其功效，‘因为在帝国的背景下，话语权的力量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仁慈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话语具有一种该死的特点：它曾不只一次被使用过。不但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使用过，还以惊人的频率多次被现代的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日本人、俄国人使用过。现在，又转到了美国人……’”。(29)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西方的话语殖民，并不见得一定是指对于中国有负面形象的指称或认识，例如之前所提到的“中国威胁论”。而是包含了看似客观(例如作为全球一员、利益攸关者)、甚至对中国是称赞的描述(例如“北京共识”)。(30)因此，中国话语权在此被赋予的任务不仅包括自我认同、自我权利(权力)的建立，还包含打破某种特定的西方二元思维模式、(31)认清背后的动机、(32)甚至摆脱权力结构的影响。(33)对于这些作者而言，国际关系本来就不仅仅只是争夺物质资源的地方，更是争夺、抵抗或是改变某种话语权力关系的场域。
进入到2008年，文献中对于“话语权”的讨论几乎一面倒地通过“软实力”与“国家形象”两者的结合来呈现。同样的，这不是说明之前的时间里都没有人提及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34)而是要强调，如何树立某种“正面的形象”成为能否建立中国话语权的标准之一。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章都与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或是北京奥运会有关。因为面对西方媒体针对这几个事件正面或负面的报道，让不少中国学者或是分析家重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反过来说，对于话语权的重视，更多的因素是出自于开始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视。(35)这个国家形象的建立倒不是强调昔日的马克思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更多的是希望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让西方人了解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利”、(36)“负责任大国”、“睦邻”、(37)“和平”甚至是某种独立的“道德”形象。(38)在塑造形象的方式上，除了如同以往强调中国必须把其自身发展的经验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以在国际上形成一套话语之外，文献讨论中还反省到中国应该调整自身的外交宣传方式(39)(比如少一点政治味)、媒体的传播力量(40)(比如掌握媒体权)，甚至要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话来表达中国真正的动机或意图，(41)借此建立中国的正面形象。笔者认为，关于国家形象的建立其实预设了两个期待，一个是认为只要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话、只要西方人清楚了解到中国的真正意图，则中国的“正面”形象自然会建立起来；另一个是中西方在形象认定上的分歧只是语言沟通的障碍，因此，通过建立“共同的”话语空间便有可能打破某种的中西方分歧。(42)基本上，针对第一个期待，中国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在西藏“3·14”事件的处理、汶川地震的报道以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都显示出中国在建立正面形象上的成就，进而使中国在争夺话语权上有成功的经验。但是，这是否代表是因为话语分歧得到解决所导致的结果，抑或是，这个结果仅仅是中国方面主观的判定，笔者在此都持保留的态度。这就牵涉到第二个期待，是否真能通过创造“共同话语空间”来消除某种中西政治文化的分歧？如果可能，为何某种分歧总是迟迟消除不了？如果可能，到底这个“共同”的基础是要建立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上”(或是更直接地说，就是去学习西方语言然后用他们的话语解释给他们听)，还是某种更靠近中国的普世性空间？但是无论是何者，某种程度的分歧都一定会持续存在：一个建立在西方基础上的共同空间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维持目前既有的西方主导的权力结构，而另辟一个新的共同空间则是会造成既得利益者某种权力的相对剥夺感，分歧不可避免、和谐世界也难达成。与其一味追求“共同”，不如强调学习“不同”，让双方去承认与尊重绝对性的相对存在，或许冲突才可能缓减。
总结2007－2008年这个时间段文献中对于“话语权”讨论的特色，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第一，背景的铺陈中，和谐世界、全球化的描述渐渐取代强调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第二，仍然强调“软实力”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话语权的重要性。但是在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文章借由讨论如何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来反映建立中国话语权能力的重要性。第三，在追求中国话语权的过程中，仍然同时注重物质层面(例如利用国际资源来增进国家利益、影响力或地位)与非物质层面(例如国家形象)的影响，但是以整体的趋势来说，越来越偏向于强调话语权的“非物质”层面影响力。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试图针对最近流行的“话语权”问题进行研究。借由比较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的两个时期(2004－2005年与2007－2008年)来观察、比较“话语权”首先被提出的时机点、背景以及之后的发展脉络，解释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思考逻辑与论述，(43)并理解将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发展(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由两个时期的比较得知，文献中对于“话语权”的讨论，通常涉及两个面向：一个是“物质性—非物质性”的追求，另一个是“自我认同—他者认同”(44)的需求。由这两个面向，我们可以得到四种定义“话语权”的标准(自主独立、马克思主义、国际影响力与地位、中国形象)(详见表2)。
在时间的进程上，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时期(2004－2005年)话语权存在的问题是起源于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检视，同时加上对于中国主权独立或是国家利益的追求。两者部反映出在中国外交政策或是对外关系中一种强烈的自我身份的认同需求。这个需求的功能在于试图厘清“中国”的内涵，以建立中国本身和他者(其他国际行为者，主要是国家)的差异性。第二个时期(2007－2008年)则由一种他者认同的需求所主导，形成一种企图在国际组织或制度中利用提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或是改变他者对自我的限制来提升自我的地位或是公共形象。如果再简化这一进程，可以发现最早对于话语权的讨论是从自我认同中非物质性的需求开始，然后转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与自主概念，再转为他者认同中的物质性追求，最后关注在自我形象的建立上。由于2004－2005年是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最早开始有大量文章讨论“话语权”问题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最早对于话语权的需求是由自我认同的非物质性追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也就是说，这种需求不仅仅是一种了解自我、定义中国的需求，更是有别于单纯地建立国家平等自主地位(主权，sovereignty)、国家利益(实力，power)的现实主义看法。第二个时期(2007－2008年)为最多讨论“话语权”问题的时期，这个“量”的增加很大的因素是由于中国对他者认同的需求，比如反映在回应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处理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奥运会等事件上的报道与评价，而不是关于任何国家间的结构性实力消长。(35)虽然说这两个时期的“话语权”研究还不足以解释中国所有的外交行为或是动机，却足够让我们重新检视西方学者各种不同理解中国(行为)的途径。
在表3中，笔者将原先的四种话语权论述一一加上可能的西方对于中国(行为)认识的途径，则中西方因为认识论上的歧义所可能导致的冲突便一目了然。
例如，在中国重新借着话语权自我检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也牵涉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讨论的政体类型问题。最著名的争论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政体通常较威权政体不易发动战争(或是爱好和平)。(46)虽然“民主和平论”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内也受到许多挑战与质疑，但是在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上，民主价值早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用来借此推广世界和平的一项重要主张。“民主”与“和平”早在西方民众心中画上等号。而中国学者试图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举动，自然而然会成为西方二元思考(比如善、恶二元)逻辑中相对于“民主和平”的“集权(极权)好战”面向。在中国争取独立自主与国家利益的话语权论述上，则是很容易成为西方现实主义者眼中观察与检视中国是否为一个体系现状的挑战者，即，西方学术界常关切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或维持现状的国家？(Is China a revisionist or status quo power?)(47)对于西方现实主义者来说，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中国终究会是体系的挑战者。(48)对他们而言，中国近年来对于争取话语权的呼吁，只不过是反映出中国崛起过程中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国家争取更多物质权力的一种证明罢了。在中国争取国际组织影响力方面，西方的社会建构论者观察的角度则是检视中国在何种情况下借由内化某些西方价值而成为一个国际的参与者或贡献者，而非挑战者或是利益追寻者。(49)最后，在西方软实力信仰者或是自由现实主义者眼中，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只不过是学习美国软实力建立的一种模仿，而且其结果目前看起来并不是很成功。(50)在这种认识论里，软实力被视为是帮助硬实力发挥效用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影响他人的行为来达到自身的(国家)利益。
以上四种西方认识论，其实早已经跳脱纯粹的理论层次讨论，而进入到西方政策或现实生活中对于中国崛起的理解。以中国自身的理解和需求而言，中西方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只是文化本质或是语言意义上的差异，而是上升到认识论层次上的系统性分歧。面对这样的分歧，笔者认为，中国或是中国学者的策略可以有三：第一种就是借由改变中国自己来企图求“和”或“合”，比如对内慢慢进行民主政体改革、对外则逐步成为国际现存体系和价值观的遵守者与维护者。但是这种完完全全内化或形式化“拿来主义”的结果，很难不与自身所同时追求的独立自主目标相冲突，并因而导致失败(尽管符合了他者认同的需求)。第二种方式则是借由改变他者观点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与目标，也就是目前大多数话语权讨论中的观点，即，通过软实力的运用来提升国际认同、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此种方式的缺点在于，由于共享同一套话语模式(比如软实力)，不但无法成功说服或是改变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某种认识框架(四种西方认识论)，反而容易帮助西方人将中国所表现出的话语内涵归纳至其原先所熟悉的认识论框架，进而用来检视中国的一举一动。其间所产生的冲突，轻则中国损失一些自主权自由或是利益享有，重则落入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口实当中，因而可以正大光明地对付中国。第三种方式则是中国应该在话语权争夺上与在传统认识论上与美国不同的其他国家或区域(例如重视道德与规范的欧洲国家)进行联合，并通过理论的疏理将各种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派别进行整合与结盟，迫使某种由美国主导的“普世性”价值转为注重地区差异性、伦理价值与历史经验的认识途径，才有可能让中国自身的认识论显得不那么例外，也就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这也才符合中国常常宣称的“和而不同”的主张。
［收稿日期：2012-12-06］
［修回日期：2013-06-26］
注释：
①关于中国建构主义者的研究，参见刘永涛：《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19-25页。在西方建构主义者当中，语言学派或是所谓的维根斯坦(Wittgenstein)语言学派，早已成为一股研究国际政治变化的重要力量。早期的研究就是透过政治语言的变化来解释冷战的结束。参见Karin Fierke,Changing Games,Changing Strategies:Critical Investigations in Security,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 Karin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New York:M.E.Sharpe,2001。
②虽然在中文文献中，个别作者对于话语权的使用时机、意涵与目的略有不同(也是本文试图追踪的目标)，但是在指涉国际关系的问题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将“话语权”理解为“中国在国际政治或相关事务上能争取到更多发声或者实际参与改革的权力、权益、权利”。本文将此“理解”暂时作为笔者在文中提及“话语权”时所指涉的分析定义(working definition)。感谢匿名审稿人针对此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③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1-24页。
④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从‘中国’＋‘话语权’进行研究，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笔者相当同意此点建议，也认为在日后量化的样本取材上可以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来输入更有指涉性的关键词。唯针对本文的研究分析结果而言，笔者认为，以“中国”＋“话语权”在文章的取得上或许不会有太大的“质量”变化。理由在于，由两个确认出束的时期(初始期与兴盛期)所取得的样本文章里发现，无一文章不提到“中国”一词。主要原因可能为，“话语权”一词在国际政治的运用上原本就是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所提出的，特别是针对中国自身“原本该有”、或是“现在应该有”的权力(但被其他行为者如霸权、西方国家或是美国所剥夺或打压)所进行的讨论。换言之，“话语权”在中文意涵上已经与“中国”这个概念重叠，用以区分“中国”与“非中国”、“他者”。
⑤在此假定，美国是“话语权”文献讨论中的最主要对象。笔者在决定选取“美国”一词作为主要标准时，并没有同时将“西方”或是其他国家(如“日本”)一起列入比较考虑，主要原因在于，根据初步的搜寻比较，如果将“话语权”＋“西方”一起输入搜寻，其结果与“话语权”＋“西方”＋“美国”三者一起搜寻所得到的结果重叠性高(例如2012年的输入结果分别是759篇与575篇)；将其他国家(如“日本”)放入考虑也是类似结果：“话语权”＋“日本”与“话语权”＋“日本”＋“美国”在2012年分别是387篇与353篇，可见在文章讨论中同时出现“日本”与“美国”两词的重复率相当大，因此仅以“美国”作为输入标准。
⑥关于“霸权”与“霸权主义”的区分，主要在于前者指涉特定行为者，后者则指涉广泛的各种霸权政策、行为与观念。笔者认为由于此种区分，有必要透过文献搜寻来观察其文章数量上的变化。搜寻结果是，在中文词语概念中，指涉特定行为者的“霸权”一词相较于广泛的霸权主义概念有较多的文章讨论(见表1)。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厘清此点的重要性。
⑦有几次例外是在次年减少一篇，但是因该差距太小，在此不认为会对于实质上的变化产生具体影响，因此不列入考虑。
⑧侯惠勤：《弱化与强化：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大理论创新》，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第3页。
⑨侯惠勤：《弱化与强化：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大理论创新》，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第5页。
⑩章仁彪：《“全球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2期，第14-15页。
(11)张其学：《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及其当代性》，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0-112页。
(12)戈士国：《合理性与合法性：意识形态的现代走向——兼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当代重建》，载《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3期，第33-36页。
(13)江国华：《主权价值论》，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61-72页。
(14)王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种主体性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26-30页。
(15)吴一敏：《解读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2-114页。
(16)金正昆、李淹：《“和而不同”：中国外交新理念评析》，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第68-73页；吴一敏：《解读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2-114页。
(17)陈安国、杨阳：《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政府执政能力探析》，载《理论探讨》，2005年第4期，第114-117页。
(18)傅菊辉：《论国际政治资源——兼谈社会主义中国开发与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几个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第90页。
(19)杨洁勉：《试论中国在和平共处中的和平崛起——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第52-58页。
(20)耿协峰：《呼唤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44-47页；金正昆、李淹：《“和而不同”：中国外交新理念评析》，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第68-73页；宋效峰：《试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载《求实》，2005年第8期，第76-79页。
(21)阮宗泽：《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载《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32期，第26-28页；宋效峰：《试折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载《求实》，2005年第8期，第76-79页。
(22)阮宗泽：《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载《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32期，第26页。
(23)申小翠：《全球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其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2期，第103-108页；丁磊：《八国集团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6-9页。
(24)袁三标的文章仍是希望借由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来建立中国的意识形态，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参见袁三标：《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载《党政论坛》，2007年第7期，第10-12页。陈锡喜的文章则将“和谐文化”放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体系的讨论中，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和谐文化”的精神更加具有批判性与普世性。参见陈锡喜：《建设和谐文化需要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7期，第16-17页。
(25)“和谐世界”或“和平”思想，很显然是与呼应中国官方于2005年之后正式提出的“和谐世界”有关。虽然这也可以视为是对于早期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是邓小平对于冷战后国际和平格局判断的延续，但是笔者相信，类似概念上的使用，在不同时机、不同情境下使用所产生的意义或是动机都有不同。
(26)“负责任的大国”一词使用，源自于中美关系在2005年的转变。2005年美国助进国务卿罗伯特·佐利范(Robert B.Zoellick)在纽约发表演讲“中国向何处去？”其中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国际参与者，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际成员，还应该一起努力共同维护国际体系的成果。参见Robert B.Zoellick,"W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2005,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n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 1.pdf。
(27)潘忠岐、郑力：《中国国际责任与国际战略的理论思考》，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第22-28页。
(28)相蓝欣：《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载《读书》，2007年第12期，第32-38页。
(29)申小翠：《全球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其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2期，第108页。
(30)刘延棠：《“北京共识”的潜台词》，载《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42期，第102-104页。
(31)相蓝欣：《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载《读书》，2007年第12期，第32-38页。
(32)例如近年来流行的“捧杀”说法。参见刘志礼、魏晓文：《提升话语权视域下“中国道路”研究的思考——兼谈西方国家的“中国道路”之争》，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36页。
(33)刘永涛：《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19-25页。
(34)比如戈士国2005年的文章便提到某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国际形象与成就。参见戈士国：《合理性与合法性：意识形态的现代走向——兼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当代重建》，载《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3期，第33-36页。
(35)周庆安：《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新命题》，载《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15期，第1页。
(36)张剑荆：《中国外交进入话语权意识高涨时代》，载《南风窗》，2008年第6期，第26-27页。
(37)敖云波：《“和谐世界”理念下的国家形象塑造》，载《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4页。
(38)高兰、俞正梁：《实力战略的变革：硬战略抑或软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第1-7页。
(39)吴瑛：《议程与框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16页。
(40)夏文蓉：《国家形象如何“说”》，载《中国广告》，2008年第12期，第22-23页。
(41)郑永年：《中国应该成为思想创造者》，载《领导文萃》，2008年第9期，第31-35页；吴瑛：《议程与框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16页。
(42)李格琴：《大国成长与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第41-54页。
(43)本文的基本假设如前言所述，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基本上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外交经验与发展来做诠释(政策与学术成为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所以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的讨论也反映出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思考逻辑与论述，而非如同西方政治科学对于学术的科学定义一样，是一个客观事实的陈述结果。
(44)这里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差异，其实就是国家在国际关系(或是社会关系)里面的两种常见需求，即，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与自我形象(self-image)。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上，而自我形象则是依赖他人对于自我的认同或评价上面。详细的分析，参见Shih Chih-yu,"Assigning Rol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a:The Role State Versus the Ego Stat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8,No.1(January 2012),pp.71-91。
(35)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两个阶段‘话语权’之所以会产生不同，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时代背景的不同。第一一阶段大体上是与‘和平崛起’时期相吻合的，第二阶段则大体上是与‘和谐世界’时期相吻合的。……审稿人倾向认为，这两个因素才是中国这两个阶段‘话语权’研究的主导因素。”笔者认为审稿人的此点建议透露出一点相当有趣的信息：审稿人将“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理解为“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并认为此“时代背景”为驱动两个阶段“话语权”的原因。但是，何谓“时代背景”，这在现代的西方国际关系学里面并无定义。或许审稿人的“时代背景”可以视为接近现代国关理论中的结构因素(structural forces or factors)，但是，后者往往是指涉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和国家之间因为物质力量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构关系(例如该无政府结构导致国家只会最终追求权力或是自身利益，最后形成’种平衡状态)，这与审稿人所指出的“时代背景”很明显为不同认知。无论“时代背景”的意涵为何，其中所指涉的“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为中国官方先后提出的外交原则与政策(“和平崛起”之词后来改为“和平发展”)，因此，审稿人似乎也同时认为，中国官方的外交政策原则实为推动或影响中国学者在追求争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原因。笔者并不否认中国官方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会限制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立场或是提供中国学者某种程度的研究动机指引，但是，笔者不认为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是绝对的。在此前提下，若纯粹将“官方外交政策立场”等同于“决定中国学者呼吁话语权的动机”，则又无法区分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研究动机或目的。换言之，就算“话语权初始期”里的中国学者是受到“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影响、“话语权兴盛期”里的中国学者是受到“和谐世界”的影响，在个别时期里不同的中国学者所反映出的相同或不同的话语权追求是受到何种机制所驱动，更是本文所希冀解释的。
(46)R.J.Rummell,"Democracies Are Less Warlike than Other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4 (December 1995),pp.457-479.
(47)Alastair I.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 (Spring 2003),pp.5-56; Scott L.Kastner and Phillip C.Saunders,"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6,No.1 (March 2012),pp.163-177.
(48)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
(49)Alastair I.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50)Joseph Nye,"China's Soft Power Deficit," Wall Street Journal,May 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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